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对共产党人之问
先是人病了，接着电脑也病了，就这样近一个月没有敲键上网。这期间，中央通过了十四五规划，蚂蚁科技暂缓上市，新冠病毒第二波在欧美猛烈， 15国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还有美国大选，这些都是国内外大事。对于十四五规划，我已经在征求意见时提出了意见，现在中央决定了，就让实践去检验一段时间后再说。蚂蚁科技暂缓上市，这是值得庆幸的，但评论，还需要更多观察。对于新冠病毒，关键在于制度，文化，这两方面，我们帮不上欧美人民的忙。对RCEP没有了解没有发言权。至于美国大选，我不关注，无论哪个当总统，美国的方针都不会变，只是共和党来得直接，民主党做的隐晦，共和党似虎，独来独往;民主党如狼，善群起攻击;帝国主义的本性难移，我现在仅此进言。
10月3日，杨百胜发表《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容易发生“人亡政息”的问题?》(http://www.haizi.name/Article/zatan/2020/10/424595.html)提出：“有网友提出了一个问题：近百年来被大家无视的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其政治走向，完全取决于谁当国家的一把手。一把手一换人，一个国家的政治走向就会改变了，而且改变的那么容易!可人家西方国家，无论谁来担任国家的一把手，都改变不了国家的政治走向，始终能保证国家大政方针的连续性。想想吧，这难道还不是一个最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么?”我认为，这是最值得思考的一个大问题，是时代对共产党人之问。
大家知道75年前黄炎培与毛泽东的“延安窑洞对”。1945年7月4日，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当时对黄炎培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延安窑洞对”，精英人人皆知，赞同的有，批判的少，认真探讨的更少。
我看到的批判文章是，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郭德宏，发表在《炎黄春秋》2009年第三期上的《毛泽东民主思想的误区》。其中说，人们对毛泽东答黄炎培“其中的真正含义却很少有人领会，即那都是他‘让’人民进行的。一个‘让’字，说明了他为民做主的本质。”郭德宏可说是少有的思考“延安窑洞对”的人，只是他的理解错了。我当时写了《<毛泽东民主思想的误区>析》告诉他：“认真读毛泽东的这段谈话，应当看得到这里的民主不是死的概念、空的理论，而是要实行、要发展的事情：现在代表制或代议制时代，民主首先是让人民监督政府，只能使政府不敢松懈，是在资产阶级民主框框内。随着社会个人民的发展提高，民主就从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进而发展到人人都来负责，那时才不会人亡政息。请注意!这是用分号或句号分别的两句话，指出了民主实践的进程和不同层次。用不用‘让’字，表现出毛泽东思想的深远而实际。在现在一部分人管理公共事务的时候，能不能民主，关键是政府让不让人民监督。这不就是今天大家——无论是精英还是民众所热议的问题吗?而毛泽东在60年前就提出来了，并且表明这只是低层次民主。当民主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问题就不是政府让不让监督，而在于能不能“人人起来负责”，由人民直接参加管理。
一段时间，学界争论的是“周期率”还是“周期律”。从黄炎培提出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联系到《左传庄公十内一年》的“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看，黄炎培、毛泽东讲“周期率”是比较准确的。率是“两个相关的数在一定条件下的比值”，“罪己”易兴，“罪人”易亡，大概率而已，不是必然的规律。规律既是必然，就不可能“跳出”。
理论界政治家常常谈“人治”与“法治”，说是“人治”则“人亡政息”，“法治”国家才不可能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对此，我曾经发文谈过，法因人定，法由人行，所以，归根结底法治还是决定于人。那种以为法治国家不会因人而异，是罔顾实际的唯心主义观点，无法解释现实中经常发生的有法不行实际，以及改朝换代变法历史。众所周知，中国过去的宪法否定私有制，邓小平进行市场经济改革，要发展私营经济即所谓“民营经济”，这岂不违反依法治国吗?怎么办?修改宪法就是了，这样也就不违法。原来的执政者走了，新来的执政者用新法代替旧法，也就是“人亡政息”，何言“法治”国家才不可能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法治是统治者治国理政的手段，否定“人治”讲“法治”，本末倒置，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实质是否定人民管理国家，一切都由国家管理者制定法律来管理人民，是反民主的，跳不出“人亡政息”周期率。
2012年，光明网、人民网等媒体报道，习近平2012年12月走访8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并同各个领导人分别座谈，重提“毛泽东历史周期律谈话”。我没有看到原话，搜索不到，不知道习近平提起“延安窑洞对”，是否只是讲说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从几年的实践情况看，反腐败，包公办案，“老虎苍蝇一齐打”，是年年反腐年年腐，可用《红灯记》里铁梅的话：“祖祖孙孙打下去”。不能诠释“延安窑洞对”。
毛泽东“延安窑洞对”总共说了三句话，64个字。现在很少有人认真思考，半句也顶不了。但认真研读，可以写出几十万字的书。第一句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从对话当时来说，是共产党二十多年探索走过的道路的归结，从毛泽东领导党整个阶段来说，是一部建党建国史;第二句“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表明无产阶级民主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这个不同，突出为第三句的两个“只有”：“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大多数引文在“……松懈”后，用的是句号，少数用分号。我认为，用句话，是做两种民主的表述，但对于共产党来说，对社会主义社会而言，是毛泽东描述的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的民主进程，用分号，表明社会主义民主的两个阶段。每句话都大有文章可做。
毛泽东说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打倒蒋介石政府，建立新中国;第二件是搞了文化大革命。这可以表明毛泽东一生都在实践他对黄炎培的“延安窑洞对”。毛泽东没有停留在成功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他坚持社会主义就是不断革命，晚年对社会主义民主做了第一次“认真演习”，要人民学习自己起来负责，管理国家，掌握自己的命运。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开辟的、他没有足够时间走通的民主新路。毛泽东知道，要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不是几次十来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达到，他清楚，可能因此死后会被“粉碎”，但他仍然大无畏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毛泽东的伟大，决不是毛泽东违背了毛泽东思想。
我们需要认真理解的毛泽东思想，需要认真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当看到，无产阶级民主还远未实现，无产阶级需要文化大革命。希望有人研究“延安窑洞对”， 在党的百年大庆时，联系党的百年历史经验，写一本《跳出周期率》，以“延安窑洞对”为纲，从民主斗争方面，阐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毛泽东说的是“我们”，就不是毛泽东一个人找，一个人走，是需要许多人走，才能走得出的一条路。
我注意到，黄炎培认为，“人亡政息”是历史上的团体、国家没有跳出的周期率，问中国共产党找到避免这个周期率的道路否;杨百胜说“西方国家，无论谁来担任国家的一把手，都改变不了国家的政治走向，始终能保证国家大政方针的连续性”，认为西方国家不存在人亡政息问题;他的问题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容易发生‘人亡政息’”。
大家都看到，毛泽东一“人亡”，他就受到批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了，紧接着，计划经济否定了，农村合作化否定了，按劳分配也否定了，劳动力商品化，国营企业越来越少，毛泽东领导的“政息”了。所以，杨百胜与黄炎培一样，都是经验之谈，都是对共产党人时代之问，黄炎培是向毛泽东问解，杨百胜则是对共产党建国后的现实追问。
是不是毛泽东“延安窑洞对”不对呢?首先，从逻辑上讲，当一个团体、国家的全体或绝大多数人，都起来负责，不只是由几个领导人领导党和管理国家，自然就不会因领导人的更替而“人亡政息”。
再从杨百胜说西方国家不会“人亡政息”，也就证明了民主能跳出这个周期率。我们否定资产阶级民主，是它只是少数人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我们要的是绝大多数人的无产阶级民主，但不是说资产阶级民主不是民主，“无产阶级民主”才是民主。事实上，资产阶级民主是实实在在的资产阶级民主，总统、政府官员，都是资产阶级可以撤换的管家，收入也没有资本家高，主人不变，更换仆人不会人亡政息。而无产阶级民主，则还在建立中，还处于“让人民来监督政府”阶段，在与官僚主义越来越激烈的斗争中，离“彻底的”“最完全的民主”(列宁语)，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毛泽东说“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回答并肯定了杨百胜之问。
杨百胜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并不复杂，私有制已经发展了几千年，因袭既久，根深蒂固。……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个漫长而艰苦的历史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在此过程中很容易受到私有制和封建、资本主义自私自利思想文化的包围与侵蚀，借助于人的私心与惰性，走复辟资本主义甚至于封建主义的回头路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社会主义国家要防止颜色革命与和平演变，需要人民觉悟起来，真正能够成为当家作主和国家自觉的主人，……社会主义国家换个一把手就换政策，是因为权力在党，资本主义国家换一把手大政方针不变，是因为权力在资本”。
我认为，杨百胜从经济基础和民众思想文化方面看“人亡政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
恩格斯说，在民主共和国内，“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财富’的无限权力在民主共和制下更可靠，是因为它不依赖政治机构的某些缺陷，不依赖资本主义的不好的政治外壳。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通过帕尔钦斯基、切尔诺夫、策列铁里之流)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西方国家之所以很少“人亡政息”，马克思主义确是认为“是因为权力在资本”。资本家掌握有资本，总统是受雇者。资本支配受雇者，受雇者不可能支配资本，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不可能因为总统变更而改变，相反，如果总统不沿袭资本主义，他就被解雇。
大家知道，党的八大提出“三大改造”之后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毛泽东不同意这个认识，他说“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成了。那末，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重提八大路线，否定毛泽东思想。
现在我们暂且不论孰是孰非，这不是本文要谈的问题，但是，这种否定的否定本身，无疑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大量事实摆着，大家现在都看得清楚。
本文，我要提出一个情节。毛泽东当时还主要从人和上层建筑方面讲两条道路的斗争，他说：“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一半，私有制搞掉了，政权拿到无产阶级手里，但是上层建筑问题(政治战线与思想意识形态上)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有一部分人不服。”(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但是到了晚年，毛泽东再论述社会主义制度时，就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读点马克思主义的书。”毛泽东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指出社会主义是过渡时期，既有共产主义的因素，也有资本主义的因素;在社会主义还没有完全建立的阶段上，修正主义分子上台，社会主义就会政息。
关于民主，《共产党宣言》讲过“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国家与革命》讲过 “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毛泽东讲过“民主这东西，有时看起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这是大家熟知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民主是一种文化的思想，注意的人就不多。
杨百胜说：“列宁就曾经说过：‘小生产经常的、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道理就是这样的，人性的自私自利在短时间内是很难改变的。”“人性的自私自利”是资产阶级的说法，自私自利不是人性，是在所有制基础上产生的文化。引用列宁的话来说明“人亡政息”，当用文化。
什么是“文化”，公认的解释是“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作为精神产品，产生于一定的物质基础。原始社会民主是由人的存在条件决定的，即共同生产，共同消费，没有人可以自私自利的、没有阶级的社会，无所谓“民”与“主”。后来私有制出现了，人异化为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阶级为“主”，没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阶级为“民”。人分裂为“民”与“主”，没有现代社会政治学概念的“民主”。相应的产生了人身依附的封建文化，在中国表现为孔孟之道的几千年“礼乐”文化。“民主”产生于市民社会，资产阶级占有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有了产权，就有了做“主”的基础;资产阶级雇佣劳动者增殖资本的经济，产生了商品自由自自由平等文化，产生了政治上的民主要求。从经济的自由平等意识上升为资产阶级民主文化，资产阶级经过了“文艺复兴”即14世纪到16世纪在欧洲的一场反映新兴资产阶级要求的资产阶级文化革命。
旧中国没有民主文化的经济基础，民主文化确实如王长江说的，是“舶来品”。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文中写道：“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帝国主义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只能在封建文化基础上演化出洋奴文化。毛泽东说，“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从资产阶级民主，转变为社会主义民主，不是简单的夺取政权，夺取政权只是个序幕，还需要社会主义继续革命。所以，毛泽东“延安窑洞对”提出了民主的两个层次。社会主义民主的彻底实现，需要“社会全体成员或至少绝大多数成员自己学会了管理，自己掌握了这个事业”(列宁：《国家与革命》)。
我们看到，新中国很快建立了一系列民主制度，选举制度，人代会，“三三制”，“两参一改三结合”，群众监督政府的活动和运动……但是，社会主义民主并没有实际建立，根本原因，在于民主文化不像民主革命，可以通过武装革命夺取政权，它需要人民实际占有了生产资料，需要长期的生活沉淀，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养成民主意识。资产阶级从形式民主到资产阶级实质民主，经过了长达两个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无产阶级从形式民主到实质民主，一次十来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不成的。所以，毛泽东说他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是一次“认真的演习”，以后还需要十次二十次。
前面，我引用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的话中，“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加粗的部分，是我加粗的，要突出毛泽东讲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道路斗争，不只是在经济制度方面的斗争，还有思想文化方面的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斗争。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就没有深入骨髓，不稳定。
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的提法，传说唯一责任人是陈伯达，从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重提，现在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四十年，专注于发展生产，忽略文化等上层建筑看，恐怕很难说。这且不论。我们看到，八大决议写的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我们知道的，是毛泽东只是认为后面的“这句话不好”，没有否定前一句“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尽管没有证据，但有论据，因为毛泽东讲了：“上层建筑问题(政治战线与思想意识形态上)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有一部分人不服。”指出“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经济文化”的矛盾，决不只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而是包括经济基础和文化上层建筑两方面的矛盾和斗争。
毛泽东说社会主义还只搞了一半，当时是从上层建筑方面讲的，晚年发展到经济基础方面，指出商品制度、工资制度和资本主义没有多大差别。这就明确了，我们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还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说是“认真的演习”，这是因为无产阶级民主基础，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方面，都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不是首先否定社会主义，而是从个人利益方面引诱民众，为了先富起来，不问姓社姓资，姓公姓私，不择道路，背弃了社会主义。我们应当对此反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挫折了，其中，造反派只讲“批修”，忽略了“斗私”，是重大原因。造反派忘记了民众的力量在联合，搞“派性”，“唯我独左”“唯我独革”，“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结果打倒了自己。文革后，又受“先富起来”的蛊惑，不择道路，背弃了社会主义。当知道受骗后，又不能像1965年八九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常常是要求国家给“民主”，忘记了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做《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讲的：“权利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这世界上有一个‘争’字，我们的同志不要忘记。”民主不是“天赋人权”，不能靠统治者恩赐，要争，要靠能力，需要有民主文化意识。
杨百胜从所有制和文化思想方面看“人亡政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只是，他说“社会主义国家换个一把手就换政策，是因为权力在党”，讲了实际问题，但“权力在党”不是社会主义，不合宪法。马列没有说过，毛泽东只是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邓小平也否定，精英们都公开反对，吴敏还作文批判“党国家化”说：“刚刚争得统治权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尽管然在法律形式上被尊称为是所谓的‘国家主人’，拥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但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实际上没有什么发言权和决定权，只能由少数掌权者以‘党和国家’的名义来主宰和支配，只不过是处于被统治者或‘被运动者’的地位。”现在都强调“党政分开”。
马克思主义阐明，无产阶级必须砸碎国家机器，党不能国家化，同时马克思主义又提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党又需要“国家化”。所以，列宁说：“我们说的‘国家’指的就是我们，就是无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毛泽东讲的很清楚：“‘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什么? 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不承认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则。
但是，“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并不是“权力在党”，这样讲，会认为现实存在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反党性宪法的观点。毛泽东反复强调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马列毛没有一个讲“权力在党”，没有一部宪法讲“权力在党”。
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内，关于党与国家，党与人民的关系，存在理论认识的混乱，存在反民主的观点，没有搞清楚“党领导一切”不是“权力在党”，搞不清楚“一党专政”的实质是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一些人也讲“民主”讲的是“为民做主”，拒绝民众监督，不允许“妄议”，就连资产阶级民主也不是。
所以，杨百胜说“社会主义国家换个一把手就换政策，是因为权力在党”，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但是，讲了实际问题，权力在党，党又以“领袖”为核心，自然难免人亡政息。
中国私有制存在了几千年，封建文化也存在了两千多年，资产阶级民主文化在旧中国没有成型，社会主义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推动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受到想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把民主限制在资产阶级民主上的人的干扰，这种资产阶级民主，又因为有了文化大革命那场大演习和外向经济的制约，现在整个中国，在向国际要“民主”，不敢触犯美国霸权地位……国家尚且在国际关系中争取民主，何从谈人民民主?
民主不是“为民做主”，为民做主，难免人亡政息。
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总是与一定的经济文化相联系。“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不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是表明我国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经济还有资本主义成分，所以，林彪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
附言：周新城2020年10月6日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不容忘却 ——纪念建党100周年的感想》。【题记】写道“我一辈子从事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今年已年近9旬，身体每况愈下，估计于世不会太久了。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个大喜日子，感触良多。总的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辉煌成就，举世瞩目，令人鼓舞，但鉴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展望未来，又深感忧虑。在利用过去积累的资料的基础上写成此文。忠言逆耳，听起来总不如阿谀奉承、吹捧的话顺耳。但良药味苦利于病。为了人民的利益，听点不顺耳的话，也是应该的。古话云：鸟之将死，其鸣亦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写这篇东西，我是一片忠心和苦心，没有一点私心。希望能引起有关方面注意。”14天后，10月20日，他就与世长辞!他比我长一岁，我写此文，也有同感。 刘金华 2020年11月22日星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