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鲁迅在1927年批判的并非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是未分化状态的“国民革命文学”。清党之前的批判，鲁迅重在指出“文学”之于“革命”的无力，以及广州“奉旨革命”的“革命精神已经浮滑”。清党之后，鲁迅批判了以革命文学社和吴稚晖为代表的“革命文学”和“革命文学家”，认为他们蜕变成了“革”人之“命”的杀人工具，从而彻底否定了“革命文学”和“国民革命”的合法性。总之，鲁迅1927年的“国民革命文学”否定论并非一般的“文学论”，而是他评价国民革命状况以及自己在革命时代位置的“状况论”，展示了他“永远革命”的真正“革命人”本质。
鲁迅对“革命文学”的批判并不是从1928年才开始的，事实上他1927年就对此有过集中尖锐的批判。关于这一点，研究者都是有所了解的，但是既往研究普遍将鲁迅这两个时期的观点做了同质化处理，不加区分地进行前后互证，事实上鲁迅1927年所批判的“革命文学”，更多泛指的是“国民革命文学”，并非1928年特指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海外学者对这个重要差异较早给予了关注，日本学者丸山昇在其1972年出版的《鲁迅与革命文学》一书中指出：“《革命文学》等文章不是无产阶级文学批判，而是对国民党方面的‘革命文学’，或者不如说对是‘四·一二’武装政变之后的‘革命’的批判。”所以他特别强调“必须超越向来把‘革命文学’的历史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文学运动的历史框架，将视野扩展到国民党周边的文学者的活动”。[1]2005年他又在北京大学“‘革命文学’的时代”研讨会上指出：“‘革命文学’这个词登场提出来的20年代，正是承继孙文提出的‘三大政策’开始的‘国民革命’时期，这个词意味着‘国民革命的文学’。”[2]新加坡学者王宏志也强调对“革命文学”的理解，“关键却在于这‘革命’是什么，共产党固然可以提出‘革命’，国民党也可以提出‘革命’，几乎什么人都可以提出‘革命’。事实上，1927-1928年间，国民党便曾倡议过‘革命文学’”[3]。
与此相对，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却多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为正统，各类论著对于“国民革命”要么避而不谈，要么以“大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替代，甚至将其他“革命文学”斥为伪说，譬如艾晓明在《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中谈到鲁迅时，就认为“对当时借革命投机的冒牌革命文学和某些充满‘革命口号’的作品他都非常反感”[4]。这种情况的出现，无疑是胜利者书写历史有意遮蔽的结果，加以研究者习焉不察、倒叙历史，从而使多元的历史原貌转为独尊一家。不过近些年来，已经有人关注到“革命文学”内涵的演变问题，1997年出版的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指出：“综观早期革命文学的理论主张，人们并不难发现：一、革命文学的‘革命’，乃是大革命前人们所理解的那种普遍意义上的革命，即国民革命，革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特别是封建军阀的命。这种革命中当然也有为无产阶级谋利益的成分;”[5]程凯的博士论文《国民革命与“左翼文学思潮”发生的历史考察(1925-1928)》，显然意在探究“革命文学”的前史即它与“国民革命”的关系问题，不过他更多发掘了广州时期的创造社和武汉时期的“革命文化”，对于鲁迅的“革命文学”内涵似乎缺少体认，尤其没有注意到他对“革命文学社”和“革命文学家”吴稚晖的批判。
统而言之，海内外的学者虽对“革命文学”的内涵演变有所关注，但总体来看还是语焉不详，所以本文在仔细查阅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试图就1927年鲁迅的“革命文学”否定论的具体批判对象、批判原因和核心理念等展开分析，以期对认识“革命文学”的复杂内涵和鲁迅思想的演变能有所裨益。
一 前史：“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与“国民革命文学”
早期“革命文学”的提倡和一批共产党人有关，其目的意在“使学术文艺成为无产阶级化”[6]。1922年2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其机关刊物《先驱》上开辟了“革命文艺”专栏，1923年6月创刊的《新青年》季刊在其《新宣言》中也强调“收集革命的文学作品”，并强调“劳动阶级为之指导”。此后邓中夏、恽代英、沈泽民、萧楚女等共产党人都有提倡革命文艺的文章发表，其中恽代英在《文学与革命》中明确提出了“革命文学”的概念，认为“要先有革命的感情，才会有革命文学”[7]，沈泽民也在《文学与革命的文学》中强调“现代的革命的泉源是在无产阶级里面，不走到这个阶级里面去，决不能交通他们的情绪生活，决不能产生革命的文学”[8]。另一方面，创造社也在文学革命落潮之后主动求变，郭沫若1923年开始倡导“反抗资本主义”的“文学新运动”，强调“我们的运动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精赤裸裸的人性”[9]。
显然，早期“革命文学”的提倡者都着眼于文学的“无产阶级”内涵，这应当是没有疑问的。但从创造社也持类似的观点，我们不难发现文学的“无产阶级化”并非中共的特有主张，这是当时社会主义和苏俄革命理论盛行的普遍反映，国民党后来也一度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政党”，甚至要求加入共产国际，和中共争夺苏俄在中国的代理权。[10]更重要的是，自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改组，实行联俄联共的新政策并公开推行“国民革命”之后，“革命文学”的提倡者公开所指的“革命”，实际都是指“国民革命”，譬如沈泽民在《文学与革命的文学》中就强调“现在纷纷起来主张革命的文学的人”“他们在理论上都是承认中国非国民革命不可的人”[11]，郭沫若在《革命与文学》中也强调“我们现在除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作外，当然也还有许许多多的国民革命的工作”[12]。甚至在1927年清党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共方面都一直使用“国民革命”这个概念，以至于蒋光慈在文章里极为担心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革命文学”被读者混淆，所以他特意强调“近两年来的中国革命的性质，已经不是单纯或民族或民权的革命了。倘若有人以国家主义的文学为革命文学，这也未免是时代的错误，根本与现代中国革命的意义相违背”[13]。
正是为了消除这种“革命”所指不清的问题，1928年的提倡者才特意标举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关于这一点鲁迅可谓一语中的，他讽刺说：“含混地只讲‘革命文学’，当然不能彻底，所以今年在上海所挂出来的招牌却确是无产阶级文学，……”[14]所以历史的真相，其实是在“革命文学”这个大概念下，“你也打起这个招牌，他也打起那个招牌”[15]，以致互相攻击对方“投机”，甚至“你倘若过去揪着他的耳朵，问他喊的究竟是什么东西，恐怕许多人都是白瞪着两眼只是喘气而已”[16]。丸山昇因此以“为革命的文学”称之，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国民党两方提倡的两种‘为革命的文学’并存，或者处于未分化状态的认识应当是更接近实际的”。[17]
虽然区分“革命文学”的内涵和类型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考察鲁迅实际接触的“革命文学”是哪一种。总的来看，去广州之前的鲁迅对“革命文学”并无特别的关注，约略的提法出现在1926年3月写的《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中，他引用了托洛斯基的观点，认为“即使主题不谈革命，而有从革命所发生的新事物藏在里面的意识一贯着者是;否则，即使以革命为主题，也不是革命艺术”，不过鲁迅意在以此赞扬孙中山是一个具有真正革命精神的“永远的革命者”，并非想讨论“什么是革命艺术”。
鲁迅在广州最初接触到的提倡“革命文学”的报刊，从他自己的陈述看，只提到了“革命文学社”创办的《这样做》。“革命文学社”1927年初在广州创立，主要成员是孔圣裔等“一般从前退出C.P.”的国民党党员，其“章程”称“本社集合纯粹中国国民党党员，提倡革命文学……从事本党的革命运动”。[18]由于共青团广东区委在2月7日创刊《做什么?》，孔圣裔等人于是在3月27日创办《这样做》来唱对台戏，公开宣称“以‘努力革命文学的宣传’相标榜;‘从事本党的革命运动’为职志”。[19]为了造势，广州的国民党党报公开宣称：“自鲁迅先生南来后，一扫广州文学之寂寞，先后创办者有《做什么》，《这样做》两刊物。闻《这样做》为革命文学社定期出版物之一，内容注重革命文艺及本党主义之宣传……”[20]3月7日，“全不知情”的鲁迅在报上看到了这则消息，这使他莫名其妙，于是特别剪下了这篇文章，打算调查一下。
此外鲁迅常看的《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在1927年3月22日曾登载谢立猷的《谈革命文艺》，提倡“我们除了最急切需要的革命策略外，还需要一种能使革命的战士更加兴奋热烈的兴奋剂——文艺呵”，他后来还从4月9日开始分三期在《现代青年》连载他的《革命与文艺》一文，从内容看谢立猷提倡的显然是拥护国民革命的文学。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广东区委派徐彬如、毕磊送给鲁迅阅读的《少年先锋》、《做什么》等刊物上，反倒没有提倡“革命文学”的文章。更关键的是，鲁迅自言“我一向有一种偏见，凡书面上画着这样的兵士和手捏铁锄的农工的刊物，是不大去涉略的，因为我总疑心它是宣传品”[21]。
而对于已经开始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创造社，鲁迅此时并无反对之意，他赴粤的目的之一，就是“同创造社连络，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直到1927年9月25日鲁迅还在给李霁野的信中表示：“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沈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沈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南方没有希望。”而郑伯奇1928年在双方公开论战后还特别撰文，强调此前“他(鲁迅)是我们的友军”，指出“前年在广州，创造社发起反对英国出兵的宣言，鲁迅是我们唯一的赞成者，他首先签了名字。鲁迅去年回到上海，听说他是在广东受了压迫来的，我们特别去看过他”。[22]
所以综上所论，情况其实正如郭沫若所言的：“革命文学的这个名词虽然固定，而革命文学的内涵是永不固定的。”[23]鲁迅赴粤之初接触的实际是“未分化状态”的“革命文学”，特别是以革命文学社为代表的国民党系统提倡的“革命文学”。不仅如此，“在广州时期，特别是在国民党发动‘清党’以前，鲁迅心目中的‘革命’，并不是由共产党领导和支持的无产阶级革命，恰恰相反，他心目中的‘革命’主要是指由国民党所领导的北伐活动”[24]，即“国民革命”。
二 清党前：“文学无力论”与“奉旨革命”
鲁迅1927年的“革命文学”否定论明显是以清党为界的，之前的观点集中体现在4月8日为黄埔军校所做的“革命时代的文学”演讲中，实际上这也是他清党之前唯一一次对“革命文学”问题的发言。既往研究多将此文视为鲁迅在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之前，就已经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不合理性的远见卓识[25]，却没有意识到鲁迅此次演讲的历史背景问题。事实上，鲁迅此文的思考重心既不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讨论“革命文学”存在的合法性，而是集中于“文学”的功用以及真正的“革命”是什么的问题，这是他对广州国民革命现状的有意批评。
鲁迅是来到广州之后才与“革命文学”发生关系的，其情形恰如他后来评价托洛茨基时说的一句话：“那问题的成立，几乎是并非提出而是袭来，不在将来而在当面”[26]，这种问题的“当面袭来”反映了鲁迅的被动遭遇性，也正因此他在黄埔军校演讲的一开始，就强调 “文学书是也常看看的，不过并无心得，能说出于诸君有用的东西来”。这话里有自谦的成分，但更多反映出一种实情，即鲁迅对于什么是“革命文学”其实并无特别关注和心得，他此时关注的仍在思想革命和文艺运动。
鲁迅在厦门就已经打算“同创造社连络，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他对许广平表示“离开此地之后，我必须改变我的农奴生活;为社会方面，则我想除教书外，仍然继续作文艺运动”。但另一方面，鲁迅在“做文章呢，还是教书”之间“徘徊不决”，他最初更看重文艺运动，计划“做些有益于目前的文章，至于研究，则于余暇时做”，但是随着中大对他的看重，他又打算先“研究一两年”，“有余暇，再从事于创作之类也可以”。关于这些游移摇摆的根源，鲁迅自言是因为“我有两种矛盾思想，一是要给社会上做点事，一是要自己玩玩。所以议论即如此灰色。折衷起来，是为社会上做点事而于自己也无害”，然而正如他自己体会到的，“譬如挤在戏台面前，想不看而退出，是不甚容易的”，所以“不能‘以自己定夺’的事，往往有之”，更多时候他选择了“为人，是可以暂以我为偶像，而作改革运动”。[27]
这个切身体验迅速得到了验证，来到广州之后，鲁迅受到了青年学生的热烈欢迎和政党势力的有意包围[28]，在1927年1月25日中山大学学生会的欢迎会上，朱家骅给鲁迅戴上了“战斗者，革命者”的高帽，鲁迅虽然极力否认，但也只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并鼓动青年“继续作文艺运动”。鲁迅在这次演讲中批评了“广东是旧的”的现象，“拿文艺一项说吧，实在沉静得很”，“广州青年在精神上的表现实在太少了”，所以他提出必须“有声的发声，有力的出力”，“中山大学从今年起，要有好的文艺运动出现”，而“我自己也一定不站在旁观地位来说话”。[29]
鲁迅演讲之后，国共两方面都迅速跟进，《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随即登出了鲁迅的演讲稿，主编余鸣銮并撰文希望鲁迅“引导我们一齐到‘思想革命’的战线上去”[30]。中共方面也不示弱，毕磊发表《欢迎了鲁迅以后》，呼吁广州的青年响应鲁迅的号召，“喊出来”、“联合起来”，“负起我们文艺的使命来”，“做文艺沙漠上的骆驼”。[31]但实际上，“青年学生们所期待于鲁迅的，是要他作一个同他们一起走上街头，大声地议论革命与文学、革命与恋爱，有时又和群众一起摇幌红旗的实际运动的领导者”[32]，而国共两党也只是“想拉拢鲁迅来自张其军”[33]，以鲁迅为招牌，领导青年搞“思想革命”，“把文艺复兴起来”[34]，这看起来和鲁迅想在广州继续做文艺运动的目标趋同，但双方“思想革命”和“文艺运动”的内容实则有着本质的差别。
鲁迅很快发现了这个差异，也发现自己身处各种政治势力的包围之中，他自言“看不清那里的情形”，同时他开始“骇然”于自己的另一个发现，“原来往日所闻，全是谣言，这地方，却正是军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国土”[35]，鲁迅私下里对山上正义说：“广州的学生和青年都把革命游戏化了，正受着过分的娇宠，使人感觉不到真挚和严肃”，“在广州，尽管有绝叫，有怒吼，但是没有思索”。[36]在这种情况下，鲁迅极为慎重，“投稿也很少”，国民党方面的报刊却“希望他对于广州的缺点加以激烈的攻击，他却借口‘还未熟悉本地的情形，而且已经革命，觉得无甚可以攻击之处’，轻轻地推却了”[37]。此时的鲁迅内心里实际已经非常抵触他们赋予自己的带有浓厚政党色彩的“战士”角色和“文艺”领导任务，但是鲁迅的这种“超然事外，不蓝不赤”的态度“确是时代所不许可的”，他的这种表现“便被人称为灰色”。[38]
于是宋云彬公开发表了《鲁迅先生往那里躲》，批评“鲁迅先生竟跑出了现社会躲向牛角尖去了”，他指出“鲁迅先生!广州来没有什么‘纸冠’给你戴，只希望你不愿做‘旁观者’，继续‘呐喊’，喊破了沉寂的广州青年界的空气”。[39]这样一来，鲁迅只能公开回应，他委托许广平写的答复，再次强调广州“已经早已革命过的了，所以没有什么压迫”，由于缺少“刺戟”，再加上“爱怕羞”、扭伤了脚、中大教务繁忙等因素，因此鲁迅暂时写不出东西来。[40]关于这个答复，鲁迅后来自言“我的话一半是真的”，“至于我说无甚可以攻击之处的话，那可的确是虚言”。[41]
显然，外部势力是很清楚鲁迅这一点的，“这就难怪宋云彬问他哪里躲了，我想鲁迅先生，精神上的痛苦，以在广州几个月中为最甚”，但是“在革命时期，一个地位稍高的人，整天忙的不外三件事：开会，演说，作文;……一个名人到了革命策源地而不是这样做，在那时确容易被人目为不革命的”。[42]在这种情况下，鲁迅也只能身不由己地参加了很多演讲活动，所以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鲁迅何以在“革命时代的文学”演讲的开头，会特别强调“这学校是邀过我好几次了，我总是推宕着没有来”，显然他是非常反感做“名人”和“命题作文”的。
不过，鲁迅始终坚持发表“自己”的观点，“往往斗胆说几句坏话”[43]。在“革命时代的文学”演讲中，他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那些狂热夸大文学作用的人，他以自己在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中的亲身经历指出：“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同时他援引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文化否定论，在强调“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三段论的观点：“(一)大革命之前，……这些叫苦鸣不平的文学对于革命没有什么影响”，“(二)到了大革命的时代，文学没有了，没有声音了，因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荡，大家由呼喊而转入行动，大家忙着革命，没有闲空谈文学了”，“(三)等到大革命成功后，社会底状态缓和了，大家底生活有余裕了，这时候就又产生文学”。在鲁迅看来，“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但事实上“革命人”忙于革命斗争，根本无暇进行文学创作，所以鲁迅的观点实际是否定了“革命文学”的存在。
鲁迅的这个“文学无力论”，不仅仅是给那些相信“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狂热者降温，更是意在否定自己的“招牌”作用，他说“我一向只会做几篇文章，自己也做得厌了”，这点和他在中大学生欢迎会上的最后声明是一致的——“我站在后面叫几声，我是很愿意的，要我来开路，那实在无这种能力，至于要我帮忙，那或者有力可以做得到。现在我只能帮帮忙，不能把全部责任放在我身上!我把它放下了，虽然他们要骂我，我也不管他”[44]。
鲁迅不仅仅否定了“文学”之于“革命”的作用，他更进一步指出广州的“革命精神已经浮滑”，只是一种“奉旨革命”，“对于社会没有多大的改变，对于守旧的人没有多大的影响，所以旧人仍能超然物外。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证明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影响;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广东仍然是十年前底广东”。要想有所改变，只能坚持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精神，即鲁迅倡导的青年人“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
所以对鲁迅此次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发言，是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的，这实际是他对广东国民革命状况的批评。毫无疑问，鲁迅从他一贯的“思想革命”的角度对真正的“革命”和“革命人”的分析，是切中了广州之弊的，“然而有什么用呢?在一处演讲时，我说广州的人民并无力量，所以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当译成广东话时，我觉得这几句话似乎被删掉了。给一处做文章时，我说青天白日旗插远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一般，待到居士也算佛子的时候，往往戒律荡然，不知道是佛教的弘通，还是佛教的败坏?……然而终于没有印出，不知所往了”[45]。
三 清党后：“血的游戏”与“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清党的杀戮，最终印证了鲁迅的“革命的策源地”也能做“反革命的策源地”的担心，“血的游戏已经开头”，鲁迅自言“我恐怖了”，这种恐怖不只在于青年人的相互残杀，还在于杀戮的随意性和广泛性。更让鲁迅恐怖和愤怒的是，因为之前的激进和左倾，他逐渐发现“清党”开始和自己有了联系，“时有侦查的眼光，或扮演的函件，或京式的流言，来扰耳目”[46]：4月21日鲁迅提出辞职后，香港“《工商报》上登出来了，说是因为‘清党’，已经逃走”，6月10、11日“在《循环日报》上，以讲文学为名，提起我的事，说我原是‘《晨报副刊》特约撰述员’，现在则‘到了汉口’。我知道这种宣传有点危险，意在说我先是研究系的好友，现是共产党的同道，虽不至于‘枪终路寝’，益处大慨总不会有的，晦气点还可以因此被关起来”。[47]7月7日鲁迅致信章廷谦说“日前收到一封，系五十日以前所发，不但已经检查，并且曾用水浸过而又晒干”[48]。此时的鲁迅逐渐陷入了无路可走的困顿之中，以至于鲁迅从厦门带来的学生“有一个，曾得到他的同乡的忠告道：‘你以后不要再说你是鲁迅的学生了罢。’”[49]
在离开即证明自己是反革命的情况下，鲁迅在清党之后经历了长达五个多月的“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恐怖，而这都是由鲁迅支持的政党以“革命”的名义施加的，所以他感受到的不只是恐怖，还有幻灭、怀疑、自责和茫然。鲁迅终于认识到南北政府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在五色旗下，在青天白日旗下，一样是华盖罩命，晦气临头”[50]，甚至广州“言论界之暗，实在过于北京”[51]。此时的国民革命在鲁迅看来只是“受机关枪拥护的仁义”[52]，正是在武力的支撑下，国民革命变成了“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的循环杀戮，其正义性和进步性彻底丧失掉了。
最终忍无可忍的鲁迅在《语丝》被扣留后，从9月15日所作的《扣丝杂感》开始，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国民党许可的“革命文学”，他讽刺说：“现在在南边，只剩了一条‘革命文学’的独木小桥，所以外来的许多刊物，便通不过，扑通!扑通!都掉下去了”，“现在是要画一个少年军人拿旗骑在马上，里面‘严办!严办!’这才庶几免于罪戾”。[53]这份少年骑马的刊物，指的就是“革命文学社”创办的《这样做》，鲁迅自言是9月初在丁卜书店购买此刊的，在看了《这样做》宣称“严办”共产党，以及批评郁达夫反动的《郁达夫先生休矣》之后，本来视其为“宣传品”而敬而远之的鲁迅，对这种革命刊物和革命文学极为不满。
鲁迅对此类“革命文学”的真正不满，在于“‘革命’还侵入文艺界里了”[54]，并成为了一种“视指挥刀的指挥而转移”[55]的“革”人之“命”的文学，他毫不客气地指出：“世间往往误以两种文学为革命文学：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如果这是‘革命文学’，则做‘革命文学家’，实在是最痛快而安全的事。”[56]所以，鲁迅尤其不满于吴稚晖这个被指挥刀指挥的、高喊“打倒……打倒……严办……严办……”的“革命文学家”。
事实上，鲁迅此前对吴稚晖一直都是非常尊重，甚至是仰慕的，在反传统方面他颇受吴的影响。[57]清党之前的吴稚晖声驰学界，被誉为“中国稀有的文学天才”[58]，1926年初《京报副刊》举行“新中国之柱石”评选，吴稚晖高居前列，朱岳峙甚至在选票中认为他“不但是中国学术界的泰斗，并且是咱们这个地球上人类的导师”[59]。但是，随着吴稚晖倡议清党，以政客面目示人，思想界对其展开了激烈的批评，周作人公开直言：“吴君在南方不但鼓吹杀人，还要摇鼓他的毒舌，侮辱死者，此种残忍行为盖与漆骷髅为饮器无甚差异。”[60]鲁迅在文章里也多次对吴稚晖加以抨击讽刺，从他身上鲁迅得出了一个结论：“世间大抵只知道指挥刀所以指挥武士，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挥文人。”[61]这种知识阶级的政客化让鲁迅深恶痛绝，所以他讽刺吴稚晖“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如果让吴稚晖来做“革命文学的师法”，那么“革命文学便莫名其妙了”[62]。
鲁迅不只是批判了“革命文学”和“革命文学家”蜕变成了杀人工具，他更从根本上否定了“革命文学”存在的合法性，他指出：“我以为革命并不能和文学连在一块儿，虽然文学中也有文学革命。但做文学的人总得闲定一点，正在革命中，那有功夫
做文学”，“以革命文学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学”。[63]这种“革命文学”的存在，恰恰反证了这是一场“假革命”，因此鲁迅特别指出：“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并没有革命的。”[64]
在鲁迅看来，清党之后的“革命”已被“政治”所替代，由于“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他们“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鲁迅从自己的亲身遭遇中体会到了这种“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所以“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65]显然，鲁迅通过“革命≠政治”、“批判≠颂扬”，否定了清党之后盛行的“革命文学”，进而否定了这场“革命”本身，在惯常的“文学——政治”或“文学——革命”的二元关系基础上，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革命——政治”的三角关系问题。
最终，鲁迅彻底审视了自己来到广州实际经历“革命”的过程，他说：“我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66]这里不仅仅有对国民革命的失望，也包括对自我的反省批判，他从青年人的惨死之中反省到自己不断鼓励学生读书不忘革命，其实是“帮助着排筵宴”，他说：“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67]为此鲁迅一度“立意要不讲演，不教书，不发议论，使我的名字从社会上死去，算是我的赎罪的”[68]，他对时有恒说：“我觉得我也许从此不再有什么话要说，恐怖一去，来的是什么呢，我还不得而知，恐怕不见得是好东西罢。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还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却。一面挣扎着，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誉在纸片上”。[69]
但是退到上海之后，鲁迅开始重新审视“知识阶级”在革命时代的命运问题，他从叶遂宁和梭波里这些“无家可归的艺术家”身上，看到了“真的知识阶级”的悲剧命运和悖论存在，他说：“在革命的时候，文学家都在做一个梦，以为革命成功将有怎样怎样一个世界;革命以后，他看看现实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他又要吃苦了。照他们这样叫，啼，哭都不成功;向前不成功，向后也不成功，理想和现实不一致，这是注定的运命。”[70]但是正如鲁迅从勃洛克身上看到的，“他眼见，身历了革命了，知道这里面有破坏，有流血，有矛盾，但也并非无创造，所以他决没有绝望之心。这正是革命时代的活着的人的心”[71]。所以鲁迅也是明知自己会“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碑上”，但还是愿“以自己的沉没，证明着革命的前行”[72]，无论怎样绝望，他都不想在革命的年代做一名“旁观者”，他不喜欢那种“隔岸观火”的旧文艺，在他看来，“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觉到;一到自己感觉到，一定要参加到社会去!”[73]正是因此，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痛苦反思之后，1928年初的鲁迅公开表示：“我先前是立意要不讲演，不教书，不发议论，使我的名字从社会上死去，算是我的赎罪的，今年倒心里轻松了，又有些想活动。”[74]
结语：“状况论”与“革命人”
综上所论，鲁迅在1927年批判的并非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是未分化状态的“国民革命文学”。清党之前的批判，鲁迅重在指出“文学”之于“革命”的无力，以及广州的“革命精神已经浮滑”，以此给那些身在革命后方却以为是中心的狂热者降温。清党之后，鲁迅将矛头直指以革命文学社和吴稚晖为代表的拥护清党的“革命文学”和“革命文学家”，批判他们蜕变成了“革”人之“命”的杀人工具，进而彻底否定了“革命文学”特别是“国民革命”的合法性。显然，鲁迅的“国民革命文学”否定论并非单纯着眼于文艺问题，而是他对国民革命状况及自己在革命时代位置的思考。关于这一点，丸山昇的认识是非常到位的，他说：“鲁迅一系列的革命文学论如果作为一般的文学论(‘原理论’)来读，就会误解鲁迅的真意，而应首先作为评价国民革命状况的‘状况论’来读。”[75]
不难看出，鲁迅对真正的“革命”和“革命文学”的判断，始终是以“革命人”为中心的，他的观点浓缩在“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这句话里。鲁迅心目中的真正的“革命”，其实是一种“大革命”，它不仅追求思想、政治多层面的全面变革，还追求彻底和持久的变革，所以它的背后是一种“永远革命”的精神，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理念下，“继续革命”就成了必然的选择，所以在清党的短暂挫折之后，鲁迅并未“被头挂退”，反而以更积极的态度投入到了“在野革命”，正是在这种“永远革命”的意义上，鲁迅本质上是一个真正的“革命人”。
注释
[1][17] [日]丸山升：《“革命文学论战”中的鲁迅》，《鲁迅·革命·历史——丸山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王俊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6、46页。
[2] [日]丸山昇：《通过鲁迅的眼睛回顾20世纪的“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中国左翼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3][24] [新]王宏志：《革命阵营的内部论争?》，《鲁迅与左联》，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4]艾晓明：《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5] 孔范今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册)》，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68页。
[6]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之议决案》，《先驱》第8期，1922年5月。
[7] 代英(恽代英)：《文学与革命(通讯)》，《中国青年》第31期，1924年5月17日。
[8][11] 泽民(沈泽民)：《文学与革命的文学》，《上海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11月6日。
[9] 郭沫若：《我们的文学新运动》，《创造周报》第3号，1923年5月27日。
[10] 参看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12][23] 郭沫若：《革命与文学》，《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1926年5月16日。
[13] 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太阳月刊》2月号，1928年2月1日。
[14] 鲁迅：《文坛的掌故》，《语丝》第4卷第34期，1928年8月20日。
[15] 香谷：《革命的文学家!到民间去!》，《泰东月刊》第1卷第5期，1928年1月1日。
[16] 香谷：《关于“革命文学”的几句话》，《泰东月刊》第1卷第4期，1927年12月1日。
[18] “革命文学社”，《鲁迅大辞典》，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71页。
[19] “这样做”，《鲁迅大辞典》，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53页。
[20][21] 鲁迅：《怎么写——夜记之一》，《莽原》半月刊第18、19合刊，1927年10月10日。
[22] 何大白(郑伯奇)：《文坛的五月——文艺时评》，《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1928年8月10日。
[25] 譬如张广海的《鲁迅阶级文学论述的转变与托洛茨基》(《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
[26] 鲁迅：《〈奔流〉编校后记(三)》，《奔流》月刊第1卷第3期，1928年8月20日。
[27] 以上引文分别见《两地书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28、568、522、568、549、542、605页。
[28] 参看徐彬如：《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1976年10月。徐彬如回忆说：“鲁迅在厦门接到中大的聘书，决定到广州来了。我们听到消息，陈延年就立即部署工作，决定由毕磊公开和鲁迅联系，制造舆论，用鲁迅的威望发动中大学生，进一步开展斗争”，“国民党右派也企图争取鲁迅，写欢迎鲁迅的文章”。
[29][44] 林霖记：《鲁迅先生的演说——在中山大学学生会欢迎会席上》，《鲁迅讲演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7~130页。
[30] 鸣銮(余鸣銮)：《欢迎鲁迅先生》，《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第26期，1927年1月27日。
[31] 坚如(毕磊)：《欢迎了鲁迅以后》，《做什么?》第1期，1927年2月7日。见《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5页。
[32][36] [日]山上正义：《论鲁迅》，李芒译，《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1977年11月。
[33][38][42] 尸一(梁式)：《可记的旧事》，《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2页。
[34] 钟敬文：《记找鲁迅先生》，《国民新闻·新时代》，1927年1月。见《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1页。
[35][68][74] 鲁迅：《通信(复Y先生)》，《语丝》第4卷第17期，1928年4月23日。
[37] 宋云彬：《回忆鲁迅在广州》，《东海》创刊号，1956年10月20日。
[39] 宋云彬：《鲁迅先生往那里躲》，《国民新闻·新时代》，1927年2月。见《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3页。
[40] 景宋(许广平)：《鲁迅先生往那些地方躲》，《国民新闻·新时代》，1927年2月。见《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5~226页。
[41][43][45][66][72] 鲁迅：《在钟楼上》，《语丝》第4卷第1期，1927年12月17日。
[46] 鲁迅：《〈小约翰〉序》，《语丝》第137期，1927年6月26日。
[47] 鲁迅：《略谈香港》，《语丝》第144期，1927年8月13日。
[48] 鲁迅：《致章廷谦》，1927年7月7日，《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49] 鲁迅：《通信》，《语丝》第151期，1927年10月1日。
[50] 鲁迅：《革“首领”》，《语丝》第153期，1927年10月12日。
[51] 鲁迅：《致章廷谦》，1927年6月12日，《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
[52] 鲁迅：《〈尘影〉题辞》，《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1页。
[53][55] 鲁迅：《扣丝杂感》，《语丝》第154期，1927年10月22日。
[54][56][62][64] 鲁迅：《革命文学》，《民众旬刊》第5期，1927年10月21日。
[57] 具体影响参看邱焕星：《错位的批判：鲁迅与“青年必读书”论争》，《文学评论》，2011年第3期。
[58] 罗家伦：《吴稚晖与王尔德》，《现代评论》第1卷第20期，1925年4月25日。
[59] 朱岳峙：《他为什么选他们》，《京报副刊》，1926年2月21日。
[60] 岂明(周作人)：《偶感之四》，《语丝》第149期，1927年9月17日。
[61] 鲁迅：《小杂感》，《语丝》第4卷第1期，1927年12月17日。
[63][65][70][73] 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
[67][69] 鲁迅：《答有恒先生》，《北新》周刊第49、50合刊，1927年10月1日。
[71] 鲁迅：《马上日记之二》，《世界日报副刊》，1926年7月19日。
[75] 转引自[日]长堀祐造：《鲁迅“革命人”的提出》，《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