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与革命》的第一章第三节里，列宁提到：“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1]这个说法一直以来都引起了人们较多的关注(和曲解)，因此有必要在这里单独阐述一下这个问题。这其中的主要麻烦之处不仅在于列宁这种表述需要放在他的语境中去理解(这倒不是很麻烦)，还在于列宁和恩格斯以及第二国际的观点存在一个微妙的差异。简单来说，以恩格斯为首的一些社会主义者认为民主共和制夺取政权道路中必要的一环，而列宁则只是将其视为“捷径”和“对无产阶级最有利的国家形式”。[2]我将在下文中首先讨论这个距离，并且为了不因为玩文字游戏而导致读者厌烦(就算你们不厌烦我也会厌烦的)[3]，我会主要引用卢森堡的观点来更完整地呈现他们和列宁的差异;接着我会展示列宁的语境并重新表述列宁的观点;最后就这个观点本身，我们还要加以讨论。
一、卢森堡论资产阶级民主
那么，为什么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呢?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提供了合法的斗争舞台，使无产阶级能在民主共和制下揭露资产阶级统治的本质，唤起民众，壮大力量”。[4]在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展开的论战中，卢森堡强调这是必须的：
如果说，民主制对于资产阶级已经一部分变成了多余的东西，一部分变成了障碍，那么，它对于工人阶级却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首先，民主制是必要的，因为它创立了各种政治形式(自治、选举权等等)，在无产阶级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时可以给它充当跳板和支撑点。其次，民主制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在民主制中，在为民主制而斗争中，在运用民主权利中，才能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和自己的历史使命。
总之，民主制所以不可缺少，不是因为它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成为多余，倒是因为它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成为唯一可能的，也是必要的。[5]
在罗莎·卢森堡看来，民主制的最大优势在于它成为了工人阶级进行政治训练和提高自己阶级意识的场所;德国社民党也可以更好的加以宣传。就历史地位而言，民主制是一个跳板，而且是唯一可能的，换句话说，必须经历“资产阶级专制—资产阶级民主制—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且工人阶级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
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今天恰恰是而且能够是民主制的唯一支柱，不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倒是民主制发展的命运取决于社会主义运动。[6]
卢森堡认为无产阶级才保证了民主，而民主对资产阶级已经成为了阻碍。资产阶级想要摆脱民主是由于两个原因：对外进行帝国主义扩张的需要;对内面对工人阶级的挑战需要加以克服。伯恩斯坦认为社会民主党无法解释民主制的发展，而卢森堡根据上面的分析，反过来强调这种发展对社会民主党来说是一种必需，通过这种方式对伯恩斯坦进行了反击。
二、卢森堡的失败
那么，这种观点有什么问题呢?我们现在都知道国家机器本身是根源，民主制并不消弭国家暴力(因此卢森堡关注的民主国家对外暴力扩张并没有成为问题)，但是它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这里我们就需要转到列宁的表述上来，在1908年列宁所写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中，他提到：
议会制度有助于教育和组织比先前积极参加政治事变的人多得多的广大居民群众，但是议会制度并不能以此促使危机和政治革命归于消灭，而是在这种政治革命发生时使国内战争最高限度地尖锐化……谁不懂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的不可避免的内在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会导致比先前更激烈地用群众的暴力去解决争执)，那他就永远不能在这个议会制度的基地上去进行坚持原则的宣传鼓动工作，去真正培养工人群众抱着必胜的信心参加这种“争执”。[7]
列宁当然赞同议会制度作为一个平台的宣传作用，但是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在这个过程中的任务根本不是“保卫民主”，而是准备好“群众的暴力”。帝国主义时代意味着政治危机和革命的可能性愈来愈大，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随时会使用暴力机器，与之相对的，无产阶级可以依靠议会制度做好斗争准备。如果如卢森堡那般，将议会民主制视为一个必须的阶段，那么工人阶级的命运只能是“保卫民主制不受到暴力侵害”。但是在列宁提到的辩证法中（暴力-民主），这实际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两个面向罢了，换句话说，工人阶级如果不试图打碎国家机器（因而打碎压在他们头上的暴力机器），那么他们就只能从属于资产阶级的要求。
卢森堡显然是革命者而不是改良主义者，但是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两种肯定(伯恩斯坦式的积极肯定和卢森堡式的消极肯定)在客观上的结果就是运动止步在建立民主制要求上了。1919年德国社民党左派便遭遇了一次惨痛的历史教训：
在德国，当斯巴达克派力图把革命引向更高阶段时，却遇到难以克服的层层障碍。最关键的是，工会工人中的多数并没有要把革命一直进行到社会主义的愿望，他们实际上希望的是尽快建立议会民主制，恢复经济，保证工人阶级在合法活动中争得自己的权益。[8]
令人瞩目的地方不在于失败本身，而在于失败的形式。卢森堡在和伯恩斯坦的论战中采用的逻辑是正确的：无产阶级不仅需要社会主义，也需要民主。这个思路将资产阶级的诉求从属于自身，将形式平等、自由和自己的实质平等、自由结合起来。但是在实践中，对民主的追求是未被澄清的。在这个细化问题上，卢森堡似乎很清楚议会政治不会去除政治暴力，并且也相当明白“整个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在暴力之上”。[9]可是她却将资产阶级的“民主-暴力”辩证法视为整个社会的“民主-暴力”辩证法，并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主张工人阶级是民主的支柱；反过来讲，因为“民主-暴力”辩证法实际上存在于资产阶级运动内部，是资产阶级自身矛盾的展露，那么仅仅主张民主目标就变成了回到“正常的资本主义秩序”中。
在这种情况下，卢森堡的图示是跟着资产阶级走的。请注意，卢森堡知道民主制是有资产阶级性的；卢森堡知道国家是建立在资产阶级暴力上的；卢森堡知道从民主制走向社会主义是很可能需要暴力的，但是在这个情况下，卢森堡的策略仍然产生了问题。通过细化上面的论述深入到“资产阶级专制-资产阶级民主制-社会主义”这个结构中，尽管卢森堡一点也不否认暴力，无论是“资产阶级专制-资产阶级民主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社会主义”，她都认为必须要由工人阶级的暴力行动作为最终支撑。但是在这个结构中，被遮蔽的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砸碎国家机器-无产阶级国家机器”过程，卢森堡缺乏的正是“国家机器”这个抓手。这就意味着，当资产阶级在“专制-民主”之间摇摆时，无产阶级带着暴力进场后只有民主制的选择(先前的宣传鼓动没有为“打碎国家机器”做好准备)。这是因为，此时的暴力没有一个明确的对象，没有将国家机器作为自己的对象，运动抓不住危机中的枢纽，就只能按照一个依靠外部描述式的路线（专制、民主、社会主义）来逐步上升；又因为资产阶级不会主动参与到“资产阶级民主制社会主义”这个片段中来，无产阶级就不会有机会往社会主义进发，而一直在为民主制救火。就这点来说，卢森堡的策略是围绕着资产阶级来运转的，她最终也失败了。并且，列宁虽然不如卢森堡那样对“资产阶级专制-资产阶级民主制-社会主义”这个线性发展这样重视(毕竟当时的俄国没有一丁点民主因素)，但是由于只是强调做好暴力斗争的准备，1908年的列宁也不能超出卢森堡的界限。
三、回到《国家与革命》本身
因此我们现在要问的是，在列宁语境里，该怎么理解“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这句话?值得注意的是，反而和时常展开的思想史性质分析相反，我们这里只应当关注于这个文本的直接出处，没有必要放置在列宁的总观点中去考察。
列宁是在第一章第三节说的这句话。这一节的标题是“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在摘引了几段恩格斯的言论之后，列宁强调了财富间接运用其权力的方式，并且拿出了一个俄国二月政府的例子：
例如，在俄国实行民主共和制的头几个月里，也可以说是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些“社会党人”同资产阶级在联合政府中联姻的蜜月期间，帕尔钦斯基先生暗中破坏，不愿意实施遏止资本家、制止他们进行掠夺和借军事订货盗窃国库的种种措施，而在帕尔钦斯基先生退出内阁以后(接替他的自然是同他一模一样的人)，资本家“奖赏”给他年薪12万卢布的肥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是直接的收买，还是间接的收买？是政府同辛迪加结成联盟，还是“仅仅”是一种友谊关系？切尔诺夫、策列铁里、阿夫克森齐耶夫、斯柯别列夫之流究竟起着什么作用?他们是盗窃国库的百万富翁的“直接”同盟者，还是仅仅是间接的同盟者？[10]
简单来说，资产阶级对国家机器运用权力的方式就是：塞钱，并且在形式上非常简单粗暴(“他给的实在是太多了”)。另外，在这点上列宁对这种直观的强调要和对恩格斯的引用结合起来。注意例子中的强调“是直接的收买，还是间接的收买？”、“是政府同辛迪加结成联盟，还是仅仅是一种友谊关系”和“直接同盟者，还是仅仅是间接的同盟者”，这三个有明确结论的选择疑问句(结论就是“是直接收买、是联盟关系、是直接同盟者”)所指向的是这个段落之前对恩格斯的引用。在之前的引用中，恩格斯的观点表达为“在民主共和国内，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第一个方法是直接收买官吏，第二个方法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11]在这里列宁的疑问句实际上是为了纠正对恩格斯可能的误解(列宁认为这是第二国际中非常普遍的情况)：收买和结成联盟都是非常直接的行为，在俄国的例子中表现为口袋里的12万卢布，但是正是收买和结成联盟这些行为本身证明了国家本身构成了一个独立行为体，证明了财富运用权力是间接的。这样列宁和恩格斯的结论就是一致的了。在阐述完这段原理之后，列宁就得出了我们这个题目所讨论的重要结论：
“财富”的无限权力在民主共和制下更可靠，是因为它不依赖政治机构的某些缺陷，不依赖资本主义的不好的政治外壳。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通过帕尔钦斯基、切尔诺夫、策列铁里之流）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12]
《政治的逻辑》在解释资产阶级为什么选择民主共和制的时候引用了这个段落的最后一句话：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13]但是这句话本身仍然显得抽象，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资产阶级突然获得了上帝般的稳固地位，政治世界的任何变故都与他们无关。而结合前面俄国二月政府的案例和“最好的政治外壳”的说法，我们就发现，列宁的意思无非是：民主制作为资本主义政治最好的外壳，能够有效地让资产阶级塞钱进去。只有在民主制下，部长们的办公桌上才会摆着收款二维码，边上还可以贴张标准宣传贴，写着“欢迎使用支付宝”。
因此，“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这里的“最好的”完全是对资产阶级说的。我们再一次想起了列宁式的提问方法：谁的自由、谁的民主、谁的国家。这种提问方式一再地让我们识别出普遍话语下的持权力者。从某种角度上，那个知名苏联段子的作者一定是一个列宁主义者：“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谁的代价?”。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列宁跳出了卢森堡的困境，由于将民主制识别为资产阶级的所有物，因此从根本策略上列宁将革命（暴力）的对象重新定向到打碎国家机器本身，而民主制这种政治形式就无产阶级来说，主要是在宣传和鼓动上产生不同的效果和行为模式。换句话说，正是要在这里将事情分开，才能找到合适的策略。
四、塞钱是最好的选择吗？
我们已经了解到，“最好的外壳”是针对资产阶级所说的，但是这个外壳是否真的最好呢?这实际上仍然值得商榷。在个人联结上，民主制并不见得让资产阶级更方便塞钱：
无论是在冷战之前还是在冷战当中，都曾有过特定的商业利益集团对美国的对外干涉行为发挥直接的和决定性的影响的时期;但是历史记录显示这种情况并不常见。通常情况下，从杰斐逊到里根的历任总统都对只知道赚钱的商人颇不耐烦，至少是在他们本人入主白宫之后。那些走进椭圆形办公室为自己的公司说项的银行家、投资商和出口商经常受到冷遇。[14]
从上文中我们就能发现这一点。众所周知，西方国家不用支付宝，因此他们也没法使用二维码直接收账。更重要的是，就算资产阶级产生了直接压力，国家机器的具体行为仍然是复杂并且相对独立的。米利班德在《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一书中指出：
资本主义企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疑是最强大的“压力集团”，它确实能够博得国家的注意……企业能够对国家施加压力，这件事本身不足以解释后者的行动和政策。在作出决定的过程中存在着复杂的情况，而企业作为压力集团的看法显得太粗率、太笨拙，以致于不能解释这些行动和政策。很可能在有些情况下这个压力起了决定的作用，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却相反。对事情的这一方面过份强调就会使其他许多方面被忽略。[15]
另外，资产阶级也不一定将民主制视为最好的政治统治方式。由资本国际流动带来的全球不平衡使得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极为显著。不仅如此，这些差异是同一个社会关系的两端。马尔克斯在小说《百年孤独》中提到的香蕉公司正是一个案例。在20世纪的现实中，是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压力使得若干个拉美国家维持着资产阶级专制的统治。
由于具体情况还需要再深入分析，我们必须在这里止步并做一些初步的结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不是一个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理论，相反，它是要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从动态的阶级运动出发去考察政治。就这点而言，关键不在于某个抽象结论，而在于方法。并且，这个方法不仅是研究性质的，还是实践性质的。列宁在这里的“错误”正是如此一种实践方法：是把有限时间投入到研究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运作，还是发出革命口号加入到运动中去。是解释世界，还是改变世界?
五、民主的质变
尽管我们已经指出了列宁理论中独断的部分，并且上个段落的结尾已经非常适合作为一个振奋人心的结语了，但是列宁对资产阶级民主的认识仍然有一个值得挖掘的地方，这个路径有助于我们理解列宁对无产阶级民主的看法，并且深入澄清列宁在其他地方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做出的表述(这样我们就从第三节“反思想史”的做法前进了一步)。
在《国家与革命》第五章第二节，列宁描述了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运作状况：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它最顺利的发展条件下，比较完全的民主制度就是民主共和制。但是这种民主制度始终受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狭窄框子的限制，因此它实质上始终是少数人的即只是有产阶级的、只是富人的民主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始终与古希腊共和国的自由即奴隶主的自由大致相同。由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条件，现代的雇佣奴隶被贫困压得喘不过气，结果都“无暇过问民主”，“无暇过问政治”，大多数居民在通常的平静的局势下都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16]
确实，较为贫困的居民的政治热情向来不高，比起参加投票(最低限度的政治参与)，他们更愿意将这个工作日来获得基本工资收入。但是单纯就这种描述来说，它在导向革命结论（以及民主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上是非常不充分的，可以想见，许多改良主义者都会同意这种观点并主张扩大政治范围和加强选民教育就能提升居民的政治素养。再考虑到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所说的民主的扩大，就很难澄清这其中在何种程度上完成了质变（从资产阶级民主变为无产阶级民主），而在何种程度上不过是纯粹量上的扩大（妇女选举权、贫民的选举权、文盲的选举权等等）。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判断普选权的实施就已经超出了资产阶级容忍限度，但是随着英国实际情况的变化，他们改变了这个观点。[17]
从塞钱的逻辑出发，我们就能理解这点了。在塞钱逻辑中，资产阶级首先经历生产流程，获得产品，在分配过程中分给了三个对象：资本家、无产阶级和国家（政府官员和暴力机器）。而在无产阶级民主中，无产阶级是生产者和分配者，因此分给的对象是无产阶级和国家。并且，在国家内部，以暴力机器形式出现的常备军被废除了，政府官员全部由民主选举产生、可随时替换且工资水平保持为一般工人水平，在分配者方面仍然可以视为是无产阶级。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发现无产阶级确实通过掌握了分配过程而掌握了产品，政治和经济的分野在这里消弭了、合二为一了，各个环节的参与者实际上都是“一”、都是无产阶级，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扩大了，更是质变了。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列宁关于民主质变的论述，其出处是《国家与革命》第三章第二节：
由此可见，公社用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似乎“仅仅”是更完全的民主：废除常备军，一切公职人员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完全可以撤换。但是这个“仅仅”，事实上意味着两类根本不同的机构的大更替。在这里恰巧看到了一个“量转化为质”的例子：民主实行到一般所能想象的最完全最彻底的程度，就由资产阶级民主转化成无产阶级民主，即由国家(=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化成一种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东西。[18]
很清楚的，这两个措施确实是量的变化，但是不是扩大选举范围的这种量的变化，而是在暴力机器和政府机关上的变化。从上文的“生产-分配”逻辑，我们就能意识到为什么这样的改组会使得民主产生质变。这是无产阶级民主的一个有机部分。更清楚的是，这种改组的完成，必须在革命成功之后才能做到，这两项措施不可能通过和平改良的方式完成，而且仅仅着重于两者本身，是无视了背后的“生产-分配”过程，更无视了资产阶级。因此，列宁对官吏工资的主张和那些简单希望降低官员工资的说法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
如此一来，对于“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的分析便可以告一段落了。只有在去阶级视角的，因而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的视角中，才会存在一个普遍的“最好的”;而如果要重新回到实践中来，第一个要做的，便是用列宁的方式提问：对谁来说是最好的？
注释：
[1] 列宁：《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2] 胡兵主编：《列宁<国家与革命>研究读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
[3] 恩格斯的言论可遵循《国家与革命》中列宁的引用去索引原文，反正都找得到。
[4] 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1页
[5] (德)罗莎·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上卷)，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4页
[6] (德)罗莎·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上卷)，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8页
[7] 列宁：《列宁选集》第二卷，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页
[8] 张光明：《布尔什维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分野》，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页
[9] (德)罗莎·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上卷)，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1页
[10] 列宁：《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11]同上书，第11-12页
[12]同上书，第12页
[13] 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0页
[14] (挪)文安立：《全球冷战》，牛可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21-22页
[15] (英)拉尔夫·密里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黄子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7页
[16] 列宁：《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3页
[17] (英)拉尔夫·密里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黄子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84页
[18] 列宁：《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