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高校濒临破产:教育产业化是主因,反智主义是助力

西方高校濒临破产:教育产业化是主因,反智主义是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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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3月份开始,新冠疫情开始全球大流行,COVID-19深刻改变了今年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大学校园,虽说是“象牙塔”,也受到影响。根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大约有12.77亿学生因为疫情遭遇过校园关闭的情况。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截至9月14日仍然有49.9%的学生被疫情殃及,教学活动受到影响。

  同样是面对疫情,不同国家的表现却截然不同。

  一般而言,教育水平较高的国家,由于科技水平高,经济基础也较好,能迅速控制新冠疫情,并开放校园,中国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而那些教育和科技水平较低的国家,如果不能很好控制住疫情,那么就必然长期关闭校园甚至普遍停学。前者的代表是印度,后者的代表是非洲萨赫勒地区(最不发达、人地矛盾突出、战乱特别频繁)的国家。

  前面两种国家的遭遇容易理解,真正令人费解的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一方面迟迟控制不住疫情,另一方面却鼓励大学尽快开放。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些国家的很多大学竟然已经被疫情逼到了破产的边缘。无论是关闭校园,还是大胆开放,都有赌的成分,让这些大学的管理者纠结不已。

  这些文化相似的国家竟然在大学因疫情倒闭问题上也保持神同步,可谓是一大奇观。

  疫情下 英、美、澳的很多高校面临破产

  在这些国家中,澳大利亚比较特殊。澳大利亚进入工业化社会较早,科技水平处于世界中上游。此外,澳大利亚矿产丰富、自然景观丰富、人口压力不大,自身条件相当优渥。

  但是澳大利亚严重偏离了北半球中纬度的“北半球工业圈”,这意味着澳大利亚距离世界主要工业区都比较远,这在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的21世纪是一个相当大的劣势。

  因此对澳大利亚而言,发展采矿这样产业链短、运输次数少的产业是最佳选择,这其中就包括大学教育。可能听上去比较滑稽,但是教育产业确确实实是澳大利亚第三大出口产业。

  所以,疫情一来,澳大利亚不出意料率先撑不住了。

  早在6月20日,澳大利亚媒体《THE AGE》 就报道了建校70多年的拉筹伯大学面临破产。学校的储备金已降至只满足一个月的运营开支,而银行拒绝增加学校1亿澳元的免息贷款。

  大学负责人称学校“没有钱藏在沙发后面”,除非所有教职人员愿意降薪10%,否则拉筹伯大学需裁员450名,以保证学校支撑下去。

  澳大利亚出问题还不止拉筹伯一家,根据《The Conversation》的统计,将澳大利亚的38所高等院校的财务风险分为三组,其中高风险的学校有7所,中等风险的高校有12所,刚好一半的澳大利亚大学处于风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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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亚大学破产风险划分,从左到右分别为高、中、低风险

  处于高风险的大学中既有普通的大学,也不乏世界名校,例如莫纳什大学(2020年QS世界排名58)和悉尼科技大学(2020年QS世界排名140)。

  面对严峻的形势,各个高校开展了积极的自救。皇家墨尔本大学和斯威本科技大学宣布出售在墨尔本市区的楼产,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所有管理人员则自愿减薪20%。澳大利亚大学联盟预测,未来一段时间,澳大利亚最著名的八所大学将裁减6700个工作岗位。

  此外,所有澳大利亚大学几乎都在今年放松了对国际留学生的学业要求,希望能够赚留学生的钱,缓解目前严峻的财政危机。

  相比之下,美国的大学更多,因此出现财政危机的绝对数量也比澳大利亚要大得多。根据笔者初步的统计,疫情至少摧毁了近40所美国大学,其中就包括已经存在了174年的麦克莫瑞学院。对于建国仅仅244年的美国来说,这已经可以算是历史相当悠久了。

  目前该校在读的学生已经全部转学到了其他高校,挺过了南北战争、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没想到最后是COVID-19终结了它。如果美国不能控制住疫情,尽快全面开学,倒闭的百年名校还会越来越多。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Robert Zemsky预测,受疫情冲击,全美明年将有200所高校倒闭。

  英国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英国智库财政研究院的研究显示,疫情可能使英国教育业蒙受超过100亿英镑的损失。国际学生数量骤减,使得知名大学的收入将明显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越是名牌大学,其实受到的冲击是越大的。

  英国智库财政研究院的研究说明,除非得到政府的资金救助,不然10%的英国高校将处于“非常现实”的境地,而美国的这个数字可能达到20%。纽约大学的市场营销教授,在博客中探讨了美国大学普遍的财政状况,他认为美国大约会有10%-20%的高等教育机构在一年内永久关闭。

  教育产业化是主因 反智主义是助力

  只熟悉中国大学的人完全不能理解这种现象,因为他们无法在疫情和大学的钱变少之间建立起因果联系。

  对于中国的大学而言,疫情期间学生通过网络上课,减少的收入只有住宿费和食堂的承包款。这两项对于学校而言,原本就赚不了多少钱,相反还节约了水电费开支,但加入教育产业化之后就不一样了。

  中国大学的本科学费,一般不超过1万元/学年。这样的学费,有人认为高了,应该加大对贫困学生的补贴,有人认为不高。但不论是认为高还是不高,都是着眼于中国收入偏低的家庭的承受能力。

  如果和高等教育产业化的这些国家相比,中国大学的学费相当低。根据美国大学理事会的数据,美国大学的学费自1980年以来直线上涨。公立大学四年制每年的学费已经突破一万美元大关,私立大学本身学费就不低,增长的速度还更快。私立大学四年制的学杂费加上食宿在19-20学年平均为49870美元,折合人民币大约是三十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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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大学学费变化趋势

  教育产业化使得学生更加挑剔,学生和家长将更加严格地审视自己所接受的教育。线上教学和课堂教学的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于付出高额学费的这些学生而言,大部分人是不接受交一样的钱,但是线上教学的。

  这个逻辑有一个前提,就是认为疫情不是一件值得严肃认真对待的事,线上教学不是非此不可的。这就需要有一股非常强烈的反智主义的力量,和善于利用这股力量的“精英们”。

  英、美、澳和很多英联邦国家一脉相承,在这点上是共通的。英国有人因为相信5G基站会传播病毒而选择纵火,这样的事仅仅在4月11日-14日就至少有20起。9月5日,因为认为抗疫措施过严,澳大利亚墨尔本市的抗议者涌上街头,要求取消限制措施并和警方大打出手。

  美国在反智主义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登堂入室,成为了一种文化。历史渊源、组织认同、现实体现和原因在1962年就可以写成《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几乎每次总统选举,展示自己的民粹主义反智倾向讨好选民都是两党候选人必备操作。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很善于展示自己的反智倾向,而且擅长引导美国民间的反智主义力量。

  大学与反智原本联系不到一起,但是社会不可能对大学完全没有影响。既然大家都相信特朗普说COVID-19就是厉害一些的流感,那么为了避免被感染而在线学习就是不可接受的。有部分学校如印第安纳大学,提出来要在线上课,立马导致学生起诉学校,要求赔偿部分学费、住宿费和其他杂费。

  美国大学生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逐步接受了网络上课,反智主义的盛行功不可没。

  以学费为威胁,对美国大学震慑非常大,布朗中心对教育政策的一项统计显示美国高校学费占总营业收入之比的很大一部分。因此反智主义一方面没法控制住疫情,或者至少对疫情控制不利,另一方面让学生和家长,利用学费在上课方式问题上,持续和大学斗争,再次推高了大学的管理和风险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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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本来自美国最高学位为本科的院校,横轴是学费与办学经费之比,纵轴是落在这一区间的学生人数

  这就是这些学校出问题的直接原因,疫情期间不乐意交钱的学生和家长越来越多了。为什么有底气不交钱呢?还是要怪高等教育产业化。产业化之后的高等教育和一切市场主导行业一样,都会产生一部分生产相对过剩。这是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在高等教育行业的体现。

  相对过剩的教育机会使得这些国家的大学更易申请,也容易转学。从统计数字来看,这一部分过剩并不大,但是交错流动起来,就会产生巨大的踩踏。

  比如,同样的成绩可以去差一些的公立学校和好一些的私立大学。线上教学使得两者的差距变小,现在学生去了差一些的公立学校,对于高等教育产业而言,就是两倍以上的收入差距。这还没有算上选择转学和工作一年再读书的情况,这与我们国家高等教育资源相对不足完全不同。

  再加上今年的疫情冲击了海外留学生,很多学校就真的无路可走了。美国的学费虽然高,但是学校通常会通过资助和贷款的形式帮助美国学生减少其中的80%。算经济账,这些举措并不亏,问题就在于现在美国的学校缺少的是现金流,而不是校友的口碑和应收账款。

  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留学生才是这些大学现金流的保证。一个国际留学生提供的现金抵上2-4个当地学生完全没问题。中国又是这些大学国际留学教育中最主要的生源国。

  西弗吉尼亚大学全球战略与国际事务总裁兼副校长就直言不讳地表示,失去中国学生“对许多大学都是沉重的打击,特别是那些将大量精力投入到中国学生招募中,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中国留学生带来现金流的大学”。2018年有近37万名中国学生就读于美国高校,贡献学费多达150亿美元。

  而今年,英、美、澳迟迟控制不了疫情,而且和中国关系紧张。中国的家长和学生也要考虑到可能的风险,以及远程教学是否能值回学费。其他国家的海外留学生打退堂鼓的也不少,再次打击了这些大学本就捉襟见肘的财政情况。

  我们还要问,为什么堂堂百年大学,就一年没收到足够多的学费就不行了呢?还是要怪教育产业化。

  如果我们把这些大学看作一个公司就好理解了。很少有两个月没收入,现金流还能维持的公司吧?也很少有回报周期冗长的项目遇到了经营困难,投资人还继续注资的吧?

  这些大学的倒闭,并不是净资产已经为零了。而是在疫情影响下,现金流遇到了困难,但是投资人出于避险或是盈利上的考虑没有托底,也没有向银行贷到款,最终走向破产的命运。

  破产之后,投资人的经济损失并不大,甚至是不亏的。但是破产大学过去的学术积累却是不能重组的,隐形的损失不可估量。

  可以想见,如果这些西方国家的政府不救助,疫情结束前后将掀起一波波高校集中倒闭的风潮。有人问,这是不是中国高校弯道超车的机会。

  笔者认为这对中国高校而言肯定不是坏事,但也不能高估其正面影响。目前遇到财政危机的学校,排名世界前100的只有莫纳什(QS世界排名58)和昆士兰大学(QS世界排名47),真正倒闭的学校排名还要低得多。

  就像中国的人均GDP不可能因为疫情就超过美国一样,中国的大学也不可能因为疫情就世界领先,这是一个需要长期追赶的过程。

  英、美、澳的大学出现的问题,是教育产业化弊病的集中体现。过去的20年间,中国在基础教育阶段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产业化,恰逢家庭可支配收入明显增长的历史时期。如果哪一天中国家庭对于这部分产业的付费意愿出现了明显下滑,或者增长速度与相应市场规模之间有了差距,会不会有类似的情况,需要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此外,在这些大学的财政出现危机的过程中,英联邦国家的反智主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无论是广泛传播的阴谋论,还是民粹主义的街头闹事,最终都让事情更糟。中国的香港历史上曾经被英国人长期殖民,反智主义、民粹主义也非常盛行。2019-2020年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香港高校的世界排名出现了大幅下滑,不比英、美、澳大学因疫情受到的冲击差。

  接下来,在协助香港政府管治香港的过程中,一定要加强对这些殖民遗毒的清理,树立起理智、有序的社会参与,这一点非常重要。

  疫情的流行和对留学生制裁也让我们警醒,每年送出几百亿美元,还要背井离乡、寄人篱下地求学并不好受。还是希望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起来,早日具备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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