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谈为什么要发动文革
(一)陈正人的信
1964年毛泽东阅读了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信中说：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薄一波在旁边批道：“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毛泽东接着就批了一段分量更重的话：“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陈正人在信中还写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毛泽东又写了一段批语：“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引者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毛泽东在陈正人1964年12月4日关于在洛阳拖拉机厂搞社教蹲点情况给薄一波的信上的批注，手稿，1965年1月15日。)
按：
毛泽东为什么要否定文革前的经济发展
从社会生活看，1962—1966的几年亦即文化革命的前夜时代，是一个政治清明、官员清廉、国民经济正在蒸蒸日上的时代，一场规模巨大的工业革命正在中国的大地上有节奏地发生。
大庆油田的开发解决了当时中国工业发展所亟须解决的能源问题，自五十年代的“一五”计划以后中国即进入了大规模工业革命的进程。1958年的大跃进及其失败，使中国经济发展遭遇重大挫折。但经历六十年代初的调整时期后，自1962年起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高速增长的时期。在经历了严峻的三年困难以后，农业中人民公社的组织已经稳定下来，农民正在适应这一集体化的新组织形式，农业生产力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城市人民的日常生活也得到改善。但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新的问题，在经济中形成一些矛盾的趋势，决策集团面临着重大的选择。最重要的是以下几个问题：
1、工业中是以利润、积累资本作为生产目的(孙冶方为代表的经济理论)，还是以不计较经济成本而使经济发展服从政治目标即以社会使用价值为生产目的?
2、企业主人究竟是工人还是经营管理者?毛的路线似乎始终是想试图探索一条工人自治、工人自主管理的路线，1958年鞍钢提出的所谓“鞍钢宪法”提供了这种探索的一种标本。而刘少奇代表的方针则更多地重视通过强化管理者管理地位和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管、卡、压”)来提高生产效率，这一路线的标本是六十年代初部分内容模仿苏联“马钢宪法”即苏式官僚主义管理体制制订的《工业管理六十条》以及1964年前后拟建立的“托拉斯”工业组织。
3、在农业上，自从五十年代以来，决策高层中就一直存在集体经济与个人经济在经济效益上孰优孰劣的争论。六十年代初部分农村中实行包产到户，开放集市贸易，对于经济恢复活力显示了重要作用。但商品经济对于自然经济状态下农村社会关系的侵蚀，导致了农民的经济分化，随之形成一个手中积累了农产品剩余的新生富裕农民阶层。这种分化与毛的均富（“共同富裕”）的政治理想相违背，同时也对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造成了冲击。
4、随着经济生活的复苏，在国家机关、企业、公社中都出现了早期的国家干部腐败现象——贪污、腐化等。之所以称为“早期”现象，是因为六十年代的这种腐败现象，在浸润的程度和规模上都是极其微弱的。①
5、研究毛泽东的人会注意到，毛的内心深处深深憎恨一切阶级压迫，厌恶等级制度，有浓厚的平等意识和平民观念。(因此，1958年他支持张春桥那篇受到党内多数官员反对的主张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即反对等级制度的文章。)毛一向蔑视人世间那些高高在上者，随时准备向他们挑战和斗争，无论这种高高在上者是称霸于世界的超级大国还是本国土地上的官僚。同时，他更关心社会中的那些贫穷无靠者的命运。因此他多次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二)与吴旭君谈话
显然，毛泽东这时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已十分严重。他担心，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状况如果发展下去，会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人对此却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这使毛泽东非常不满。自一九五九年以来党内高层领导中对形势估计、农村“包产到户”问题等的意见分歧，一步步积累起来，更使他认定问题首先出在党的上层。他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按：
关于导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原因，主要似有如下八个方面：
一、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对于内外政策发生分歧(如经济上的“三自一包”、外交上的“三和一少”，特别是在四清整党问题上毛刘之间多次发生重大分歧);
二、对国家未来发展方向和模式发生分歧(所谓路线之争：毛试图构建最终将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制度，而刘少奇所代表的一些领导人则主张搞“新民主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
三、政治斗争(国家政治中的主导权、领导权之争：由毛泽东作最终决策体制，与政治局、书记处集体决策体制，亦即所谓“一线二线”之争);
四、意识形态之争：毛坚持造反革命主义与刘少奇的非正统儒家主义加斯大林等级制官僚主义(“修养”及“服从”的伦理体系);
五、社会背景(1949年革命胜利后，党政干部阶层发生官僚主义化，由于社会分工导致政治和阶层分化：政治等级制度、党政官僚特权制度，以及财产私有意识开始萌生，社会下层对官僚主义也存在不满情绪)。
六、历史原因：历次党内政策路线争论留下的政治裂痕，尤以大跃进失败导致的党内政治分歧为尖锐，庐山会议遗留下了对“三面红旗”的怀疑和未结束争论等。所谓“算帐派”和“观潮派”的存在。如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
七、自大跃进失败和庐山会议以后，由于毛泽东退出了国家政治的一线领导地位，其对政治事务包括人事安排的影响力有所缩小。虽然表面上他仍被拥戴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神圣精神领袖，但是不和谐的声音(如杨献珍、陆定一等要求以马克思、列宁著作而不仅是毛泽东思想为意识形态正统和主流)以至要求寻求意识形态多元化(包括文化上实行“真正”的“百花齐放”)的声音也开始出现。这种思潮，就是所谓文化上的“修正主义”。
八、自建国以后，毛泽东一直试图寻找一种民主形式，使得下层民众能够通过这种形式攻击政治上与社会中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从而消除社会中统治者(执政党)与被统治者(人民)之间的磨擦和矛盾。但他没有考虑为这种民主创制制度，而是考虑使用群众运动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所谓“大民主”形式解决这类问题。由于这种群众运动可能导致政治失控及无政府状态，因此一直受到主流官僚阶层的限制和抵制。
(三)给江青的信
七月八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信写好后，给正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以后，由周恩来把信带到上海交给江青。毛泽东还委托周到大连去，向林彪讲了信中的内容。这是他在滴水洞沉思后的结果，里面有许多话十分值得注意：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
“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
(四)七十三岁生日的祝辞
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这天晚上，临时通知一些人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饭。除毛泽东外，参加的有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没有林彪、周恩来、陶铸、康生、李富春。吃饭按他的惯例，四菜一汤，每人一小碗面条，还有烤白薯、煮玉米。吃饭前，毛泽东讲了很长的一篇话，就像是举行了一次会议。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十分重要，但没有留下正式记录。据参加这次晚宴的王力说，毛泽东讲话中给他印象很深的话是：
“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
“我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连，大串连使全国革命联成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这些代表人物顽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这个社会基础，他们本人是党的各级领导者，在党内有影响。”
“现在，对这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要叫他悬崖勒马，如果再搞两面派，他们就是和走资派同流合污，或者他们就是走资派。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693-696页。)
对各地各级党政机关领导人中相当大的一个多数，毛泽东已经明显地失去耐心，认为他们利用领导者的身份，玩弄两面派的手法，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努力保存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旧框框，提倡无条件服从，挑动群众斗群众，阻挠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同他们商量，已不再能妥善地解决问题。不排除这个障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便不能进行到底。他认为，最近已出现新的局面，广大工农兵起来了，主力是工人。一切企图阻挡这股历史潮流的人都要被冲走。
吃饭时，毛泽东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五)与外国友人的谈话
第二天，也就是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在会见一个外国党负责人时说：“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广播电台和保守派很厉害，所以需要夺权。”“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对上海工人中的造反派，他抱着很大的希望，说：“上海工人已经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管了工厂、机关、学校。”“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毛泽东同一位外国党负责人谈话记录，1967年1月17日。)
十多天后，他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卡博、巴卢库，把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并且采取“夺权”这种极端步骤的意图，说得更透底。他说：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
“一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些情况你们也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现在，两方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这时，刘少奇等已经离开领导岗位，毛泽东说的“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指的显然已不只是刘少奇等，而是涉及面更广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他在这次谈话中说“我们党里暴露出许多人”，并且具体地说明大体上是指几部分人：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打倒民族资本主义就不赞成了，这就是一批老干部;第二部分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第三部分是接收下来的国民党的一些人;第四部分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这些人也不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最后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不过，整个潮流看来，斗来斗去，那些错误的人总是最后站不住脚。”(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一年前通过的“五一六通知”。第二天，中央文革小组将《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为此而写的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修改中写了一段话：“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毛泽东对《伟大的历史文件》稿的修改，手稿，1967年5月18日。)
毛泽东对自己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始终深信不疑。他看到运动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并采取一些措施努力加以纠正，但看到社会上不少人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又认为有必要维护“文化大革命”，不能因“支流”而忽视“主流”。他在同外宾谈话时尤其强调这个方面。
九月三十日，他在北京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中国的事情有一部分干得还可以，有一部分干得不好。如果统统干得好，还搞文化大革命干什么?正是有个黑暗面，'要改变。”“在去年夏季赞成我们这一些道理的，赞成文化大革命的，占少数。那时，工人还没有起来，学生受压迫，左派站不起来，红卫兵刚刚冲破汶个压迫。现在来看.情况就不同了，工人起来了，革命派占了多数。现在可以说，多数省革命派占了多数。”他又说：这是社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社会上有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它就要在共产党里找代理人。“去年上半年到今年二月，我把形势估计得严重一点，我说我们这场斗争的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第二个可能性是胜利。”“现在可以看出一个眉目来了，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9月30日。)
十月三日，他会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时，提出一个重要论点：“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他又用很长时间来讲干部问题，说：“我只要求你(指干部。──引者注)一条，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可以解释嘛，有道理为什么要骂人?”“这样不行，老百姓不同意，也要批评你，当然不会因为这些打倒你。这次一年多的一个大批判运动，可把这些干部吓一跳。”另一方面，他说：“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有那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我们就可以教育。”努马扎莱插话说：外国人讲中国乱得很。毛泽东说：“乱了一会就不乱了，请他乱，他也不乱了，他闹够了，不闹够不行。学生、工人、农民都起来闹，这个时候差不多了。”“一个工厂为什么要分成两派，而且打得那么凶?这没有道理。他打够了，就不想打了，下面不打了，工人不想打了，群众不想打了，上面头子孤立起来了。中央讲几句话，就是给他一个下台阶的机会，讲早了不行。”他对形势仍估计得很乐观，说：“现在没有危险了，我已经走过了。打够了，不愿再打了，问题已解决了。好像身上长了一身脓疮，把脓挤出来，身体更健康了。”(毛泽东同努马扎莱谈话记录，1967年10月3日。)
十月十二日，毛泽东再次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对他们说：“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好机会。”他又讲到：我们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因为国家这么大，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我都没有见过，人都不认识。“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为什么我们不怕乱呢?因为你不让它乱，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来。”“从九月下旬起，全国联合的多，不联合的少。大体上他们打够了，闹够了，我看工人、农民、学校、机关有点不想干了。我们要全面解决还得几个月。”“还有一个问题，大概明年或后年我们开党代表大会，把党重新建立起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0月12日。)不久，他会见以谢?佩奇为首的阿中友协代表团时再一次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审查，用群众性方法来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
(六)理论总结
从对形势的这种乐观估计出发，毛泽东把召开九大和整党的问题提上了日程。他在十一月五日找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了一次，说：“其实，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军，也是整工、青、妇、学。党、政、军、民、学都整了。”“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当然，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搞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他又说：“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有朝气。”(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7年11月5日。)他要求拟出几条征询意见性的办法，在十一月内发下去，以便十二月把意见集中起来，再发一个指示。根据他的要求，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先后发出《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和《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在着手筹备九大和整党工作的时候，毛泽东认为需要对“文化大革命”从理论上加以总结，以利于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切实巩固下来。这个理论的概括的表述，最先是在十一月六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发表的，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编辑部文章把这个理论的要点归纳为六条：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毛泽东传》笔记
（百韬网刘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