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后,投机倒把的黑心商人,又回到了大上海

七十年后,投机倒把的黑心商人,又回到了大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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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抗疫成了赚钱利器,那遗患无穷。不能排除有人为了自身利益而铤而走险、故意制造疫情可能

  70年前也就是1952年,当时,志愿军将士还在三八线附近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鏖战。

  这一天,毛主席收到了一封怒不可遏的电报,电报是彭老总发来的,说由于后勤药品质量低劣,导致成千上万的战士感染后牺牲在后方医院,必须严查奸商。

  看完电报,毛主席紧锁眉头,盯着案头的一叠伤亡报告,上面的字迹很刺眼——两万余人死于感染。

  周恩来也在办公室里生闷气。因为他收到了一个从朝鲜前线送来的不起眼的急救包。这个急救包中,药品严重变质,纱布也布满菌斑,散发着刺鼻的霉味儿。

  主席沉默了良久,最后拍案而起,骂道:“如此奸商,该杀!”随后他拍电报给上海的陈毅,要求他立刻进行调查。

  陈毅根据订单记录,很快就将目光锁定到了大康西药行的老板——王康年身上,他就是此次假药事件的“始作俑者”。

  上海解放后,王康年把自己伪装成了积极分子,骗取了当地人民政府的信任,甚至还加入了上海当地的“肃反委员会”并担任了副主任。

  凭借着这个身份和这层关系,王康年获得了大量国家机关、国营单位乃至部队的订单,与政府机构攀上关系,按说是捧上了金饭碗。

  然而他还嫌赚的不够,开始在药品质量上做手脚。1949年,苏北淮阴某机关到上海采购药物,经人介绍从大康西药行订购了一批药品。

  王康年为了获取暴利,采用3:1兑自来水的办法,赶制出了几百磅药剂(复方大黄酊)。蒙混过关后,他尝到了暴利的甜头。

  1950年,再次接到了皖北军区采购药品的订单,在这次订单中包括了止咳糖浆300磅。从市场上低价收购过期糖浆,高价卖给解放军。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对我国采取了药品禁运,前方将士陷入了缺医少药的境地,王康年再次抓住这个机会,承接志愿军的大订单。

  订单中就包括几十万个急救包。拿到订单后,他一方面低价搜集临期药品,另一方面他又大肆回收废旧纱布以及普通棉布,然后自行配置急救包。

  这些废旧纱布未经任何消毒清洁,便和那些临期过期药品一起装进了急救包,这也致使众多志愿军伤员不该残疾的残疾了,不该牺牲的牺牲了。

  为什么劣迹斑斑的王康年,总是能拿到订单呢?因为他的药行有公关部,雇佣了不少年轻美貌的女医药代表,大肆贿赂和X贿赂采购人员。

  有一次中南军区卫生部向“大康西药行”订购了一批“德国蛇牌”的止血钳,王康年却通过贿赂的方式,用法国的普通器械冒充。

  根据后来法院公开信息显示:王康年曾经向分属37个国家机关等单位的工作人员85人行贿,其行贿款额达到人民币2亿余元之巨。

  1953年2月,王康年终于遭到了逮捕,当月28日,上海市人民法庭以“行贿、偷逃漏税、盗骗国家资财”等三项罪行判决王康年死刑。

  类似于王康年这样的奸商还有很多。上海四川北路标准军装店奸商胡恒庆,承做志愿军的三万五千双军鞋,因为偷工减料,做出来的鞋子一穿就坏。

  上海大名路联合牛肉庄奸商张新根,陕西北路徐福记牛肉庄奸商徐苗新,在做志愿军用的罐头牛肉时,用水牛肉和马肉冒充好的黄牛肉,盗窃人民的财产二、三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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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奸商每天还到各处肉摊收买一千斤左右臭牛肉和坏肉掺进去,前后共达十二万斤之多。有些牛肉臭得发绿,他们就在臭肉上涂上一层牛血,装成好牛肉掺进去。

  这种国难财都敢发,简直是人神共愤。所以毛泽东一方面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另一方面坚定了他社会主义改造跟工业化同步进行的决心。

  令人痛心疾首的是,整整七十年过去了,似曾相识的一幕又重现了。

  2022年3月,上海爆发了严重的疫情,2500万人口的大上海不得不进入了静态管理模式,居家隔离。

  2500万人口,每天都要吃喝拉撒,保供问题十分迫切,然而有人却从中看到了千载难逢的巨大商机,趁机牟取暴利。

  如果只是简单加价,那还算是有良心的,还有黑心商人重新干起了投机倒把、以次充好的罪恶勾当。

  大家记得不,4月15日,上海闵行梅陇镇一女子收到援助物资,却发现猪肉都是限制级的,个个带乳头。但是没东西吃咋办,只要硬着头皮,多加酱油生姜做成了菜。

  而同小区群里,有人说肉黑臭,有人说肉里太多的淋巴结,还有人收到的五花肉几乎全是肥肉,只能直接炼油。

  事情曝光之后,梅陇镇进行了辟谣,说是工作人员搞错了,把运往炼油厂的肉当成了救援物品发放了下去。然而4月19日真相出来了。

  4月9日,梅陇镇政府与上海咨谕实业公司签订了保供协议,约定4月15日前提供猪肉产品11万份。

  其中规定,每份规格为2斤五花肉、蹄髈1斤,采购金额为760万元。随后该公司三人以300万元的价格,采购了一批低劣母猪肉发放给群众。

  一倒手就赚了460万元……虽然三名嫌疑人已经被刑拘,但是我很好奇,镇政府当时为啥能看上这样一个皮包公司(没有人缴纳社保)。

  七十年前,上海有人通过贿赂和X贿赂手段大发国难财,拿下了政府订单,你猜70年后他们会不会用同样的手段,拿下政府的订单发疫情财?

  无独有偶,4月19日上海市公安局还破获一起案件,说是犯罪嫌疑人租用他人的营业执照在网上开店(搞团购)。

  他通过囤积居奇(青菜、鸡蛋、鸡鸭等),短短几天就销售175万元,获利150万元。看到没有利润率高达600%!

  我突然想起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的那句名言: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

  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

  而上海战疫期间,参与保供的利润率高达600%的情况下,某些人会不会故意传播病毒,维持上海的战疫状态呢?

  这是不是可以解释,“自杀式”物流支援上海的京东,为何却遭遇了重重阻挠呢?不给派送,不给顾客下楼去,不让志愿者送,甚至连住的地方都没呢?

  上海的问题就在于一盘散沙。别说全国一盘棋了,就连上海一盘棋都做不到,没有一个统一的保供攻坚指挥部,也没有相应的保供方案。

  我都怀疑上海的相关部门,知不知道上海一天需要多少菜、多少粮食、多少肉蛋奶。在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只是说让大家网上下单。

  非常时期,把最重要的民生后勤工作推向非专业的个人市场,无异于一场灾难,甚至可能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有一些居委会对抗疫不感兴趣,对团购却非常上心。

  当这些居委会跟利益挂了钩,有些事情就变味儿了。抗疫措施成了垄断利器。有些快递小哥就算是办齐了证件,也会被拒之门外。

  一旦抗疫成了赚钱利器,那遗患无穷。不能排除有人为了自身利益而铤而走险、故意制造疫情可能。毕竟只有让小区封下去,团购才能成为刚需,下面这个流程图令人细思极恐。

  所以打破利益藩篱、打通最后100米是上海战疫的当务之急。如何打破,必须是让专业的小哥多起来,让物资流动起来,最终让商品恢复平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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