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毛泽东是独领风骚的伟大诗人，他没有写过专门的诗词论文，但他的书信中包含有很多创作体会和诗学观点。认真解读毛泽东涉及诗词话题的诸多书信，能够梳理出毛泽东借助诗词与人交往的特殊方式和丰富情感，有助于深入了解毛泽东诗词创作的具体缘起和传播方式，真实把握毛泽东对待诗词作品的严谨态度和完善过程，准确解析毛泽东对待诗词艺术的深邃见解和评价尺度，进而更全面地理解诗人毛泽东的人际世界、博大胸襟、诗词底蕴和诗学理念。
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也是独领风骚的伟大诗人。郭沫若称他是“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毛泽东酷爱诗词，用诗词言志抒情，但诗词又是“余事”，只是一种闲暇爱好。毛泽东没有专门写过谈诗论词的著述，他的创作体会和诗学见解，散见于各类谈话、题词、书信，甚至是珍闻轶事之中。
毛泽东书信的内容极其丰富，不少书信涉及诗词话题，有的是专门讨论，有的是只言片语。这些书信以诗为纽带，以诗为载体，留下了无数令人感动、感佩的佳话，反映了毛泽东与文化名流、党外人士、亲朋故旧、师友学兄之间的诗词唱和、心灵对话和情感交流。品读这些书信，可以领略到毛泽东豁达的襟怀胸抱、丰富的创作体验、睿智的鉴赏眼光和深邃的诗学见解。
一、收到诗作:大作诵悉，胜感盛意
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出版，该书首次披露了《七律·长征》，1938年2月中译本《西行漫记》在上海出版，毛泽东擅长写诗也蜚声海内外。各界人士与毛泽东的通信往来除谈论时政、联络感情之外，谈论诗词的内容也渐渐多了起来。一些友人在致信毛泽东时，会把自己或他人的诗作寄赠给毛泽东，与他切磋，供他鉴赏，请他斧正。
收到友人诗作，毛泽东总是满心欢喜。1937年6月25日，毛泽东致信何香凝:“承赠笔，承赠画集，及《双清词草》，都收到了，十分感谢。”《双清词草》是廖仲恺的诗词集。1945年12月29日，毛泽东致信黄齐生:“新词拜读，胜感盛意!”1950年12月2日，毛泽东致信四川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黄念田:“惠书并承赠黄季刚先生所为词及先生著作均已收到，极为感谢。”黄季刚为黄念田之父，是音韵训诂学家和文学家。1950年底，爱国民主人士张元济得知西藏和平解放，他怀着喜悦的心情多次给毛泽东写信，并寄去诗作《积雪西陲》《西藏解放歌》。1951年7月30日毛泽东复信写道:“去年十二月三十日、今年四月十五日和五月二十六日三次惠书，并附大作及书一函，均收到了，谨谢厚意。积雪西陲一诗甚好。”1952年5月25日，毛泽东致信爱国民主人士叶恭绰:“数月前寄读惠书，并附萨镇冰先生所作诗一首，不久又接大作二首，均极感谢。”1964年3月18日，毛泽东致信山东大学教授高亨:“寄书寄词，还有两信，均已收到，极为感谢。高文典册，我很爱读。”1976年2月12日，毛泽东致信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诗词两首，拜读欣然，不胜感谢。”
毛泽东收到诗作，也会加以赞赏，予以鼓励。1939年6月17日，毛泽东致信作家萧三:“大作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都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1941年1月29日，毛泽东又致信萧三:“诗读过了，很有意思。报纸既不登，就在街头发表好了。”当时，在萧三等人倡导组织下，在延安广泛开展了街头诗运动。诗人们把自己的诗篇贴在或书写在土墙上、石头上、树干上，便于群众阅读，毛泽东对此持热情支持的态度。1947年11月18日，毛泽东致信中共七大候补代表吴创国:“你的诗也写得好，我就喜欢看这样的诗。”1964年3月18日，毛泽东致信数学家华罗庚:“诗和信已经收读，壮志凌云，可喜可贺。”但是，当收到的作品对他本人进行赞美时，毛泽东的态度则有所不同。抗日爱国将领、诗人续范亭曾写过一首《赠毛主席》，1942年5月14日，毛泽东致信续范亭，叮嘱他不要公开发表:“我把你的漫谈当作修省录，但不同意你的夸赞，因为夸得过高过实了。因此我也不把这漫谈退还你，目的是使你不能发表，我觉得发表不好，如你尚有副本，也务请不要发表。”
给毛泽东寄赠诗作最多的，还是柳亚子、周世钊等诗友。1945年10月4日，毛泽东致信柳亚子:“诗及大示诵悉，深感勤勤恳恳诲人不倦之意。”1946年1月28日，毛泽东致信柳亚子:“先生的词及孙女士(谭平山夫人孙荪荃——引者)的和词，均拜受了。”1949年5月21日毛泽东又致信柳亚子:“各信并大作均收敬悉，甚谢!惠我琼瑶，岂有讨厌之理。”毛泽东还对柳亚子的诗才表达仰慕之情，如他在1945年10月4日的复信中写道:“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可惜我只能读，不能做。但是万千读者中多我一个读者，也不算辱没先生，我又引以自豪了。”周世钊是毛泽东的同窗挚友，诗词交往甚多。1955年10月4日，毛泽东致信周世钊:“读大作各首甚有兴趣。”1955年11月24日，毛泽东致信周世钊:“你的大作及附件都已读悉，极为感谢!”1956年12月29日，毛泽东致信周世钊:“信及诗收读，甚快。”1963年3月24日，毛泽东致信周世钊:“去年及今年惠寄数函并附诗词，都已收到，极为高兴。”
毛泽东对于收到的诗作，偶尔也会显示出不屑之情。1945年11月14日，吴祖光在《新民报》晚刊《西方夜谭》栏目发表《沁园春·雪》，可谓“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国民党组织一批御用文人依韵填词、撰文大肆进行“围剿”;而社会各界进步人士也纷纷予以反击，或唱和毛泽东咏雪词，或抨击反动文人的无耻谰言。共产党驻重庆代表王若飞特意将报载作品和文章收集起来，1945年12月寄给毛泽东。毛泽东阅后，12月29日致信黄齐生:“若飞寄来报载诸件付上一阅，阅后乞予退还。其中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
二、赠答唱和:录呈审正，以答雅意
毛泽东的不少诗词作品首先是在友人之间传播，又主要是通过书信流传的。革命战争时期，环境艰苦，时局动荡，再加上时隔久远，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写给亲朋好友的很多书信都已经散失。正因为如此，幸存下来的留有毛泽东诗稿的书信弥足珍贵。1915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第八班时的同学和挚友易昌陶不幸病逝。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在《致湘生信》中写道:“读君诗，调高意厚，非我所能。同学易昌陶君病死，君工书善文，与弟甚厚，死殊可惜。校中追悼，吾挽以诗，乞为斧正。”接下来，便是《五古·挽易昌陶》的诗文。关于湘生情况，至今不详，无从查考，所幸的是这封书信留存下来，使后人得以体悟《五古·挽易昌陶》的绵绵悲情。
毛泽东在收到友人诗词作品时，时常心生某种压力。1937年6月25日他在给何香凝的复信中写道:“没有什么奉答先生，惟有多做点工作，作为答谢厚意之物。”1944年11月21日，他致信柳亚子:“‘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饮茶’，这是你几年前为我写的诗，我却至今做不出半句来回答你。”1946年1月28日致柳亚子信中写道:“未能奉复，甚以为歉。”1955年10月4日，致信周世钊说:“惠书早已收读，迟复为歉。”
收到诗作难以及时唱和的歉疚既是压力，也是动力，这成为毛泽东进行诗词赠答唱和的一个重要诱因。重庆谈判期间，柳亚子多番向毛泽东索要诗作，1945年10月7日毛泽东致信柳亚子:“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
1955年10月4日，毛泽东致信周世钊:“读大作各首甚有兴趣，奉和一律，尚祈指正。”毛泽东随信抄赠了《七律·和周世钊同志》，这是对周世钊《七律·从毛主席登岳麓山至云麓宫》一诗的应答。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致信黄炎培:“去年和今年各填了一首词，录陈审正，以答先生历次赠诗的雅意。”毛泽东在信中说的“去年”应为前年，即1954年的《浪淘沙·北戴河》;信中说的“今年”，即1956年填的《水调歌头·长江》。1950年9月下旬，周世钊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路过许昌时，作《过许昌》一诗:“野史闻曹操，秋风过许昌。荒城临旷野，断碣卧斜阳，连畦豆叶长。人民新世纪，谁识邺中王!”1956年12月5日，毛泽东致信周世钊:“时常记得秋风过许昌之句，无以为答。今年游长江，填了一首水调歌头，录陈审正。”
李淑一和杨开慧曾经是长沙福湘女子中学的同学，而柳直荀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挚交和战友。1924年10月，由毛泽东和杨开慧介绍，柳直荀和李淑一结婚。1932年9月，柳直荀在湖北监利因肃反运动被错杀。1957年1月《诗刊》杂志发表毛泽东18首诗词，时任长沙第十中学语文老师的李淑一发现其中没有当年杨开慧给她看过的《虞美人·枕上》，如今只记得词的头两句了。1957年2月7日，李淑一给毛泽东写信，请求抄寄全词，还随信抄录了1933年她得知柳直荀牺牲时和泪填写的《菩萨蛮·惊梦》。接到李淑一的信件，毛泽东百感交集。1957年5月11日，毛泽东回复李淑一:“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吧。有《游仙》一首为赠。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这便是《蝶恋花·游仙》，即后来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当时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张明霞正在十中实习，得知此事后非常感动，于5月28日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将该词在她们自办的油印刊物《鹰之歌》上刊发。1957年11月25日，毛泽东致信张明霞:“《蝶恋花》一词，可以在你们的刊物上发表。‘游仙’改‘赠李淑一’。”因为当时张明霞等几个青年学生被打成右派，《鹰之歌》被迫停刊，于是该词改在1958年1月1日湖南师范学院院刊《湖南师院》刊登。
除了新作，毛泽东有时也以诗词墨迹相赠。1959年9月人民大会堂落成，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的同志布置宁夏厅时，希望把《清平乐·六盘山》刻在宁夏特有的贺兰石上，再配一幅毛泽东长征翻越六盘山的画，他们求助于董必武。1961年9月8日，毛泽东手书了《清平乐·六盘山》，并致信董必武:“遵嘱写了六盘山一词，如以为可用，请转付宁夏同志。如不可用，可以再写。”不久，刻有《清平乐·六盘山》手迹的贺兰石屏挂在了人民大会堂宁夏厅。
三、诗词创作: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1962年1月15日，《人民文学》编辑部致信毛泽东:“最近我们辗转搜寻，找到了您的几首诗词。正因为是辗转搜寻到的，所以不知有无讹误，也不知您是否愿意将其发表，或者是不是还需要修改，因此抄寄一份给您，请您指示，并请注上题目和写作年月。”4月27日，毛泽东给编辑部回信:“这六首词，年深日久，通忘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搜集起来，要求发表，因以付之。回忆了一下，这些词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文采不佳，却反映了那个时期革命人民群众和革命战士们的心情舒快状态，作为史料，是可以的。”“在马背上哼成的”，道出了毛泽东写诗的真实情形。毛泽东的诗词创作有三个高峰期，分别是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时期、长征时期、19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前二者属于战争年代。他把诗情融入战争，使战争充满诗意。
1959年9月7日，毛泽东在给胡乔木的信中写道:“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这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真切感受，读者很难体悟得到。写诗要有诗兴，这是诗词创作的基本规律。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在给岸英、岸青的信中说:“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延安时期，毛泽东把很多精力投注于理论著述，沉浸于理性思维，写诗的兴致减弱了不少。这就合理解释了为什么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诗词作品数量不多这一现象。
浓厚的诗兴会产生强烈的创作热情。而“奉命”写诗则有所不同。1965年6月29日，毛泽东会见由第二副总统卡瓦瓦的夫人率领的坦桑尼亚妇女代表团，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邓颖超陪同。会见结束后，邓颖超问毛泽东是否有新的诗词，说很久没有读到主席的新作了。9月25日，毛泽东致信邓颖超:“自从你压迫我写诗以后，没有办法，只得从命，花了两夜未睡，写了两首词。改了几次，还未改好，现在送上请教。”信中所提的两首作品，指《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这两首词不是临时写的，只是花时间进行了修改，但毛泽东使用“压迫”一词，却也或多或少流露出诗词创作的某种艰辛。
毛泽东写诗填词，除了诗兴使然，当然也出于某种现实需要和理性思考。1961年10月25日，郭沫若写了一首《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寄送给毛泽东修改。郭沫若对唐僧“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颇为不满，提出“千刀当剐唐僧肉”。毛泽东认为唐僧不属于敌我矛盾，可以通过教育转化，而白骨精害人成性，必须坚决予以打击。11月17日，毛泽东依郭诗题材和内容写了《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强调“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1962年1月6日，郭沫若看了毛泽东的和诗之后，深受启发，当即再次唱和，作《再赞〈三打白骨精〉》，表明“僧受折磨知悔恨”，进而转变了对唐僧的态度。看到郭沫若的新诗后，毛泽东于1月12日给康生写了一封信，写道:“请转告郭沫若同志，他的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
四、诗词发表:是否发表，并无定规
1957年1月，《诗刊》创刊号首次发表毛泽东18首诗词，还刊登了毛泽东致臧克家等人的信件，信中写道:“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毛泽东担心古诗词格律的苛刻要求束缚年轻人的个性和思想，不提倡年轻人都学写古诗。这是毛泽东不愿意发表诗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1937年4月5日清明节，国共两党派代表共同祭拜黄帝陵。毛泽东亲笔撰写了《四言诗·祭黄帝陵》。祭文痛陈“强邻灭德”“琉台不守”的民族危亡，表明共产党人“万里崎岖，为国效命”，北上抗日，表达“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的坚强决心，堪称是中华民族誓死抗日的“出师表”。1937年3月29日，毛泽东致信《大公报》著名记者范长江:“寄上谈话一份，祭黄陵文一纸，藉供参考，可能时祁为发布!”毛泽东主动要求在该报上发表这篇祭文，目的在于借此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以巩固联合抗日的根基。最终，人们还是在4月6日延安《新中华报》读到这篇《四言诗·祭黄帝陵》。
1953年春夏间，最高法院
院长沈钧儒调研发现血吸虫病在南方农村流行甚广，9月16日他致信毛泽东反映这一情况。9月27日，毛泽东致信沈钧儒:“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大函及附件已交习仲勋同志负责处理。”一场声势浩大的防治血吸虫病运动就此拉开帷幕。1958年，江西省余江县在全国率先消灭血吸虫病，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第一面红旗———记江西省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7月1日，毛泽东“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浓情写下《七律二首·送瘟神》。毛泽东意犹未尽，又提笔致信胡乔木:“睡不着觉，写了两首宣传诗，为灭血吸虫而作。请你同《人民日报》文艺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请告诉我。如可以用，请在明天或后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不使冷气。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毛泽东急于发表这两首诗，无非是为了给消灭血吸虫战鼓劲助威，只是因为毛泽东反复修改，迟至10月3日才在《人民日报》发表。
当然，也有例外情况。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蒋介石急令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对红军进行最后追堵。10月21日，彭德怀指挥作战，一举击溃马家骑兵。捷报传来，毛泽东欣然赋诗《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盛赞“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1947年转战陕北时，彭德怀指挥米脂县沙家店战役告捷，毛泽东将这首诗重新题写给彭德怀。1947年8月1日，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办的《战友报》第一次发表了这首诗，但在说明中误注该诗出自毛泽东在腊子口战斗后发给彭德怀的一份电报。1957年2月6日，由浙江省文联主办的《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致信毛泽东，请求发表《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信中仍写道:“据说，这是您庆贺彭副司令率兵强攻腊子口时写的一份电报，当时对部队鼓舞很大。”2月15日，毛泽东回信说:“记不起了，似乎不像。拉(腊)子口是林彪同志指挥打的，我亦在前线，不会用这种方法打电报的。那几句不宜发表。”《东海》编辑部只好作罢。有人据此推断毛泽东改变了对彭德怀的态度，这纯属主观臆断，因为事情发生在庐山会议之前。事隔20多年，加之来信把写诗的地点、背景弄错了，毛泽东可能一时没回忆起来，于是不同意发表，不能过度揣测。
五、诗词注释:注家蜂起，诗无达诂
“诗无达诂”，是文学读解活动的一个重要原则。周世钊曾打算撰写毛泽东诗词的评论文章，致函毛泽东专门请教对《毛主席诗词》中一些作品的理解。1964年1月31日，毛泽东致信周世钊:“拙作解释，不尽相同，兄可以意为之，俟见面时详说可也。”尽管毛泽东不愿意出注释本，但各种各样的毛泽东诗词注释本不计其数。周世钊曾致信毛泽东，询问哪些注释本较好。1968年9月29日，毛泽东回信说:“拙作诗词，无甚意义，不必置理。”他的这种回答，也许是对各种注释与自己本意相去甚远所表达的一种无可奈何。1973年7月，接见杨振宁博士时，谈到对自己的诗“有些解释不对头”，毛泽东感慨地说:“百把年以后，对我们的这些诗都不懂了。”
实际上，毛泽东对社会上各式各样的注释，也并非全不在意。1958年12月21日，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上，毛泽东写道:“我的几首歪词，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1963年《毛主席诗词》(37首)出版后，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立即组织翻译出版英译本。1964年1月，毛泽东应英译者的请求，就其中的一些词句，一一作了口头解释，一共有32条，达1900多字。这是毛泽东解释自己诗词条目最多、最详尽的一次，足见他内心还是希望人们能够正确地理解和阅读他极为珍视的诗词作品的。
毛泽东诗词毕竟是古典诗词，诗贵含蓄，语言简练，涉及诸多历史典故、文史知识，又侧重表达个人情感和生活体验，读者难免不解或者产生误解。黄炎培曾对《水调歌头·游泳》中“极目楚天舒”一句产生异议。1957年2月11日，毛泽东在给他的信中作了解释:“游长江二小时飘三十多里才达彼岸，可见水流之急。都是仰游侧游，故用‘极目楚天舒’为宜。”1957年5月11日，毛泽东给李淑一的信中写道:“已指出‘巫峡’，读者已知所指何处，似不必再出现‘三峡’字面。”毛泽东的解释是针对《水调歌头·游泳》“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这一句的。
1958年7月1日，毛泽东写了《七律二首·送瘟神》。当天，他在给胡乔木的信中说:“诗中坐地、巡天、红雨、三河之类，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过一会，或须作点解释。”果不其然，1958年10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七律二首·送瘟神》之后，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时的同学蒋竹如对“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的科学性提出质疑。10月25日，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专门对此作了解释，还顺带说明了牛郎的典故:“地球直径约一万二千五百公里，以圆周率三点一四一六乘之，得约四万公里，即八万华里。这是地球的自转(即一天时间)里程。……巡天，即谓我们这个太阳系(地球在内)每日每时都在银河系里穿来穿去。银河一河也，河则无限，‘一千’言其多而已。我们人类只是‘巡’在一条河中，‘看’则可以无数。牛郎晋人，血吸虫病，蛊病，俗名鼓胀病。周秦汉累见书传，牛郎自然关心他的乡人，要问瘟神情况如何了。大熊星座，俗名牛郎星(是否记错了?)，属银河系。”蒋竹如得知后，为毛泽东非凡的诗词想象艺术深深折服。
1959年7月1日，毛泽东写了《七律·登庐山》。庐山会议结束前，庐山疗养院护士钱学坤请求毛泽东手书这首诗留念。毛泽东对她的医护工作非常满意，当即提笔写了一幅送给她。9月下旬，钱学坤写信问候毛泽东，同时请教“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中“九派”和“三吴”的含义。12月29日，毛泽东复信，写道:“九派，湘、鄂、赣三省的九条大河。究竟哪九条，其说不一，不必深究。三吴，古称苏州为东吴，常州为中吴，湖州为西吴。”对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来信询问的问题，毛泽东郑重其事地予以答复，充分说明毛泽东对作品解释的严谨和对人民的尊重。
《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是1962年《人民文学》5月号发表的《词六首》之一，发表时毛泽东作了较大修改，比如将原诗最后一句“教他片甲都不还”改成“不周山下红旗乱”。考虑到这句话涉及神化典故，一般读者不好理解，1962年5月3日，毛泽东致信秘书林克:“《共工氏头触不周山》的故事，请着人查出，抄录，交我，为盼!”根据林克提供的资料，毛泽东引用《淮南子·天文训》《国语·周语》《史记》中的素材，加上自己的解说，为这个故事写了四百来字的注。这是毛泽东为自己诗句作注最为详尽的一次。
六、诗词修改:加以笔削，赐教为盼
好诗是写出来的，也是改出来的。杜甫《解闷十二首》诗云:“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清代诗人袁枚《遣兴》也有“爱好由来落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这样的诗句。诗友们有时会请毛泽东帮自己斧正诗词，而他也乐于从命。1964年10至11月，陈毅率中国代表团出访亚非六国。其间，他写了十几首诗记述此次出访。1965年春，陈毅选出其中部分作品，冠以《六国之行》，呈送给毛泽东修改。毛泽东修改了第一首，并拟题目《西行》。7月21日，毛泽东致信陈毅，写道:“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
毛泽东还多次修改胡乔木的作品。1965年元旦，《人民日报》登载了胡乔木的《词十六首》。此前，毛泽东对其逐一提出了修改意见。比如，《水调歌头·国庆夜记事》结尾原为“万里千斤担，只用一愁眉”，毛泽东改成“万里风云会，只用一戎衣”;《沁园春·杭州感事》结尾原为“天共我，吼风奇剑，扫汝生光”，毛泽东改成“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很显然，经过毛泽东的润色，原作的诗意境界大为提升。为了发表这些作品，毛泽东亲自给《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写信:“请在新年(一月一日)发表为盼。”他又给《人民文学》主编刘白羽写信:“此件已送人民日报于一月一日发表，你们可以转载。”
此后，胡乔木接连写了27首词，又请毛泽东修改。修改完毕后，毛泽东于1965年9月5日致信胡乔木:“这些词看了好些遍，是很好的。我赞成你改的这一本，我只略为改了几个字，不知妥当否，请你自己酌定。”尽管毛泽东只是改动了个别字词，如，他把《念奴娇·重读雷锋日记》(其四)中“细观摩满纸珠光宝气”，改成“细观摩满纸云蒸霞蔚”，即便这种细微的修改，也使原词平添不少光彩。胡乔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改了一遍，又呈送毛泽东。毛泽东再次斧正，于1965年9月15日致信胡乔木:“删改得很好，可以定稿。我又在个别字句上作了一点改动，请酌定。如不妥，即照原样。唯‘南针仰’一句须改。”“南针仰”，指胡乔木词中“干戈掌，南针仰”一句。毛泽东将其改为“干戈掌，方针仰”，并在一旁加注说:“不使人误以为仰我南针，故改。”毛泽东如此不厌其烦地帮助胡乔木修改诗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为诗友们修改作品用力之深。
毛泽东的诗词成就举世公认，但他始终低调。1957年1月12日，他在致臧克家等人的信中说自己的作品“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1959年9月7日，他致胡乔木的信中说，《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两首诗“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只有几句较好一些的，例如‘云横九派浮黄鹤’之类”。1965年7月26日，他在给郭沫若夫人于立群的信中，称“我的那些蹩脚诗词”。
而毛泽东对自己作品的修改更是反复推敲，一丝不苟，从作品标题、个别措辞、整个诗句，到篇章结构，乃至标点符号，他都一改再改。这才使得毛泽东诗词用词精准、对仗工整、韵味十足，成为千古绝唱。
《诗刊》杂志创刊前，徐迟等人搜集了毛泽东八首诗词，编委会特意致信毛泽东:“因为它们没有公开发表过，群众相互抄诵，以致文句上颇有出入。有的同志建议我们:要让这些诗流传，莫如请求作者允许，发表一个定稿。”毛泽东对其逐一校正，还提供了十首作品，1957年1月12日回信说:“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末，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
毛泽东修改诗词，不仅自己字斟句酌，而且虚怀若谷，集思广益。毛泽东的威望很高，但他与人交往总是态度谦和，仅从他写信的称谓便可知一二。他对党内同事和不太熟悉的人，一般以“同志”称呼，而对民主人士、文化名人却十分敬重，称谓上也很亲密，如他称何香凝为“香凝先生”，称柳亚子为“亚子先生吾兄道席”或“亚子先生”，称教育家黄齐生为“黄老先生道席”，称黄炎培为“任之先生”，称同窗好友周世钊为“惇元兄”或“东园兄”。毛泽东比新闻界名人范长江年长16岁，在信中却谦称自己为“弟”。
1958年7月1日，毛泽东写完《七律二首·送瘟神》之后，当即给胡乔木写信说:“请你同《人民日报》文艺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请告诉我。”
1959年6月底、7月初，毛泽东先后写了《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8月底，毛泽东收到《诗刊》主编臧克家、副主编徐迟索要诗作发表的信。9月1日，他想到不久前写的那两首诗，便写了一封回信，说:“近日写了两首七律，录上呈政。如以为可，可上诗刊。”信是派人送到编辑部的。没几天，毛泽东感觉两首诗需要修改，又派人取了回来。9月7日，毛泽东致信胡乔木:“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郭沫若于9日、10日致信胡乔木，反馈自己的意见建议。9月13日，毛泽东再次写信给胡乔木，说:“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郭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这两首诗最终发表在196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中。
1962年，毛泽东的《词六首》在《人民文学》发表之前，毛泽东将其寄给臧克家等人征求意见，臧克家提出了几处修改意见。1962年4月24日，毛泽东致信臧克家:“你细心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我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1965年9月25日，毛泽东把《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送给邓颖超，附信说:“送上请教。如有不妥，请予痛改为盼!”毛泽东征求修改意见，态度之谦恭，言辞之恳切，真是令人肃然起敬。
毛泽东不仅虚心听取名师大家的修改建议，对陌生读者的合理意见也一样是闻过则喜，从谏如流。1952年元旦，当时在东北大学执教的罗元贞教授看到新中国仅成立3年时间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给毛泽东写信表达感激之情，顺便谈了学习毛泽东诗词的体会，并建议将《七律·长征》“金沙浪拍云崖暖”中的“浪”改为“水”，因为“五岭逶迤腾细浪”中已有“浪”字。1月9日，毛泽东给他回信说:“1月1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书眉上批注道:“浪拍:改水拍。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如此改的。他说不要一篇内有两个浪字，是可以的。”
1957年《诗刊》发表《菩萨蛮·黄鹤楼》时，“把酒酹滔滔”中的“酹”字误写成“酎”字。“酎”是名词，指经过两次或多次酿制的酒;“酹”是动词，指把酒洒在地上，表示祭奠和起誓，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一樽还酹江月”中的“酹”字即为此意。复旦大学一名学生、江苏省泰县一个小学校长、福建省南平县的读者陈治等人，分别致信毛泽东，指出“酎”应改为“酹”。毛泽东看完后，让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他们回信，告诉他们所提意见是对的。
七、诗词考辨:查漏补缺，正本清源
毛泽东阅读了大量古典诗词，对许多作品烂熟于心，但是也难免出现模棱两可或者记忆偏差。《焚书坑》是晚唐诗人章碣写的一首诗，对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评论相当深刻。为了弄清该诗是不是章碣写的，1959年12月11日，毛泽东致信秘书林克:“请查《焚书坑》一诗，是否是浙人章碣(晚唐人)写的?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1961年，国内国际局势严峻复杂，毛泽东联想到顶霜傲雪、风骨铮铮的梅花。11月6日，毛泽东一连给秘书田家英写了三封信，内容都是要他查找一些咏梅花的诗作。早6时，毛泽东写了第一封信:“请找宋人林逋(和靖)的诗文集给我为盼，如能在本日下午找到，则更好。”林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传诵千古，他的《山园小梅》被誉为“咏梅诗之最”。8时半，毛泽东给田家英写了第二封信:“有一首七言律诗，其中两句是: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是咏梅的，请找出全诗八句给我，能于今日下午交来则最好。何时何人写的，记不起来，似是林逋的，但查林集没有，请你再查一下。”刚过一会儿，毛泽东给田家英写了第三封信:“又记起来，是否清人高士奇的。前四句是:琼枝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到处栽。雪里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下四句忘了。请问一下文史馆老先生，便知。”不到半天时间，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写信，可见心情十分急迫。该诗是明代诗人高启《梅花九首》的第一首:“琼枝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毛泽东用草书写下全诗，还写了一句评语:“高启，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梅花九首之一。”高启是“吴中四杰”之一，明代不以诗见长，毛泽东对高启的评价堪称独绝。
1964年12月29日，毛泽东在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时，想到了一首题为《三垂冈》的七律古诗。毛泽东记不清楚作者是谁了，他凭记忆默写下这首诗，致信秘书田家英去查作者:“近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记起了年轻时曾读过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请你一查，告我为盼!”毛泽东写下的诗是:“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粱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且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畔路，至今人唱百年歌。”这首《三垂冈》是清代严遂成的代表作，刻画了李克用、李存勖父子逐鹿群雄、以弱胜强、建功立业。根据核查，毛泽东默写的诗，只有第四句中的“且”应为“犹”字，第七句中的“畔”应为“下”字，但却与清代袁枚《随园诗话》所引的《三垂冈》诗一字不差，毛泽东的博闻强记实在令人叹服。毛泽东喜欢《三垂冈》一诗，原因在于他很推崇三垂冈战役总指挥李存勖的军事指挥才能。
毛泽东对古诗进行考证，还有一种情形，就是为了澄清一些误读、误解。1957年2月开始，刘少奇南下进行了近两个月的视察调研。针对部分干部职工提出的一些实际困难，刘少奇号召大家配合组织逐步解决。在讲到夫妻两地分居问题时，刘少奇引用贺知章《回乡偶书》来说明自古以来干部进城是不带家眷的，全部解决很不容易，要体谅组织上的难处。刘少奇根据贺知章《回乡偶书》得出“古代官吏在外任职不带家眷”的结论，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为了求证真相，毛泽东以近乎史学家治史的严谨态度，查阅了大量有关贺知章生平和古代官吏任职的相关资料，重点翻阅了《全唐诗话》和《旧唐书·贺知章传》，并没有发现不让带家眷的相关记载。1958年2月10日，毛泽东专门致信刘少奇，提供了他考证的相关情况，然后写道:“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仅从这一件小事来看，毛泽东治学之严谨，论证之缜密，堪称典范。
八、诗词引用:消愁破闷，强身健体
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报告《全国青年团结起来，在毛泽东旗帜下前进》中指出:“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毛泽东的古典诗词造诣极深，古诗运用驾轻就熟，信手拈来，这一点在他的书信中也可窥见一斑。
1954年暑假，毛泽东让江青带李敏、李讷去北戴河度假。7月30日，毛泽东给两个女儿写信:“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操)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妈妈那里有古诗选本，可请妈妈教你们读。”
1958年1月下旬，李讷生病做手术后出现感染，持续高烧。毛泽东十分着急，2月3日给李讷写信，信中说:“念你。害病严重时，心旌摇摇，悲观袭来，信心动荡。这是意志不坚决，我也常常如此。病情好转，心情也好转，世界观又改观了，豁然开朗。意志可以克服病情。……诗一首: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这里有意志。你知道吗?”毛泽东引用唐代诗人王昌龄《从军行》的诗句来勉励李讷，要以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战胜病魔。
毛岸英牺牲后，毛泽东把儿媳刘思齐当女儿看待。1959年，刘思齐生了一场大病。8月6日，毛泽东写信安慰思齐:“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是李白的几句诗。你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毛泽东抄录李白《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一诗劝慰刘思齐。
1962年6月3日，毛泽东得知儿媳邵华身体不好，情绪低落，给她写信:“要好生养病，立志奔前程，女儿气要少些，加一点男儿气，为社会做一番事业。企予望之。《上邪》一篇，要多读。”《上邪》是汉乐府《饶歌》中的一首情歌:“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邵华读懂了毛泽东的良苦用心，性格慢慢变得开朗豁达了。
毛泽东借用古典诗词来教育子女，使深沉的父爱平添了几分诗意。而毛泽东在与友人的通信中，引用古诗，则凸现了毛泽东的诗人本色。
1961年秋，周世钊、乐天宇、李达在长沙相聚，他们都是毛泽东的同学好友，三人商定送几件九嶷山特色纪念品给毛泽东。毛泽东收到后，挥毫写下《七律·答友人》，表达对故乡的赞美和对亲人的思念。1961年12月26日，毛泽东致信周世钊，写道:“‘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朝云薜荔村’。‘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同志，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第一句诗出自唐代谭用之《秋宿湘江遇雨》，他把下句中的“千家”改成了“朝云”。第二句诗出自清末诗人黄道让的《七律·重登岳麓》，是长沙岳麓山云麓宫望湘亭上的一副对联，他把上句中的“开”改成了“来”字。毛泽东引用描绘湖湘风光的古诗，一来表达对周世钊的羡慕，二来抒发对家乡的眷恋。
1961年8月17日，胡乔木写信向毛泽东报告自己的病情，要求请病假。8月25日，毛泽东回信表示同意:“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宜读。”这是曹操《步出夏门行》第四章《龟虽寿》中的诗句。《龟虽寿》抒发了曹操老当益壮、积极进取的豪迈情怀，毛泽东把它用作养生之道，也是恰如其分。
九、谈诗论艺:旧诗可写，新诗为主
说来或许令人难以置信，毛泽东早年并不喜欢诗词。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致湘生的信中，谈到他先前认为诗赋无用的事:“梁(梁启超)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盖文学为百学之原，吾前言诗赋无用，实失言也。”这种态度的转变，对毛泽东影响深远。他不仅诵读了大量古典诗词作品，还研读了各种诗话、词话、音韵、词律，诸如《历代诗话》《全唐诗话》《西江诗话升庵诗话》《随园诗话》等等，具有丰富的诗词艺术修养和深厚的诗词理论功底。
毛泽东酷爱诗词，但他日理万机，难得有机会和诗友们聚在一起探讨诗艺理论。比如，仅1961年毛泽东就给臧克家写过三封信，打算约臧克家等人讨论诗词。4月下旬，他在杭州致信臧克家:“我颇有一些事想同你谈谈。”11月30日，毛泽东又致信臧克家说:“因忙未能如愿面谈，还是等一会儿吧。明年1月内我看找得出一个时间和你及郭沫若同志一同谈一会儿。”12月26日，毛泽东再次致信臧克家:“所谈之事，很想谈谈。无奈有些忙，抽不出时间来;而且我对于诗的问题，需要加以研究，才有发言权。因此请你等候一些时间吧。因此请你等候一些时间吧。——因此请你等候一些时间吧。”臧克家是翘首以盼，正如他在《信》一诗中所写:“我会舒心地静静等候，等候那电话特别铃声的召唤。”然而，“那电话特别铃声”终究未能响起，这成为臧克家的一大憾事。
1939年1月31日，毛泽东致信鲁迅艺术学院文学团体“路社”:“问我关于诗歌的意见，我是外行，说不出成片段的意见来，只有一点，无论文艺的任何部门，包括诗歌在内，我觉都应是适合大众需要的才是好的。现在东西中，有许多有一种毛病，不反映民众生活，因此也为民众所不懂。适合民众需要这种话是常谈，但此常谈很少能做到，我觉这是现在的缺点。”尽管毛泽东非常自谦，但是寥寥数语就切中了诗词艺术“写什么、为什么人写”的问题。“适合大众需要”是毛泽东诗词理论的根本价值取向，也是他诗词创作和作品评价的重要标准。毛泽东历来倡导文学艺术要大众化，要适合大众需要，让人民大众喜闻乐见。
在1957年1月12日致臧克家等人的信中，毛泽东写道:“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在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的信中，毛泽东指出:“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泱泱中华是诗的民族，诗词传统源远流长，经历了数千年，一般称其为旧诗。“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同时，开始推崇白话诗，一般称为新诗。这两段话显示了毛泽东对旧诗和新诗的基本态度，表达了对中国诗歌发展格局的战略构想，即新体诗和旧体诗都要发展，但应以新诗为主。
旧诗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群众基础，凝结了中华民族的情感体验和精神个性，毛泽东对古典诗词情有独钟。但他深知旧诗存在一些局限性，如格律过严、束缚思想、不易学会、难于普及，认为旧诗要改革、要发展，主张以新诗为主体。他对新诗也并不十分满意，比如太自由、太散漫、不成型。毛泽东指明了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那就是在古典诗词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既继承古典诗词的优良传统，又吸收民歌的形式和养料，还要顺应时代的要求。与此同时，他也从不忽略新诗形式的重要性，强调“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他认为写诗要有诗兴、诗味，要用比兴手法提升诗的境界，使意象清晰、意境高远、情趣浓厚，体现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
1975年8月3日，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致信毛泽东，提到在修改《中国文学发展史》时所遇到的如何评价韩愈的问题。1976年2月12日，毛泽东给刘大杰回信:“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毛泽东很赞同刘大杰对韩愈的态度。其实，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他在国文老师袁仲谦的影响下便开始认真钻研韩愈的文章。他曾对斯诺回忆说:“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毛泽东给刘大杰的信中还提到了李商隐的《无题》诗。李商隐的无题诗，毛泽东多有圈画，主张不要做繁琐的钻牛角尖的研究，只要感觉文采非常美，徜徉迷离，得到美的享受即可，研究不充分时不必急于下结论。这是毛泽东最后一封有关诗词的书信，从中可以看出，身体虚弱的毛泽东还保持着相当清醒的学术头脑，这一点确实令人钦佩。
(作者简介：汪建新，男，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副院长，博士、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