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毓明案件调查结果出炉：
这是4月份时我针对南风窗那篇大红大紫的报道的评价：
这个时代，记者很容易有一种幻觉：自己承担着使命，一定要告诉我的读者“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一旦发现读者意见与自己的认知有偏差，便立即陷入一种“人间不配我”的幻灭，然后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自我陶醉式虚妄，完全无法走出困境。
大多南方系媒体皆有此问题。
这本是纸媒时代“资源与信息双重垄断”的遗毒，互联网大普及经年至此，还不改改吗?
我的观点还是：一个报道者，如果自己在为公众提供准确、客观和平衡的信息这件事上，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那就先别扯你的新闻使命与真相诉求了。
在抓取真相的过程中，你只是一个工具而已，而不是“创作者”，先把身为工具的器用性做好就OK了（事实上能把这点做好，其实就是相当优秀的新闻人了）。
很多记者不满足于此，从而导致的后果就是：新闻报道无限制的文学化、小说化，口口声声“意识形态请远离新闻”，然而手书文字从落笔之始起就已然意识形态化了，自己却毫无意识。
待到受“挫折”时，又一脸委屈的哭诉，可是实际他们心里清楚得很：当身后背靠着足以搅动舆论和威逼司法的媒体体量时，那么就就没有一滴眼泪会是白流的，惺惺怩态，尽是炮火。
还记得2008年，杨佳在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袭击警察，致6名警察身亡，5人(4名警察和1名保安)受伤。事后，杨佳以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但其时，《南方周末》发表的《杀人者杨佳的青春档案》一文，改变了大部分人的看法。以独立网创始人唐杰的评价为典型：“南周的文字，非常暧昧地将杨佳打扮为‘悲剧英雄’形象，落脚点是无处不在的对体制的‘怨恨’。”他觉得，“媒体悲情炒作的需要与某种思想倾向的融合，一次次催生出这种类型的报道”，几年下来，就成了套路，见怪不怪了。
凡此种种，这二十余年我们看到太多。
当真相浮现时，你可以是活的，你可以畅抒己见、甚至刚硬地批评政府都可以;但真相尚未面世时，别轻易就成精，那样只会被无数的金箍棒乱棍打死。
使命扛在肩头，B数牢记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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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鲍毓明事件中，更让我觉得犯呕的，自然是那帮娱乐圈戏子的表演，一度还在微博搞起“哥哥来了”“姐姐来了”的惺惺哄臭媚态。
今天的中国，不止娱乐圈，体育圈也有如此风气。
比如那个雪花，和姚晨等娱乐圈戏子一样，都是不甘心拘泥于本领域内的成就和财富，而总是幻想“出圈”、谋求“更高层级”的身位和社会形象，希望脱离出广义的“中国语境”的束缚。
在这种欲望驱使下，攻击体制、反骨诘骂，不想为也得为之。
同时也引来包括一帮牛鬼蛇神跟着他们被带偏，比如体育圈内的高雷雷、娱乐圈内的章子怡，每每重大舆情立刻化身带节奏的头头、不发动“微博地震”不罢休。
问题来了，他们这样的群体明明已经在各自圈内攫取了大量的利益财富，为什么却放着清闲日子不顾、非要去“搞事情”？
答案很简单：有钱却得不到尊重，所以他们要挣扎。
80年代以来，曾经处于社会较高阶层的文体双雄，均逐步滑落，体育和文艺(娱乐)无限度地开始沦为资本的附庸。
好处自然是薪资暴涨，但坏处也显而易见：他们在抱着大把钞票的同时，不得不接受重新成为「下九流」——这个存在于旧社会中、后被新中国拯救的群体的事实。
“蛮夫与戏子”，是改开之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体育圈和娱乐圈大部分从业者的公共形象。恰如今天中国足球和中国娱乐圈在黎明百姓心中的定位，不论他们多么的富有，但是人民对他们的认同感和崇拜感早已荡然无存的。
或许圈内的受众(铁杆球迷、明星nc粉)还依然“理解、拥护”他们，但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普罗众生，根本不会给予丝毫的正面评价。
遥想建国后前三十年可非如此，体育从业者、文艺工作者的地位相当之高，他们是爱国建设运动中的一份子、领导示范阶级，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英雄、榜样。
文艺领域有“双百方针”，体育层面亦有毛主席1952年亲自提倡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陈镜开、容国团、王富洲，包括80年代的许海峰和中国女排(同样淬生于毛主席时代的专业体制)，他们这些体育人是整整一代国民的骄傲，也是共和国的体育脊梁。
文艺工作者更不必说，相声、曲艺、歌剧、电影，80年代之前的朝气和爱国情怀在催生大批优秀作品的同时，也培养了大批爱国爱民的文艺人。就抗日题材而言，今天的抗日要么是高级黑的手撕鬼子，要么是靡靡呻吟的悲怆格调，全无昔日《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等作品的高昂斗志。
今天，“练体育的”和“学艺术的”，成了各中小学学校里的异类，也是家长们心中的“偏门职业”——这也正是某雪花、姚晨们在今日的困境。
这亦是时代的困惑。怀中钞票千万，但是道德和公众认知却遭到无底线的断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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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中的大多数选择暖洋洋地徜徉在困境里，无所谓，被骂就被骂，反正有钱赚。平时墙内的社交媒体也几乎不更新(发东西容易被骂)，只在重要的日子(国庆、HK暴乱等)里跟着官媒转发两句爱国标语即可，其他的无所谓。
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贫不笑娼的新时代，所以无所谓。
但是某雪花与姚晨、章子怡、韩红不甘落寞，选择走出困境。只是，时代的困境不是个体能够撼动的，因而他们走出困境的方式必然是邪化的歪路：反体制，向公知靠拢。
对他们而言，太平洋对岸的《时代》封面若是能上一次，那是最好。纵使舔不得，也至少得在国内的南方系媒体上端坐一回。
姚晨曾经是南方系封皮的常客，恶之花的美名使她一夜之间蜚声海外、美国人都知道了中国有个叫“姚晨”的明星可以“培养一下”。于是联合国难民署也找上门来了，“姚大使，能不能帮个忙，把难民引入中国……”
昔日南方系《公民姚晨》的那部名篇，更是几乎是把她推到了“娱乐圈异见分子”的领袖高位。
把无知浅薄当无尚智慧，把惑众妖言当事实真相，把自我洗脑当独立思考，把信口雌黄当能言善辩——这就是今天中国文体界部分明星不甘寂寞、向时代抗争的邪路做派。
可笑又可悲。
但我依然要说，他们实质是弱小的，再怎么歇斯底里也不过是“蹦跶”的分量罢尔。
真正的敌人是他们背后的推手，那些把他们推上前台、提供流量传播的资本与势力。
很多，并不仅仅在境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