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们应当如何正确地评价古代历史人物
我们先节选一下语文教参上和《毛主席诗词》上对陆游的评价。
《三维设计·语文·选择性必修上册》（南方出版社2020版）中对陆游的评价
《毛主席诗词》（1968年版）中对陆游的评价
《毛主席诗词》（1968年版）中对陆游的评价
《毛主席诗词》（1968年版）中对陆游的评价
不难看出，前者的评价体系是一种道德评价体系以及一种事件史观，仿佛陆游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问题，而后者显然更加强调一种辩证的历史评价，有好有坏，并通过阶级史观挖掘出了人物行为的本质，更加直击内核，点出了陆游为什么失败的深层次原因。
那么我们应该用哪种史观、哪种人物评价体系来评价历史人物呢？若用儒家传统的道德史观和事件史观来评价，容易让评价更偏向感性而已个人的好恶来评价一个人，理性的成分明显更少了。笔者认为，我们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核心，运用阶级史观、人民史观，分清人物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科学辩证地以全面的眼光评价。
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人的复杂性。毛主席说：“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去看”（《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四卷第1157页）。一个历史人物也是如此，我们评价他们时应当放开视角，不应该仅仅拘泥于课本和史书对他们的赞美。放开我们的视角的工具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史观和人民史观。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盯着史料去研究这个人的实际活动。值得提出的是，由于文人的特殊性，如喜欢互相夸赞和捧场（从今天的文人群体也可以发现这一点）。当朝的文人士大夫对人物常常会进行粉饰和吹捧，而后世史家因为种种原因（如树立一个忠臣形象来让士子忠君或者树立一个谏臣来维持文人的影响力而制约皇帝）刻意去塑造一个好的历史人物形象。文字工作者殷建奇曾提出：“一个人若成名了，以前不论你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高考考好成名后这些不好的东西都没人关注了，媒体争相报道的只会是你的优秀。”毛主席曾说：“一部二十四史，一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
马克思曾经提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具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而《共产党宣言》提到：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第一卷 第399页）。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笔者认为，仅以历史人物评价的角度来看，评价一个人所看的社会形式社会关系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阶级属性。阶级属性不仅是一种比较快捷分析方法，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一针见血分析本质。所谓唯物史观，就是“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历史唯物主义要求：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必须要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评述，决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去作判断。说白了，就是要按照当时的“社会存在”——历史条件，来确定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并以此来评定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
以上内容就是我们评价人物的理论基础，下文的论述基本上是按照以上的理论基础来行文的。
二.语文课本及其配套的教辅是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以及为什么我们要批判这种评价方式
《三维设计·语文·选择性必修上册》（南方出版社2020版）中对各种历史人物的评价
以上几张图的人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历史人物。我们不难发现，语文书上对历史人物的介绍有以下几个特点：①完全没有介绍其阶级属性;②完全没有说明历史人物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③基本没有提到人物对百姓或者对于社会的实际作用，全部都是文学上的;④几乎全部使用了褒义或者赞美的语句，极少有负面的事情（即使有，如柳永死在妓院里后被妓女合葬，也是飘飘然地过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类的评价人物的特点，不仅仅出现在语文书上，并且在百度百科，《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等资料亦是如此。而如今，这种评价体系已经在普通人中流传甚广。
在仔细说明这类评价的局限性时，我们先讨论一下古代的文人，因为文人似乎占据了历史人物的主要部分，并且语文课本上古文的作者都是文人。在这种文人本位的不良思潮和对文人不正确的评价流行之时，我们应指出文人的真实面貌和对他们进行正确的评价，为此必须要大段引用材料。当然，大段地引用会使本文变得冗长，并且丝毫不助于通俗化，但是没有这样的引证是不行的。
文人以文字为第一要务。封建大儒们常常会要求孩子“研究经史”，许多文人的初心往往也是“读书求仕，以文学为业”，单单这么来看感觉没什么，然而结合其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就不得不值得深思了。
文人一般都是统治阶级，在古代能读得起书的人肯定都是非富即贵，他们的出身就与无产阶级严重脱节。有人会说，史书上记载的有些人不是说家境贫寒吗？笔者认为这样的记载是值得讨论的。
有资料表明，清朝中期农民年收入为32两银子，年支出为35两银子，总会使农民有3两的赤字，让农民无法步入小康。而这类无法步入小康的农民基本上都是贫下中农，共计占90%的乡村人口，而富农在乡村中占10%，大地主的占比就更少了。因此在我们的认识中，所谓家境贫寒，应该就属于贫农和下农民，再怎么地也应该是个中农吧。我们再做一个推断，在古代的时候，不论活字印刷是否被发明，书籍的价格一定不便宜。笔者尚未找到具体的史实，不过据笔者所知，在现在，一本线装（就是古代那种书籍装订模式）的全册《史记》价格就有5000元以上（数据来自京东
）。而在古代那样远落后现代印刷技术的情况下，一本《史记》的价值可能多达上万元（以今天的购买力来看）。上万元的价格放在今天的乡村家庭中都不是一个小数字，何况在古代的时候。况且要写文章，考科举，所读的书不是一本两本。林林总总，购买书籍的价格可能都要超过十万元（还是以今天的购买力来算）。
上文提到，范仲淹、欧阳修小时候家境贫寒，而有资料指出范仲淹、欧阳修所生活的宋朝，是对农民的税收的最严重的（不然为何起义多达430余次）。这么一来，在宋朝的农民一年所收可能就只能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了，甚至可能在多事情况下食不果腹。我们不难发现，史书中的“贫寒子弟”真的是那种占据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贫下中农所过的那种贫寒吗？显然不是的。就算这些“贫寒子弟”的家里是个中农，对于那么多书是买不起的，何谈做文章呢？“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因此，笔者认为，古人所说的所谓“贫寒子弟”很有可能是不全面的。一方面，可能那些文人官僚认为从大地主落败成富农就是所谓的“贫寒”或者家道中落，另一方面，这些伪“贫寒”的文人成名后，周围的人为了迎合就会刻意降低这些人的出生来抬高这个人身上的光环（毕竟文人大多爱相互吹嘘，抱团取暖，古皆有之）。实际上的“贫寒子弟”即使想上进，然而在封建社会的压迫下，连书都买不起，何谈功名呢？
文人绝对不可能是无产阶级，他们绝对不会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不仅对无产阶级嗤之以鼻，“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并且对无产阶级进行无情打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使万千平民有冤无讼、状告无门，天下空流多少鲜血。统治者所谓“冠冕文章”是永远不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士大夫只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尽管作为官员但就是不接近群众，其作出的决策必定是不科学甚至反动的。
文人们不会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纵使我们可以在史书上看到一些清官，然而这个清官只是用来缓解阶级矛盾的一个工具，实际上无法根本改变农民受压迫的情景和封建的生产关系。总而言之，就是为了保证文人士大夫“可持续剥削”而做的一系列缓解阶级矛盾的工具。《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提到：
“海瑞从来没有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同地主之间的矛盾。他只是想缓和这个矛盾。海瑞自己就说过：“以下奉上，义不可缺，为之损益调停，使可久行”。坦率地说明了他做的是“损益调停”的工作，目的是把大地主的剥削限制在不妨碍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法定范围之内，削弱农民的反抗，使“以下奉上”的封建剥削可以“久行”。他再三再四要农民服从封建统治，遵守“礼义”，“毋作强贼”，对已产生的农民暴动，他主张双管齐下，“用兵安民，并行不悖”。他反对最反动的大地主，目的并不是削弱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而是巩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巩固地主对农民的统治，巩固明皇朝政权。.......海瑞搞“退田”是“为民作主”吗？海瑞自己在《督抚条约》中告诉我们：他当巡抚的一切措施，都是“除积弊于相安，复祖宗之成法”。原来“祖宗”制定的《明律》中早有规定：“若将互争及他人田产妄作己业朦胧投献官豪势要之人，与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这不正就是海瑞所处理的矛盾吗？明皇朝早就规定这条反投献的法律，是为了缓和本阶级的内部矛盾，防止兼并恶性发展，以利于巩固整个地主阶级专政。”
海瑞
有人说，史书中常说某人说过“不与民争利”“境内大治”，不能看不到文人的部分政治功绩。笔者认为，这也应该值得讨论。古书中的民往往不是无产阶级贫下中农。
西汉时期，汉宣帝为了制止豪强、大商人利用天灾哄抬谷价，在一些地区设立常平仓，谷贱时平价收购，贮以备荒，谷贵时平价粜出，救荒赈恤。汉元帝即位第二年，即公元前47年，东部大灾，米价暴涨，正是常平仓发挥作用的时候，在位文人们却说“常平仓可罢”因为“”不与民争利”，软弱的元帝就把各地的常平仓撤了，放手让豪强和大商贾苛剥灾民，引起社会动荡。范仲淹曾经上表说撤销州内的酒类的国家专营，让利于民。实际上我们不妨想想，让利的对象绝对不可能是平民百姓，而是城里的商人和大族。
试想一下，如果现在中国邮政没了，民营快递还能是白菜价吗，如果电不国有，电费一定会在危急时刻飙到天上（参考美国得克萨斯州）。因此，与民争利本质上是因为官员的个人利益而将经济私有化，最终会导致广大群众只能被更残酷的剥削。而天下大治，也可能是统治阶级的笑话，《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提到：
“《明史海瑞传》有至于出丧的描写（“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我们只要想想：在解放之前，广大贫苦农民在地主阶级残暴剥削下，穷得连衣服都穿不上，许多农民几代人穿一件破衣裳，自己家里死了亲人都没有丧服穿，就知道那时候能穿体体面面的白衣冠来路祭的人，绝不是贫农，绝不是吴晗同志说的广大人民，而只能是地主、富农和商人中的某些人。”
《毛主席诗词》中说：“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多少个朝代更换、帝王兴起，但人民的悲惨生活没有丝毫改变；什么‘贞观之治’什么‘让步政策’不过是骗人的鬼话罢了！”天下大治很有可能是地主富农生活过得好了，广大的贫下中农呢？流氓无产者呢？可能仍然处在被剥削的状态下。
文人对军人也是十分厌恶，在宋明时期，军人被称为“匹夫”。文人们讨厌练武，“内无妄思，外无妄动”宋朝时更将习武与赌博等同，造成的结果是文人很少习武，极大的阉割了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间接地导致了宋明的灭亡。
文人常常虚伪，不论是对待历史还是对待政治，抑或是对待自己。商纣王在历史上一直都是一个很大的负面人物，但是我们如果利用历史唯物主义稍加分析，发现商纣王绝不是一个负面人物（后文会细谈）。而文人的嘴巴和笔杆子从周到晋，不断添油加醋和双标使得夸夸其谈。文人给纣王泼脏水，给秦始皇盖棺论定，说王安石是大奸臣，说雍正得位不正，都是有现实目的的，是为了维护士大夫阶级的利益和话语权。用“儒家叙事”去定义暴君、奸雄，而儒生们永远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莲花。
文人表面上是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其本质上却是两面派，心口不一。文人们为了夺取权力常常做两面派，他们为了获得政治权力不顾国家利益，不顾民族危机。
北宋元祐八年九月高太皇太后去世，哲宗终于夺回了属于自己的权利，哲宗支持新政，哲宗非常想恢复变法，于是苏辙听闻后上疏驳斥，一连上了好几封。史料记载苏辙的奏疏写到：“而元祐以来，上下奉行，未尝失坠也。至于其他，事有失当，何世无之。父作之于前，子救之于后，前后相济，此则圣人之孝也。”此话一出就把高太后所做的一切全部扣在了哲宗头上，并且抹杀了神宗做的一切，神宗支持变法启用王安石，虽说触动了保守派的利益，但对于宋朝来说是正确的选择，而苏辙的奏折却说变法是神宗的措施，元祐更化是正确的，这明摆着告诉哲宗，不要再重蹈覆辙。哲宗看后已经是怒火中烧，没想到苏辙还没完，他又写到：“汉武帝外事四征，内兴宫室，财用匮竭，于是修盐铁、榷酤、均输之政，民不堪命，几至大乱。昭帝委任霍光，罢去烦苛，汉室乃定。”苏辙直接把神宗比作汉武帝，把汉武帝出征四方，大兴土木，民不聊生的事放大，希望哲宗能学习汉昭帝，自己就像霍光一样，只有废除了新政才能拯救国家，这些话像是针刺一样啪啪打了哲宗和神宗的脸。神宗变法成了苛政，高滔滔废除新法扣到了哲宗头上，如此掉到黑白，大宋最后亡国并不稀奇，文人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并没有考虑国家实际情况。这比武人误国更可怕。
苏辙（图片来源见水印）
司马光为了在朝堂上攻击变法派，竟公然要求将大宋数十万军民牺牲换来的陇右地区割让给敌方；鲁迅先生《儒毒》中提到，元好问说读了书做了文人，就算是被俘虏了当亡国奴，也可以在奴隶中当首领，鲁迅先生依次批判文人宁可卖国也要去获得所谓政治权力（这可以从早年间网络上那么多公知叫嚣这个现象找到影子）；宋末明末时，文人士大夫几乎全部逃跑，能作战的军队也纷纷投降，尽管宋末崖山十万军民投海自杀，然而投降者为多。
文人对待自己也是如此两面派。朱熹讲究三从四德要妇女守妇道，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还要裹脚为害不少女性，完全是迎合统治阶级和自己的大男子主义，自己与自己的儿媳妇发生关系，不仅如此还去青楼，和一堆妓女搞绯闻。连各路文人士大夫书生尊崇的朱子都如此，何况他们自己呢？“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也是对此的证明。
我们还可以翻一翻《聊斋志异》，其中太多太多的书生是如此的好色，在今天看来是一种流氓行为却在文中看似十分正常。有人会说不能拿小说来作为例证，这是不能反映真实情况的。先不说什么艺术来源于现实，若那些事情真的与文人的行为有过大的偏差，那么《聊斋》早就在文人的笔杆子下遗臭万年了,毕竟在历史上凡是对文人不好的人，生前免不了文人的批判，死后免不了文人的添油加醋，然而《聊斋》却没有文人批判它并且流传甚广风评很高。鉴于读聊斋的大多都是文人书生，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出古代文人士大夫大多是好色之徒。有关士大夫发达的下半身文化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不能一一列举。读者可以自行查证。
“满嘴上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文人士大夫要别人做君子，要讲温良恭俭让，实际上就是一张画皮，一个流氓，实际上连一个占大多数人口普通的淳朴厚实百姓都不如。韩愈说：“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我却说“书生士大夫之族，人民不齿！”“仗义多是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
史书中根本不会记载这些东西，有人会说我这是不唯物的，但是正如上文中提到的，仅仅查史料来看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行为不是唯物，而是在原本史料的基础上分析这个人社会环境和社会形式和特定的历史条件。我们综合了文人们的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共性做出了以上分析，理应更有说服力的。正如毛主席说：“我劝同志们多读一点书，以防上了知识分子的当！”
文人的文章究竟有没有用。众所周知，在封建朝廷的反动统治下，普通百姓根本不会认字，会读懂诗句文言文的人是非常少的。清末时文盲率高达90%（只要会写自己名字的就不是文盲），诗词文章纵使写得再好，再怎么把诗词通俗化，也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当然我们不能太苛责写诗这种个人行为。但是在农民们仍然饥寒交迫的封建社会中，这些文人仍然有大量心思搞雅集、写诗作赋与各类“名士”集会，这就让人无法接受了。许多人物介绍中说某人的是某朝代的，但是，真正代表时代强音的恰好是封建士大夫最“不齿”的大多数百姓的声音的文化作品，而各类资料对人物的介绍却说某人的诗是某时代的流行，岂不谬哉！流觞曲水是文人的无病呻吟，山歌号子才是人民最真诚的声音。
文人大多关注自己所谓的文章写得好不好，有时为此要查阅征询大半天，却对科学不管不顾并视为“奇技淫巧”。关于文人对科学的阉割，大家应该知道很多，我不在此多说。而在西方哲学家面向太空思考人生，思考哲理时，中国文人却在为受君王待见和功名利禄而拼命。致使中国哲学最终还是一种道德哲学，在唯物辩证法的批判下，最出名的儒家也只是“实秕糠”。中国社会几千年文明，有相对完整逻辑体系的文章不多，大多是一些感悟经验甚至是诡辩，而逻辑是创新的真正源泉和社会科学的基础。然而文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以及为了功名利禄，几乎不会管这些。这也算是中国近代以来的积贫积弱的原因之一吧。
宋朝反动文人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先不讨论“为天地立心”如此唯心的话，以上文的内容来看这一句话，说是“为生民立命”但是就是不接近群众；说是“为往圣继绝学”，实际上这是一种反动的复古思想，在文人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用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人为地维持旧事物的存在，这显然是谬论，这样的谬论会使社会停止进步；“为万世开太平”，这些文人宋朝的衰落有很大的责任，他们一方面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朝堂上结党营私却不管国家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他们歧视军人，用所谓“温良恭俭让”阉割民族的血性，最后宋朝灭亡。若让文人治国，是永远无法让人民享受到太平生活。
若以本文第一部分的内容来看语文课本上这些评价，无疑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古人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是可以被理解的，问题在于没有人去指出他们的局限性。正如上文中提到我们不会对古人的所有行为都去批判，但是现代人如此对他们的过蒙拔擢就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在这些评价中古人往往全部都是很好的，连不好的事情甚至都可以被一些后世的文人说成是好的。这样的评价既不唯物也不辩证，是有很强的诱导性的。
我们应当抓住文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主要矛盾就是对百姓的实际贡献，次要矛盾才是写文章。今人不仅没有抓住主要矛盾进行分析，对他们进行正确的评价，反而死抠写文章这样的次要矛盾，并对此大书特书，同时认定文人落后的思想，并在他们落后思想的基础上写文章大加赞扬。有人说他们也有一定的政治贡献，不能否定，不过我想问一下，那些所谓的“文豪”“大家”具体有什么政治贡献呢？或者具体一点说，他们的政治贡献真的可以普惠到人民吗？就算真的都普惠到人民了（例如苏轼在徐州治水，西湖上筑堤坝），但是中国抗疫，河南大水，有人像吹捧歌颂古代文人那样表扬政府吗？有谁会因为我小区门口的排涝工程去歌颂市长吗？显然没人会对现代政府官员有那样的歌颂。古代文人同时也是官员。人所具有的特点和官员具有的特点他们都有，我们不能双标分割对古人和今人的评价标准。批判古代人物，实为旗帜鲜明地反对今人错误的思想。
毛泽东同志说：”你(泛指以梁漱溟为代表的封建旧文人）的功 在哪里？ 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 成了不起的天 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文人的司马昭之心，诚哉斯言！笔者认为，抛弃阶级史观唯物史观而过度夸大文人的作用，目的在于强化官本位、文人本位的思想，让当今人知道文人和官员是最厉害的、什么都可以做、什么文章都可以写出来，以维系当今文人公知的统治力，对人民呼风唤雨。因此，以唯物主义的视角，利用阶级史观和人民史观看清古人的真实形象，批判对他们的不当评价在现在是十分重要的。
三.浅谈辩证看待历史人物
以下内容会从语文课本中挑出几个人物如《毛主席诗词》中对陆游的评价一样，以辩证唯物主义、阶级史观、人民史观进行短评。
有人可能会拿着史书来反驳我，还是那句诗说得好：“三皇五帝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
①范仲淹。范仲淹出生于没落地主阶级家庭，他从匡复赵宋王朝的地主阶级的立场，提出了庆历新政。由于他没有意识到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不可调和性，以及大地主大官僚阻碍，改革失败。退休后大量兼并土地，剥削人民。尽管英语课本赞扬其将收入用来办教育，但毛主席说：“办‘义’学。这件事，迷惑了很多天真的孩子般的不用脑筋的老好人......‘义’学，其实是不义之学，钱是残酷地括来的。......钱的来源是不正当的。......在封建制度下，“只有地主阶级能够垄断文化，办学校。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是不可能有受教育学文化的机会的。在封建地主阶级看来，使用简单工具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农民，也没有要使他们受教育学文化的必要。这是几千年封建制度的规律，是唯物史观所指示的法则。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办学校，学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并取消地主与农民间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即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变成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才有这种可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374-375页、第401页）。这种办义学的行为本身只不过是地主阶级宣扬统治者思想，麻痹人民的一种手段罢了；何况又有多少真正的贫下中农能够进去呢？
范仲淹
②王羲之。作为东晋的统治阶级的一员，此人就算被誉为“书圣”、大书法家，也还是避免不了他们文字中透出的酸臭味。《兰亭集序》中王羲之所谓生死志向实际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无病呻吟。试问若不是作者统治阶级的身份，而是凭近乎为零的劳动经验同腐朽无比的晋朝治下的无数人民一样过着温饱难继之日，还能、还有如此的闲情雅致谈论所谓的“死生亦大矣”吗？正因为在那种动乱的年代，王羲之才可以有感想写那个《兰亭集序》，然而明知年代动乱，既不去改变动乱的年代也不去关心动乱年代的人民的生活，《兰亭集序》实为剥削积极的目空一切的孤芳自赏的悲观，“名士”之名，实为谬矣。
《兰亭集序》书法（部分）
③黄庭坚。黄庭坚的《登快阁》中，体现出较多的牢骚和意欲归隐的理想，是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和消极颓废的表现，这种文人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他们为了权力考科举，享受着高工资和剥削阶级的统治地位，却一直想要隐居，这就是封建文人逃避现实的一种动摇的做法，也可见封建旧文人的目空一切的自以为是的清高。
④欧阳修。欧阳修出身于没落的封建地主家庭，他为获得统治地位应和皇帝和文人士大夫的心意，凭借写时文通过了层层考试获得了皇帝的宠信。在其获得权力后，拉帮结派，看似是在搞文学，实则是为了获取更大的权力。就算他们是在搞文学，也是在搞那些阳春白雪，脱离群众的孤芳自赏的文学，没有任何意义，其文章在文学上虽然有一定成就，但论社会影响也就是一街头小文罢了。《醉翁亭记》中看此十分接近群众，我还是那句话，那些“民”究竟是什么什么，真正的群众有机会吗？读完苏轼《祭欧阳文忠公文》让人不禁感叹，文人互吹都这么不要脸的吗？文章中虽然说欧阳修一死百姓就没了父母官，笔者不禁发问，他做了什么？貌似实际上什么也没做。（请各位读者联系上文的论述理解此句）
《醉翁亭记》书法
⑤苏轼。写诗填词著文弹琴绘画书法玩烹饪品美酒的才情之士苏东坡，被士林塑造为万众敬仰的文化楷模，这比推孔子为大圣的春秋时代落后的多少。（当然，“推孔子为大圣”本身也是一个很唯心的错误命题，然而推苏东坡那就是下等中的下等了）如今，有些所谓文化名人说苏东坡是古今文人的一个缩影。试问，他写的文章就算是在今日教育普及的程度下，对个人真的有好处吗？我的答案是没有。苏轼的词，有婉约的有豪放的。婉约的较少，豪放的较多。笔者向来认为这种所谓婉约就是一种阉割民族精神，疯狂发展小资情调的一个毒草。而豪放派中的诗，如《念奴娇赤壁怀古》，读起来确实让人感觉很好，但是然后呢？对我们的实际生活有什么用吗？从阶级史观来看，这些词无非就是统治阶级及其走狗的无病呻吟，与今日有些人的“闲情雅致”没有区别。不论是婉约词还是豪放词，都是与劳动者和广大人民百姓严重脱节的。
有人说从苏东坡那里可以学到豁达的精神。笔者认为，在如今多少百姓被压迫的社会中，提倡苏东坡的避世豁达是很不现实的，不仅对个人的发展没有用（这几乎等于汤品），很不利于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现在有些人重新对这种没有用的精神大书特书，其心必异（参考本文第二部分的末尾）。所谓“苏门四学士”也是一种官场上拉帮结派排除异己的把戏。纵使他们只在文学上有功绩，但是这些文学内容，同苏东坡的词一样，到底又有什么用呢？到底会对后世的社会发展产生什么影响呢？正如毛主席所说：“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吗”尽管这话不是对苏东坡说的，但是在很多人大力推崇苏东坡的时代下，理性看待这个人物变得尤为重要。
苏轼像
⑥归有光是也是出身于没落封建统治阶级家族。以封建社会的标准评价，归有光作为封建文人，他的目的主要不是在封建社会中修齐治平，而是什么所谓的“振兴家业”。以第一部分的论述来评价他，他心中虚伪，尽管有材料说说心中满腹经文却没有机会回报国家，实际上就是旧时代小知识分子对权力的追逐和迷恋的借口。他们以科举为核心，整天想着做官，却只会在书斋里读着没有用的四书五经，却不走出家门，接触群众。这样的小知识分子一旦做了官，势必会“居庙堂之高而不管其民”，让人民继续在水深火热的封建统治下生活。《项脊轩志》显露出封建士大夫家庭走向没落的历史必然趋势。
《项脊轩志》中种种感叹，无非是统治阶级的无趣的悲观罢了。与王羲之差不多，本来没什么事的就动不动唉声叹气，说什么什么不好，实际上，千百万劳动人民受得苦，他们出了声吗？没有。对于一些文人到处唉声叹气的文章，我们一定要结合其所在的历史环境，看看文人的自以为是的娇贵和清高。
归有光的文集《震川先生集》
⑦朱熹这个人的黑料太多，囿于篇幅，鉴于现在朱某人没有被反平反，大家可以在网上自行查找有关资料。有人说朱熹有一定的所谓的“文化成就”，但朱熹比前面的那些文人更加过分，这些所谓的“文化成就”绝大多数本身上是反动的，对人民百姓荼毒了一千多年从他的“文化成绩”、政治贡献、个人道德，不论是主要矛盾还是次要矛盾，全部都是十分反动负面的，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给他翻案的。当今为朱熹翻案或者赞扬朱熹的，那必为数典忘祖之人和欲奴化人民之人（各位看看自己的祖先，不论是士大夫还是平民，他们被程朱理学的思想所迫害，无不令人愤慨，。而其对我国国民的愚化以及国民的劣根性，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岂不令希望祖国富强的民众叹息痛恨。），其心可诛！
某些所谓“客观还原”的书籍（图片来自拼多多）
某些所谓“客观还原”的书籍（图片来自拼多多）
⑧曾国藩。
曾某人是湖南湘乡县一个地主家的子弟。他和曾国荃、曾国华带兵杀人。他的父亲和四弟在家乡依势横行，无恶不作，谁要是不合他们的意，就被加上会党的罪名，送到县里，教县官立即执行死刑，不许释放或监禁。县官熊某心知冤屈太甚，对自己不利，隔几天总要私哭一次。有人问他，他说：“曾四爷又欲假我手杀人矣。”县里设立码头，照例杀猪祭神，曾家父子以为不够虔诚，杀十六个人代猪，表示敬意。曾国藩在这一家人里尤为特出，因为他不仅凶恶超人，而且还善于讲道德仁义来掩护超人的凶恶。曾国藩的军事水平是非常烂的，自己指挥，从没打过一次胜仗。后来他的部将指挥，也没好到哪去，但比他强一些。湘军和太平军正面作战基本都是输，获胜靠的是堡垒战术，把太平军困死。必须攻城、野战时怎么办呢?请洋大人上!洋人拿大炮轰开城门，把太平军击溃，湘军冲进去“大捷”。洋人雇佣军也无法取胜怎么办呢?找洋人正规军。这就像两人打架，曾国藩被洪秀全揍得鼻青脸肿，洋人就把洪秀全忽悠住，让曾国藩打回来。洋人一放开，曾国藩又被打了，于是洋人又上场，这么三番五次，洪秀全当然输了。
曾国藩学得道学的虚伪，却不曾受束缚于道学的迂腐。邵懿辰（今文经学家）当面责备他虚伪，说他对人能作几副面孔。曾国藩说，“我生平以诚自信”，专标一个诚字来用人、办事；左宗棠与他因派别冲突，结成深仇，就专标一个伪字来揭穿他。事实上虚伪和残忍是结合在一起的，虚伪乃是残忍的一方面，这两方面正是曾国藩这个反动派代表者的特点。没有虚伪就不能表现他反对革命的真诚。曾国荃攻下安庆后，曾国藩生怕弟弟手软，写信指示，“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曾国荃是个武夫，虽然生性残忍，却非常迷信，畏惧杀人太多有报应。用孔孟思想武装起来的曾国藩却没有丝毫顾虑，“无惑于妄杀良民恐伤阴陟之说，斩刈草菅，使民之畏我，远于畏贼。”对这些“匪化”的民众“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
在和太平军拉锯战的地区，曾国藩纵兵杀光烧光抢光，做到“男妇逃避，烟火断绝，耕者无颗粒之收，相率废业”使太平军“行无民之境，犹鱼游无水之池”，“居不耕之乡，犹鸟居无木之山”。后来的蒋介石和日本人，都只是传承了他的衣钵，论凶残程度却都不如他，因为孔孟之书读得不够，“修身立德”上有欠缺，所以杀起人来还是有点顾虑。当时的满清统治，内政则残暴贪污，外交则丧权卖国，这是无论何人不能代为隐讳的。连曾国藩这样一个“诚实”走狗也不能不承认：满清钱粮太重，民不聊生；官吏害民，甚于盗贼；“冤狱太多，民气难伸”（咸丰元年《备陈民间疾苦疏》）；“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道光三十年《应诏陈言疏》）。这样恶贯满盈的政府，人民还不该革命自救么？曾国藩却坚决屠杀数千万革命人民（依容闳估计，约二千五百万人死在战争中），来保持这个万恶的满清政府，除了他的阶级贪暴性和汉奸卑劣性，任何理由也不能说明他和他所领导的一大群贼匪为什么必须这样做的原因。
曾国藩办团的方针是大张绅权，在省城设“发审局”，凡团绅送被捕人到局，立即处死，禁止尸亲呼冤，又禁止向团绅讲理。他竭力提倡团绅捕人，地方官杀人，捕人要多，杀人要快，官杀人“不必拘守常例”，绅捕人“不必一一报官”。人民更陷入朝不保夕的险境，大家叫他“曾剃头”，形容他杀人像剃头发那样多。
关于曾国藩的种种黑料，大家可以在知乎上查阅各答主的解答。同朱熹一样，曾国藩也是不折不扣的反动人物，不论从主要矛盾还是次要矛盾，不论是从对封建朝廷还是对人民，都是反动的。范文澜总结到：“后来一切反动统治阶级崇奉这个“曾文正公”作模范、作祖师，认他“是我国旧文化（封建文化的反动黑暗面）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把他的汉奸反革命方法及其投降妥协的外交路线，当作统治人民与麻醉青年的经典，完全是有理由的。”而如今，当年被定为反动人物的曾国藩貌似又被反平反了，“半个圣人”“立功立德立言”等称号又来了，《曾国藩家书》有火了，各大图书馆又开了它的讲座了.......现在不正是范先生所说的“崇奉这个“曾文正公”做模范、作祖师，认他“是我国旧文化（封建文化的反动黑暗面）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吗？显然，若泛滥曾国藩热的存在，必定会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思想解放和建设优秀的社会主义文化造成一定的干扰。
范文澜《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
我们再引用一下毛主席的话：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 物使它的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 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 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 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 ——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具体的反 历史的思想，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应当重视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这段话虽然跟曾国藩没啥关系，但是对如今的所谓“曾国藩热”可谓是一针见血！
武汉图书馆对曾国藩的宣传讲座
武汉图书馆宣传海报(大家可以在知乎上查一查张宏杰这个人）
⑨商纣王。央视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第一集介绍武王伐纣时说武王讨伐纣王是符合天意的，而纣王是不得民心的。然而在所有人普遍受儒生叙事与民间通俗小说影响的大环境下，毛主席曾一针见血地给予纣王高格调的评价，他说：“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了国。”同时他还强调：“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并且在讲到纣王时，明确提出了“翻案”两个字：“尽信书不如无书。给纣王翻案的就是讲这个道理。”
若以《典籍里的中国》的态度，这又是给纣王反平反了。事实上，《典籍里的中国》中有许多商朝百姓投奔周武王的画面，实际上是微子这个带路党的操控。商纣王的所谓的“罪行”是“酗酒、信有命在天、不用贵戚旧臣、任用小人、听信妇人之言、不留心祭祀。”（来源于《泰誓》和《牧誓》）历史学家顾颉刚专门写了一篇考证详实的文章《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文中统计了关于纣王的恶行，最早处于《尚书》的有六项，战国期间增加了二十项罪恶，汉朝增加了二十一项，两晋时增加了十三项。现在传说的纣恶事实上是层累积叠地发展的，时代愈近，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现在考古学进步了，出土了大量商代甲骨文，让我们对那一段历史有了更充分的了解。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了，纣王是曾经出征东夷并且取得了胜利：“禺夷方率伐东国，册夷方，妥（绥）一（人，予）其比多侯”（《甲骨文合集》）。但是也国力受损，武王趁机攻商，纣王仓促之下只能组织囚犯和奴隶迎战，再加上王族出了两个带路党微子和箕子，最后在牧野战败，商朝灭亡。
对比史料，我们发现最初纣王的六大罪状其实并不能称之为“罪”。比如酗酒和轻信妇人，这顶多就是个人爱好，关于轻信妇人这个问题，根据出土甲骨文的记载，纣王属于政治联姻，对于妃子的生育、疾病状况非常关心，也给她封地（《商代史·卷二》第六章，甲骨文所见商王朝臣正纪略）。 而纣王其他的罪状甚至可以看做是“历史功绩”。比如不用贵戚旧臣、任用小人：“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比干、微子、箕子这些人，都是商朝王族，但是纣王打压贵族势力，最终比干被杀、箕子被囚禁、微子给武王当带路党了：“箕子者，纣亲戚也……乃被发详狂而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故传之曰箕子操。王子比干者，亦纣之亲戚也。见箕子谏不听而为奴……乃遂杀王子比干，刳视其心。”另外，这里的“小人”不是《出师表》那个语境下的“小人”，而是指出身低微的人。
这样一看纣王还能打破血统与家族的天花板，不任人唯亲，而是提拔平民唯才是举，颇有些超越时代的理念。而纣王提拔的人才中，最为有名的是飞廉、恶来、费仲、左疆等人，但这些人无一例外，在后世的记载中，都是奸臣，有贪财的，有酷吏，有枉法的……我们不难想象，他们的罪行恐怕也跟纣王一样，是“层层加码”后的结果
另外他的罪名里还有两样：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这都是在削弱神权，以及神权的代表——祭祀集团的权力。相信“有命在天”，也就是说祭司们搞得那些占卜、神谕、祈福就没有用了，别来干预世俗政务。不留心祭祀也是为了此，没有仪式祭司就没有权力。同时商朝的祭祀是很残酷的人殉，纣王不举行祭祀，客观上也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们把前因后果都捋顺了，纣王一方面打击王族、贵族，提拔地位出身的官吏；另一方面打击神权祭司势力；同时出征东夷，扩展了华夏文明的传播范围。总而言之做了很多促进历史进步的事情，但是自然招致了贵族集团、神权集团的反攻倒算。
从这个角度来看，纣王后世的各种“脏水”也就不难理解了。儒家以周朝为正统，因为周公“创礼乐”，孔子的政治理想也是在一个“礼崩乐坏”的世界里回复“周制”。而纣王不任用身边的贵族，也不热心于祭祀，自然与“礼乐”的理念背道而驰，后世的文人士大夫们也难对他有几句好话。
综上所述，纣王在历史上应该是一个正面人物，从次要矛盾上来看，那些缺点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毕竟后世帝王的问题一般更多。这也是为什么毛主席对纣王平反的原因。然而，这个由央视直接指导的《典籍里的中国》却直接态度鲜明的反平反了。具体原因大家可以去自行思考。
四.历史人物的评价该何去何从
黄欣怡曾说：“若为夸奖一个人写文章写介绍，就没必要说这个人的不好之处”然而，在如此错误地对古人的评价和对事实的刻意隐瞒的当下，我们应该大胆地指出这一点，毕竟歌颂夸赞的文章和评论那么多，是时候去打破这个思想的牢笼了！
有人说，不论是对待一些文章学说，还是历史人物，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取其精华，那必然意昧着要进行伦理判断。但判断一方面好的，另一方面坏的，这不就成了旧的形而上学？我们觉得是辩证法，觉得反而越走越回去了？还有，既然是伦理判断，那么也就和时代脱不了干系，奴隶社会觉得奴隶主统治奴隶是善的，封建社会觉得重帝高高在上是善的，哪有什么真好假好呢？精华和糟粕本身就是由人来定义的，只有当社会对事物和人物的评价建立在人民立场，运用阶级分析法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此时，这个时代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的精华糟粕的衡量才是有价值的。但依照上文所说，今日学界的形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基本上不符合多数人利益的，也可以说是没有什么讨论的价值。
写到这里笔者必须要对号称全球播放量达20亿的《典籍里的中国》进行简要的批判。首先，传统的不一定是优秀的，而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本身就是主观性很强。古人不一定是智慧的，毕竟“三纲五常”“天圆地方”都是“智慧”。如果古人一切都是智慧的，为什么我们还要用新文化运动推翻呢？古代典籍千千万，但尚未有人确切说明其适用于社会。所谓的创新不是把古籍中的故事在电视上演一遍。依照鲁迅先生所言，中华民族很多真正内核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国民性，是应该被打倒的。《典籍里的中国》栏目组只觉得那些代表古代贵族文化的士大夫的酸臭文章，为孔老二公然反平反，为某些地主家族的人物以极其煽动性的音乐和画面为其歌功颂德。我们知道,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中华文化的内核只能从人民中寻找，而不是从哪几部典籍中抠出。《典籍里的中国》的编导们，看看你们脚下的土地吧，中华文化之所以延绵不断不是这几部典籍的功劳，功劳属于在这片大地上流下汗水、流下鲜血的万千普通百姓！
《典籍里的中国》公众号
各种国学班、古籍班甚至是以国学为特色而招生的私立学校的一切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又是多少呢？请问四书五经、《论语》《尚书》《楚辞》是能帮助我们研发芯片还是能让中国文化像好莱坞电影和日本动漫一样影响全球？如果古籍真的那么重要，新文化运动也肯定不会全面否认。中国想要宣传自己的文化，不能一味地靠着嚼老祖宗的尸骨，还要开创属于中国自己的新文化产品。试问，如果中国的文化传媒足够强大，强大到可以反向输出到国外给其他国家与中国价值观的影响，中国就不会被帝国主义国家给肆意抹黑了。
《典籍里的中国》在武汉火车站的宣传图
整天只会刨祖坟的民族可能会有过去，但一定没有未来，中国人的价值观不需要一直宣扬我们有多少年的历史，我们需要的是未来。新时代中国文化产业，如果依旧一味地沉醉在老祖宗的东西无法自拔，再把古时的东西嚼烂了也只不过是茴的四种写法，再多也是无用。如何通过新的形式传递中国的价值观才是现在所必要的，美国靠电影传递价值观，日本靠动漫传递价值观，英国靠小说传递价值观，中国永远不可能靠四书五经传递价值观。
以本文的观点来看，《典籍里的中国》的评价也是既不维护也不辩证，而且道德评价和传统儒家叙事评价占比过于之大。《典籍里的中国》常常用动人的音乐和巧妙的画面让人为某个历史人物的某种遭遇感到动容，但是假如我们冷静一下，用辩证的角度思考一下，他们真的值得那么同情吗？他真的值得赚取我们的眼泪吗？
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教他们孩子要做强者，做勇者，做狼，而我们却教我们的孩子要温良恭俭让，礼义仁智信。长久以来，中华民族岂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这个节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新时代迈向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无疑是一株毒草。这个节目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强国不会有任何的帮助，其中的错误的评价体系反而会歪曲我们的思想，弱化我们的战斗力。
毛泽东1957年4月26日给胡乔木的信中写到：“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他京津沪各报，值得深省改进。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而如今不论是多大级别的官媒还是市面上各种各样的课本叫资料，他们的评价均没有辩证法和唯物论。以毛主席的话来说，这些不唯物、不辩证的评价都是十分差劲的，都仅仅是四流，五流的内容。离一流评价差的非常远。而我们的《典籍里的中国》就可能只有八流九流的水平了。
我们知道，国家是统治阶级压迫统治阶级的产物，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不可调和。笔者认为，统治阶级文化与被统治阶级的文化也是不可调和的。如上文中提到的流觞曲水和山歌号子，两者是不可调和的。而如今，某些人刻意宣传封建统治阶级糟粕思想，并将其大面积引入到语文课本中，却丝毫不考虑真正代表时代强音的人民的思想和声音。统治阶级文化最终还是要为了统治阶级服务的，统治阶级是丝毫不会考虑到他们的人民的。统治阶级文化要么是为了自己无病呻吟的小资情调，要么是踏着人民的血泪而形成的文化。历史终归是人民创造的，人民的文化才是历史的组成部分。我们不应跟统治阶级的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提到：“党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注重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作为平民百姓的一员，我们应当辨清传统文化中的统治阶级文化和人民文化，以正确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找出传统文化中真正的优秀部分，坚决摒弃其中的糟粕，才能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起来。
【注】反平反：即在五四时期，人们对一些历史人物原本做出了正确评价，但在近年来这些历史人物的评价风向翻转。这种现象简称反平反。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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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K.马克思，F.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8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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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赵皓阳.《毛主席为什么要为纣王、秦始皇、曹操“翻案”》2021.12.27
7.欧阳雪梅.《毛泽东为什么批判电影《武训传》》2018.11.10.
8.白头豕.《正确认识儒家对中国非常重要》
9.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11.10
10.范文澜.《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人民出版社1944年版）
11.旗帜时评.《曾国藩——堡垒战术、日记修身、三光政策的创始人》2019.4.1
12.知乎答主“果某某”.《如何评价央视节目<典籍里的中国>？》
13.普通高中教科书 语文 选择性必修下册.教育部组织编写（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版）
14.山东天成书业有限公司.《三维设计·语文·选择性必修上册》（南方出版社202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