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依然有效吗?当代美国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状态如何?美国当代左翼力量发展如何?“生态的阶级意识”寓指何意?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应当主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1968年以来美国左翼的历史、现状、发展以及在美国政界的影响如何?笔者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求教于美国学者维克多•沃利斯。通过共21封邮件的交流，维克多•沃利斯先生的回答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美国资深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主要观点，仅供我们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社会主义;生态的阶级意识;左翼
维克多•沃利斯（Victor Wallis），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人文科学学院教授，先后获得哈佛大学、布兰迪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普渡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工人自治等。在《每月评论》、《新政治学》、《社会主义与民主》、《国际思想评论》等刊物上著述颇丰，被翻译成13种语言。
一、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有效性
禚明亮（以下简称“问”）：您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依然有效吗？是哪些内容？
维克多•沃利斯(以下简称“答”)：卡尔·马克思的最初贡献是在阶级关系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分析人类社会。只要社会存在着阶级差异，就有必要去理解它——不仅从科学研究的高度，而且要怀揣着终结阶级压迫(一个阶级对另外一个阶级的统治)的目标。马克思的特殊研究方法是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始着手的。在早期阶级社会的统治形式里，阶级统治关系是直白的、透明的。资本主义社会下的阶级统治——尤其是对劳动者的剥削——的新特点则是隐藏在契约式的市场关系中。因此，揭露这一统治结构，需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一整套复杂的分析方法。
马克思是第一个历史地分析资本主义，第一个指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发展趋势，第一个认为资本主义不断地为自身的破灭创造条件的思想家。这与之前的思想家，主要是亚当·斯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亚当·斯密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市场脱离先前束缚而带来的胜利成果，它可能会永远地向前发展，完美地发挥其功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与先前的社会秩序不同，市场浸淫到经济核算的各个领域——不仅仅是商品贸易和服务，而且也包括组织生产和使用劳动力的大规模决策。马克思的分析涵盖资本运行的全过程。他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从整体上研究资本主义的理论框架，同时对其全部表现形式也进行研究。因此，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在今天就依然有效。
我在这里使用加了引号的马克思主义，是为了指明在不同的国家经验的背景下，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相比于某一种特定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现实并采取政治行动的一套方法，这是马克思本人已经完成了的。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那些叫嚣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的人的立论依据是一些特定政权的垮台——或者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些国家复辟——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们被认为是贯彻实践了马克思主义信条。这些观点所忽视的一点是所有这些国家的发展——主要是苏联和中国——都是在特定的国内和国际背景下反映了私人资本和公司资本的重要性。因此，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那些貌似已经被超越的地方重新建立起来，我们就再一次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着与之前相似的情景，即将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排在第一位。但是在很多方面，当前的情况又与1917年之前的情况有所不同，这些情况让超越资本主义变得更为困难，也比先前的时期更为紧急。今天这么急切的原因在于，我们所首要面对的环境危机——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开发(尤其包括洁净空气、水资源和肥沃土地的供应)的绝对限制性。
这里的一个基础观点是，不可能在在一个资源有限的星球上实现无休止的发展。既然资本主义制度内生性的目标是实现资本的扩张和积累，那就意味着人类如果想要存活下去的话，必须终结资本的统治。在这里，我们必须清晰地明白“资本的统治”并不是决策机构是公司亦或是政府的问题，而是谁更优先的问题。倘若一个政府，即使自称是“社会主义”的政府，反而接受并实行包含无限扩张的经济目标的国家政策，那么这个政府的运行逻辑实际上与资本的逻辑并无二致。
至于马克思本身的相关性，有必要指出的是，正像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和保罗•伯克特等一批学者已经详细介绍过的，尤其是马克思本人在分析资本主义农业的时候就极为强调资本主义盈利的优先性与诸如保护土壤和垃圾处理等准则之间的矛盾。强调环境危机的实际需要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框架来实现，在这一框架里生产决策不再基于利润的计算，而是基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这将意味着防止和杜绝一些受资本主义驱使的需要假设(比如私家车的普遍所有制)，而且用社会化讨论而形成的方案来代替之，这方案既考虑了如何满足人的正当需求而又不至于耗尽太多的自然资源。
这进而需要回到马克思关于替代资本主义的构想，包含在他“生产者的联合会”的理念之中。关于这一点，我们看到当前时期与1917年之前的第二个不同点是我们已经积累了“20世纪社会主义”的经验。这套经验本身比较复杂，但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对其精髓进行归纳。
(一)资本从未从我们刚才提到的国家里消失过。它依然凭借不仅来自外部的军事、文化和市场的压力来向这些国家的政权施加影响——主要体现在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国家所拥有的超强的物质优势，而且也在每个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在充斥着资本主义价值理念的各个部门中间，继续产生影响，只是期待着具备反攻的实力——重新夺回主导权。
(二)任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崭新尝试都必须一开始将基础建立在让群众参与制定和落实日常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决策中去，并让这种制度制度化。迈克尔·勒博维茨和里克·沃尔夫都曾论及此事。
环境危机和20世纪社会主义的经验都受到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启发。攫取地球资源是典型的资本主义行径。同样，扭曲、压制和破坏任何反对资本主义统治的行为，不管是处于酝酿中的革命运动，亦或是已经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也是典型的资本主义行径。
20世纪必须提到的第三个重大进展是科学技术的极大进步。一些科学技术是对人类有益的(比如治疗疾病的技术)，一些科学技术则是明显有害的(比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另外一些技术则是表面看似有益而长期看来是完全有害的(比如把地球塞满汽车)。这里再一次证明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重要性，因为马克思极为警觉地意识到科学和技术并不是中立的。一个地区寻求解决实际问题的选择是由社会来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绝大部分的技术发明都是为了实现资本家控制生产过程(比如通过生产线)、自然环境(比如通过基因工程)的最大化，以及尽可能地生产更多的产品以供出售。至于在通信行业，一些貌似良性的发明可能会产生未知的消极的健康影响，会给人类交流带来毁灭性的冲击，同时过多地消耗能源。问题在于技术是一把双刃剑。马克思承认这一点，他的理论警示我们要通过集体的方式来决定哪些技术可以继续发展，哪些技术则完全不能。
再回到你的问题上面。我无法区分马克思主义哪些“内容”有效而哪些“内容”无效。我们需要做的是继续拓展和应用马克思本人所开创的批判方式。如果有什么东西需要我们抛弃的话，可能是一些活动家或有权者在最终政治失败方面所采取的一些决策。这些决策失败是否都要归咎于马克思主义，在我看来，这并不重要，因为这不会丝毫影响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有用性，因为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提供了所有政治活动开展的更广阔的视野。至于政治行动，马克思所直接从事的工作，即他组织第一国际的努力，再一次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正面的例证，集中体现为他的这样一个观点：工人阶级的革命必须由工人们自己来完成。在未来任何时期——由于社会结构和工人阶级地理位置的不断变化，这一点是否能够实现以及有多大的可能实现，将由我们所有人来决定。
问：您讲到分析社会现实的方法比任何版本的马克思主义都更为重要。是的，马克思主义拥有不同的国家版本——俄国的、中国的、越南的等等。我的第二个问题有关于此。关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我们都知道苏联共产主义发展模式为人类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能够从它悲剧性的覆亡中学到些什么呢？此外，您是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所耳闻？您是如何看待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
答：我需要强调一个最初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价值在于他本人开创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之后的理论家和活动家都必定以马克思的观点为基础，但是当他们面对特定国家的发展轨迹时，我们必须承认这些人一般是选择性地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体。其中的一些理论应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正当性调整，基本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标准和目标。但是有时候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的原理和方法也可能被完全修正或违背。
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来研究具体的国情。这里有几点言外之意。首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全球性的。因此，任何大小的替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计划都必然会遭到资本主义国家的镇压。其次，构成新的领导层的人们难免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个人的意愿，他们处理群众工作(尤其是组织工作)的方法也难免带有革命前的习惯。第三，这表明——在这里我想到马克思在另外一个背景下说的话——我们不要把一个政权对于自我特征的描述就看成是它的真正本质。
至于苏联对人类发展的贡献，我的判断是比较复杂的结论。一方面，苏联社会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间内实现了长足的物质进步和文化发展，苏联政府在某种程度上给全世界谋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挣脱帝国主义殖民牢笼的人民提供了一种保护——包括物质援助。二战期间，苏联政府在抗击法西斯进攻并最终击碎德国纳粹政权中承担了决定性的军事压力——在其它盟友的援助下，也付出了极为昂贵的代价。但是，苏联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你提到了“悲剧性的覆灭”，我认为悲剧的起源远远早于它的最终覆亡，因为1917年上台的革命领导阶级很快就被繁重的任务所压垮。由于没能动员起群众的积极和创造性的参与，政府只能诉诸于高压方法来维持其权力地位、快速推进工业化以及构建军事力量来抵御一场意料中的外国入侵。除此之外，缺乏其它政府的任何支持(之后才在二战中与英、美建立了短暂的、不平衡的军事同盟)，但又对全世界共产党的战略决策施加无根据的权力干预，往往导致颠倒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
至于在这种情况下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应当指出的是，虽然马克思主义得到了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确认，但却是以一种僵化、教条式的方法来对待马克思主义，例如呆板地将公民的社会背景就等同于他们的观点。没有按照马克思预想的方式来改革劳动关系。在苏联领导层内部，早期革命时期所延续下来的公开讨论的传统被教条主义和恐惧的气氛所取代。马克思关于异化的早期著作，主要强调资本主义生产对工人的心理影响，没有得到群众的普及。这些复杂的因素逐步抵消了苏联社会主义体系所带来的物质福利。加上我前文提到的外部因素，这些现实让很大一部分苏联民众感觉到没有被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好。
是的，我听说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实上我们《社会主义与民主》杂志2012年3月份发表了徐长福关于这一问题的一篇文章。作为一个局外人，一开始对于这个在中国国内饱含争议的问题，我是有所迟疑的。但是既然你提出了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成为一种鼓励，我得谢谢你。我想补充一点的是，对于推动或阻碍世界其它地区的革命前景，中国思想界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具有全球意义。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到我们所有人。我给你的回答可能会比较笼统，但希望对于我们的讨论会有所裨益。
我通过研究中国革命的作家那里得到了许多认识。包括埃德加·斯诺、费利克斯·格林以及最重要的威廉·辛顿。通过威廉·辛顿的经典著作《翻身》一书，我对中国人民所经历的深刻变革有了鲜活的认识。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毛泽东的伟大贡献在于看到农民的革命潜力，并以此为革命的基础。
二、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问：在您看来，我们需要做的是继续拓展和应用马克思本人所开创的批判方式。马克思本人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阶级剥削，尤其是揭露了剩余价值的秘密，而且他指出了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我的问题是，美国工人阶级意识到他们的神圣使命了吗？今天马克思主义对美国工人阶级有何影响，他们是否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实现自我解放的武器？
答：这个问题需要首先从一般维度，再从特定国家维度来思考：即首先从资本主义系统整体的维度，再从美国的特定历史的维度。掘墓人的角色是工人阶级潜在的地位。但是资本主义的力量的范围是全球性的，马克思也承认这一点，他也同时观察到工人们组织起来开展政治活动的主要场所则局限在各自的国家范围内。
我们已经指出在那些业已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将要脱离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地区，资本依然能够继续影响这些社会的发展，不管是通过市场的手段还是政治的干预。我们也不应当惊讶地看到资本也可以在其占主导的地区里引起职业部门在地理分布上的变化。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制造业——连同采煤业，这些产业经常产生最高水平的工人组织——集中在靠近资本主义力量中心的位置。而在随后的两个连续的历史时期里(有些部分地重合，但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而表现得不同)，工人阶级“掘墓者”的功能被诸多因素所抵消，这些因素弱化了工人们组织起来开展政治活动的能力。在起初阶段，当帝国主义力量一度达到其高峰时，积聚到帝国主义中心国家的利润越来越多，他们能够向工人阶级作出某些妥协，进而让工人们能够更易接受沙文主义的意识形态，从而使许多工人的“国家”认同感高于其对本阶级利益的认同。而到了第二个阶段，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将大部分生产活动转移到之前的殖民地国家(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而在这些国家里，工人的工资更低、政府对环境的监管相对较松，因此帝国主义中心国家的制造业比重大幅减少。在一些前殖民地国家，过去也爆发过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取得了各种程度上的成功。但是现在这些努力变得越来越难，主要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联合影响：(1)政府严格限制工人阶级组织活动，(2)工人就业的不稳定性(有时是因为外籍工人，从而不享有公民的权利，比如在一些波斯湾国家)，(3)任何成功发起和组织的工人阶级力量——例如1970年代早期选举出的智利政府，以及今天的委内瑞拉——在面对我先前所提到的各种破坏性的外来压力时所具有的脆弱性。与此同时，制造业在新殖民地区的增多反映出帝国主义中心国家待遇优厚的工人数量的大幅减少。即使这可能导致这些中心国家工人群体的不满，但相比于前几代人或穷国的工人，这些受到影响的工人组织起来开展政治斗争的能力已经有所减弱。工会入会率不断下降，临时或“不稳定”工作越来越普遍存在，工人们在自谋生计方面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因此我们发现工人们处于一种内在矛盾的局面，一方面工人们处于更糟糕的境地，但同时他们又尚未准备好从政治行动上对这种处境作出反应。但是在这种背景下也可能取得一些让人始料未及的但是积极的政治进展。然而，这要依赖个人、工厂或邻近地区、或者更广阔的文化层面上的一系列特定经验或者特征的交织。
对于美国的情况，虽然也多次爆发猛烈的斗争，但从整体上来看，阶级意识的阻碍力量远比世界其它国家强大得多。美国工人阶级尤其是受到种族分离漫长历史的影响，这种种族分离最早发轫于美国的奴隶制度。马克思承认这一因素的重要性，并用《资本论》的著名语句阐释道：“在黑人的劳动打上屈辱烙印的地方，白人的劳动也不能得到解放”。消除种族分离的进展不得不持续面对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旨在抵消这些进展的新措施，美国工人阶级内部的种族分离又不断地被重新强化。因此，虽然种族隔离制度在1960年代已经被废除，但它的影响却通过(就业和住房方面)法律之外的歧视、(通过“反恐”而制定的)刑事定罪、(以歧视性的量刑法律为基础的)不成比例的刑期、剥夺前罪犯的政治权利以及其它阻碍政治参与的手段(选民证件法、不公正的选区划分以及在人口密集的区域没有设置足够多的选举点)而得以延续。
那么，谁将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呢?所有的这些情况，加上环境危机和不间断的战争，留给人们挑战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选择发生了改变。资本主义统治仍然有其共同的阶级基础，因此反对资本主义、追求社会主义替代的运动也仍有共同的阶级基础。这种阶级基础仍然是广大工人阶级，这个阶级依然占美国人口的大多数(迈克尔·茨威格已经证明这一点)，世界其它国家亦然。但是正如前所述，由于工人阶级在地理位置和内部的分化，它的政治表达将必须探索出新的路子。首先，克服资本的逻辑业已成为一个国际性问题。虽然早期的抵抗会发生在一些特定的国家内，但是如果这种抵抗得不到国际的支持，必将功亏一篑。国际社会意识的觉醒可以产生于对全球生态危难的认知，这是完全超越国界的(世界某一地区的化石燃料会影响到全球的碳水平;某一区域的冰山融化将影响到全球的海平面高度)。
国际团结面临着移民的冲突。但是移民问题均指向了发源国的问题——不管是由于环境恶化、战争，还是“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经济困境，它可以给予人民必要的政治教育，激发人民摆脱所有这一切的意识自觉。其次，帝国主义中心国家内部的社会分离和“种族”分离培养了被压迫群体的不公正观念，对他们来说，所有这些不利的局面都使他们愈加相信应当从共同阶级利益的角度，而不是狭隘的种族视角来思考问题。人民群众中没有遭受到各种压迫形式(不管是“种族压迫”，还是性别压迫和性取向压迫，或者其它压迫)的人必须时刻准备好迎接这些来自被压迫群体的人的领导。从某种程度上讲，资本主义是在自掘坟墓，因为它正在呈现出无法满足世界绝大多数人的基本需要的态势。但是，如果想要消灭资本的统治，就必须承认这种情况。美国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形成这种认识，这从他们最近开始逐渐接受社会主义话语形式的现象中表现出来。现在社会主义已经被“摆在了桌面”上，但是必须更加清楚地讲明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实现的必要条件，同时注意不同群体的经验。这是活动家们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可以借鉴马克思的做法。
问：您在您的文章（《国际思想评论》2013年第4期）中提到了“生态的阶级意识”。并且在之前的讨论中，也指出当前全球面临的最紧急的事情就是环境危机。您可以更多地解释一下“生态的阶级意识”这一概念吗？您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环境危机与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之间的关系，前者只是后者的一个层面吗？
答：生态的阶级意识是指把环境方面的斗争看成是一个阶级问题。环境问题是一个阶级问题，是从这一意义上说的，资本总是致力于阻碍任何保护环境的举措。资本既阻碍替换可替代能源，也阻碍削减能源需求的努力。虽然某些资本已经开始采用“清洁”能源(比如太阳能和风能)，但是只要资本掌控全局，开发利用化石燃料的趋势就会继续延续下去。扭转这一趋势的政治决议只能产生于那些更加重视集体生存而不只是确保经济地位的社会部门。关于环境恶化和资本利润之间的关联的一个最为扯淡的证据就发生在几周前，埃克森美孚公司自己的研究团队早在1970年代就已经发现化石燃料的消耗将导致全球变暖。这在民众就此展开广泛讨论的几年之前就已经被发现了。但是当时的埃克森美孚公司(世界最大的石油公司)作出了压制消息的决定，在随后的几年里，该公司甚至成为在美国较有影响力的将全球变暖描绘成一个“骗局”的公司之一。我们现在讨论这一问题，恰巧世界气候大会(“第二十一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正在巴黎召开。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大会召开之前就已经明确宣布不会签署任何具有约束力的关于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协议。他给出的理由是任何此类的协议将会遭到美国国会的否决——这种拒绝的态度主要根基于埃克森美孚公司所开创的“否定主义”的立场。由于美国拒绝签署此类协议，全世界得以推进此协议通过的可能性就被排除掉了。鉴于业已导致的环境破坏，而且如果不采取发展方向的根本性变革，可以想象会出现更严重的灾难，这样看来，埃克森美孚公司当时隐瞒事实真相、向公众撒谎的行为可以被视为是一种犯罪行为，给整个人类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虽然化石燃料产业是最致命的最污染环境的产业，但是所有资本主义经济部门都拥有一个共同的追求，那就是不断地实现经济扩张，罔顾人类的正当需要。其它一些经济部门(以及替他们说话的政客们)可能采用了某些绿色技术，而且也在理论上承认将采取更加强健的环保政策，但是资本绝不会允许实行足够多的具体环境政策来保护环境，资本不会有这方面的政治意愿。生态的阶级意识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区分那些表面上支持保护环境(这是不容置疑的)的含糊性说辞与那些真正试图减少人类痕迹的建议之间的区别。
我们需要做的是削减人类对于能源的总需求。各种形式的能源都有其缺陷。太阳能和风能都存在着空间需要、能源供应稳定性和传输距离上的局限性。虽然一些后续的困难可以通过技术进步而加以解决，但如果认为这种能源能够无限提供的想法则是一种幻想。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能源方程式的“需求端”，正是在这个方面，资本设置了具有决定性的障碍，因为如果想要减少对能源的需求，社会必须通过政治进程——而不是靠市场指标和利润驱动——来决定生产的需要，这一政治进程是公开民主讨论的过程。如果想确保每一个人都能够体面地生活着，那就必须削减那些不是服务于人类普通需要的能源分配：一方面是资本家及其随从的奢侈消费(这个市场是无穷无尽的)，另一方面是反映资本特殊需要的不计其数的机构和制度，无论是私人的还是政府的。这包括大量的安全机构(军队、警察、军工产业、监狱和私人保镖)、各种商业和金融服务机构(银行、保险、经纪人、律师和广告)以及上述服务所依赖的基础设施(建筑物、交通工具、宾馆、旅游
公司)。同时必须记住那些体现资本主义优先性而不是人类需要的正常生产。在这个方面，要把对私人机械运输——汽车和长途卡车，以及高速公路和停车场——的依赖以及化学物品密集型农业排除在外。
生态的阶级意识的方案必须确保最终能够与只是服务于资本利益的活动相决裂。推动这一方案成型的动力既来自于环境危机的压力，又来自于资本主义危机的压力。长期以来，资本主义的一大特征是爆发周期性的兴衰危机，但长期趋势是合并(成更大的单位)与扩张(至地球和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但是资本主义扩张并不是没有尽头的，当它达到临界点时，一场新的更深入的危机即将到来。
你问我环境危机是否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其中一个层面。可以说是的，因为资本主义扩展无法超越环境的局限性。但是环境危机不仅引发某种特殊社会制度的困境，同时也引发整个人类生存的困境，如果从这一意义上看，环境危机远比资本主义危机严重得多。从这一视角来看的话，也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资本主义危机——也就是资本的发展超出资源基础的局限——是环境危机的一个层面。换言之，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全球化趋势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我们的环境，它似乎到达了这样一个临界点：我们已经处于一个新的地质学时代的边缘。
资本的时代是大工业的时代。环境危机的提出包含着对“现有工业体系”的质疑。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任务，没有人能够保证它的成功。然而，有一点认识是非常清晰的，即通过市场机制，是绝对不行的。
三、美国左翼的历史、现状
问：实现社会主义是世界左翼力量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的基本任务。您能简单介绍一下1968年以来美国左翼的历史、现状、发展以及在美国政界的影响吗？
答：当前美国左翼不是一个统一的运动，并且缺乏一个连贯的政治领导层。虽然之前也进行过此方面的努力，但没有哪一支力量能够承担此重任。当然这一问题的主要背景是源于美国工人阶级的构成和发展轨迹。之前我也提到过，美国工人阶级一开始就饱受种族主义鸿沟的困扰。虽然这种一盘散沙的局面在最近一段时期得到改善，但是就当前时期来看，建立一个强大的工人阶级组织的客观基础已经被技术进步、“委托制”(precarization，通过“临时工作”介绍点而推行的分包制度)、生产中心向世界其它地区转移等综合影响极大地削弱了。
把握住这些基本情况，我们回顾早期建立一支强大左翼的种种尝试，对我们自身才会有用。最早的尝试是1900年建立了社会党，以尤金·德布兹(Eugene Debs)为五次总统候选人，直到1917年被镇压之前，该党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在1912年的总统选举中获得6%的选票并且赢得了许多地方选票的支持。在随后镇压中，德布兹被捕入狱，数千名移民活动分子被驱除出境。第二次重要的尝试就是建立了共产党。美国共产党从来没有获得能够与社会党相比拟的选举胜利，但也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影响力，尤其是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共产党在产业工会成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共产党超越了社会党，它秉承世界产业工人的传统，采取措施力图弥合工人阶级内部的种族分裂。的确，这一工作——抵抗三K 党的暴力行为——为危险的美国南方1950年代爆发群众斗争奠定了基础。然而由于不加任何批判地奉行苏联共产党的国际路线，美国共产党的政治潜能无从发挥。例如，导致该党在苏德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生效期间(1939-1941年)反对任何反法西斯的倡议，随后又在二战美苏军事同盟期间限制工人阶级向资本家提出的经济要求。1945年之后，该党与苏联的关系又使其更容易受到超爱国主义(super-patriotism)话语的攻击，从而成为更广泛地批判左翼的一个“传送带”。
二战后美国政府推行的反共镇压可能是在宪法(“民主”)体制框架进行的最为彻底的行为。政府对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进行了污名化宣传，使得普通民众几十年的时间里都对马克思主义怀有偏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60年代的左翼运动爆发了——其导火线首先是反对种族分离的斗争，进而是反对美国发动越战的运动。与此同时，另外的一些群众斗争也走到了历史的前台，这些斗争代表着被压迫种族和其他的民族革命运动(与古巴一起开始的)，以及妇女解放运动、同性恋者、残疾人士和遭受年龄歧视的群体的斗争。这些运动对政治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虽然在一些具体要求上获得了满足，但是没能产生一个连贯的政治诉求。这一方向上的努力被学生运动只是追求直接的现实需要所遮蔽，被追求极端民主(同时质疑其结构)的相互矛盾而又互补的冲动所遮蔽，被不透明的领导体制所遮蔽。
在规模上能与社会党和共产党相提并论的是美国的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该党虽然根植于特殊群体，但是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阶级分析，同时主张与其它工人组织的相联合。在其短暂的发展高峰期，黑豹党每周出售20万份该党报纸。该党致力于保护黑人免受警察的屠杀，并向学校学生提供免费午餐、免费诊所，从一开始就主张“彩虹式”(多种族的)的组织方法来动员群众。联邦调查局资深局长埃德加·胡佛认为黑豹党是国家安全的严峻威胁，对黑豹党进行了血腥镇压，其残暴程度远超对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镇压，并最终残忍杀害了黑豹党的年轻领导人福来德·汉普顿(在1969年12月的一次夜间行动中)，此人公开地以马克思主义的种族分析方法为指导思想并且已经开始在芝加哥组织了“彩虹行动”。虽然1960年代的民主运动没有产生一个具有持久影响力的左翼政党，但是也产生了显著得影响，主要有：废除法律上的种族分离;加速美国撤离越南战场;改变被压迫群体公众形象;催生一批新生的替代媒体，以及揭穿美国政府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谎言。这些事件引起了统治阶级的警觉，我们可以通过著名的三方委员会1975年通过的报告中看到一些端倪，这份报告指出给予民众“过多的民主”从而威胁到国家的“统治力”。在随后的二十年间，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关键措施来削弱民众的抗议活动，抵消先前革命运动所取得的成果。随着民主党领袖委员会(Democratic Leadership Council)(成立于1984年)谴责“大政府”并拒绝罗斯福新政的遗留制度，民主党(资助了未来的总统——克林顿和未来的副总统——艾伯特·戈尔)也加入共和党的这一进程。两党相继实行的步骤包括：(1)开除参与罢工的联邦雇员(2)削减对穷人的公共支持(3)发动“反毒品战”，从而在贫穷社区布置大量警力(4)建立吸毒者强制性最低刑期制度。后面的三项措施使美国的入狱率占世界首位——当然主要是针对穷人。而近些年采取的措施包括(5)加大对公众的监管(6)用措辞含糊的反恐话语来对群众的和平抗议进行定罪(7)引入选民证件法来有效地剥夺许多穷人的选举权。但是不管美国统治阶级采取怎样的方法来阻止群众的抗议，但其本身的行为和政策不可避免地将继续引发更多的群众抵抗。
为了回应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美国爆发了挑战国际“自由贸易协定”的运动。
为了回应美国公司的胡作非为和政府通过“非正规引渡”、拷问和无人机杀害平民的做法来开展全球反恐战争的做法，泄密者所透露的机密已经极大地提升了公众的自觉。
为了回应2008年的金融危机，占领运动高举尖锐的政治话语，密切关注“1%的人”所享有的无节制的权力。
为了回应贫困的蔓延，低收入工人举行大型示威活动，要求获得维持生计的工资待遇。
为了回应环境危机，活动分子们鼓动高校及其它机构摒弃化石燃料。
为了回应警察杀人行为(现在通常被录像)持续流行，“黑人的命也重要”(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抗议者们引发人们对于美国依然存在的结构性种族主义的关注。
为了回应政府所采取的大量监禁制度和监狱管理部门的粗暴行为，一批新的革命性组织正在美国的监狱里孕育着。
这些运动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只能被理解成一种“半成品”。美国复杂的选举体制，加上大量的现金装进了两大政党的腰包，让反资本主义的政党在现有政权中获得代表权变得越来越难。近些年所取得的进展均来源于体制外的压力。全国层面上的工人群众组织工作也受制于各个州斗争目标、法律制度和主流政治态度的差异性。
在当前时期，左翼的影响力有增长的趋势，主要表现在最近两点显著的变化。一是公开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候选人卡萨玛‧斯旺特当选为西雅图市议员。另一件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伯纳德•桑德斯获得了让人意外的支持率，他之前是一个猛烈批判经济不平等和“百万富翁阶层”的独立人士。虽然桑德斯将社会主义定义为社会改革的“新政”方案，也未质疑美国对外政策的帝国主义的逻辑前提，但是仅仅他信奉社会主义这一事实已经为进一步讨论社会主义的具体含义创设了有利的条件。同时，推进左翼运动的努力也在一些不太明显的领域内进行着。除了监狱里的政治组织，我想指出替代性媒体(包括活动分子的网站)的未来作用、合作制运动的活力、全国的大学论坛而提出的体制性问题，以及最后绿党的激进式发展，虽然目前该党的国内曝光率不高(主要是被公司主导的媒体忽视了)，但其社会基础在不断扩大，如果桑德斯没能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话，该党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关注。
问：马克思主义在当前和21世纪需要解决的主要理论问题是什么？对于开展生态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您有什么想法？
答：尚未解决的理论问题，我们已经在前边讨论过了。我不把它们看成是纯粹的理论问题，因为它们是由政治实践提出来的。我们也将讨论一些与当前实践并不相关的理论问题，虽然如此，但这些问题主要是与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方法有关。我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主要是因为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对资本主义所做的基本结论已经被证实了——虽然并不完全与马克思预测的一致。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在全球和特定的国家内清晰地展示出财富和权力进一步集中的趋势。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相反趋势的发展，资本还远没能限制住这种发展趋势，并没有完全地粉碎这种趋势。换言之，阶级斗争依然存在!
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是与1917年之前一样的，即如何建立“生产者的联合会”，也就是说没有阶级划分的社会。资本主义制度维持统治的时间长于马克思的预测，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任务变得愈加困难。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相比，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更多——不仅仅包括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技术应用，也包括战争、饥荒和环境破坏所带来的巨大损害。另一方面，我们开展工作的基础是民众拥有较高的意识自觉，也比较了解应当避免什么样的政治道路。
社会转型的紧迫性只会促进统治阶级加紧对关键资源的控制，采取包括无尽头战争的手段，虽然这也放大了统治阶级的绝望。关于“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我们已经回顾了工人阶级的发展，以美国工人阶级为例，回顾了这个阶级所经历着的种族主义，而且我们也提到了亲生态(pro-ecological)政治力量的阶级基础。除了这些，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回答谁会构成这支政治力量，它是如何组织的，将如何夺取政权并且按照奋斗目标进行统治。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必须依据特定政治机构的基本框架，充分考虑各自的所有特殊性。但是有一些基本的理论是带有普遍应用性的。在这里，我们不仅要依赖马克思的著作，还要依赖一些活动家们的理论成果，虽然他们并不一定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特殊贡献不在于他给我们指明了具体的行动方案，而在于他研究问题的方法，以及他作为一个运动的组织者所给我们带来的示范意义。
这场运动的首要一点必须是，用《共产党宣言》的话，“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这一“大多数人”必须是“自觉的”(self-conscious)，意思就说要组织起来。尤其是各支独立反抗压迫的运动——肇始于1960年代的“新社会运动”——需要意识到他们拥有共同的阶级利益。然后他们才能够积极地制定工人阶级的政治目标，进而能够积累更多的经验，从而构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相比于之前几代人领导的运动，当前的一些左翼政治方案似乎更加意识到这种要求——需要囊括和体现各个被压迫群体的主张。从相反的角度来看，各独立团体也更加认识到如果不将他们的运动推至更大的规模，所取得的成果会极为有限。
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权力所面对的阻碍依然较为强大，但同时也有了新的可能。由于资本不可能重视广大民众的需要，所以爆发激进反对派政治的可能性增加了。随着旧的自卖自夸的政治辞藻逐渐失去其可信度，激进的左翼政党取得选举胜利就变为可能。然而这些政党必须组织起来，不仅要参加选战，而且还要在持续基础上教育、动员和捍卫广大民众的利益。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强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制度，通过选举而掌握国家机器与掌握全部国家权力之间还有着较大差距。尽管如此，即使是短暂地掌握国家机器也可能建立一些新的群众性机构，比如委内瑞拉的社区委员会，可以让之前被边缘化的群体发展一种参与政权的新能力。
鉴于人民大众与统治阶级(及其军队和警察)之间在军事力量的巨大差距，任何国家权力的过渡将愈来愈依赖从内部打碎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关于这一点，我想到马克思、恩格斯也曾预测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也想到历史学者霍华德·津恩在其《美国人民的历史》一书的“来自卫队的反抗”一章。我们可以设想一些忠诚度的结构性转变。在1990年代的委内瑞拉，这种结构性转变就体现在政府的一批中层军队领导加入了进步的群众运动组织。在今天的美国，随着军队和情报部门内部一些泄密人员的出现，似乎也出现了一些征兆。所有这种不可预见的发展必须以一种广泛的“意见对立的文化”(oppositional culture)为基础，这种文化可以鼓励和支持那些背叛国家的人，从而免受政府猛烈的报复。为了不断给这一更广泛的群众运动带来动力，必须不间断地揭露和剖析政府和公司的违法行为。如果可能，当取得胜利时，这场运动将做好准备去维护新的领导层的完整性。
但是这一胜利会是什么模样?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领导权。马克思“生产者的联合”的概念蕴含着——可能的话，协商一致的——民主的自我治理，在公司里则是自我管理。核心价值是普遍参与——这是社会经济和生态转换所不可或缺的价值。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这一治理方法是20世纪社会主义失败实践的替代性选择。另一方面，一支政治力量如果想要在短期内废除资本主义统治秩序(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将不可避免地需要发挥其先锋队(vanguard)的一面。这需要领导权的集中，以便能够将松散的、鱼龙混杂的社会运动变成一支有战斗力的政治力量。
依据20世纪的历史，一般人都认为先锋队和民主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对抗性。人们当然可以承认两大原则形成相互矛盾的两种倾向。强调民主的自我管理是与无政府主义的观点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观点认为，新的非资本主义统治秩序必须直接跨越国家权力的“弯路”。与此相对的，强调前锋队的领导则恰恰需要夺取并掌握国家权力。我想指出的，需要把两者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一种互补，而不是相互对抗的关系。在处理一些政治问题时，两种方法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单靠其中任何一个方法，都是无法取得成功的。当我们需要先锋队的领导来打碎现有国家机器，我们同时也会需要由自我管理的组织来保障新社会的运行——这是“生产者的联合”的内在要求。为了克服两大原则之间明显的不相容性，我们需要坚持这样一种理解，即一支真正的先锋队——不是一种自称为先锋队的精英主义——是由其群众的组织基础来决定的。实际上列宁非常强调这一点，虽然一些政党口头上宣称遵守列宁的理论遗产，而实际上已经忘记了这一点。那么，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既要构建一个群众运动，又要构建一支先锋队，其中后者在结构上和组织上对前者负责。这是21世纪的社会主义的独特方案，它将超越20世纪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就。（访谈者：禚明亮。本文中、英文的公开发表均得到维克多•沃利斯先生本人的授权，在此表示感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英文版已经发表在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上，Marxism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Interview with Victor Wallis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Volume 7 Number 42 June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