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意导言
本文改编自《人道：美国如何放弃和平并重塑战争》(Humane: How the United States Abandoned Peace and Reinvented War) ，由塞缪尔·莫恩（Samuel Moyn）撰写，于2021年8月31日刊登于《卫报》（The Guardian）。作者在文中仔细剖析了奥巴马在执政期间，如何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文件及流程，将“反恐战争”的规模逐渐扩大、时间逐渐延长，使其常态化、普遍化。作者指出，更加人道的新型战争形式，虽然使伤亡人数有所减少，但却使战争本身更加容易持续。此外，奥巴马及其继任者虽然最开始都是以反战的立场参与竞选的，但当他们获得总统权力之后，却又成为了战争的鼓吹者。作者认为，这种不断重复的模式，将不仅使世界陷入战争之中，同时也给美国国内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2013年5月23日，和平活动家梅迪亚·本杰明（Medea Benjamin）参加了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在华盛顿特区麦克奈尔堡的演讲。在那里，奥巴马为其政府在反恐行动中使用武装无人机进行了辩护。演讲中途，本杰明打断了总统的讲话，批评他没有关闭关塔那摩湾，追求军事解决方案而不是外交解决方案。她被军警和特勤局迅速赶了出去。《华盛顿邮报》后来认为她是一个“捣乱者”。奥巴马本人在这场活动中有了更多反思，思索了她的批评，展开了更深刻的自我批评。此刻是奥巴马在任期内对战争有最为清晰的道德认识的时刻，总统权力总是希望将无止境的、人道的美国模式化为现实。
就其所有的常规暴力而言，美国的战争方式越来越多地被定义为美方几乎完全免于伤害、而杀害敌方时则需要空前的谨慎的方式。今天，有越来越多的法律义务使战争更加人道——这意味着，最重要的是要把附带伤害降到最低。美国等国家至少已经同意遵守这些义务，尽管在解释时相当放任，并且在战场上的应用也并不恰当。与过去相比，绝对和相对而言，受虐待的俘虏和死亡的平民都减少了。然而，与此同时，由于这些事实，美国的军事行动在范围上更加广泛，在时间上也更加持久。
更加人道的战争的想法似乎是一个矛盾的说法。美国在海外的冲突仍然是残酷致命的，但它们造成的暴力不是唯一可怕的地方。这种新型的美国战争揭示了，战争的最基本面并不是死亡，而是通过统治和监视来进行的控制。
奥巴马在他童话般的2008年竞选中曾经是作为反战的候选人参选的，而当事实证明他在这一领域和其他领域都是一个强硬的实用主义者时，他的许多支持者都感到惊讶。奥巴马将“反恐战争”扩大到令人惊异的程度，同时以其前任从未采取过的方式让国内民众接受战争的持续性——部分原因是奥巴马深谙将美国战争向人性化方向转变的政治用途。
在2009年的最初几个月里，奥巴马宣誓就职后，美国战争初步实现了往人道方向的蜕变。随着上届政府最严重的罪行被否定，奥巴马的律师声称有权无限期地跨越空间和时间继续战争，为有目的性的杀戮目标制定了正式的法律框架。在奥巴马的眼皮底下，武装无人机帝国的崛起只是无休止的战争的延伸和扩展的象征。
“奥巴马政府充斥着律师精神，”《纽约时报》记者查理-萨维奇（Charlie Savage）说，他在奥巴马时期揭露出了许多爆炸性的国家安全新闻。但这种律师精神往往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合理化过程。萨维奇写道，总统的人“试图打击基地组织，同时坚持他们认为的法律制度”。尽管他们眼中的法律制度只意味着自我约束，但他们对人道的战争标准的承诺——虽然在法律理论或军事实践中并不完美——仍旧对一些美国人而言具有言辞上的力量，对战斗本身具有重大影响，并有助于产生无休止的战争。
奥巴马继续着布什后期开始的进程，但他更令人信服地宣传了国家作为可能的最不残暴的战争形式的管理者的正当性。他还改变了“反恐战争”本身。扩张和人道并行，这给奥巴马的战争打上了一个不祥的烙印。
除了其他缺点，美国战争的转型还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风险，其捍卫者和反对者基本上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直到一切都太晚了。2016年11月，这让他们傻眼了。“他无情地质疑武力的效力，”记者杰弗里·戈德堡在奥巴马两届任期即将结束时说，“但他也成为总统中史上最成功的恐怖分子猎手，他将把一套成功的刺客都会羡慕的工具交给他的继任者。”无论如何严格控制、多么人道地实践和审慎地治理，这一结果都是可怕的——那时人们尚未知道，在戈德堡写完这些之后仅六个月后，奥巴马的继任者的真实身份就会被揭晓。
事实上奥巴马并不可能对恐怖主义视而不见。他是一个政治家，他的职业生涯取决于对美国人民的保护。但是，奥巴马不仅设计了一场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战争，而且他也不止破坏了美国先前对神圣和平的法律秩序的承诺。他的政策为一个令人震惊和可怕的结果创造了条件。
唐纳德·特朗普不是和平的使者（no dove），但他利用了认为主流政治家都想要促成无休止的战争这样的看法。他赢了。道德宇宙的弧线穿透了无休止的冲突的人道化。但它却转向一个食人魔。国外越来越人道的战斗形式现在也给国内带来了灾难。特朗普继续重复着奥巴马所做的从反战候选人到无休止战争总统的旋转。而现在，乔·拜登也有可能这样做。
2009年3月，一份里程碑式的法律简报明确地、令人震惊地指出了奥巴马的战争将如何被执行，他以布什从未正式采取过的方式将“反恐战争”正式化和全球化。在进行反恐行动时，不会有任何空间或时间上的限制。这比奥巴马更广为人知的改革（象征性地禁止酷刑或摆弄一下囚犯和审判规则）要重要得多。
两个月后，奥巴马在椭圆形办公室与一群公民自由主义者和人权倡导者会面。“没有人质疑你的价值观，”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负责人安东尼·罗梅罗（Anthony Romero）开始说道，“但是，当你的实质性政策与你的前任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时，这种比较就是公平的。”
同年晚些时候，奥巴马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12月，他前往奥斯陆发表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获奖演讲。他获得诺贝尔演讲的前提是，恐怖主义（他私下里在采访中将其描述为一个无聊的监管难题）是如此新奇和具有威胁性，以至于需要“以新的方式思考正义的战争的概念和正义的和平的必要性”。无论奥巴马参选时有些人抱有怎样的幻想，对于一位总统，至少对美国的总统而言，在执政期间采取反战立场是不可能的。
毕竟，他的获奖可以追溯到马丁·路德·金在1964年赢得诺贝尔奖时表达的对战争的拒绝，他传达的信息是暴力“不能解决任何社会问题：它只会制造新的和更复杂的问题”。但是，无论是路德·金还是在此之前的莫罕达斯·甘地，他们都没有领导过一个伟大的国家。
那是一次出色的自我辩护，不仅是对他自身角色的伦理辩护，也是为美国的暴力辩护，奥巴马坚持表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人天真地要求和平。奥巴马说：“如今在许多国家，人们对军事行动有一种深刻的矛盾心理，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的行动。有时，这种情绪还伴随着对美国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的条件反射式怀疑。”正如《纽约时报》社论在赞扬奥巴马的言论时指出的那样，“他直接挑战了美国人对阿富汗战争普遍存在的矛盾心理和厌恶情绪”。
在奥巴马为新时代美国军事力量的使用所提出的雄辩的理由中，也许值得庆幸的是，他坚持了人道的限制。他回顾了美国对更少受战争蹂躏的世界的一次性贡献，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构建了旨在减少国际冲突的国际体系和机构。这些在冷战时和冷战后的贡献给世界留下了“我的国家理应为此感到自豪的遗产”，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可能有代价和错误。但是，面对恐怖行动，美国的贡献所需要的不是结束战争，而恰恰是按照人道的战争规则行事。
“我相信，遵守标准，遵守国际标准，会使那些这么做的人变得更强，而使那些不这么做的人受到孤立和削弱。”奥巴马得出结论。他很清楚：“我相信美利坚合众国必须继续成为战争行为的标准制定者。”
奥巴马在第一年就动用的武装无人机比布什在整个总统任期内动用的次数还要多。几乎从一开始，奥巴马的政策就要求实行有目的性的杀戮（targeted killing），不仅要使用无人机，还要使用特种部队或从远处发射的空地导弹。有目的性的杀戮是秘密进行的，然后在公开将其正常化。它改变了“反恐战争”，使其在地球上延伸得越来越远。
到奥巴马任期结束时，无人机袭击的次数几乎是其前任总统的10倍，造成了数千人的死亡。空军现在更多地训练无人机操作员，而不是飞机飞行员。无人机活动的基地和基础设施已经深入到非洲大陆，而不仅仅是在中东和南亚地区。同时，在奥巴马执政的最后一年，轻装上阵的特种部队在138个国家——或者说世界上70%的国家——开展行动。至少有13个国家发生了实际的战斗，其中一些国家发生了有目的性的杀戮。
这种方法的吸引力很明显。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需要将战争从美国的头版头条中删除，并且阻止尸体袋回家。更重要的是，奥巴马对国内恐怖袭击的威胁感到确实的担忧。诺贝尔演讲后的一个月，即圣诞节那天，尼日利亚恐怖分子奥马尔·法鲁克·阿卜杜勒穆塔拉布（Umar Farouk Abdulmutallab）在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底特律的途中差点毁掉西北航空253航班，“内衣炸弹客”引起了奥巴马的极大的不安。这次险情使总统在实践中加强了他在理论上所捍卫、他的律师所赞美的东西。
另一个同样巨大的动机，在于奥巴马需要避免像他的前任一样，他们因在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关塔那摩（Guantánamo）以及中情局的黑牢中对被俘人员的行为而遭受破坏性的政治攻击。如果没有人被抓，就没有人可能被虐待。但除了这些因素之外，奥巴马在战争中拥抱人性的理想，不仅仅是法律的要求，也是道德上合法的和正当的事业。
通过有目的性的杀戮，“反恐战争”不断扩大。它在空间或时间上的扩展，最初很少受到公众的关注。当布什在2002年国家安全战略中直截了当地声称需要在没有任何迫在眉睫的威胁的情况下进行先发制人的自卫时，世界的反应是恐慌的。在怀疑论者看来，奥巴马的律师现在援引了他们所说的威胁的“长期紧迫性”来证明武力的正当性，这是一种荒谬的矛盾。这不仅允许在自卫中进行有目的性的杀戮，而且奥巴马还主张先发制人的合法性。
然后，随着奥巴马的战争扩展到新的地方，法律以非同寻常的方式被延伸，覆盖了新的恐怖组织。国内法律没有为有目的性的杀戮设置障碍，至少对非美国人来说是这样，因为在《军事力量使用授权》（AUMF）中，国会允许对与9.11袭击有关的任何“人员”使用武装力量。但是，迅速变化的基地组织和冒用其名义的新的模仿组织是否与参与9.11事件的人有足够的联系，从而使其死亡变得合法，这成为了一个紧迫的问题。在2009年3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简报中，奥巴马的律师借鉴了布什时代的基地组织“相关力量”的概念，以扩大法律目标的范围。这一概念被应用于与基地组织关系不大或没有关系的团体，如索马里的伊斯兰教青年党，以及加入该组织和其他偏远地区的团体的个人。2014年，为了证明针对“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是合理的且不需要得到国会的批准，奥巴马的律师认为“伊斯兰国”是奥萨马·本·拉登的“真正继承者”。
奥巴马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有法律依据，其可信度因情况而不同。然而，综合起来看，它们为扩大“反恐战争”带来了不可预测的后果。这些法律上的花招也不仅仅局限于反恐行动。2011年，美国开始在利比亚进行联合国授权的人道主义干预，但却将其转变为非法的政权更迭，给该国带来了可悲的后果。利比亚行动依赖于律师提供的基本上是无限的总统发动战争的理由。
如果说美国的主流公众辩论中很少提及这些内容，那是因为奥巴马政府强调了战争的的人道。从2011年夏天开始，无人机计划开始受到媒体更严格的审查。在随后的几年里，奥巴马政府将部分地、战略性地解除保密。通过这样做，它使有目的性的杀戮正常化——考虑到人们对2011年5月2日在巴基斯坦的一次戏剧性突击行动中击杀奥萨马·本·拉登的热情，这样做并不难。同时，它还着手示范性地将附带伤害降到最低。如果有目的性的杀戮的替代方案是滥杀无辜，如果无人机的替代方案是像伊拉克或越南那样的全面战争，那么在许多人看来，奥巴马的方法显然是正确的。
早期供公众消费的声明荒谬地声称，在这些有针对性的杀戮中没有造成任何附带损害，但外界的报道很容易与之产生矛盾。“我们的行动非常精确和精准，”2011年6月，奥巴马的首席反恐顾问约翰·布伦南(John Brennan)兴奋地表示，美国的反恐行动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没有发生一起“附带死亡”，“因为我们拥有的能力使我们非常熟练和精确”。
这与事实相去甚远。奥巴马本人对他下令入侵也门的新行动中的越界行为非常不满，在2010年和2011年间的一年里，他停止了对那里的无人机袭击。最难以与人道的战争理念相调和的是关于美国进行“标志性打击（signature strikes）”的报道。这些打击的目标是某一地区处于战斗年龄的男性，但不确定他们是否是恐怖分子，更不用说是有威胁的恐怖分子。这种推测让人想起越南时代宣布“自由打击”区（"free-strike" zones）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留下的人都被推定为敌人。随着“反恐战争”的深入，政府对平民伤亡的估计被提高了，尽管外部监测人员对此有更高的估计。
早期对有目的性的杀戮的批评大多涉及战争法的人道标准如何适用。这预示着，后来奥巴马政府的辩论焦点在于是否有太多的无辜者死亡，而不是在于干预本身是否合法，美国军队可以去到哪里，可以停留多长时间。
当他在2012年竞选连任时，他意识到其他人可能会继承他所建立的系统，于是开始将无人机纳入政策。他甚至在获胜前两周的《每日秀》（The Daily Show）节目中告诉乔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他想要一个“法律架构”，以确保“不仅我受到约束，而且任何总统都会受到约束”。而在获胜后，他在麦克奈尔堡的国防大学发表演讲时透露，他在一年前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详细解释了他的政府对有目的性的杀戮的人性化控制。
这份《总统政策指南》（PPG）是一份重要文件。2009年3月的法律简报表明，战争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没有限制，而PPG迟来的承诺是，战争将以人道方式进行。它承诺，在现行敌对行动地区之外，“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将不进行杀戮，除非抓捕“无法做到”，而且“几乎可以肯定”除了恐怖分子之外没有其他人会受到伤害。在布什给予了中央情报局针对所有区域的全面授权的情况下，奥巴马要求对此进行监督。他每周开会仔细研究他亲自审查的“杀人名单”，并在指导文件中正式承诺这样做。
《总统政策指南》写于2012年，两年后才公开发布。哈佛大学法学教授纳兹·莫迪尔扎德(Naz Modirzadeh)尖锐地称该文件是将一些“类似于法律的”标准混在一起。莫迪尔扎德表示，人道行为是为“大多数盟国认为其违反”国际法其他部分（尤其是控制武装力量的规则）的行为“提供一种看上去像是国际法的光泽”。
前奥巴马政府官员马丁·莱德曼（Martin Lederman）律师对此表示不满。他想知道，怎么会有人厚颜无耻地抱怨将战争人性化的尝试？残酷的战争肯定比人道的战争更糟糕对吧？莱德曼没有正视人性化是否能像一勺糖一样，帮助无休止的战争这副苦药下肚。
无休止的战争的人性化带来的狡猾的结果之一，是促使活动家们要求更加人性化的战争。奥巴马提出了介于战争和治安（policing）之间的东西。这些批评者认为，为什么不一路走下去呢？如果战争要发生在战场之外，而且没有时间限制，那么这一观点认为，它确实应该类似于永久的治安制度，对杀人有更严格的规定，只不过是在全球范围内执行。但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论点。为了强调最大限度的人性化，它承认非法战争可能是无休止的和无处不在的。对无休止的全球战争这种噩梦般的做法进行人性化处理，是让它变得更好还是更坏？
人道主义律师和军事律师围绕着战时的人性到底多少才算足够而争吵。他们默契地同意不为战争本身而争论。寻求更人道的战争的运动并没有挑战战争本身。
正如奥巴马在2013年遇到和平活动家梅迪亚·本杰明时所证明的那样，他本人希望从最开始就站在使战争人性化的立场上。但在本杰明被毫不客气地被从观众席带走后，奥巴马在舞台上以其标志性的冷静和知性公开表示，他正在思索自己要求的向人性化战争的大步迈进是否会有代价。
“那位女性的声音值得关注，”奥巴马脱稿沉思，这让他的听众感到惊讶。“显然我不同意她说的很多话，显然她也没有认真听我说的很多话。但这些都是棘手的问题，认为我们可以掩盖这些问题的说法是错误的。”奥巴马申明，他的有目的性的杀戮的政策在国内和国际标准下都是合法的。然而，他直观感觉是，无论多么人道的无休止的战争，都可能是一个错误。
“无论是我，还是任何一位总统，都不能保证彻底打败恐怖行动。”他说道，“单靠武力不能使我们安全。我们不能在激进的意识形态扎根的地方使用武力；如果没有能够解决极端主义源头的战略，长期的战争——通过无人机或特种部队或军队部署——将证明是自取灭亡，并将以令人不安的方式改变我们的国家。” 他甚至总结说：“这场战争，像所有的战争一样，必须结束。”
奥巴马是他自己最好的批评者。人们很难知道他是真的关心和平的必要性，还是希望他的部分听众认为他关心。尽管如此，奥巴马以这种方式表达了对无休止战争的恐惧，这一点很不寻常。奥巴马的声明反映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看法，即在他所接手的战争开始的时候，或在他负责的这一路的某个地方，已经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奥巴马在第二年春天对即将毕业的西点军校学员说，“我们一些代价最大的错误不是来自于我们的克制，而是来自于我们不考虑后果就急于进行军事冒险的意愿。”这些代价也不仅仅是对远方的受害者而言。
奥巴马经常因为未能追究前政权下的酷刑实施者的责任而被批评。但是，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点上，就会忽略他不断希望美国人看到，是“我们”曾经实施过酷刑，以及“我们”不是那种会再次这样做的人。“我们做了一大堆正确的事情，但我们折磨了一些人，”他在2014年夏天的一次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平静地说。“我们做了一些违背我们价值观的事情，”他继续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须对此负责。”
美国人曾经做过坏事。但是，他们仍然可以争取光明，在现在和未来以更人道的形式进行战争。一遍又一遍，奥巴马对最近战争的非人道的典型反应是：“那不是我们。那不是我们。”酷刑不是我们——但是，他的观点似乎暗示，无休止的战争是我们。
然而，几年后，事实证明，有一些“我们”是不安分的。2016年2月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初选前两天，唐纳德·特朗普与CNN主持人安德森·库珀一起出现在舞台上。在这个对布什友好的亲军事国家，特朗普抨击伊拉克战争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决定”。“我们破坏了中东的稳定，”他说，并造成了伊斯兰国的崛起以及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冲突。第二天，他以10个百分点的优势赢得了南卡罗来纳州，并且再也没有回头。在每一场总统辩论中，特朗普都重申，他从一开始就反对伊拉克战争——这证明选民可以信任他作为总司令，而无视那些认为他不合适的国家安全专家的声音。
在2016年的大选活动中，有人反复提出，特朗普事实上没有反对过伊拉克战争。虽然克林顿承认她在投票授权战争时犯了错误，但她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似乎要吸取的教训是永远不要再让布什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特朗普认识到这场战争是一场灾难，需要对美国国家安全进行有意义的改变。标签#结束无休止的战争（#EndEndlessWar）起源于2014年进步人士的草根活动，它围绕每年国会对战争经费的更新而开展。两年后，令人震惊的是，两党的主流，尤其是克林顿，给特朗普留下了一个缺口，使他得以说服数百万美国人相信他是更配得上这个标签的候选人。
与奥巴马不同，特朗普对人道战争的看法非常清楚。他积极地赞美残暴的行为。在竞选过程中，他声称酷刑是有用的。当他成为总统时，他又这样做了。
但是，在回到令人担忧的、特朗普个人偏好的残酷老式战争形式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恢复酷刑的行政命令从未被发布，部分原因是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认为酷刑是不合情理的。而特朗普的提议遭到了主要共和党人，如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的怒斥。中情局也进行了反击，反映出一段机构自我修正的时期——这与越战后军方所经历的时期相类似，尽管这两者都没有让任何人对过去的罪行负责。
在上任的第一年，特朗普删除了《总统政策指南》，取而代之的是一份更加宽容的《原则、标准、程序》（Principles, Standards and Procedures）文件。事实再次证明，这是雷声大雨点小（the bark proved worse than the bite）。特朗普保留了这样的要求：如果预测到有任何的平民的死亡，就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杀戮。即使特朗普愿意赦免一些被指控的美国战犯，他还是很大程度上被束缚在战争的人道中。
无休止的战争也是如此吗？在任职期间，特朗普极力争取停止无休止战争的某些方面——最明显的是阿富汗部分——即使他在整体上加强了战争。有时，他撤军的尝试在整个政治光谱中激起了愤怒的浪潮——特别是当他在2019年开始从叙利亚撤军，抛弃了库尔德盟友时。特朗普轰炸了叙利亚政府以报复化学袭击，并在2020年在伊拉克时处决了伊朗的军事主谋卡西姆·苏莱曼尼，这引发了更大的分歧（to a more divided reception）。
相比之下，特朗普增加军事预算（他不断吹嘘这一点），比奥巴马更甚地使用特种部队，并且扩大无人机帝国，进行更多打击。这些几乎没有遭到两党的反对。毕竟，这是前两任总统的政策，现在只是比之前程度更甚。
现在拜登已经完成了阿富汗撤军。这一行动从奥巴马开始，特朗普也艰难地 想要将其完成，虽然两人都保留了新的反恐形式来取代当地的部队。这种混乱的局面在美国引起了一阵全国性的反思，因为它最终让人们认识到阿富汗的“国家建设工作”一直以来是多么的无力。但拜登严格区分了他一直计划继续进行的反恐行动和他已经完成的撤军行动。伊斯兰国分支ISIS-K在喀布尔机场的袭击导致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监视当局在此后加强了无休止的反恐行动，这些行动让奥巴马非常担心，也帮助推动了特朗普的上台。
无论历史将会如何评判“反恐战争”的功与过，以及它对世界和自身造成的后果，它给这个国家留下了一个尚未面对的、也没有做任何事来处理的悖论。通过布什、奥巴马和特朗普的总统任期，美国可以大踏步地保持其战争的人道。但由于一个又一个反战候选人最终成为了支持无休止的战争的总统，它在这么做的同时，却巩固了其全球化的军国主义。现在又有一位，唉，看上去像是被写好的剧本的俘虏。
共和党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才能重新赢得美国少数民族的信任，而共和党不能再等下去了。到那时可能已经太晚了。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少数族裔将占据美国人口的大多数。
翻译文章：Samuel Moyn, How the US created a world of endless war, The Guardian, August 31, 2021.
网络链接：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1/aug/31/how-the-us-created-a-world-of-endless-war
译者介绍 王婧滢，清华大学外文系2015级本科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www.haizi.na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