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大学外包清洁工的十年抗争

伦敦大学外包清洁工的十年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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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业劳洞编者荐语:

  伦敦大学的保安、清洁工、接待员、搬运工、邮政人员等一线服务业劳动者,通过十年的抗争,历经多次罢工、集会和争取社会公众支持,终于争取被录用为正式员工,大幅度提高了工资待遇。这一切都是工人坚持不懈维权争取来的!  

1、一群外包清洁工的十年抗争  

  亨利·昌戈·洛佩斯终于能睡个好觉了。

  11月2日,大约60到80名外包清洁工,正式入职伦敦大学,成为该大学的雇佣员工。至此,伦敦大学的所有外包工人,都已成为大学的正式员工。为了这个身份,洛佩斯和他的同伴们争取了十年。

  十年前,他是伦敦大学的一名外包清洁工。因为不满外包这种没有保障的工作模式,他和一群外包工人集合起来,决定向校方争取更多权益。后来,他们成立了“英国独立工人联盟”(The Independent Workers of Great Britain Union,以下称IWGB),洛佩斯是IWGB的现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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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洛佩斯在IWGB的一次反对零工经济的集会上发言。图片:法新社

  最初,他们的目标是赢得病假工资、带薪假期和养老金。由于大部分工人来自拉丁美洲,最初的这三个目标被称为"Tres Cosas",即西班牙语中的“三件事”。前几年,诉求才扩大到争取正式职工的身份。他们组织了多次罢工、集会,争取到了大学老师、学生,以及英国左翼政治人物的支持,终于让自己的抗争开花结果。

  今年早些时候,伦敦大学校方陆续将保安、接待员、搬运工、邮政人员和视听技术员纳入了正式职工的范畴。上周,原本隶属于外包公司的清洁工们也加入了这一行列。这意味着,他们将获得更多的年假、更高的薪水,以及更好的养老金和产假保障。

  奥奈利·卡雷诺(Onaily Carreno)在伦敦大学当了五年的清洁工,对她来说,最重要的变化是更长的产假。她来自多米尼加,第二个孩子刚刚出生,有了正式的产假保障,她才可以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待在家里,并享受更高的工资待遇。

  “我对我们的成就感到非常自豪,”洛佩斯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说。"我们努力奋斗了这么多年,我父亲还在那里做搬运工。我们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外包是社会上最大的问题之一,我们每天都在与外包作斗争,”洛佩兹说。“在这个对不稳定的工人来说充满挑战的时代,我们相信这场胜利带来了希望,并向其他外包工人展示了一条可以遵循的道路:一条充满决心、勇气和团结的道路。”

  2、伦敦大学成员校,逐个攻破  

  伦敦大学是一所联邦制大学,有超过16万名学生,由多个行政独立的院校联合组成,其中包括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伦敦大学学院和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等知名学府。

  2017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及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相继结束了外包工作制度。随后,IWGB继续组织罢工行动,希望整个伦敦大学系统都跟进这一举措。2018年,他们发起了“抵制理事会大厦”运动。理事会大厦位于伦敦市中心,是伦敦大学的中央行政机构办公地点。英国的一些学界和政界人物,也纷纷签名支持这一运动,包括工党的约翰·麦克唐纳,以及已故的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他们当时表示,在清洁工被纳入正式职工之前,自己会拒绝参加伦敦大学旗下院校组织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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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会大厦(Senate House),伦敦大学中央行政机构办公地点。2018年,IWGB曾发起抵制运动。图片:视觉中国

  2019年11月,伦敦大学最大的成员高校,伦敦大学学院的外包工人再次组织罢工,当时有300多名工人参加。这次罢工行动,在校内赢得了数千名师生的支持,加速了伦敦大学结束外包制度的进程。当时,伦敦大学学院的教务长承诺,该校会在2021年8月前向外包工人提供与正式员工同等的薪酬福利。

  上个月,伦敦大学校长温迪·汤普森在一封致员工的邮件中说,正是大学教职工对外包工人斗争的“强烈感受”,以及罢工行动的影响,使她下定决心把外包转为”内包“。

  汤普森在11月3日的一份声明中说:“我在担任校长之后,最早发起的动议之一,就是将外包清洁工和接待人员纳入正式职工。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校委会批准了我的建议,而且这种做法得到了大学教职工的普遍支持。“

  英国的其他工会组织,包括英国大学与学院工会(The University and College Union,以下简称UCU),也声援了IWGB的诉求。

  3、英国高教界罢工连绵不绝  

  伦敦大学外包工人的抗争,只是英国高等教育危机的一个侧面。

  上世纪80年代之后,受新自由主义影响,英国政府开始推广公共服务外包模式,将一些政府公共服务转包给私人企业。这一模式在本世纪初逐渐走向成熟,2010年之后,随着英国高等教育市场化浪潮的加速,部分英国高校也开始采用这一模式。

  据《卫报》报道,2010年至2017年期间,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42所大学,在外包服务上的支出增加了近70%。来自另外17所高校的数据显示,大多数的外包工人,是低收入的移民。大学热衷外包服务的原因,是“提高效率”、“物超所值”。一些大学通过压缩雇佣工人的开支,以减少财政赤字。2019年,有将近四分之一的英国大学都出现了财政赤字。

  然而,通过外包公司雇佣员工意味着工人不能享有与大学直接雇员相同的权利,养老金、工资、病假和产假等保障都大为逊色。有工会批评,外包实质上是一种剥削行为,意味着大学实行双重标准,一些工人得到了重视和代表,而另一些工人则以极低的工资全时工作,没钱休息,甚至被迫在生病或受伤时工作。

  因此,外包模式不仅让工人们怨声载道,英国知识界和政界的部分人士,也对此颇有非议。2018年以来,随着几家大型外包公司陷入经营困境,这一模式在英国面临更大的挑战。工党前党魁科尔宾曾在2018年评论称“公共服务外包模式已经破产”。伦敦大学外包工人的抗争行动,正呼应了英国社会对外包模式的质疑声音。

  与饱受质疑的公共服务外包模式缠绕在一起的,还有对英国高等教育市场化的抵制。

  除了外包工人,许多英国高校的“内包”员工们,就养老金和工时问题,2018年至今也曾三次罢工。罢工由UCU发起,超过60所高校的教职员参与,超过百万学生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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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英国高校教职工的一次罢工行动中,一位参与者在张贴海报。图片:法新社

  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的一位讲师说,她支持罢工行动,是因为高等教育市场化行动正在剥夺他们的自主权,使得大学讲师的工作时间更长,薪水更低。工党指责,大学罢工根源在于保守党政府建立的失败的高教市场化制度。

  连绵不绝的罢工行动,正是近年来英国高等教育困境的体现。外包工人的抗争胜利了,而同样受困于英国高教体制的教员们,维权斗争依然前路漫漫。

  对于IWGB的主席洛佩斯来说,在短暂的胜利之后,新的挑战很快来临。今年,他们刚刚就优步(Uber)司机的劳动保障问题,起诉了英国政府。在清洁工们获得伦敦大学雇员待遇之后,他们又开始发愁,在新冠肺炎肆虐之时,如何在保住工作的同时,远离病毒的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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