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参与“罪恶的三角贸易”和屠杀印第安人等久远的历史罪恶不谈，仅就美国“二战”以来，尤其是最近20多年来的表现看，从美总统和幕僚，到议长和议员等美国政客，为了维护美国的霸权、利益和价值观，对包括中国、俄罗斯在内的很多国家的正常发展进行无理打压遏制，对许多不发达及弱小的国家进行百般欺凌，甚至对自己的盟友国家也监控防犯，从政治伦理的角度看，已经到了越来越不顾道德底线、竞相使坏、比坏的程度。这些美国政客已经给世界人民留下了“恶棍”、“恶魔”的丑恶形象，已经把美国塑造成了一个“大而坏”、“强而黑”的国家。如果真有西方人信仰的上帝、神灵和因果，那他们就应该遭到“下地狱”的报应！
常言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对美国政客无道德底线使坏、比坏的病根，也许只有远距离的人们才能看得更清。简言之，美国政客无道德底线，是由其阶级本性和资本人格决定的；是由其唯心主义世界观和伦理观决定的；是由其自然主义立场和非道德主义政治文化决定的；是由其竭力维护美国霸权的战略目标决定的。
第一，美国政客无道德底线，是由其阶级本性和资本人格决定的。
美国政客是资本利益的代言人，是华尔街垄断资本和金融寡头的“提线木偶”。美国政客的本性也就是资本的本性。马克思说过：“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不是物，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的本性就是赚钱、追求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就是无止境地剥削压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从历史发展角度讲，资本的产生是对奴隶制、封建制的否定，是历史的进步。但其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有产生也必然有其灭亡。资本的本性决定了其必然无序、盲目和野蛮的生长，由此必然造成对社会生产力、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极其严重的破坏作用，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性和生产社会性矛盾的典型表现，最终必然为其内部成长起来的否定因素社会主义所取代。”（郝贵生《马克思论资本的本性和运行规律》昆仑策研究院 2022-02-19）
美国不过240余年的历史，其中只有十多年未曾对外开战。一部美国史，也是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发家史。19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乘第二次工业革命东风，一举超越曾经的“老大哥”英国，成为全球第一工业强国。美国实力暴涨，野心也跟着膨胀，迫切需要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保障其不断扩张的海外利益，这为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形成奠定了时代基础。二战期间，作为欧洲战场的“弹药库”，美国各大军工企业实现爆发式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01年，世界上153个地区发生了248次武装冲突，其中，美国发起的就有201场，约占81%。美国的军工复合体，是由美国军方、国防部、军火制造商、国会议员、国防科研机构、智库、舆论界等组成的庞大利益集团，是一个隐秘的超级利益联盟。凭借可以左右巨额合同分配的权力，各色议员借军工企业在各自选区创造就业、压实票仓，和军队、军工企业成为了一条绳上的蚂蚱。赫赫有名的五大军工巨头——洛克希德·马丁、波音、诺斯罗普·格鲁曼、雷神和通用动力都由此发迹。一部美国史，实际就是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发家史。（《大新闻大历史：美国军工的罪恶发家史》，凤凰卫视资讯2022-05-30）我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指出：“二战结束以来，美国试图推翻50多个外国政府，粗暴干涉至少30个国家的民主选举。美国以“反恐”之名发动的战争和开展的军事行动已经夺去超过80万人的生命，仅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受害国就产生2000多万难民。”（蓝厅观察《三观不正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开历史倒车》，央视新闻2022-06-05）
正如列宁所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制度就是战争的根源。帝国主义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政策的继续。帝国主义者在和平时期，总是要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来不断地扩大垄断资本的统治势力。它所实行的对本国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和掠夺，以及在各国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竞争，都在实际上酝酿着新的战争。和平，对于帝国主义者就来，不过是两次战争之间的间隙。他们利用这个间隙，积极进行扩军备战以迎接下一次的战争。他们进行的战争，是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并在一定条件下，缔结帝国主义所需要的和约。合乎帝国主义条件的和平和和约；本身又酝酿着新的战争，随时可以被帝国主义自己所破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签订了巴黎和约，并没有能够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首先从帝国主义之间发动。第二次世界战争结束以后，美帝国主义代替了德、日、意法西斯的地位，就干脆破坏和约的签订，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扩军备战，并且更加频繁地使用战争和和平相互交替的手段，妄图实现它的独霸世界的帝国主义的目的。”（《论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并论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道路——为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而作》，原载《红旗》1960年第7期。）
美国政府及其政客，在支持对外打压、掠夺的同时，也是支持国内剥削压迫、种族歧视、枪击案件、制造病毒、放任疫情等侵犯人权罪行的幕后黑手。据最新资料显示：“美国有102所联邦监狱、1566所州监狱、2850个地方看守所、1510个少年管教所、186个移民拘留所和82个原住民看守所，以及军事监狱等各类机构共关押了约200万名囚犯。”“美国人口数量不足世界总人口的5%，而监狱人口数量却达200万，占全球在押人口的四分之一，是全世界监禁率最高和被监禁人数最多的国家。用美国历史学家罗宾·凯利的话讲，美国是名副其实的‘监狱国家’。截至2019年底，美国有超过10万人被拘禁在私营监狱，美国公共监狱大量私有化、私有监狱大肆敛财，这也是世所罕见，成为美式人权的又一顽疾劣迹。”“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打着‘缓解收容压力、降低监禁成本’的旗号，将私营监狱纳入国家惩教体系，把本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交给利益集团。在暴利的推动下，私营监狱迅速扩张，1990年至2010年20年间数量增加16倍。美国超过30个州与私营监狱公司有合作关系。美国私营监狱等利益集团长期利用政治捐款、政治游说和权钱交易等三大法宝，影响美国政治议程、刑事政策，通过增加监禁人数、延长监禁人员刑期攫取了巨额利益。”“美国私营监狱是肆意践踏人权的强迫劳动反面教材。据统计，美国私营监狱暴力事件比国家监狱多65%。私营监狱囚犯随时面临暴力、性侵、限制就医甚至非正常死亡的风险，长期从事高强度、低报酬的强迫劳动。美国私营监狱造成的人权恶果，究其根本是美国的制度出了问题。美国表面上把民主和人权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实际上却让权力和资本凌驾于公平和正义之上。”（赵立坚：“美国是名副其实的监狱国家”，央视新闻2022-06-02）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集团乘机东扩，挤压他国的战略安全空间，迫使俄罗斯与乌克兰发生战争。如今在竭力拱火俄乌冲突的同时，又提出“全球北约”的理念，企图将北约全球化，目的是向亚太扩展，挤压中国的战略安全空间。美国驻北约大使朱莉安·史密斯说，北约应与“印太国家”加强接触，因为这有助于“所有民主国家应对竞争对手”。她声称，殴盟成员一致认为，除俄罗斯之外，中国首次需要成为欧盟“新战略构想”的一部分。美西方一致认为，“中国的雄心和自信行为，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与联盟安全有关的领域，构成了系统性挑战。”（《美国驻北约大使：北约新战略文件中国将首次出现》观察者网2022-06-02）美英日澳公开扬言要对台湾提供军事保护，这是对中国的公然挑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抱团挑战中国核心利益，危害中国安全，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已经使中美矛盾上升为全球战略的主要矛盾。虽然今天的俄美矛盾也很突出激烈，但并不会改变中美矛盾仍然是全球战略主要矛盾的格局。在美西方进入歇斯底里使坏、比坏的今天，鸦片战争的那一幕又呈现在中国人民面前，只不过联军的领导者由英国变成了美国。
第二，美国政客无道德底线，是由其唯心主义世界观和伦理观决定的。
美国虽然只有240多年的历史，但基本上继承了欧洲的文化传统。文艺复兴之后，随着封建统治向资本统治的转变，也随着哲学和科学的发展，出现了封建神学的“善恶二元论”向资产阶级哲学的“心物二元论”的转变。
宗教二元论持有者认为世界由两种力量统治：善与恶。善是精神，它是灵魂，也是善的力量创造的一切东西；而恶是物质，它是肉体，也是恶的力量创造的一切。这两种力量对抗著，共同支配世界。“善的力量”和“恶的力量”，在严格二元论者（如摩尼教）眼中，分别是两个神，一个善的神，一个恶的神。他们地位等同，力量相同。而人类也被这两种力量所支配——善的灵魂，恶的肉体，灵魂藏在肉体之中。如果恶属性的肉体在较量中占优势，那么这个人就会被肉欲所支配，变成“恶”的人。如果善属性的灵魂占优势，那么这个人就会成为“善”的人，也即是上帝的子民。从“恶”变“善”，要通过“炼狱”般的苦修、祷告等方式，把灵魂从肉体中洗涤出来。西方人经常用天主教的“炼狱”比喻人生的苦难。奥古斯丁是神学“善恶二元论”的代表。他建立了天堂与地狱的对立视为善与恶的对立。他认为善恶对立不仅存在于心灵世界，而且存在于世俗社会，神圣罗马帝国（962年—1806年）被视为是“天国”，即善的代表，其他的民族、国家被认为是有“原罪”的，并用神与魔（善与恶）的对立来为宗教战争（如十字军东征，欧洲三十年战争）提供理论依据。奥古斯丁认为，恶是一种缺乏善的表现，其根源是用“对自己的爱”取代了“对神的爱”。他相信只有神才能恢复人的自由意志，惟有人的意志得到释放，人才会渴望与神结合。
近代的哲学二元论本质上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这种学说的典型形式是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提出的“心物二元论”，即世界存在着两个实体，一个是只有广延而不能思维的“物质实体”，另一个是只能思维而不具广延的“精神实体”，二者性质完全不同，各自独立存在和发展，谁也不影响和决定谁。二元论把物质的派生物精神当作完全脱离物质而独立的东西，因而不能科学地解决世界的本源问题。同时，由于它违背了科学所证明的基本事实，故也不能真正将物质与精神绝对独立的原则贯彻到底。笛卡尔为了说明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的来源，不得不承认上帝是“绝对的实体”，无论物质实体，还是精神实体，都得依赖于“上帝”。这样，他的二元论最后还是倒向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一元论。
还有一些西方哲学家的思想体系中包含有二元论的因素。如18世纪康德的“本体—现象”二元论，以及休谟等伦理学家所认为的在事实陈述与价值判断之间存在差别的二元论。康德认为，人类的认识从感性开始，经过知性，最后以理性告终。由于知性以感性为基础，它就不可避免地受感性限制，它获得的知识，一方面只涉及现象，不是事物自身的知识；另一方面又是不完整的，没有达到最高最后的统一。理性是人类认识的最高能力，它要求知识的“彻底性”，即理性的目的是从现象向“物自体”前进，从不完整的经验知识向全部经验知识的大统一前进，所要达到的最高统一体就是理性的理念。
无论宗教的“善恶二元论”，还是非宗教的“心物二元论”，都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主观主义价值观。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政客，必然要脱离客观真理，以主观主义的态度美化自己、贬低被压迫阶级和民族。他们总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善的”，被压迫阶级和民族的一切都是“恶的”。其实是用资产阶级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话语体系解释世界，并将其作为改造世界的理论依据。资本主义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残酷剥削本国人民和不断殖民、侵略、屠杀、掠夺、欺诈别国人民的过程。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历史观和道德观，无论怎么变换花样，都要掩盖其罪恶历史，并为其合法化进行辩护。
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文化，是建立在批判和否定宗教信仰主义道德观基础之上的。以天堂与地狱为信仰基础的道德观被虚无化，以善良、博爱和人性为基础的审美观被边缘化，以生物进化论和科技创新为基础的科学主义压制了人文主义，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功利主义压制了道义主义，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法治文化压制了以人文主义为基础的德治文化。市场竞争、官场竞争和社会各领域的激烈、残酷竞争，深深影响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政治文化。在这种政治文化中生存的政客，根本不会顾及真正体现人性和文明的道德规范，更不可能产生对道德规范的敬畏之心，为了个人、集团或阶级利益，甚至对法律规范也敢践踏。在资产阶级政客的心中，社会就是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每个人都是供他们驱使的工具，只有资本和官位才是他们乘坐在累累白骨之上的凯旋车！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就是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之后，因而是完全摆脱了宗教神学影响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抛弃了神学的“善恶二元论”，也抛弃了资产阶级的“心物二元论”，确立了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阶级二元论”，这就为揭示资产阶级的本质提供了科学依据。
第三，美国政客无道德底线，是由其自然主义立场和非道德主义政治文化决定的。
美国政客深受自然主义立场和非道德主义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文艺复兴时期已存在自然主义思潮与人文主义思潮的分野。自然主义思潮促进了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但也深刻影响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观。他们混淆自然与社会、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认识与评价、功利与意义的区别，主张按照自然规律处理社会问题和价值关系。马基雅维利主义、马尔萨斯主义、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都体现着自然主义立场和非道德主义的政治观。
尼可罗·马基亚维利（1469-1527）是资产阶级非道德主义政治传统的始祖。他在《君主论》中认为，一个君王要官运亨通，就应该丝毫不考虑道德问题，而要依靠势力和奸计。马基雅维利抛弃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推理方法，不再从《圣经》和上帝出发，而是从人性出发，以历史事实和个人经验为依据来研究社会政治问题。他把政治学当作一门实践学科，将政治和伦理区分开，把国家看作纯粹的权力组织。他认为人是自私的，追求权力、名誉、财富是人的本性，因此人与人之间经常发生激烈斗争，为防止人类无休止的争斗，国家应运而生，颁布刑律，约束邪恶，建立秩序。他认为，当时处于人性堕落、国家分裂、社会动乱状况的意大利，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宁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建立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制度。
他认为，君主应当大权独揽，注重实力，精通军事，不应受任何道德准则的束缚，只需考虑效果是否有利，不必考虑手段是否有害，可效法狐狸与狮子，诡诈残忍均可兼施。总之，为保住君主的地位，采取一切手段都是允许的。他所主张的政治权术思想被后人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
托马斯·马尔萨斯（1766-1834）是18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1798年，他在《人口学原理》中提出“人口增长超越食物供应，会导致人均占有食物的减少”。如果没有限制，人口有几何增长的趋势（即按指数增长的趋势，如级数1，2，4，8，16……），而食物供应只有算术增长的趋势（即按直线性增长的趋势，如级数1，2，3，4，5……）。只有自然原因（事故和衰老）、灾难（战争，瘟疫，及各类饥荒）、道德限制和罪恶（包括杀婴，谋杀，节育和同性恋），才能够限制人口的过度增长。马尔萨斯倾向于用晚婚和禁欲手段来控制人口增长。他主张较低的社会阶层对于社会弊病要承担较大的责任。马尔萨斯还说：“周期性灾难持续存在的原因自人类有史以来就已经存在，目前仍然存在，并且将来会继续存在，除非我们的大自然的物理结构发生决定性的变化”，“将人类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主要特性是人的生存能力，和具有大量增加生存手段的能力。”“人口数量严重受限于生存手段，当生存手段增加后，人口也相应增加。人口压力刺激生产增长，生产增长反过来也刺激人口增长。从长远来看，生产增长不能与人口的增长潜力保持同步，人口数量与供养能力之间必将出现巨大裂痕。”马尔萨斯认为他的《人口学原理》是对人类过去和目前状况的解释，以及对我们未来的预测。
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曾任爱丁堡大学校长、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罗马皇家林琴科学院院士、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等职务。他的《人口理论》《心理学原理》《第一项原则》等著作，涉及教育、科学、人口及很多哲学和社会学的课题。他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应用到社会学领域，形成了著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早在达尔文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之前，斯宾塞就提出了社会进化的思想。他认为，社会进化是一个普遍的、直线的、不间断的规律，以后他意识到就社会整体而言进步是必然的，但在每一个特定社会里并不是必然的。斯宾塞虽然比达尔文更早提出进化的思想，但他仍然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并将其“生存竞争、自然选择”的原则移植到社会学理论之中。他认为，社会的进化过程同生物进化过程一样，也是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生物界生存竞争的原则在社会里也起着支配作用。他还认为，人类有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优秀个人和低能个人之分。劣等的、低能的种族与个体应当在竞争中被淘汰。斯宾塞的进化论对美国早期社会学家W.G.萨姆纳等人及其他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有很大影响。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看来，只有强者，即优特民族和强权国家才有资格生存，弱者就应该接受失败、乃至遭受灭亡的命运。这就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客冷血无情、无底线比坏的文化根源。
第四，美国政客无道德底线，是由其竭力维护美国霸权的战略目标决定的。
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是在“二战”之后形成的，苏联解体后出现了“一超多极”的世界战略格局。随着多极化的发展，尤其是以中国为主的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加上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国内矛盾的凸显，使得美国的国际形象、综合国力和霸权地位出现了相对或日益衰落的趋势。在此背景下，美国及其政客的焦虑心理和危机意识上升，因此，就把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委内瑞纳、古巴等国视为假想敌，作为他们维护霸权地位必须打压、遏制、削弱的对象。
近段时期，美国及其盟友国家不断威胁中国，声称要制定新的对华政策，特别是美国总统拜登和国务卿布林肯大谈所谓“中国威胁”。目前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比前一届更具针对性和煽动力，继续打“人权牌”“台湾牌”“新疆牌”等，毫无顾忌地将中国歪曲为“美国最严峻的长期威胁”。他们不仅没有纠正前任特朗普政府的荒谬与疯狂，反而在全球范围内拉帮结派、搞“小圈子”“小集团”，继续恶化中国的外部环境，触碰中美关系的底线。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直言，美国的世界观、中国观和中美关系观“三观”不正，出现了严重偏差：“这个世界不是美方描绘的世界，中国不是美国臆想中的中国，中美关系不是美方设计的零和博弈。中美之间也会有竞争，但不应是恶性竞争。我们从不向讹诈胁迫退让，将坚定捍卫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任何打压遏制只能使中国人民更加团结，中国人有这个骨气和志气。”（蓝厅观察《“三观”不正：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开历史倒车》，央视新闻2022-06-05）
如今的美国政府及其政客，已经沦为国际垄断资本势力谋取私益的工具，已经沦为世界人民的公敌和美国人民的压迫剥削者。从奥巴马政府的“巧实力”战略，到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再到拜登政府提出“美国归来”的主张，其根本目的都是维护美国霸权。他们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打着反恐和维护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号，明目张胆干涉别国内政，甚至发动战争，杀害他国人民、乃至合法总统；他们打着竞争的幌子搞大国对抗，对别国及企业滥施制裁、长臂管辖和打压遏制；他们坚持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在地区冲突中火上浇油，制造世界能源和粮食危机并从中获利；他们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把军事威胁扩大为政治战、外贸战、金融战、文化战、生物战；他们用威胁、掠夺、撒谎、欺骗、暗杀、双标等手段，破坏人类正义和文明秩序，成为世界不得安宁的“搅屎棍”；他们固守“美国中心论”“美国例外论”的执念，形成了“老子天下第一”的世界观；他们认为美国制度高人一等，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其实只是美国与少数国家制定的“家法帮规”，是借“小圈子”维持霸权的借口；他们所谓“竞争”，实则是要无理剥夺别国发展权利，毫无底线打压遏制竞争对手。
为了维护中国人民的正当权益和民族尊严，为了维护中国的主权、利益和发展战略，为了维护世界的公平、正义和安宁，为了维护世界人民对和平和发展的新期待，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并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结为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与美国政客及其走狗所代表的霸权主义进行坚决斗争！
2022-06-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