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赵树理与汪曾祺，似乎是两个差别特别大的作家，在某些人眼中，一个有点像土得掉渣的“老农民”，另一个则似乎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但近年来的研究显示，赵树理和汪曾祺之间有着某种不可忽视的紧密联系，他们的关系在文学史意义上，鲜明地标示出20世纪中国文学自身的连续和断裂。今年恰逢汪曾祺诞辰100周年，赵树理逝世50周年，保马今日特别推送赵魁元老师《汪曾祺与赵树理》一文，借用竹内好对鲁迅的评价，以纪念这两位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役作家”。作者从汪、赵二人交往史、创作承继关系等多重角度出发，全面揭示了其共享的现实依据以及民间传统，尤其是50年代汪、赵共事的那段经历，为汪曾祺日后的审美转向和语言风格的铸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赵树理与汪曾祺
文|赵魁元
今年是汪曾祺诞辰100周年，赵树理逝世50周年。
把赵树理与汪曾祺联系起来研究，应该是新中国70年文学史上非常有意义又很有趣的事。
一
说有趣，是因为汪曾祺笔下的赵树理与我们印象中的赵树理不同。汪曾祺写过两篇散文回忆赵树理，一篇是1990年写的《赵树理同志二三事》，一篇是1997年写的《才子赵树理》。两篇文章不长，都是两千多字，但信息量很大：一个充满智慧、生性幽默、可亲可敬的赵树理形象站在我们面前。特有的汪氏语言，令人读来印象深刻，关于生活细节的描写，如赵树理喝酒划拳，善于左右开弓，拳法精到的老舍往往败北，让人难以忘怀。足显汪曾祺文章大家的功力。
“赵树理同志身高而瘦。面长鼻直，额头很高。眉细而微弯，眼狭长，与人相对，特别是倾听别人说话时，眼角常若含笑。听到什么有趣的事，也会咕咕地笑出声来”。
“他是个农村才子。有时赶集，他一个人能唱一台戏。口念锣鼓，拉过门，走身段，夹白带做还误不了唱。
他能弹三弦，不常弹。他会刻图章，我没有见过。他的字写得很好，是我见过的作家字里最好的，他的散文《写金字》写的大概是他自己的真事。字是欧字底子，结体稍长，字如其人。他的稿子非常干净，极少涂改。他写稿大概不起草。我曾见过他的底稿，只是一些人物名姓，东一个西一个，姓名之间牵出一些细线，这便是原稿了。考虑成熟，一口呵成。赵树理衣着不讲究，但对写稿有洁癖。”
“赵树理是《说说唱唱》副主编，实际上是执行主编。他是负责发稿的。有时没有好稿，稿发不出，他就从编辑部抱了一堆稿子回屋里去看，不好，就丢在一边，弄得一地都是废稿。有时忽然发现一篇好稿，就欣喜若狂。他说这种编辑方法是“绝处逢生”。陈登科的《活人塘》就是这样发现的，这篇作品能够发表也真有些偶然，因为稿子有许多空缺的字和陈登科自造的字，有一个丐宁，大家都猜不出，后来是康濯猜出来了，是“趴”，属(马的繁体字)没有四条腿，可不是趴下了?写信去问陈登科，果然!
有时实在没有好稿，康濯就说：老赵，你自己来一篇吧!赵树理关上门，写出了一篇名著《登记》(即《罗汉钱》)。”
“赵树理小说有其独特的抒情诗意。他善于写农村的爱情，农村的女性。她们都很美，小飞蛾(《登记》)是这样，小芹(《小二黑结婚》)也是这样，甚至三仙姑(《小二黑结婚》)也是这样。这些，当然有赵树理自己的感情生活的忆念，是赵树理的初恋感情的折射。但是赵树理对爱情的态度是纯真的，圣洁的。”
这些充满诗意的表达，笔者没有听过，恐怕许多人没有听过。
说有意义，是因为赵树理和汪曾祺都是中国20世纪文学的代表性人物。赵树理成名于20世纪四十年代，汪曾祺成名于20世纪八十年代。他们之间有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应该是一个研究课题。
二
北京师范大学的赵勇在读《汪曾祺全集》时就对汪曾祺与赵树理的关系发生了兴趣：汪曾祺究竟喜欢不喜欢赵树理?赵勇下了一番功夫
，结论是：“当然是喜欢。岂止是喜欢，简直是敬佩!如若不信，有文为证。”
读《汪曾祺全集》，是赵勇的职业本职，但把赵树理和汪曾祺联系起来研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赵勇是晋城人，是从赵树理家乡走出去的后辈学人。《灵泉洞》是赵勇走上文学之路的启蒙书。他并不是专门研究赵树理的，但学习和研究赵树理似乎是他绕不过去的话题。
2006年是赵树理百年诞辰，属重大纪念活动，赵勇自在邀请之列，为大会提交论文是义务和责任。正在阅读《汪勇祺全集》的他自然选择了赵汪之比较，论文是《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从对立到融合——由赵树理、汪曾祺的语言观看现代文学语言的建构》，既抓住了赵、汪比较之核心，又很有学术份量。赵勇似乎言犹未尽，又接连写出了两篇文章《汪曾祺喜欢不喜欢赵树理?》《民间进入庙堂的悲剧》。前文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第4期，《新华文摘》2008年第6期转载)。三篇文章可以说打开了汪曾祺与赵树理研究的大门。
赵勇把《汪曾祺全集》仔细翻阅了一遍，发现汪曾祺在其文章中，有六处地方提到了赵树理。例如，“四十年代的战争年代，有一批作家是从农村成长起来的。他们没有受过完整正规的学校教育，但是他们得到农民文化丰富的滋养，他们的作品受了民歌、民间戏曲和民间说书很大的影响，如赵树理、李季。”“他写的小说近似评书。”
“最早提出‘问题小说’的是赵树理，他也写过一些这类作品，像《地板》就是解决土地问题的。但是恰恰就是他自己的不少小说，也无法放到‘问题小说’里面，比如《手》、比如《福贵》，而往往就是这样一些小说比所谓的‘问题小说’的艺术生命力要强”。
这段话很精辟。是汪曾祺对赵树理小说的直接评价。汪曾祺发现了赵树理小说中不是“问题小说”的小说，并且认为它们的艺术生命力更强。
三
2011年《新文学史料》第二期登载了孙郁的文章《汪曾祺与易代之际的北京文坛》。这篇文章对于研究赵树理与汪曾祺的关系非常珍贵，非常重要。
孙郁的文章视野非常开阔。
新中国的成立，对老舍、沈从文、汪曾祺来讲，意味着改朝换代。易代之际，他们将走什么样的路，显然是一个大问题。历史已经说明，老舍和沈从文走了不同的道路。汪曾祺幸运的是，他遇到了老舍和赵树理。后来他历经磨难，但他年轻，他赶上了改革开放，中国的“文艺复兴”、“新启蒙”，让他焕发了文学的青春，一鸣惊人。
1950年7月，汪曾祺调回北京，落脚到北京文联，任务是编辑《说说唱唱》。赵树理是《说说唱唱》的主编，但并不是挂名，而是干活的。赵45岁，带着方向的老环，汪30岁，风华正茂。汪曾祺和赵树理前后相处5年，交往自然多，请看孙郁的描述：
“《说说唱唱》编辑部里最迷人的人物是赵树理。与赵树理共事，打开了汪曾祺审美的另一扇大门，眼睛为之一亮。他对这个土生土长的作家颇为佩服，在小说笔法、学识、为人方面，开悟很多。赵树理是真懂民间艺术的人，言及戏曲、杂技、小说、诗词方面都有妙论，散淡得如乡野高人。他的小说传神之外，还有学理的力量，带着乡村中国的魅力。和那些大学教授不同，也与沈从文有别，赵树理乃民间智慧和传统文化的有趣的嫁接者，旧的读书人的毛病殊少，而传统文化精妙的因素却得以延伸。赵树理这样的人物，在汪曾祺看来是一个奇迹，因为有泥土气，又有新的创新的理念，遂远离了士大夫的窠臼，新时代的气象罩在身上。这在汪曾祺看来不妨是一种选择。在易代之际，有此气象者，唯老舍、赵树理两人而已。”
孙郁是研究鲁迅的，受鲁迅影响，眼光自然独到，所以，通过与汪曾祺的交流，对赵树理的评价很高：
“赵树理的文章表面很土，其实有读书人少有的见识，识人之深可与鲁迅相比。他写乡间的人物，用评书与戏曲的笔法，画面感与诗意相同，泥土的趣味在。鲁迅写小说、杂文、多是读书人的话语，用赵树理的话说是给知识阶层看的。而他的文字乃给大众的，主要的接收者是农民，短小、曲折，人物鲜活，语言很民间气，又有提炼，乡土的精华都集于一身了。他读人很深，写各类人物都有特点，像传统说书里的人物，呼之欲出。可是这些人物与故事又没有旧文艺的老气与奴性，是解放了的文字，直面的是变革中的社会。不妨说有一种对百姓尊严的关照。这一点又是“五四”的遗绪，放大了鲁迅精神。《小二黑结婚》《三里湾》都有奇笔，为新文学中难得的佳作。汪曾祺在他那里看到了审美的亮点，那里有的恰是京派文人没有的意蕴。他其实更欣赏的是赵树理、老舍的文笔，京派作家中，除了废名、沈从文外，在小说天才方面能及赵树理与老舍的不多。汪曾祺在后来的写作里，是有些受到后者的影响的。至少他们的底层体验的实绩，对其视野的开阔不无影响。
四
文学界公认，赵树理小说的成功，关键是语言。汪曾祺小说的成功，关键也是语言。但更为关键的是，两人的语言是完全不同的。汪曾祺认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赵树理小说、汪曾祺小说都是对一命题的典型例证。问题是语言从何而来。正如孙郁所说，是从生活里来，也从学问中来。虽然时代不同了，社会发展了，赵树理和汪曾祺选择的理想读者也不同了。语言不同了，但他们的语言，都是来自生活。
因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了抗战的需要，赵树理小说的理想读者是识字不多或者根本不识字的农民和刚穿上军装的农民，赵树理创造了评书体，对于这种评书体小说本身的问题，汪曾祺十分清楚。
“学习群众语言不在吸收一些词汇，首先在学会群众的‘叙述方式’。群众的叙述方法是很有意思的，和知识分子绝对不一样。他们的叙述方式本身是精致的，有感情色彩，有幽默感的。赵树理的语言并不过多地用农民字眼，但是他很能掌握农民的叙述方式，所以他的基本上是用普通话的语言中有特殊的韵味。
时间到了八十年代，思想解放，新启蒙，汪曾祺选择的理想读者是市民和知识分子。所以他反其道而行之，建构的是一种散文体小说。对于这种小说，汪曾祺曾有如下描述：散文化的小说一般不写重大题材，不过分刻画人物，不注重情节设计，它的外部特征是结构松散，它的语言追求雅致、精确、平易。“散文化小说是抒情诗，不是史诗。散文化小说的美是阴柔之美，不是阳刚之美。是喜剧的美，不是悲剧的美。散文化小说是清澈的矿泉，不是苦药。它的作用是滋润，不是治疗。”
李杨的认识很有代表性：
汪曾祺主张写小说要考虑社会效果，注意从民间文学汲取养料，同时强调运用的“合适、准确”，这些观点都与赵树理不谋而合，从中不难看出，汪曾祺对赵树理创作观念的吸收借鉴。有趣的是，基于相似的创作追求，汪赵二人却俘获了不同的读者群。相较而言，赵树理立志做个文摊作家，他的小说是读给不识字的乡村人听的，运用的是便于“听”的语言。汪曾祺则有所不同，他将小说语言提到与内容同等重要的高度，注重字与字，词与词之间的“互相照应”，他的小说是写给人们反复咀嚼品位的，运用的是适用于看的语言。尽管两位作家对于语言的具体运用不尽相同，但他们所写下的都是活的，富有生命力的语言，而这无疑是需要后来者领悟与学习的。
五
1990年10月18日的《文学报》登载了红药的文章《话说赵树理和沈从文——记汪曾祺先生一席谈》。
“没有想到，去拜访汪曾祺先生，主客张口而来的话题是赵树理。更没想到的是，汪先生称赵树理是一个亲切、可爱且妩媚的作家，说完颇自得地一乐。也许是太多的人误解了这位大众文学宗师，汪先生的嘴里便有了异趣。”
“他说赵树理写的决不是简简单单，故事体的大众文学，《登记》从一枚罗汉钱下笔，布局是很精心的，更有的小说带着契诃夫式的智慧，比如《催粮差》。他说据语言学家称，赵树理的语言是决挑不出一点儿毛病的，盖过了鲁迅。”“他还说，赵树理最可贵处，是他脱出了所有人给他规范的赵树理模式，而自得其乐地活出一份好情趣。”
这段话很重要，再次说明了赵树理与汪勇祺的关系。尤其是最后一句：
“赵树理最可贵处，是他脱出了所有人给他规范的赵树理模式。”联系到赵树理反复坚持自己的创作是自成体系的认识，这是重读赵树理、研究赵树理的一把钥匙。过去，我们对此或者没有认识到或者重视不够，这也是笔者一再想说明的是，赵树理文学、赵树理方向、延安讲话三者同、异、通及其张力是新中国成立后对赵树理文学肯定、否定、否定之后再肯定的内在原因。
孙郁、赵勇的文章很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揭示了汪曾祺对鲁迅、老舍、赵树理既传承又创新的文学史意义，这一点十分重要。
近年来，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旭以赵树理的叙事模式研究的突破口，取得了不少进展。《文学评论》2015年第2期发表了刘旭的《汪曾祺小说的叙事模式：“汪氏文体”的形成。文章认为：
80年代的汪曾祺是中国文坛的奇迹，其最大的成功在于文言、民间话语与口语相结合而形成的“汪氏语言模式”。该模式率先构成对当时话语禁忌的突破，取得了“陌生化”的效果。汪曾祺小说从革命时代的“大众化”话语中汲取民间向度，从古典小品文中汲取自由式文人意识，可以说是赵树理与沈从文的糅合，从而促成了中国文学语言的革命性变化，构成与西方文学截然不同的语言模式。但汪曾祺小说“大众化”中的民间向度，并非指向下层人民，而是自由式文人个体化诉求的反映，藉此与周作人代表的京派一脉相承，成为“新启蒙”时代打通20世纪文学史的典型个案，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伟大的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催生了鲁、郭、茅、巴、老、曹一代文学大师，催生了赵树理、丁玲、柳青、周立波、孙犁一代文学大师，催生了汪曾祺、莫言、陈忠实、余华、贾平凹、路遥一代文学大师，紧跟其后的，是一大批已经成长起来或正在成长的知名作家。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中国文学一定能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我们充满自信。
(作者系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会长)
202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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