1
我军的早期将领中，叶挺应该是接受军事教育最完备的人。
1912年，17岁的叶挺考入广东陆军小学，1914年毕业后升入湖北陆军中学，1918年又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
民国初年的三级军事教育，叶挺都按部就班的读完了，在那个年代，这就是含金量极高的人才，各方势力争抢的香饽饽。
所以叶挺从保定军校毕业后，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便招揽叶挺，希望他能回广东做惠阳县长，给自己做统治两广的马前卒。
对于23岁的年轻人来说，这可是一步登天的美差啊，根本没有拒绝的理由，对不对。
但是别忘了，叶挺是广东人。
那地方因为经常和列强打交道，对殖民者的压迫感受很深，以至于自从晚清以来，广东就是革命的策源地。出生在这种地方，没有革命倾向是不可能的。
而且叶挺在军校读书的时候，就是《新青年》的忠实读者，并且提笔给写了一篇文章给《新青年》投稿，说“故今日欲振污世、起衰溺。”
编辑部觉得文章不错，便全文发表，给全国读者阅读。
这样的优秀青年，怎么可能甘心做军阀的马前卒，又怎么可能为了县长的职位，让自己立于危墙之下。
于是叶挺便拒绝陆荣廷的县长职位，跑到漳州投奔了孙中山，和邓演达、薛岳做同事。
这一步，叶挺走对了。
随后叶挺就赶上历史的进程，深度参与了中国近代的一系列大事。
陈炯明叛变的时候，营长叶挺护送宋庆龄登上永丰舰，立下大功，平定叛乱后出任大元帅府宪兵司令部参谋长兼营长，成为孙中山身边的红人。
国共合作以后，国民党员叶挺辞去军队职务，向孙中山申请到苏联学习，经孙中山批准，叶挺入读莫斯科东方大学，和陈延年、陈乔年、聂荣臻、任弼时做了同学。
那到了莫斯科，自然免不了要接受革命理论，于是聂荣臻做了叶挺的入党介绍人，叶挺成了国共两党的党员。
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叶挺的军人身份更重要了。
因为国民党是成立近20年的大党，人多势众鱼龙混杂，根本不缺军人，即便叶挺接受了完备的军事教育，也只是众多军人之一，优秀但不冒尖。
但中国共产党是刚成立4年的政党，党员不过数千，懂军事的寥寥无几，朱老总倒是实战经验丰富，入党也很早，但他不是广东人，在广东部队缺乏根基，那么以广东为基本盘的大革命时期，地位自然不如叶挺重要。
接受完备军事教育又有实战经验的广东将领叶挺，加入共产党，便成了军事方面的权威，横刀立马舍我其谁。
在这些硬条件里，军事教育、实战经验、广东人，三个身份缺一不可。
叶挺就此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
1925年，广东区委要成立一支共产党员领导的部队，从苏联回国的叶挺有根基、能打仗、懂风土人情，便是军事领导的首选人物。而这支部队，就是日后赫赫有名的叶挺独立团。
所以说啊，人在一项事业中，出现的时机很重要啊，太早或太晚都不行。
当然了，叶挺的运气好，治军也很厉害。
为了锤炼肇庆的独立团，叶挺亲自给官兵们上课，讲解战术和动作，而且经常搞20公里的行军训练，真正同吃同住同训练，官兵素质提升很快，独立团也上下一体特别团结。
叶挺还在独立团搞反贪污、反打骂、反假姓名的政治运动，基本扫除旧军队的积弊，让独立团官兵都能堂堂正正做人。
第四军的副军长陈可钰听说独立团成绩不错，便从广州到肇庆视察，看到独立团的官兵关系和谐、战斗力强，感觉没有看错人，叶挺这个老部下很能干。
但陈可钰听到官兵们唱《国际歌》的时候，又不免担心起来：
“希夷啊，你们把旧军队的习气都扫除了，这是很好的，你们真是革命军。但是.
叶挺回答老上司：“要红才能打胜仗嘛。”
如果说扫除旧军队的污泥浊水，就是“太红”了，那全国军队的出路，也只有变红了，越红越好。
也正是这支太红的独立团，在随后的北伐战争中一马当先，把北伐的主力部队远远甩在后面。
1926年7月攻破醴陵城，叶挺独立团比张发奎的部队，早入城一个多小时。张发奎和叶挺说：“你们打得好，我们也打得不错，你们是打得猛追得快，我们是打得稳追得稳。”
叶挺笑笑：“你们太稳了。”
三个月后，独立团攻克武昌，为第四军赢得“铁军”的称号，叶挺也被称为“北伐铁将军。”
能有这样的成绩，毫无疑问是叶挺的能力出众，但归根到底，是两次人生道路的选择，给叶挺提供了施展的平台。
2
1927年的南昌起义，是叶挺的人生高光时刻，也是叶挺命运衰落的起点。
众所周知，南昌起义失败了。
面对失败的结局，谁的心里都不好受，但叶挺和其他人的区别在于，朱德和贺龙、周恩来等人知道了革命的艰难，开始正视现实，准备踏踏实实一刀一枪的闹革命。
于是朱德带着“三河坝分兵”的残部，上了井冈山，和毛泽东一起开辟根据地。贺龙失败后回到湘西拉队伍，带出红二方面军。周恩来去上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而前敌总指挥叶挺则有些心灰意冷，留在香港闭门不出。
从某种程度上说，叶挺有共产主义信仰，但是面对举世皆敌的革命环境，缺少一些破釜沉舟的勇气。
所以南昌起义失败后的叶挺，想继续闹革命，但不知道能不能成功，投奔蒋介石换取荣华富贵，他又不愿意，活的非常纠结。
而这种纠结，也让叶挺走上不归路。
1927年12月，中央决定发起广州起义，广东省委任命叶挺为总指挥，把他从香港召回来。
此时的叶挺知道革命处于低潮期，城市暴动未必能成功，但起义总指挥的职务，是党组织任命的，叶挺不能拒绝，于是在赶鸭子上架的情况下，叶挺到广州指挥起义。
12月11日凌晨3点，广州起义开始，到天亮的时候，起义军便升起红旗成立苏维埃政府，叶挺也被任命为工农红军总司令。
大部分人都觉得，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广州起义就算成功了。
但军人出身的叶挺知道，成立一个空头政府不算什么，要打退敌人的反扑，并且保存革命军队的火种，起义才算成功。
叶挺在其位谋其政，提议起义部队退出广州城，把部队拉到海陆丰，开辟一块根据地，实在不行就带着部队北上，和朱德的部队会合。
这是非常中肯的建议。
如果叶挺的建议能够实现，那么广州起义的火种便可以保存，叶挺也有可能和朱德、毛泽东会师，做出更大的军事成就，日后的元帅排行榜上，基本是保二争一的人物。
但是叶挺的建议提出以后，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不同意，大骂叶挺是政治动摇，上山当土匪不是革命的正路。
叶挺无奈，只能服从命令。
面对敌军的猛烈反扑，广州起义当然失败了，从开始到结束只坚持了两天，赤卫队被杀5000多人，张太雷牺牲，叶挺再次流亡香港。
经过广州起义的失败，叶挺彻底死心了，从此对武装起义的可能性，再也不抱任何希望。
从军十年的坚持，北伐铁军的骄傲，被广州城的炮火轰的粉碎。
曾是中国共产党军事第一人的叶挺，陷入深深的迷茫，不知前路在何方，也不知如何回到曾经的世界，犹如游走在黑白交界处的孤魂野鬼。
受了军事打击，叶挺还要经受政治打击。
1928年1月，叶挺在香港参加了广东省委的会议，会议总结了广州起义的问题，叶挺被批评为军事投机和盲动主义，撤销工农红军总司令的职务，并且留党察看六个月。
这是连政治觉悟都给否定了。
随后叶挺接受中央的指示，到莫斯科参加“六大”，也就是在莫斯科，王明写了一篇《广州暴动纪实》，大骂叶挺军事上消极怠工，政治上动摇，应该为广州起义失败负全部责任。
叶挺想解释，但王明不听，他想和共产国际申诉，共产国际也没人理他。
如果说军事失败让叶挺对武装起义失去信心，那么两次政治打击，让叶挺对革命也失去信心。
于是心灰意冷的叶挺，一怒之下离开莫斯科，到德国流亡，暂时和国共两党都脱离了关系。
现在说叶挺脱党是“性格刚直”，我觉得这是为尊者讳，性格刚直的人多了，被批评后便流亡脱党的人却不多。
说到底是叶挺没信心了。
在德国的时候，堂堂的北伐铁将军、工农红军总司令，竟然开店卖水果蔬菜，摆摊炸油条烙烧饼，顾客大多是在德国谋生的华工。
华工们不知道叶挺曾经的辉煌，叶挺也浑浑噩噩的度日，中国怎么样都和他没关系了。
这一步，叶挺走错了。
曾经的同志们在国内奋斗的时候，他却在德国置身事外，结果就是再回国，叶挺只能以“统战对象”的身份和他们见面了。
3
1937年初，叶挺结束流亡生活，带全家人搬回上海静安寺附近的小洋房居住。
此时“西安事变”刚爆发不久，国共两党正进行激烈的谈判，焦点便是在联合抗日的大旗下，各地红军改编的问题。
长征到北方的红军，都是中央直接领导的，蒋介石插不上手，争论的无非是编制和后勤补给。但南方的红军对于中央来说，已经是鞭长莫及，要保存下来，就需要向蒋介石让步。
所谓让步，其实就是军事首长的人选上，必须同时得到国共两党的认可。
而要得到蒋介石的认可，这个人就不能是共产党，还必须和国民党有渊源，要得到中央的同意，这个人就不能是国民党，还必须和共产党有渊源。
这样的人选太难决定了，各方都有自己的考量。
1937年8月，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到南京商谈八路军的改编问题，期间周恩来专门去了上海，和叶挺见了一面。
他们在十年前有过深度合作，没什么话不能说，于是周恩来给叶挺出主意：
“陕北红军改编完成以后，南方八省游击队的改编也将提上日程，希望由你出面来主持这支部队。至于怎么做，你可以和陈诚、张发奎提出意见，争取他们的同情，然后由陈诚出面争取蒋介石的同意。”
叶挺是陈诚的老战友，张发奎的老部下，和他们可以说上话。
对于周恩来的主意，叶挺非常感动，认为这是周恩来对自己的信任，也是中央对自己的信任，于是叶挺马上找到陈诚，毛遂自荐做八省游击队改编后的军事首长。
陈诚觉得和叶挺的关系不错，叶挺出面领导南方红军部队，以后方便指挥，便同意向蒋介石推荐。
事情报到蒋介石的那里，蒋介石也同意，他觉得叶挺已经脱离共产党，不是那边的人，又是老国民党员，假以时日可以通过叶挺，同化瓦解南方红军。
于是在9月28日，蒋介石在没有经过中央同意的情况下，自作主张的颁布了《关于叶挺等任职的通报》：
“兹奉委员长核定，任命叶挺为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
对于蒋介石的突然任命，中央原本是不同意的。
你叶挺脱党近十年，这段时间的思想动态怎么样，还没有了解考察过，有没有叛变行为，有没有投奔国民党，这些都不知道。现在蒋介石突然任命你叶挺做新四军的军长，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们之间有没有私下交易？
这一系列的疑问，逐渐浮现在毛泽东的脑海里。
于是在1937年10月1日，他给张云逸等人发电报，提出一些原则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
“叶挺需来延安，在完全同意中央的政治军事原则后，可以去闽越边指挥张鼎丞部，以此为基础扩大部队。”
半个月后，毛泽东又发电报给博古和叶剑英：
“叶挺是否愿恢复党籍或完全受党指导，而不受国民党干涉，并是否愿意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如上项能办到，则经过叶挺整理南方游击队是可以的。”
因为这样的顾虑，叶挺便于11月3日抵达延安，向中央和毛泽东汇报，表示以前犯错了，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
至此，叶挺做新四军军长的事才定下来。
说到底，国共双方都不完全信任叶挺，他是做为统战人物出任军长的。
那为什么周鼓励叶挺争取军长，毛却不完全信任呢？
从阴谋论的角度来说，政委项英是工运出身的国际派骨干，叶挺是大革命时期的北伐名将，如果他们两个联手执掌新四军，那么这一亩三分地还是国际派的，在党内还有话语权。
而这个建议，恰好又符合蒋介石的需求，于是叶挺就成了先任命、后承认的新四军军长。
我觉得，以上的史料和推测，就是叶挺能做新四军军长的主要原因，也是脱党十年的叶挺能翻红的主要原因。
可以说，抗战时期的新四军军长叶挺，是国共博弈和党内博弈之后，共同推出的各方都可以接受的人。
也正因为叶挺是统战人物，在新四军没有自己的部队，导致新四军副军长、东南分局书记、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项英，可以随意的拿捏叶挺。
每次中央来了电报，项英都不愿意给叶挺看电报，军分会开会也不允许叶挺参加，在军政两方面都把叶挺排除在决策层之外。
另外就是叶挺的作风也有问题。
他到部队视察喜欢骑马，并且带着副官、参谋等人，前呼后拥的一大群，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国民党军官来了。而且叶挺还养着一个广东厨师，经常做一大桌子客家菜，供叶挺请客。
新四军成立初期的后勤极为困难，军长不带头节俭，竟然还开小灶吃大餐，那些老红军出身的官兵，怎么可能喜欢这样的军长？
于是在和项英闹掰之后，叶挺又失了军心，结果就是叶挺的新四军军长有名无实、有职无权，做的非常压抑。
叶挺之所以做了共产党的干部、却没有共产党的作风，根本原因就在于，他错过了红军初期改造旧军队的过程，导致叶挺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但在精神上没有进行自我改造，也没有被中央改造过。
这一切都来自于脱党。
所以叶挺脱党不仅仅是履历上的污点，更是政治军事上的退步，以至于曾经的同志都一日千里的升华，他还是1927年的样子。
这样的叶挺，又遇到私心极重的项英，显然不能合作掌握部队，辜负了国际派的殷殷期望，真是造化弄人。
随后就是皖南事变了。
项英被叛徒杀害，叶挺下山谈判被扣押，从此开始五年的囚禁岁月，而新四军也被重新改造，开始饶漱石、陈毅、粟裕的新四军新时代，至此新四军不再是统战性质的部队，党内也出现了收揽军权的契机。
从这个层面来说，皖南事变是悲剧，但也有正面作用，叶挺被囚禁也是有价值的。
至于新四军军部为什么没有北移，我们在《项英之死》里说过了，这里就不细说了。
项英 周恩来 叶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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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1年到1946年，叶挺足足被囚禁了五年，这对叶挺来说是悲剧，但根据辩证法的原则来看，五年囚禁是叶挺生命的升华。
原因有三个。
以前的叶挺没经过红军的改造，虽然有一片报国之心，也有坚定的信仰，但在做人做事方面，始终有一种资产阶级的作风。
这种作风，除非有大毅力大雄心的人，才能自我革命洗刷干净，如果不是这样的人，那就需要残酷的外部环境，不断的让他经受考验磨砺，最终百炼成钢。
毛朱周等人是第一种，叶挺属于第二种。
叶挺被囚禁以后，顾祝同、陈诚、蒋介石轮番上阵劝降，级别一个比一个高，许诺他只要“反正”，就能做战区副司令或者司令，甚至问叶挺需不需要女人，只要点头，马上给他安排。
对于这些诱惑，叶挺都拒绝了。
他要是想做大官，当初就不参加革命了，后来脱离共产党也是对革命前途失望，不是对革命理想失望。
现在身陷囹圄，人生跌落到谷底，叶挺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肯定有过对革命的思考，也对曾经的种种行为有过反思和总结。
做官和坐牢、革命和战争、入党和脱党、奢靡和简朴，这些都可能是他思考的问题。
46年的阅历在他脑海中不断滑过，可能在某个时刻，叶挺彻底顿悟了，他提笔在渣滓洞的牢房墙壁上，写下那首著名的《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起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在我看来，《囚歌》不是叶挺大义凌然的高歌，而是叶挺反思过往，完成精神升华的总结。
叶挺在牢房里走完了自己的长征路。
这是第一个。
叶挺有脱党的经历，因为这件事，中央就不可能完全信任他，其他人也会带着有色眼镜看他，叶挺自己也觉得低别人一头。
新四军创建初期的争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五年的囚禁岁月，叶挺始终没有向国民党低头，那岂不是证明，叶挺脱党没有和国民党同流合污，现在依然是倾向革命的？
可以说，叶挺用没有低头的五年囚禁岁月，挽回了脱党的错误，消除了中央和同志们的疑虑。
这是第二个。
叶挺是以新四军军长身份被囚禁的，而新四军是共产党部队改编来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叶挺便成为国民党挑起摩擦的受害者，也成为共产党反抗国民党的代表。
所以叶挺被囚禁以后，是否释放叶挺，便是每次国共谈判的争论焦点。
走到这一步，叶挺就不是有血有肉的叶挺，而是积极抗日、反对内战、争取民族独立的符号。
这是第三个叶挺生命升华的原因。
不是每个人，都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留下痕迹。但叶挺显然做到了，他被囚禁的意义，完全可以和南昌起义比肩。
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被囚禁，叶挺的历史地位，肯定没有现在这么高。
5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到重庆谈判，和蒋介石商量战后重建问题，其中一个要求便是释放叶挺，以及其他被关押的民主人士。
蒋介石感受到全国的压力，如果继续囚禁叶挺和其他民主人士，谈判就进行不下去了，也让自己背上道德舆论的包袱。
于是在1946年3月4日，叶挺被释放。
第二天，大彻大悟的叶挺便给中央写信，请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已于昨晚出狱，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
毛泽东收到叶挺的信，没有任何犹豫，立即决定接收叶挺为党员，回电中有这么一句：
“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
万众欢腾、种种考验、全中国都熟知......这些措辞，就是对叶挺五年囚禁岁月的褒奖。
但可惜的是，4月8日叶挺和王若飞、博古、邓发一起乘飞机回延安，飞到山西兴县黑茶山的时候遇到大雾，飞机撞山焚毁，飞机上无一人幸免。
叶挺的英年早逝，和项羽乌江自刎一样，都给后人留下无限畅想的空间。
人们想象项羽渡过乌江会怎样，也在争论叶挺没有早逝能不能授元帅衔。
我觉得吧，叶挺授元帅衔有些难度。
55年授的十大元帅除了资历深以外，要么是解放战争时期坐镇一方，要么是贺龙和徐向前这种代表某一方面军，要么是朱老总一样调度全国，最后都在建国后进了军委班子。
46年叶挺刚出狱的时候，新四军已经归陈毅指挥了，他肯定回不去，其他地方也没有他的地位，那么坐镇一方肯定是没戏了。
至于代表某一军队，南昌起义有贺龙代表，新四军有陈毅代表，叶挺也没有可代表的。
这样的身份参与授衔太尴尬了，更别说叶挺还有脱党18年的履历。
所以如果没有空难的话，叶挺大概率可以凭借创建军队的功劳，做个不在权力中心的正部或副国级职位，安稳混到退休。
所以说，人呢，千万不能意气用事，只要不下牌桌，总有翻盘的一天。
一旦下了牌桌，万事皆休。
不过话说回来，在历史的长河中，只要说起人民军队，叶挺就是绕不过去的高山，毛泽东都说，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
做人到这份上，差不多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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