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行军”指的是阿尔帕·沙阿在2010年与纳萨尔派游击队(Naxalite guerrilla) 同行7天，徒步250公里，穿越印度东部的茂密森林以躲避印度政府军镇压的经历，后成为《夜行军：与印度革命游击队同行》(Nightmarch: Among India’s Revolutionary Guerrillas)一书，在2019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以作者的夜行军经历为主线，并结合其于2008-2010年在印度的贾坎德邦 (Jharkhand)、比哈尔邦(Bihar)等地的田野调查材料写成。
本文整理自2021年2月27日由季风实验室策划，并在哔哩哔哩平台直播的线上讲座——“夜行军：与印度革命游击队同行”(Nightmarch: Among India’s Revolutionary Guerrillas)。该讲座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国别和区域研究专业主办，清华大学历史系协办，并得到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支持。讲座由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副教授阿尔帕·沙阿(Alpa Shah)博士主讲，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曹寅主持，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王静、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国别和区域研究专业助理教授张忞煜、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助理教授谢侃侃等学者参与讨论。
文｜詹丹妮 整理
《夜行军：与印度革命游击队同行》一书获得2020年度政治和法律人类学协会图书奖(Association of Political and Legal Anthropology Book Prize)，曾入围2019年度奥威尔政治写作奖(Orwell Prize for
主讲人阿尔帕·沙阿，主讲人阿尔帕·沙阿博士(Alpa Shah)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印度和尼泊尔的经济人类学和政治人类学。另外，其研究也涉及当代南亚地区的平等、贫困和革命斗争等议题。沙阿博士的第一本著作《在国家的阴影下》(Inthe Shadows of the State)于2010年出版。该书是基于对印度贾坎德邦(Jharkhand)原住民的长期田野调查，探讨印度的原住民政治、环保主义、武装叛乱等问题。其著作《增长压倒一切:21世纪印度的部落、种姓、阶级和不平等》(GroundDown by Growth: Tribe, Caste, Class and Inequality in 21st Century India)，曾入选《印度教徒报》2018年度十大非小说类图书。该书探讨在印度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占世界人口1/25的阿迪瓦西人(Adivasi，意为“最早的居民”和达利特(Dalit)仍然处于社会底层的原因。
一、印度毛主义的背景
时至今日，世界上仍存在一批信仰毛泽东主义(Maoism)和认同其理念的个人及组织，他们被称为“毛主义者”(Maoist)。而在印度，毛主义者也常被称为“纳萨尔派”(Naxalite)。“纳萨尔派”一词来源于1967年5月在西孟加拉邦纳萨尔巴里(Naxalbari)村发生的由印度共产党领导的著名起义，该事件后来被称为纳萨尔巴里起义(Naxalbari Uprising)，纳萨尔派也由此得名。
纳萨尔派由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印度共产党(CommunistParty of India)发展而来。与其他共产主义组织一样，其目标是通过一切可用的手段，为推翻资产阶级、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1947年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实现独立之后，南亚次大陆的共产党内部开始出现各大派别。尤其是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后，印度共产党分裂为亲苏派(pro-Russian)和亲中派(pro-Chinese)。[1]亲中派中的激进派认为，尽管印度脱离了英国的统治，但殖民主义仍然存在。印度并没有获得真正的独立，国家权力只是被英国殖民者移交给了印度统治精英。他们认为，此时的印度和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相似，仍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因此应当仿效毛泽东在30年代提出的革命策略，发动被剥削的农民开展人民战争，坚持“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于是，1967年5月毛主义者在西孟加拉邦纳萨尔巴里村发动起义。在查鲁·马宗达(Charu Majumdar)和卡努·桑亚尔(Kanu Sanyal)等中上层阶级领导人的带领下，农民和工人占领并回收了土地，要求地主取消其债务，结束代际奴役。纳萨尔巴里起义被残酷镇压。纳萨尔巴里起义的消息迅速传遍印度，类似的斗争在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的斯里卡库拉姆(Srikakulam)的森林和丘陵地带、奥里萨邦(Orissa)的科拉普特(Koraput)、比哈尔邦(Bihar)的博杰普尔(Bhojpur)平原和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的比尔宾(Birbhum)爆发。许多来自上层和中产阶级家庭的城市青年被纳萨尔巴里起义所吸引，他们离开城市，深入农村开展革命。毛主义者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出许多派别，他们在各种问题上有不同的立场。但都反对地主压迫、种姓歧视等社会不平等现象，主张争取公平正义。他们试图动员在印度等级制度下最被边缘化、最受压迫的群体，要求尊重和保护这些群体的权利。
20世纪80年代末，在印度农业平原的不同地区的纳萨尔派曾试图开展联合，由此引发了政府残酷镇压。纳萨尔派无处可藏，因此遵循毛泽东和切·格瓦拉的策略，寻找地理条件适宜的地区进行游击战争，并开始撤退到印度中部和东部的山区森林中。而这些地区是当地阿迪瓦西(Adivasi)原住民的聚居区。当来自城市和农业平原的纳萨尔派领导人到达这些偏远地区时，他们对这些阿迪瓦西原住民知之甚少，由此开始了纳萨尔派与阿迪瓦西原住民的互动与调适。
从2006年开始，印度政府宣布纳萨尔运动为“印度国内最大的安全威胁”。政府军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残酷镇压行动。印度的人权活动家认为，这次镇压行动的原因与当下印度所遵循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有关。因为纳萨尔游击队的据点实际上是在国家的中心地带——印度中部和东部，该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而由于法律的种种限制，印度政府和跨国公司难以开发该地区的资源。而政府军通过清除纳萨尔派的名义，得以进入该地区掠夺资源。
二、“纳萨尔运动”的成就与问题
沙阿教授于1999年到2002年间在贾坎德邦的阿迪瓦西人中展开田野调查，以完成其博士阶段的研究。在其田野调查即将结束之时，她偶然接触到在该地区不断招募民众参加游击队的纳萨尔派。当时她认为，纳萨尔派就像黑帮组织，他们拉拢当地精英，勒索大企业以吸纳当地项目的资金，以暴力手段拓展其势力范围。随后，沙阿教授回到伦敦完成其博士论文，但她同时也持续关注印度纳萨尔派的消息。随着越来越多的阿迪瓦西人加入纳萨尔运动，纳萨尔派和阿迪瓦西人在阶级斗争中的互动激发了她进一步研究的兴趣。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沙阿教授于2008年回到贾坎德邦再次展开田野调查。
该书以沙阿教授的7天夜行军经历为主线，并融合了其长期以来田野调查的结果，对阿迪瓦西社区中的纳萨尔派运动展开深入分析。书中涉及的人物有：来自中上阶层的高种姓领袖Gyanji，他已经在地下生活了20多年;16岁的阿迪瓦西步兵Kohli，他是沙阿教授在行军途中的保镖，因与其父亲产生争执而加入纳萨尔游击队;阿迪瓦西人Vikas，他是本次行军旅程的队长，但最后背叛了游击队;以及阿迪瓦西女性Somwari，沙阿教授进行田野调查时与其同住。该书的核心关切是探究人们投身纳萨尔游击队的动机，并思考纳萨尔派运动中的种种矛盾如何导致该运动的分崩离析。
学界一般认为，民众参与反政府武装运动的原因主要是出于功利主义，即希望通过参与运动以获得一定资源和利益;或是出于对政府治理的不满，希望以此反抗政府的统治。但是沙阿教授指出，上述解释都相对片面。她注意到当地民众与游击队之间存在独特的关系网络。许多家庭都有成员参与游击队，而游击队员也有很多是当地民众。因此游击队与当地民众发展出一种情感上的亲近感，这使得毛泽东主义能够在该地区广泛传播。然而，这也成为游击队的“阿喀琉斯之踵”，当地民众不时脱离和背叛游击队的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纳萨尔运动的分裂。
在书中，沙阿博士还试图展示纳萨尔派如何发展与当地阿迪瓦西人的亲密情感(emotional intimacy)。纳萨尔派领导人大多来自主流上层社会，是阿迪瓦西人一直试图远离的群体。但这些纳萨尔派领导人信仰毛泽东主义，致力于建设一个消除种姓和阶级的平等社会。他们运用毛主义理论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试图平等对待每一个人，从而与长久以来一直被“边缘化”的阿迪瓦西人发展出亲密的联系。
沙阿教授也指出了纳萨尔运动存在的问题。其一，纳萨尔派对印度经济秉持一种过时的看法。他们认为印度至今仍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此证明其立足农村的持久战策略是正确的斗争路线。这种社会性质的界定在纳萨尔派中是不容置疑的。尽管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纳萨尔派长期存在的原因，但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例如他们无法解释资本主义如何在印度被广泛接受，甚至包括纳萨尔派中的小部分成员也被资本主义所吸引而背叛了游击队。
纳萨尔运动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他们不能充分利用阿迪瓦西社区的现实情况以发展其运动。相比等级分明的印度教社会，阿迪瓦西社区实际上是相对平等的社区。然而随着纳萨尔运动在阿迪瓦西社区的深入，阿迪瓦西社区中原本存在的性别平等反而被破坏，父权制在该地区崛起。
近年来，印度政府展开了一系列镇压行动以打击纳萨尔派。许多人未经审判就被指控为“纳萨尔派”并关进监狱。尽管很多人可能和纳萨尔运动并无关联，他们只是在城市工作的为穷人发声的中产阶级激进主义者，但他们在近年中都被当作“城市纳萨尔派”(Urban Naxals)关进监狱。沙阿教授强调，这些残酷的事件并不为国际社会所知晓，因此值得进一步加以关注。
三、评议与讨论
在评议和讨论环节，王静博士指出，由于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坚持地下斗争路线以及印度政府的“信息舆论战”混淆试听等因素，外界难以了解毛主义运动斗争的全貌。而沙阿教授的《夜行军》一书则很好地扩展了外界对印度毛主义运动的认知。王静博士对毛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特点和现状进行了深入的介绍。她认为，与印度统治阶级不同，毛主义者主张吸收人民的文化。毛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将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结合，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学习下层民众的语言，与农民群众一起生活和工作。
另外，王静博士指出，印度政府曾声称毛主义运动已成为“国内最大的安全威胁”，并于2009年开始发动“绿色狩猎行动”，全面打击毛主义运动。实际上，印度毛主义运动是否为“国内最大的安全威胁”仍有待商榷，而其遭受政府残酷镇压的深层原因是毛主义者已成为抵制资源掠夺，反对印度新自由主义进程的最大反抗力量。在对毛主义者进行武装围剿的同时，印度政府还运用种种手段炒作“毛主义议题”。
最后，王静博士提到，沙阿教授的作品呈现了毛主义运动中“人性”的一面。她进一步阐释了社会主义如何认识“人性”。“在社会主义文艺观中，没有抽象的人性，只有具体的人性，更不存在超阶级的人性。而毛主义者所提倡的人性是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 王静博士以《夜行军》一书中的Prashant和Gyanji为例，指出“二者均经历了身份立场的转变，分别从部落放牛娃和城市知识分子公务员蜕变成为社会主义新人”。
张忞煜老师认为，沙阿教授的研究深入剖析了毛泽东主义在印度的具体实践情况，并提出了相关问题。首先他指出，印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批评者之一是达利特思想家，他们批评印度共产党不能很好地处理种姓问题。例如很多共产党领导人都来自于高级种姓阶层，他们使用了一套与阿迪瓦西农民不同的政治话语。正如沙阿教授在研究中强调的，纳萨尔派和阿迪瓦西民众的亲密关系，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非正式的私人关系。张老师关注纳萨尔派是否有更为正式的策略来协调二者的身份差异。另外，张老师指出，印度教右翼势力也有动员阿迪瓦西人的相关策略。例如，他们更愿意将阿迪瓦西人称为“森林居民”(Vanvasi)，并且已经在该地区建立一些组织以发展和部落居民的亲密关系，如“森林居民福利院”(VanavasiKalyan Ashram)。张老师关注纳萨尔派如何回应这些印度教右翼势力的倡议，以及纳萨尔派和基层的印度教右翼组织如何在这些阿迪瓦西社区中展开竞争。最后，张老师提到，纳萨尔派的政治动员试图让阿迪瓦西人意识到，其经受的苦难是由印度政府造成的，但客观上为其勾画了一个关于国家的整体轮廓。某种程度上，纳萨尔派似乎反而扮演了使低种姓民众、达利特人、阿迪瓦西人这些边缘群体以某种方式参与到主流政治生活的先锋角色，尽管他们在主观上反对当代的印度政治制度。
沙阿教授对上述问题一一作出回应。关于达利特学者对纳萨尔运动的批判，沙阿教授认为，尽管纳萨尔派实际上已非常重视达利特问题，但这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沙阿教授和其同事Feyzi Ismail曾撰文探讨纳萨尔派如何对待原住民的问题。在与尼泊尔的毛主义者进行对比之后，他们认为尼泊尔毛主义者比纳萨尔派更为妥善地处理了原住民问题。[2]
沙阿教授指出，将纳萨尔派与印度教右翼势力进行比较研究很有意义。事实上印度教右翼曾试图在纳萨尔派活动的同一地区进行政治动员。二者在同一地区修建学校和诊所，并曾因争夺势力范围发生斗争。但是印度教右翼势力在该地区更具优势，因为他们是公开的，且更有组织性。而纳萨尔派则多在地下开展活动。印度教右翼势力支持政府对毛主义者的镇压行动，进一步削弱了纳萨尔派的影响。总体来说，印度教右翼的基层组织成功获得了很多阿迪瓦西人的支持。
关于纳萨尔派在印度的政治体系中的位置和其扮演的角色，沙阿教授认同张老师的看法。她强调，纳萨尔派客观上是将对印度的国家想象带入阿迪瓦西人的生活，让那些一直试图远离这个国家的阿迪瓦西人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一部分。
谢侃侃老师指出，沙阿教授将长期的田野调查融合到短短的七天行军经历中，使该书对专业学者和普通读者来说都具有可读性。因此他对沙阿教授如何构思写作的框架，将七天的夜行军经历与其十余年来沉浸式的调查展开联系表示关注。另外，谢老师注意到沙阿教授使用了种姓、阶级等理论分析纳萨尔运动和阿迪瓦西社区，同时也涉及了与庶民研究的对话，但并未使用“种族(Race)”一词，这似乎是毛主义理论中缺失的一部分。最后，谢老师提到，印度政府对纳萨尔运动的镇压行动与印尼前总统苏哈托执政时期发动的对共产党的大清洗事件有相似之处。实际上苏哈托政权继承了荷兰殖民地政府的一些统治政策，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说的“新社会，旧国家”。随着印度教右翼民族主义者的崛起，印度政府正试图给国内的左翼人士贴上“纳萨尔派”的标签，这尤其值得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沙阿教授对此进行了回应。她表示希望通过7天的行军旅程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同时以行军经历为线索，并在其中穿插其1999年以来多年的田野调查的结果，以对纳萨尔运动展开深入分析。事实上，在这段旅途中，行军的队伍内部出现了分裂，沙阿教授由此意识到，这段行军旅程就是对纳萨尔运动本身以及印度现状的隐喻。
沙阿教授强调，种族和庶民在印度研究中也非常重要。在她的另一部著作《增长压倒一切》(ground down by growth)中，她试图展现世界上其他地区，包括美国和印度的种族资本主义(Racial Capitalism)理论是如何产生的。她认为有必要将种姓和种族统合起来考虑。尽管在过去，种姓和种族的合法性可能有不同的来源，但实际上两者的运作原则非常相似。另外，沙阿教授认为其研究是对庶民研究的补足。从事庶民研究的学者大部分是历史学家。如最早开始庶民研究的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Guha)，他进入档案馆，在史料的字里行间发现之前未被注意到的下层民众的声音。而人类学家则和底层民众生活在一起，学习其语言，尝试理解他们，就像历史学家在历史材料中读懂他们一样，她认为这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她提到，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之间的对话、比较和互相补充十分重要。
沙阿教授表示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比较研究很感兴趣。她指出，印度历史上并未发生类似印尼的大清洗事件。因此反思荷兰和英国殖民地政府的统治手段、后殖民时期本土统治精英如何继承前殖民地政府的统治方式，以及两国对待共产主义的不同方式很有意义。她提到有学者曾对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开展比较研究。其结论是当下印度之所以有更多关注底层民众的社会运动，其原因之一是因为印度历史上没有像印度尼西亚一样开展过大规模共产党人清洗运动。
在提问环节，研究中印的农村发展问题的何嫄博士对开展田野调查的语言障碍，以及纳萨尔运动的兴衰与民粹主义的关联性进行关注。关于田野调查中的语言障碍问题，沙阿教授指出，尽管其身份背景和教育经历为其学习当地语言奠定基础，但在开始实地调查时仍遭遇很多困难。随着田野调查的不断推进，她试图学习并理解这些语言。她强调学习当地语言的重要性。首先，学会当地语言，才能真正被调查对象所接纳，真正融入其生活的群体。其次，很多信息是通过话语传递，只有掌握了当地语言，才能捕捉到事件全貌。最后，掌握当地语言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保护自身安全。以沙阿教授的自身经历为例，当地的政府警察曾驻扎在其所居住的村庄，以追捕游击队成员。由于掌握当地语言，她成功地避免了警察的怀疑。
关于民粹主义与纳萨尔运动的联系，沙阿教授认为，在当下印度的语境中，民粹主义常被用于指代印度教右翼势力的崛起。如前文所述，在阿迪瓦西原住民社区等地，印度教右翼势力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在这种情况下，纳萨尔运动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另一方面，纳萨尔运动本身也有其失败的地方。首先它无法充分适应当地的特殊条件。其次，纳萨尔运动未能突破其视野的局限，毛泽东主义被奉为圭臬，如果其成员偏离了某些核心主张，则可能被视为叛徒。因此尽管民粹主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纳萨尔运动的现状，但从历史纵深和现实情况分析运动本身则更为关键。
[1] 1965年亲中派从印度共产党中脱离出来，成立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简称印共(马)。但不久之后，印共(马)内部再一次发生分裂，一部分人主张通过议会选举实现“人民民主革命”，而党内的激进派则坚持武装斗争。1969年，激进派脱离印共(马)，组建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参见王静：《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54-55页。
[2]具体请参见Class Struggle, the Maoists and theIndigenous Question in Nepal and India，Alpa Shah, FeyziIsmai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L (35): 112-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