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语
新中国历史上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第一次把千千万万的小农组织起来，是一次伟大的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这一从未有过的新事物——经济生产上的集体化、政治进程中的民主化，对普通个体的影响是系统性的。作为有血有肉的普通个体，如何在集体化的浪潮中处理一系列的情感关系：父亲对儿子的关心、儿子对父亲的理解、恋人之间的选择与发展，以及这些关系的处理对集体化事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都是值得去探讨的。
文艺作品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调查资料，历史进程中个体的思想、情感所出现变化，内在的纠结都可以鲜明地表现出来。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的《创业史》，通过展现集体化浪潮中诸多情感线路，向我们展现出引导中间人物进步和促进妇女解放也是集体化事业的意义所在。
刘淑良在第二卷第七章终于正面登场，之前第一卷的某些章节中她几次被人提及，梁生宝的好基友冯有万老想着给生宝做媒，介绍自家老婆金姐娃的表姐——刘淑良——给生宝，但一直没说成。而生宝自由恋爱的对象改霞最终离开家乡，到北京长辛店铁路机车厂当工人去了，生宝的爱情、婚姻就得另有一线牵了。
刘淑良在柳青小说的构想中，应当是第一女主人公，因为她才是与梁生宝志同道合、可以一起在农村干合作化事业的伴侣，但是由于《创业史》四卷只完成了两卷，所以刘淑良本人、她与生宝以及在蛤蟆滩的生活故事都还没来得及展开;小说写改霞大约有五个章节(在第一部)，而淑良除了本章登场之外，后面有第十五章写二人相亲，第二十三章写二人在县上开会邂逅并定情，仅从篇幅上看，写改霞的部分得到更充分的展开，而从内容上看，改霞与生宝之间情感写得一波三折，也更加丰富，这使得现在评论家一般会认为，“关于徐改霞的描写是全书最美的段落，几乎使第二部才登场的真正女主人公刘淑良黯然失色。”“在第二部出场的刘淑良，尽管她与梁生宝是那样的般配，但这两人的关系更像一个现实的婚姻故事，而褪掉了爱情书写那种令人心悸的浪漫色调。”
换到以前我一定会同意这样的论断。最早读《创业史》的时候的确是对改霞印象很深，而对刘淑良印象模糊。但这次重读，很多感觉却发生了变化，我觉得自己仿佛越来越靠近《创业史》的理想读者，比较能够从“新事物”是如何萌芽、“新的社会关系”是如何产生的角度去理解小说，以至于阅读感受较之从前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比方说，学生时代看《创业史》我是看不下去的，也没看完;后来再读《创业史》是因为理性认知上发生变化，认识到社会主义的重要性，所以也认为社会主义文艺是不可忽视的存在;这一次跟食物主权的同志们再次细读《创业史》，最深的体会却是小说在情感方面巨大的感召力，仿佛是被作者引领着去感知时代大变动之下一颗颗颤动的心灵，《创业史》写出的也是心灵史的意味。本次的《创业史》阅读，居然不时会被情感的洪流所涤荡，有时候甚至读得热泪滚滚。
如第一部第十六章，梁生宝与卢、王、杨三位书记之间有一场不断提高认识的谈话，当谈到“党的工作基础，永远是群众的觉悟，不是群众的感恩!”时，生宝受到启发，表达了一下对自己思想落后的继父理解和同情：继父不是坏，他没见过社会主义，不能强迫他相信……这令书记们惊讶地发现生宝“是这样一个重感情的人。”第十七章梁三老汉担心生宝进山有风险，去找卢明昌叙谈，最终被“全姓共的”人说服，却依然放心不下生宝：“要是有三长两短，你们党里头高抬贵手”，老汉以极其朴素的方式理解了庄稼人和共产党的区别，甚至带有一点把自己的儿子交付出去的意味;第一部上卷结尾处，生宝第二天就要带割竹子的队伍出发了，老汉特意睡在马棚里不跟儿子告别，生宝则一定要进去跟爹说说话，父子的深厚情感和彼此达成的理解与支持，尽在不言中。
小说中比比皆是对类似过程的展现，使社会关系的新变不脱离开人物的情感结构，从而具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通过这一次的阅读，我对评论界关于到底是梁生宝还是梁三老汉才是《创业史》里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形象的争议也有了自己的看法，两者难道不是同样成功吗?一个是理想人物，却也并非“圣人”、“圣徒”、“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形象”，而是活生生的、扎根在大地上的、同时又不断朝向未来可能性的新人；一个是“中间”人物，作者没有让他超越自己所处的现实条件，但是在新人辈出的环境里，中间人物也是可以共同前进的；然而如果失去了朝向未来可能性的维度，中间人物也就无所谓中间，不知道会掉到哪里去了。
至于改霞和淑良这两个人物形象，到底哪一位塑造得更好更成功?对此我也产生了类似的看法。这是两个同样有光彩的新人、新女性、新劳动妇女的形象。
第八章明显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正面写淑良，她两次从竹园村跑到蛤蟆滩来寻访生宝，对这个人、这个人的家庭、这个人的事业越了解就越喜爱;这个部分突出的是淑良的勇敢、成熟、有主见;后半部分侧面写淑良，通过她姑与生宝娘聊家常，展开她的成长背景，父亲受恶霸欺侮的事件中小小年纪的她表现出的大胆、机智、责任担当，尤其是在跟变了心的知识分子丈夫主动离婚的选择中表现出的刚强、自主、豁达洒脱，不得不令人惊叹，这与传统的农村妇女已经相去甚远，生宝娘的赞美：“这么明亮的女人!少有!少有!”“明亮”一词可谓用得恰当。淑良毫无疑问是作者塑造的与梁生宝一样的理想人物，却也跟梁生宝一样，并非凭空诞生，新社会为妇女解放开拓的空间——像淑良这种本身精明强干的女性，也可以完全不依赖男性，而投入到互助合作等公共事务中去。
改霞和淑良，在小说中既十分相似——淑良的小名叫“改线”，两人都是家里的三女儿——又恰成对照。两人同样是女共青团员，接受新思想，敢于破除旧风俗(改霞退婚、淑良离婚，对于不合意的婚姻，两人都不接受，而要追求自己的幸福)，但是两人最大的不同，是改霞的稚嫩和淑良的沉稳。虽然改霞二十一岁，淑良二十四岁，没大多少，但是小说将改霞写成少女心态，而淑良的经历却让她看起来比自己的年龄还要成熟，所以改霞易受外界影响，易有反复;而淑良则哪怕以为生宝对自己无意也能坦荡对待，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霞的女儿气更浓，而淑良则几乎是跟生宝对等的，小说也一再提到她不输于男子汉。
也是由于这样的描写，改霞和生宝的爱情更像是通常的“浪漫爱”：改霞是“汤河上最俊的女子”，生宝是村里最棒(包括帅)的小伙儿，二人同是积极分子建立起的交往、好感和倾心，因种种因素造成的阻隔、相思、误会和最终的分手……其中的一波三折，足以让读者觉得这是“《创业史》第一部最为华彩的段落”，而且也是“作家柳青精神气质的投影”。
不过，我并不认为在改霞和改霞的爱的映照下淑良就“黯然失色”，也不觉得淑良与生宝之间只是现实婚姻关系的考量。从表面形式上看，淑良和生宝之间的交往似乎退回到更传统的方式：相亲、谈婚论嫁、婚后生活预想……然而无论淑良还是生宝，其实都并不以结成婚姻为自己的目的：生宝坚持“等我俩来往上几回”，等到发现淑良的确在互助合作事业上完全与自己志同道合，以后很可能成为蛤蟆滩的“妇女带头人”时，才从心底里产生对淑良的“热爱”;而淑良对于结婚这个事的基本态度则是：“我要一个随便啥男人做啥呢?”“要是没有那种感情，而硬要做一个人的媳妇，那简直太寒伧了!”梁生宝最吸引她的，也恰是他在蛤蟆滩办农业社的种种事迹。可以说，这两个人正是在相似的怀抱和共同的追求中产生了深挚的理解和爱情，看起来它不同于非理性的激情，而具有某种更持久、更稳态的特点，然而，这种在志同道合中升华出来的爱情，不是也可以看作是超越通常“浪漫爱”模式的更深一层的浪漫吗?
《创业史》对女性人物的关注，当然体现了作者对作为人类解放之一翼的妇女解放之重视，同时，男女两性的爱情(私领域)在小说中也起到指涉社会主义事业(公领域)中的矛盾、冲突以及解决的作用。改霞和生宝的爱情归于失败，无论是由于郭振山的离间、影响，还是涉及男女主人公双方未及说明的误解，抑或改霞和生宝都曾归因的二人的个性……其实背后还隐藏着一个现实矛盾：城乡关系、城乡差距;包括淑良与作为进城大学生的前夫范洪信的婚姻失败，同样也是因为城乡差距;作者通过这样的情节设计揭示了现实存在的矛盾，同时也通过人物的选择点出解决之道，淑良主动选择离婚而与生宝携手，有一句思量的话是这样说的：“哪个村里不是鸡叫?哪个村里不是牛嚎?哪个村里不是共产党领导?”在村里也是干社会主义，而城乡差距的解决，也要靠社会主义。
当然还有尚未解决的矛盾就是：在现实的限制条件依然存在而又要向社会主义方向推进的过程中，往往需要个人做出牺牲。这在理想人物的塑造上尤为如此，比方说梁生宝处处表现出的舍小家而顾大家，再比方说刘淑良不仅是跟男人一样能劳动，而且善于持家，女红样样行，这跟改霞恰成对照：改霞最终离开生宝，有一个重要的想法是自己性子强，不甘愿“当个庄稼院的好媳妇”。小说以淑良既现代又传统的品性和美德，为现实的限制提供了解决之道，而真正的解决之道，可能还在于社会主义，如人民公社的建成，使家务劳动可以社会化，也为男女两性的发展提供真正平等的起跑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