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篇文章的时候，2020美国大选的结果仍未完全落定，但结果大致已经明朗。
四年前，特朗普当选的时候，某些学者高呼这是对精英政治的反抗，是“美国人民的胜利”，然而四年来的事实无情地打了他们的脸，特别是今年疫毒导致的近千万美国民众感染，十几万人死亡(主要是底层)。
四年后，特朗普落选，看热闹不嫌事大、希望特朗普“再折腾美国四年”的中国网民多少有些失落;那些叛逃出去的华裔选民同样失落，他们本来希望特朗普能够继续对自己的母国折腾四年;而把美国视作灯塔的公共知识分子以及资本家们则是窃喜的，似乎美国又能回到民主政治的“正常轨迹”——这才是“人民的胜利”，胡主编已嚷着要复婚了。
有人调侃，这次美国大选其实没拜登什么事，真正较劲儿的双方不过是“特朗普的反对者”与“特朗普的支持者”。
事实也的确如此。相比奥巴马的口号“Change We Can Believe In”，并在任内试图推动医保法案、缓和阶级矛盾，拜登的口号“Build Back Better”，实在是空洞无物。不仅世界人民不相信，恐怕就连那些把选票投给拜登的美国选民自己都不相信，拜登能“Build Back Better”，甚至不相信拜登接手以后就能控制住疫情。所以，特朗普直接讽刺：“If Joe Biden knows how to fix America, why didn't he tell Obama?”(如果拜登知道怎么救美国，他为什么没告诉奥巴马?——注：拜登曾任奥巴马时期的副总统)
特朗普上台以后打出了反全球化的牌，声称要让美国再次伟大，要坚持美国优先，把美国失去的工作机会再夺回来，四年下来，这些承诺并未真正兑现。特朗普除了帮助美国的垄断资本从第二大经济体勒索到了更多的实际利益，对于美国民众的状况却没有丝毫的改善，疫情之下千万人感染，穷人大批死亡，生活窘迫，富人的财富却继续在爆炸式增长;相反，特朗普右翼民粹主义的鼓动，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撕裂与动荡，这是选民不支持特朗普的根本原因。
2016年，特朗普抛出的的竞选口号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让美国再次伟大)，这同样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虽然美国底层白人和铁锈地带的工人阶级的确曾经兴奋不已。但是，厌倦了被华尔街的金融精英和华盛顿的政治精英反复欺骗、出卖的美国民众，在经验老道的政治精英希拉里与毫无政治经验的“素人”特朗普之间，最终选择了特朗普。
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四年前，美国民众因为反对希拉里而选择了特朗普；四年后，美国民众因为反对特朗普而选择了拜登。
在两个坏蛋之间选择一个“小坏蛋”——这是美国“民主政治”的精髓。
美国资产阶级巧妙的选举制度设计，让选举的结果稳定地锁定在驴象两党的候选人之间，第三党始终没有“冲关”的可能;而驴象两党的初选最终决定权，实际上控制在代表美国垄断资本利益的驴象两党的元老和大佬手中。一旦冒出伯尼·桑德斯这样的“假社会主义”的黑马，元老和大佬们也会在初选阶段毫不犹豫地将其联手阻击掉。这套操作的背后，是美国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的资本专制政治体系。
这次大选，在选票统计上看似有争议，特朗普指责民主党在那些摇摆州造假。造不造假只有美国的资产阶级自己知道，但选票造不造假真的无关轻重，因为这套选举制度本身就是最大的造假。
所以，对于真正掌握美国国家机器的垄断资产阶级而言，不管是希拉里与特朗普，还是特朗普与拜登，无论谁上台都逃不出自己的“五指山”，都要为美国的资产阶级服务，为美帝国主义执行对内压迫、对外掠夺的任务，只是在具体的内外政策上有着看似巨大、实则微弱的区别。
不过，仍然让相当多的美国民众以及崇拜美国制度的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精英，讲这套“民主政治”视作美国的制度优越性。对于美国的选民而言，四年一次的大选，却被他们自认为是“民意的表达”——能把“大坏蛋”选下去似乎也是一种“胜利”，就像他们厌倦了白人精英，自认为自己选择出了黑人精英奥巴马;他们厌倦了精英政治，自认为自己选择出了民粹主义总统特朗普。
然而，事物的发展也并非一成不变的。
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段话所述：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尽管美国资本专制的本质并未发生改变，但他们的上台，都表征着美国的垄断资本集团在面对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及无产阶级的愤怒时被迫作出的调整，是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加剧的体现。
推出黑人总统奥巴马，是美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欺骗美国底层民众，模糊美国的白人精英政治和种族主义特质，而且，不可否认的是奥巴马上台后试图推动的全民医保法案的确是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美国底层穷人的，尽管这一法案因为美国资产阶级的阻击最后无疾而终;而四年前特朗普的上台，则标志着在美国有着悠久传统的右翼民粹主义的回潮，少数大企业家裹挟着中下层白人，脱去自由资产阶级“政治正确”的伪装，一面公开地鼓吹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一面继续削减福利、深化经济自由主义，一步步将美国引向“新法西斯主义”的战车。
拜登的上台，美国看似又回到了传统精英政治的轨道。但实际上，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以及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加剧，“一切已经不可能再回到从前”，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恐怕将换一副面孔继续下去。
从拜登竞选时的表述来看，他对待中国的态度，未必会比特朗普“客气”多少。“特朗普”的反面教员作用，固然对中国民众起到了很大的教育作用，但也的确给本土资本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拜登上台后，为了华尔街精英的利益，或许在这方面作出调整，希望到时某些人别“好了伤疤忘了疼”，这反而时更加危险的。
四年前，与极右翼代表人物特朗普同时崛起的，是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伯尼·桑德斯。尽管当桑德斯将美国工人阶级的困境归咎于中国时，我们很难将其界定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但桑德斯的主张恰恰是对美国阶级压迫、种族压迫和经济不平等的反抗，这显然要比那些把“政治正确”挂在口头的资产阶级政客来的实在。桑德斯自身的局限性，并不影响他作为一面旗帜、一个信号，表征着美国无产阶级的觉醒与反抗的开始。
然而，民主党大佬的联手阻击让桑德斯在民主党初选中的落败，给了美国左翼沉重的一击。他们在犹豫，是动员自己的群众忍着恶臭投票给民主党的拜登，还是投票给绿党这样的小党。
拜登之恶，丝毫不在任何一个美国资产阶级老政客之下，他从政这几十年，曾经帮助瓦解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支持任命右翼法官，宣扬无数伤害工人利益的自由贸易协定，投票给犯罪法案导致大规模监禁，以及支持越战后几乎每一场美国的海外战争;而美国绿党(Green Party)霍伊·霍金斯的“生态社会主义”与反战，反而更符合左翼的主张。
然而，投票给拜登，避免“分票”，阻击“更大的坏蛋”特朗普连任，然后再通过泛左翼的街头政治实现自己的主张，到最后还是成了美国左翼的现实策略和主流选择。从各州的得票数来看，绿党的得票甚至还不及从共和党分出去的两个传统保守主义小党。
被迫把自己成功的希望寄托于敌人的自我毁灭上，这是美国左翼以及已经觉醒起来的无产阶级目前的困境与悲哀，这是典型的机会主义。
另一种机会主义则是四年前的美国大选前，著名左翼知识分子齐泽克的主张——如果在希拉里和特朗普之间选择，他宁愿选择特朗普，因为特朗普上台，会使得美国现有政治经济结构无法维持，崩溃带来混乱和重建就会给左翼政治带来机会。简而言之就是“乱中取胜”，这与中国很多自称爱国的大V的主张如出一辙。
而美国左翼真正的困境是什么，就是根本不具备关键的组织能力。就算机会摆在面前，也不会是社会主义者的机会，而是“新希特勒”的机会。这固然有美国垄断资本在上世纪50年代通过推行麦卡锡主义对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毁灭性清剿而造成的断代的因素，但相当大一部分原因，则是美国左翼没有深入到群众中，扎扎实实地去开展觉醒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
6、70年代，因为中国红色浪潮的影响，世界革命形势风起云涌，美国曾经诞生了“黑豹”这样的真正愿意做群众工作、且收效巨大的左翼团体。随着70年代末国际共运的退潮，“黑豹”这样的左翼团体受到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残酷绞杀。
如果说在80年代以来阶级力量对比异常悬殊的情况下，开展群众工作会受到极大的限制，需要很高的策略性和技巧，那么，“占领华尔街”运动以来，阶级力量对比已经发生变化之后，美国左翼在群众工作方面却依然是毫无建树的，少数社会主义者仅仅活跃于于知识殿堂和大学的课堂里，这是远远不够的。
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在加剧，改良主义的手段解决不了危机，资产阶级的丧钟已经敲响且仍将长鸣。
拜登的当选不会造成太大的改变，21世纪的20年代，不管是美国，还是全世界，仍将朝着危机、动荡、不确定的方向继续发展。而不管是美国的还是中国的无产阶级，不能把自己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敌人的自我灭亡上。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重要的是无产阶级自身的组织、壮大与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