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大陆和台湾的主要史书，所记述的内容，有很大的差异。这使得两岸的一些关心这段历史的许多读者甚感迷惑：到底什么是历史真相?实际上，完全纯之又纯的历史真相是没有的，没有异议的历史真相也难觅其踪。但是，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更宽广的视野中，至少我们可以基本搞清楚别人是怎样看待我们这段历史的。这对于任何一个想正确认识中国历史的国人，都应该是有益的。因此，对于中国抗战的历史，我们不妨看看海外学者、主要是美国学者有些什么看法。
当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外研究中国历史的权威著作无疑是《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它是一部完全由西方学者撰写的中国历史，沿袭西方汉学研究一贯坚持的严谨作风，广泛引用文献材料，注重文献的辨伪和考订。由于东西历史文化的差异，该书在许多历史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观点和质疑，也许有的问题，是我们早已习以为常而从没有考虑过的。所有这些来自于另外一种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东西，对丰富我们的思想和开阔我们的视野很有好处。
《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 下卷》 是《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中的第13卷的中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该书内容涉及国际关系、共产主义运动、国民党政权、中日战争、国共冲突，以及该时期的文化、教育等等。据译者介绍，该中译本未作删改。
曾经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追寻现代中国》是史景迁的主要著作之一，该书关于抗战的内容写得相当精要。
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女士是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后起之秀。她的著作《剑桥插图中国史》被业内人士认为“总有一天会被视为经典”。抗战的内容在此书中篇幅不太多，但要点论述得相当清晰。
下面是来自这三部著作中关于中国抗战的一些主要论述。引文后面的括号内以“剑桥”代表《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 下卷》，“史景迁”代表《追寻现代中国》，“伊佩霞”则代表《剑桥插图中国史》。
抗战初期的国共表现
先来看看国民党方面在抗战初期的表现，主要涉及西安事变、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和迁都重庆。
“蒋介石曾经长期力图避免敌对行动。”“因此他曾默认日本侵占东北四省(满洲)，缔结消除国民党在华北影响的停战协定，并屈服于日本的压力，镇压反日的学生运动。然而，从1935年晚些时候开始，反日情绪已经变得如此强烈，致使国民政府觉得对日反应非强硬不可。于是，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逐步开始了战争的准备。他大概口头许诺过他将抵抗外来侵略，换取了西安获释。”(剑桥)
“蒋介石的政策一直是攘外必须先安内，直到1936年，一场政变才迫使蒋介石改变了他的既定政策。”(伊佩霞)
“于是，他(蒋介石)冒了一生中最大的，也是最有争议的一次风险。他决定把战争的主战场从华北转移到上海。”“在靠近大的外国人社区的地方打仗，也会引起西方列强的关注和同情——还可能进行干涉。虽然亲国民党的著述家们依然宣扬蒋的冒险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但是，损失可能远远超出了他最坏的预料。”“中国军队向南京撤退。但是，他们的撤退如此慌乱，竟未在沪宁铁路上无锡附近模仿德国兴登堡防线精心构筑的混凝土防御工事前停住。”“次月发生了可怕的南京大屠杀，更严重的是蒋介石正在认真考虑日本的一项和平建议。”“南京惨案加强了中国人的决心，而在1938年1月，近卫内阁宣布不以蒋介石为对手。无论蒋有过什么样的打算，现在他别无选择，只有打下去”。(剑桥)
“蒋介石在这场军事与战略的豪赌中，决意对上海日本驻军发动攻势，藉以牵引华北战场的日军。”“十一月十一日，中国守军开始向西撤退，由于纪律不佳，以致未能守住于无锡预作的防御工事，而直接撤退至首都南京。”(史景迁)
“(1938年10月25日武汉陷落后)在蒋介石方面，他并不显得垂头丧气。他乐观地宣称，放弃武汉‘标志着我们的斗争从防御到进攻的转折点’。尽管这似乎是虚张声势，但连日本人也承认，由于未能在武汉把国民党军队打垮，他们已失去速胜的机会。”(剑桥)
“一九三八年底武汉陷落，标志日军首次大举进兵中国的结束，因为日本军部之前计划最多可在中国战场投入二十五万战斗部队，然而事后证明不可行，而且有越陷越深之虞。”(史景迁)
再来看看共产党方面在这个时期的表现。
“(西安事变后毛泽东的)要点是如何使蒋继续抗战，以及假如蒋介石与日本媾和，中共将如何独立战斗下去并赢得这场革命。由于军事力量处于劣势，只有动员群众建立并保卫和扩大根据地，才能确保胜利，从而加速全国范围革命形势的到来。抗日战争的总战略，与以前内战的总战略一样，必须是农村包围城市，以切断城市赖以生存的基础，从而把革命引向城市。与此同时，农村的社会革命仍由共产党的军队加以保护，并由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加以指引，不断地取得进展。”“当国民党人正被赶出他们拥有最大财富和最高权力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并在这一过程中丧失了精锐部队时，中国共产党却正在渗入日军战线后面的广阔农村，在那片土地上扩张势力并赢得民众的支持。”(剑桥)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国民党在抗战初期的正面战场作战，虽然有蒋介石寄希望于西方列强出面干涉的侥幸心理等原因和消极防御等错误军事方针等负面因素，但毕竟还是打破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同时，没有正面国民党军队的抵抗，敌后战场的共产党的游击战肯定也将难以顺利开展。不过，以大半个中国的空间换取了1年零3个月的“时间”，中国方面付出了百余万人的生命代价，赢得这样的时间和花费这样的代价相比，中国失去的“空间”实在是太大了，中国人民所遭受的灾难实在是太沉重了。特别是南京保卫战，无论从战略还是从战术角度，都是完全不可取的。5万攻进城内的日军，面对的是8万国军的散兵游勇和数十万的平民百姓。而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延安成为中国人心中的一盏明灯
武汉失守以后，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由于国民党脱离人民群众的片面抗战，导致积弊越来越严重。而共产党实行群众路线，得到越来越多群众的拥护。共产党的不断强大又引起了国民党的警惕，于是把相当大的一部分力量放到了遏制共产党的发展上。
“1939年，国民党人开始对陕甘宁南部和西部边界实行全面封锁。一年内，封锁部队已达40万人，包括一些保存得最完好的由胡宗南全面指挥的中央军。”(剑桥)
“1938年10月下旬武汉和广州失陷后，战争的特征和国民党区域的状况起了深刻的变化。战事渐次进入一种僵持局面。尤其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攻击珍珠港后，国民党领导人预料西方盟国能够打败日本，无需中国作进一步的牺牲。毕竟他们已经单独与日本打了四年半仗。因此，他们对与日本人作战，不如对遏制共产党人那么专心致志。共产党人日益增强的势力和地区性的控制，对战后时期的国家统一和稳定呈现了不祥之兆。但是，最重要的是重庆国民党政府发现，它自己陷入了似乎不可逆转的军事、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恶化过程。这种恶化，到1945年使它处于虚弱和萎靡不振的状态。”“许多非中央军的指挥官干脆叛逃到日本人那边。这些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剑桥)
“1941年以后，在美国顾问和穿越封锁线由缅甸运来的美援的帮助下，蒋介石得以组建起一些现代化的独立部队(军或师——译者注)，但号称500万的中国军队中，大部分是训练不佳、士气低落的士兵。”(伊佩霞)
而共产党方面在此期间呈现的状况则与国民党方面大相径庭。
“在战争初期，指挥官们想采用运动战，但毛坚持要降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规模，并把他们分散成小股部队，作为战斗、扩军、政工和根据地建设的核心。”“对日本人来说，这些行动像是许多小伤口——疼痛、流血并可能是感染源。在农村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日本资料证明，当野战部队的司令官们试图消灭抵抗力量，恢复行政管理，征税，并准备更有效地从经济上开发占领区时，他们越来越恼怒。抗日游击战不能按赢得多少战役、造成多少伤亡、占领多少土地等传统项目来评估。如毛反复强调的那样，还必须从政治上和心理上去评价。因为中共在战争时期的合法性有赖于其爱国主张，所以有必要采取足够的军事行动以维护其信誉。此外，军事上的胜利对赢得‘基本群众’的支持，说服动摇者认清形势，以及使反对派保持中立，都是极为重要的。”(剑桥)
“中共在延安的头几年积极强化党、政、军的组织，一如国民党所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这个时期人数陡增，从一九三七年的四万人左右到一九四○年的八十万人，部分原因来自中共不断增补新党员、寻觅人才，另一方面也要归功于中共统一战线政策受到多数人民的拥护。”“尽管共产党所控制的区域民生凋敝，但却士气高昂;此刻延安似乎已变成许多中国人心中的一盏明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对日宣战。中国至少在书面上被视为同盟国的‘四强’之一，开始取得军事协助和巨额贷款，而军事物资及燃料等后勤补给都是经由印度飞越崇山峻岭而来。这些援助大都流入当时被视为中国唯一合法政权的重庆国民政府手中。延安的共产党仅能依靠自制的粗劣武器，或是袭击日军而获的用品苟延残喘。共产党迫于环境，援引江西苏区所发展出的群众运动技巧，精炼游击战术，并在日军封锁线的后方成立无数的根据地。”(史景迁)
“毛泽东的经典著作大都完成于延安时期，这无疑为延安增添了光彩。在实践中，毛泽东称赞农民为真正的群众，他创造了一套‘群众路线’的理论。”“民众的支持对共产党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一角度来说，日本的侵略为中国共产党创造了赢得支持的大好时机。”“共产党人的胜利似乎又是注定的，这是在正确战略思想和组织方法的指导下的结果。”(伊佩霞)
豫湘桂战役使国民党人遭到一次毁灭性的挫败
1943年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了胜利的曙光。但是在中国，1944年4月至12月的豫湘桂战役，即一号作战，成为了国民党积重难返问题的一次总的爆发。这次国民党军队的大溃败使国民政府形象一落千丈，也使美国在1943年在开罗会议支持国民政府成为“四强”之一的主要意图遭到严重打击。在这样的情况下，美英把迅速打败日本的希望寄托在苏联出兵上。美英背着中国，用中国利益交换苏联出兵，秘密达成雅尔塔协议，因而为战后的政治格局的变数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
“日本的一号作战，使国民党人遭到一次毁灭性的挫败。它向所有中国人，也向全世界揭示在此前的七年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和政府已堕落到何等惊人的地步。”“虽然1944年下半年看到了盟军缅甸战役的胜利高潮，并重新开通了进入中国西南的陆上通道，但这些在美国战术指挥及美军和英军参与下取得的胜利不足以弥补国民党在其他战场上的损失，也不足以挽回他们受到损害的声誉。”“在1944年和1945年，一号作战以及蒋介石与史迪威将军间的最后冲突——它导致史迪威被召回国——把国民党的短处暴露无遗，而中共则恢复了活力。”“(共产党武装)在一号作战中新丧失的地区开拓大块新根据地。”(剑桥)
“日军‘一号作战’的攻势重创了蒋介石的部队，使得蒋的数个统治区蒙受巨大损失。无论如何，日军的胜利重挫了中国军队原已低迷的士气，连带使美国对中国的作战能力失去信心。”“不仅在国内，国民党在海外的影响力也逐渐在消褪。一直对中国不抱任何信心的丘吉尔曾说道，继续让中国维持四强之一的国际地位‘简直是一场闹剧’，并指出在‘一号作战’中，中国是如何‘荒诞可笑’。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尔塔(Yalta)会议，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三人无意让中国对他们所做出的重大决策有任何置喙余地：苏联应在德国投降后三个月内出兵亚洲对日作战;苏联收回帝俄时代割让给日本的所有土地，包括库页岛和千岛群岛(Kuril Islands);苏联得租用旅顺港作为海军基地，并享有大连商港‘国际化’的优越权益，以及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的特殊权利。最后这三项决议带给战后中国无穷的后患。”(史景迁)
从上面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国共两党都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对二战的胜利功不可没。《剑桥中国史》承认：“迫使日本人在中国保持一支大约100万人的军队，这对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史景迁亦有同感：“中国对于战事最大的贡献，主要来自中国在战场上牵制住大批日本正规军”。
但是，纵观整个战局的发展过程，则不可否认，国民党军队越战越弱，而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越战越强。史景迁在谈到国共实力转换时说：“……美国人，包括史迪威将军在内，都被国民党军队所实施的征兵制度，以及被绑在一起送往前线那些光着脚丫、衣衫不整的士兵震骇不已;这些士兵因为患有脚气病或是营养不良而濒临死亡。即使处决了征兵官员(有时还是由蒋介石所下令)，也依然有滥征。根据估计，一九四三年所征召的一百六十七万人当中，有近百分之四十四的人在前往部队途中逃亡或死去。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的八年抗战中，在赴战场之前就已经死亡的新兵总数约计一百四十万人，换言之，每十名新兵就有一人。”“面对重庆政府这种惨况，难怪美国官员要转而寄望于共产党的延安边区政府。”“魏德迈将军在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攻势之后，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首度向蒋介石提出国共合作计划，提议重组延安的三个步兵团，共计五千人的兵力，并且由‘美国物资供应局’(American Services of Supply)提供共军所需的军备，而这些军队则由十名联络官襄助的美国指挥官指挥作战。这些军队的活动战场位于国民党的统治区内，亦即陕西南部或中国西南地区。蒋介石以地方百姓对共产党抱持敌意、此一计划终究会失败为由，否决了魏德迈的计划。”“对于美国的变卦，中国共产党虽然深觉失望，但并不感意外。共产党向来就是独力作战。共产党人一方面向外界传达他们呼吁组织联合政府、团结全体中国人的主张，并在延安根据地欢迎络绎不绝的外国访客和新闻记者，另一方面他们亦决心有系统地耕耘农村群众对共产党的向心力。”“共产党员人数至此成长为一百二十万人，八路军与新四军麾下共有军队九十万人”。
美籍华人徐中约教授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权威学者。他的《中国近代史》是英语世界及海外华人社会最畅销的中国近代史巨作，也是欧美及东南亚等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权威著作和最畅销的学术教科书。1978年列入牛津大学出版社五百周年社庆文告公布的数十名著之一。海内外多位学人称该书为“以超越意识形态、阶级、党派、种族和文化的眼光，公平公正、客观冷静地看待历史事件的发生。”大陆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的评价很有代表性：“这本《中国近代史》……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史学界和凡是开中国近代史相关课程的大学生那里，几乎无人不知。直到今天，在西方大学图书馆里，此书依然有很高的借阅频率，是学界公认的中国近代史的权威著作和教科书。” 因为该书的很多内容和上述三部著作相接近，在此不多加重复。但该书的“延安经验与外国的观察”一部分写得相当深刻。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为毛泽东和中共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时间，整顿政党和军队，组织民众，创设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毛泽东正处在创造力的顶峰时期，他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形势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特殊要求巧妙地结合了起来。所以，延安经验对于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来说就具有创新的意义;正是在延安经验中种下了毛泽东最后胜利的种子。”
“大多数外国记者都怀有对国民党反感和对中共倾心的感觉。虽然这些来访者中有些人抱有偏爱红色中国的先入为主的概念，但总体来说，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政治信念。共产党人的活力、希望、诚实及对大众的关心，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毕恩来把国民党的‘封建中国’与共产党的‘民主中国’作了区分。美联社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斯坦恩把重庆称为‘哀怨之城’和‘一场噩梦’。从延安飞往重庆犹如‘从中国的一个世界到了另一个世界’。《时代生活》(Time—Life)的白修德描述延安人比中国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强壮健康’，而合众社和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的福尔曼则在1943年认为红军战士‘大约是我所曾见过的营养最好的部队’”。
“迪克西使团经蒋中正批准进入共区的第一位美国军官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卡尔逊(Evans F. Cadson)，此人曾于1927—1928年及1933—1935年间在中国担任过情报官。他是在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不久被派来考察中共的军事行动，并且颇为同情地把中共武装与美国革命战争时的民兵相提并论，赞扬他们的‘道德教训’做法，在他看来，这种做法意味着较高的政治觉悟、道德行为和官兵之间更加民主的情谊。他关于中共军队与人民之间紧密相连和‘有机结合’的报告同样地充满热情：‘八路军和人民如鱼得水’”。
“延安的经验在中共历史上是极其重要的。就内部而言，它根据群众路线创立了一套新的社会政治制度，同时毛泽东创造性地为他的革命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就外部而言，它吸引了一个美国军事观察团、一些美国国务院外交官和一个美国总统特使前来访问，另外还有大批外国记者前来采访。它实际上取得了一种半国际承认的地位。到1945年，延安控制着十八块根据地，共有一百万平方公里，约一亿人口。它拥有一百万党员和相同数量的武装力量。”
关于该书，还有个值得一提的史料问题。该书的中文版有内地出版的和香港出版的两个版本。内地的有所删减。关于抗战部分，删去了毛泽东“我们确定的政策应当是百分之七十扩张，百分之二十对付国民党，百分之十抗日”的说法。在徐先生原著注释中，注明该说法是出自三个来源，一个是一位作者叫刘馥的在台湾出的书;第二个是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第三个是魏德迈的一个报告，但三个来源都没有说明所谓的毛泽东那段话的原始出处。关于这段所谓的毛泽东的话，《剑桥中华民国史》认为是一种“捏造”。关于这个问题，国内也有一些考证辨析文章问世，因为都无法查到所谓的毛泽东那段话的原始出处，结论也就都倾向“捏造”。因此，或许把这段看作是徐中约提供的一个参考视角更为合适一些。
纵观以上论述，应该不难看出，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国民党，在防御阶段的正面抵抗，是抗战初期的主战场，贡献很大。广大国民党官兵、特别是下层官兵的顽强抗战精神，值得全体中华儿女永远纪念。而蒋介石本人最终没有与日本公开进行媾和，则是他本人对抗战的最大贡献，也是中国人民赢得抗战胜利的主要因素之一。但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国民党政权日益走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因而越战越弱。而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坚持始终站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一边，坚持“兵民是胜利之本”，终于越战越强，成为了抗战的中流砥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