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与光明:谈谈《软埋》

曲折与光明:谈谈《软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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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埋》作者是善于把“尘埃”写成“大山”的高手,也是善于用“尘埃”否定大山的高手,这在《软埋》和“日记”中都有体现

  谈谈《软埋》

  (作者前记:这是今年四月份给某同志公众号写的,该同志在自己的公众号发表的时候,删去了前面两个自然段,并将题目改为《<软埋>是一株大毒草》。)

  前几天请某同志在她的公众号上扩散了一篇香港爱国青年在港被围攻,但仍在奋力战斗的文章。某同志顺便问我:“您何不写一写方大妈?”本人如实回答,没看过她的作品。某同志说:“没看过,是没法写”。于是发过《软埋》来。却于盛意本无兴趣看方方作品的我只好读之。没想一读,却是感慨万千。原来,方大妈的《软埋》也并非如有的网友所说“文字低劣”。其实无论是文字还是结构,还是有可圈点的地方,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软埋》也在某种程度上击中了我的痛点。

  原来已经自认为“跳出三界,不在五行”的自己,本不想参与方方和年青一代的富于喜感的“互怼”——看看方大妈怒斥“凯申物流总经理”的段子,总是让人感觉忍俊不住,所以不想再给方大妈添乱了——但想到方大妈(其实自己也是某大爷了)现在和年轻人打“美好的仗”,有在黑暗中和戴有夜视装备的对手战斗的“我见犹怜”滑稽之感。还是给她树立一种庄严的氛围吧。一个老的“伤痕粉”出来评价新时代的“伤痕文学”,可能会给作者本人带来一种久违的庄严的感觉。当然,既然是看了某同志发来的《软埋》写出来的东西,那就还在某同志的公众号发表吧,而且也不必署名。

  我对中国革命的看法确实是经历了“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几个阶段的。最初的“肯定”是儿时学校里面的灌输;而后的“否定”是1980年代以来,精英们(包括方方)对中国革命的解构;而“否定之否定”是基于几十年来的社会现实,让我对中国革命的重新认识。

  但此“否定之否定”并非是对最早的“肯定”的重复,有对过去认识的“扬弃”。这里的“扬弃”其实是一个复杂的思想与心理过程,用简单的肯定和否定来概括,总觉得是词不达意。而其中最复杂的情感莫过于土改这个历史的坎儿——

  在“肯定”时期,我天然的认为。地主土地占有制是落后和毫无人性的“阶级压迫的工具”。“打土豪分田地”天经地义。在“否定”时期,我听到过许多关于地主土地的段子:什么一个老工人在城市里拼死拼活的给资本家干活,省吃俭用,每月的工资。都买了布匹和盐巴,回老家换钱后买地。结果。到解放时。买的地刚刚够够上评一个地主成分,于是全被分了。还有什么“两家富户,生活状况差不多。只因为一家比另一家多一犋火犁,于是前者定为 农业资本家,后者定为地主。两者后来的遭遇就大相迳庭了”。还有摄影记者沙飞的神经错乱。这些事情的听多了,对地主的认识也就由头脑中的“一个整体的剥削阶级”的概念,慢慢转化为一个一个的形象迥异的个体。总觉得应该对于地主区别对待。而且对于地主阶级这个整体,也应该像对民族资产阶级一样实行赎买的方法。因为都是剥削阶级,而且总体上地主过得比资本家还要清苦,凭什么一个要赎买?而另一个要剥夺,还要清算并斗争。

  等到了否定之否定阶段,思想认识别的地方基本上能和过去的肯定阶段契合了,而且认识也有所提高。但对地主的认识。还不能完全转变。认为地主阶级在革命后。受到的待遇是当时的国情所致,如果历史重新来一次的话,应该有所不同——对恶霸地主,应该严惩,对一般的地主应该宽容。类似于平均地权也要采取赎买的方式,原因还是“怎么资本家就能赎买?”

  以上想法至今没有根除,而且也发现了很多可以为这种思想进行辩护的资料。比如有的网友告诉我。当时的很多开明地主就没有受到批斗。别的地主在开分田会的时候要站着接受批判斗争,而他们则是坐着与农民商量分田事宜。还有想到我太姥姥家。按照当时的标准,至少要评上富农,但就是因为人缘儿好,乐善好施。得到了一个上中农也就是富裕中农的成分。以及一个当年被分了田地的老地主(也许是地主子弟)就在2016年左右,对后辈说:“当年咱家是有田,有房有粮。可是洪水一来,咱家马上和贫农一样。毛主席后来治理河道,让洪水不再泛滥,让老百姓的家产能够保住,我就崇拜他。在我家,我永远就挂他的像。”这不应当是什么“斯德哥尔摩”效应吧。想想1976。到2016,毛主席已经整整离开40年了,真是“斯德哥尔摩”也早就应该不飞到月球上,也飞到太平洋——不——应该是大西洋里,还是不对,应该是北冰洋里去了。所以,我至今认为地主阶级在国家走向工业化的道路上,是做出了牺牲的。欢迎批判我的观点。

  最近也看到了许多当年的“国军”、“还乡团”对土改积极分子惨无人道的反攻倒算的描述。还有描写某些地区地主如何盘剥农民、抢男霸女的文章。我仍固执地认为,如果有第二次土改。希望对地主阶级的政策能够更好一些。但前提是,当今的“地主们”要注意要广结善缘,不要太“作”了。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也许是社会大气候太利于某些“地主”了。他们不“作”一下,都感觉对不起自己所属的阶级了。于是大“作”特“作”,而且“作”出了水平,做出了花样儿。方方女士就是一个其中的典型代表。

  方方的火是因为最近的封城日记。

  而我对其有所耳闻,是因为她的《软埋》。原来只听说过是一部否定土改的文艺小说,据说语言晦涩文笔阴暗。而且自己头脑中既有一些认识,也就能够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所以不想浪费时间去读一部思想和艺术上完全没有什么新意的作品。但这回某同志既然给我发过来了,而且既然是那么不认可方方,你没读过人家的作品也说不过去呀。况且网上还有一篇题目大概是“你若没有读过方方就批判方方,你是傻瓜。你若读过方方,还批判方方,你就是无良的”文章,我起码不要当傻瓜吧,况且,要是方方的作品有什么新意。能够启发我,我也能够幡然回顾,向方方所谓的极左们反戈一击,不也是方方的功德一件吗?

  很可惜,《软埋》没有达到这种效果。《软埋》看了一遍。没有可以给我启迪的地方,虽然作者极力在技巧上做巧翻新,但难以掩饰其思想上的贫困。对于《软埋》的内容,这里不再赘述,只是想说:土地改革运动对于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来说,不啻于一座高山。而个体的地主的命运,如方方所言则是一粒一粒的“尘埃”,这些尘埃,有的幸运。他们赶上了党的政策,最大限度地无偏差地实施(虽然我还是遗憾没有赎买)——只要没有劣迹就可以除去多余的土地,老老实实的自食其力当农民。(当然,也有戴了20年“帽子”的苦衷。这里不再展开,事情很复杂。其实简单一句话,无非是领袖、官僚集团、民众的三方“博弈”)。有的不幸遭到了过火行为的攻击,这也是导致沙飞精神失常的原因吧。说来心痛,这些过火,即“左”的行为。土改之后并未灭绝,这个题目也太大。诸如反右扩大化、大跃进的浮夸风、四清文革中的迫害群众、批斗知识分子等等,当然,后来还是毛主席下令纠偏。但有些事情不可挽回,也只能来世可追了。这里要加一句,毛主席在土地革命时期曾多次,在对待地主、富农的问题上,被指责为右倾,受到压制。我也借用方方粉丝的一句话,那就是“把土改时期的偏差放到毛主席头上,那不是愚蠢,就是无良”。

  但无论如何,大势所趋,耕者有其田,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不光是中国大陆,就连蒋介石的中国台湾,以及东亚的日本等等都进行了土地改革。若是有人想利用几粒“尘埃”来撼动土改这座高山;那就不光是想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那是想否定民主革命的成果了,那就是连孙中山蒋介石都要否定了。她就不是什么果粉,而是“满粉”、“清粉”、“封建粉”,那她的头像可以由青天白日,换成青龙了。

  《软埋》描写了土改大势中的几粒“尘埃”——几家没有什么罪恶、平时温文尔雅,善待农民。革命到来,是迫于大势,还帮助了革命。这些地主地域不同。南方北方都有,但都因为某种原因家破人亡。

  当然。作者在这里是很“机智”的,他把这几家地主的遭遇归结为个别人——比如书中陆老爷家的佣工金点的作为。你若是说他否定土改。他一定会说,他没有否定,而是讲个别地主的命运。实际上,他就是想利用书中三个地主命运的“点”,连成一个关于土改运动性质的“面”。用尘埃来否定高山,用个别来否定一般。上能通过文化部门的审核,也维持自己在体制中的地位(比如书中时不时地也说一些肯定当年土改的话,比如让书中的某个“土改既得利益者”——当年分得了土地的贫农,说“软埋”的地主一家“家发得不干净”,是靠武装贩毒发财;但马上被另外一个农民反驳:你不过是分得了人家的房产地产(大意)。还有说土改之后,当地几十年没有匪患;但没有匪患在现代社会来说,又不能算得上什么业绩。国民党到了台湾不也没有“匪患”吗?)下又能对读者引导,用形象说话。让读者自然而然地领悟作者的意图。对土改产生“痞子运动”的认知——作者的用心可谓“良苦”。

  但是作者也未免太自作聪明了:当今的时代已经不是1980年代了,不是伤痕文学统治天下的时期了。几十年的历史进程。已经让许多人对“剥削阶级”,有了新的切身的认识。方方之流以为一部《软埋》能够引起众人的相应,几篇日记就能搅得天下纷纭。但谁想天下已变,年轻人已经不吃你这套了。晦涩阴暗的《软埋》少人问津,阴阳怪气儿的“日记”也只能够在敌国获得“市场”。巨额来源不明的财产又遭人质疑。加上年轻一代的冷嘲热讽,不按套路出牌,使得《软埋》和“日记”的作者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苦不堪言。

  而我本不想参与对方大妈的评论,因为确实已经老矣,水平又不高。既不能像年轻的阴阳师那样的冷嘲热讽又不能像同辈高明之人那样,抽丝剥茧层层批驳。所以只能是对《软埋》略加分析,而对日记则不予理会了。

  首先,方方笔下的三个“尘埃”——三个好地主家庭是代表着整个地主阶级的形象吗?

  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方针都是“皇权不下乡”。这就说明,乡绅地主——在农村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

  而精英们一直说“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难道那些乡绅都是和蔼可亲的“老员外”?说句实在话,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旧社会的好地主和坏地主各占多少比例,方方笔下(还有诺奖获得者笔下的地主咋样,我没看过,应该也是不错的吧?)的地主都是“好地主”;而丁玲、周立波、浩然笔下的地主都是“坏地主”。这些文艺作品让人莫衷一是。那我们就从古代文学中去寻找地主行为好坏的踪迹吧,而且从古代文学作品的正面记录形象中看看地主的一些本质。

  我选择的古代文学作品是《三言二拍》,而且选择的都是正面的“老员外”的形象,一个是《滕大尹鬼断家私》,另外一个大概是《两县令义婚孤女》(可能有误)。你看看这些个冠冕堂皇的“老员外”,七八十岁的年龄还占有人家佃农的十几岁的女儿和自家的丫头。他们对自己阶级的孤女,义薄云天,这是他们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也是他们视劳动人民为蝼蚁的面目所在。利用权势财力占有了你,还让你感恩戴德,这就是封建文人笔下的历史记录。而《白毛女》、《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金光大道》把这些历史颠倒了来写,启发了农民的觉悟,让“喜儿”们再也不对“黄世仁”们奴颜婢膝,而是横眉立目,他们的代理人就不舒服了。说了这么多,我并不是说地主都坏透了,而是说坏的概率绝不是很少——你看《三言二拍》中,好地主都是这样。所以《软埋》中三个地主的品质绝不能代表整个地主阶级,而且即使这样,他们在土改中的悲惨命运。也不是普遍的,不能作为否定土改运动的依据。

  最离谱的就是被“软埋”的“陆老爷”一家的遭遇,简直就是信口开河了——一个小小的金点就能推翻全体村民的呼吁和县委的决定。共产党的纪律到哪里去了?土改的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原则哪里去了?革命不是为了报私仇的道理哪里去了?如果这样,中共早在“西安事变”时就得杀蒋。如果金点的行为,出现在是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时期,那没什么新鲜。首先,封建统治者是杀戮人命的老祖宗。杀起被统治者和统治阶级内部的异己毫不手软。而统治阶级的思想必然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杀戮报仇的观念必然会传给被压迫者,成为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手段。其次,在皇权不下乡的封建社会,地主阶级高高在上,享受着物质和文化上的优越感,虽然中国古代早有办乡学乡校的传统。但没有几个统治乡村的乡绅会把对广大农民的文化教育当作一件正事来办。是他们没有财力吗?不是。连武训,这个乞讨者,都能办学,他们怎么会没有财力,是他们疏忽嘛,不是。他们对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如此在意,天天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来训斥佃户,怎会疏忽了对乡野村民的教化?能够解释的通的理论就是——他们不仅享受着物质上的优越感,也一直享受着文化上的优越感——农民越是没文化就越好摆布。但这种享受同时也给自己种下了一个循环的祸根——隔几个世纪就会被这些粗蛮的“野人”来一次“天街踏尽公卿骨”。

  但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土地革命的时候,问题来了——乡绅集团终于遭到了来自农民没有文化的报应。

  虽然共产党,尤其是毛主席有悲天悯人之心,即在政治经济上要消灭地主阶级,但除非少数罪大恶极之外,要给广大的地主个人留一条生路。就像浩然老师在《金光大道》中所写的罪大恶极的“歪嘴子”,也只是因为没有人命(没有直接打死人,逼死人不算),解放后连逮捕也没有实行,只在村里监督劳动改造——在自己那份土地上劳动,他有自己的一份土地!这就是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给予出路的政策。(各位同志,这个地方我觉得用“毛泽东”比用“毛主席”带劲儿。后面也是如此。)但是政策虽好,也需要人去执行,而参加革命的农民又不能一夜之间“阶跃函数”般的获得文化素养,加上农村复杂的斗争形式。即交织在复杂形势中的各种恩仇,土改运动难免不跑偏。个体地主及其家庭受到政策外的冲击也是屡见不鲜的。据浩然老师回忆,他的恩人,地主家庭出身的黎明同志就是听从上级的号召,回家参与土改,却被失控的农民打死了。这个细节。有点儿像《软埋》中胡黛云的哥哥。

  乡绅阶层再一次为他们的文化垄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这种代价,也让我们党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青年干部!谁之罪?!(那些至今想搞文化垄断,把自己当过几天装卸工,下过几天乡当做苦难的人,要深思了。)

  但这是局面失控的结果。而《软埋》中,运动的局势是进入正规了,已经从上到下已经对陆家的处理形成共识了。金点一个人就打破村民上书和上级决定则是不大可能的,这就是破坏党的政策。而且共产党是绝对反对个人主义,反对官报私仇的,这在很多的文艺作品中,都有体现,比如《红色娘子军》和《杜鹃山》都有反映。然而,方方的《软埋》在这个关键处进行了歪曲。

  也许有人说,你们共产党不搞土改,不就没这些事儿了吗?是的,不搞土改,没这些事儿,但中国怎么办?永远在封建社会的“牧歌田园”中徜徉吗?不搞工业化?那现在有一个好的榜样在那里,印度至今还保留着种姓制度、新娘嫁妆制度,多少人因此还在持续丧命! 这些都是“圣雄”甘地的“非暴力”所致!至今他们还在讴歌“厕所革命”、“卫生巾英雄”。疫情一起,要封城了,多少人要从城市徒步走回乡村的家,半路可能会因为没有食物而死,更可悲的是有些人根本就没有家!如果没有土改,没有土改之后的工业化运动,我们也就和印度一样。

  所以我们不能先花几十年的时间,把农民弄得温文尔雅,再去搞土改,这其中的因素还有很多,不展开了。而只能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搞土改,这其中出现一些偏差,是很自然的了(当然,还有一些大小干部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引领)。但是我绝不认同《软埋》中的刘晋源的一种解释——什么“勤劳善于持家的富人”,什么“懒惰无赖的穷人”,什么“让穷人拿富人的东西有谁不愿意”等等……亏你刘晋源还是什么“刘政委”,你的政治水平是这样啊,你的政治老师是《金光大道》中的“滚刀肉”张金寿吧。如果现实中的“刘政委”真是这样,真是这种认识;那毛主席的“第二件事”就很有必要,如果现实中的刘政委不是这样,那就是《软埋》的作者,在书里对党的干部进行了诽谤。

  不过我想。这也可能是真的反映了现实中我们一些干部的水平:他们革命的目的。可能就是要成为新的统治阶级,没看到书中的描绘吗?刘政委的儿子已经成了新的企业家了,连过去的地主的后代都成了他们的手下了。唤醒丁子桃(胡黛云)记忆的正是她的儿子新时期的豪华别墅。(这几天又看到了方方因为豪华别墅、豪宅要和人打官司了,看来豪华别墅、豪宅真是“现实幻境一肩挑”了。)书中没有描写他们的企业是怎样运作的,但是按照社会惯例,刘政委的关系是绝不可少的。“刘政委”等人的这种蜕变,也是《软埋》的作者之所以胆大、之所以敢大张旗鼓的写《软埋》的底气之所在。

  对于《软埋》还有很多话要说,但感觉写到这里也就够了,《软埋》作者是善于把“尘埃”写成“大山”的高手,也是善于用“尘埃”否定大山的高手,这在《软埋》和“日记”中都有体现(尽管“日记”没看,但可以猜得到)。但和一个人相比,其境界和功力差远了,这个人就是就是她在书中极力否定挖苦批判的毛泽东(对不起,同志们,我还是觉得这里是毛泽东三个字字的力量,比毛主席较大)。他老人家才是真正的举重若轻化大为小的高手,和他比起来,什么“尘埃”啊,“高山”啊,简直就不值一提,让我们最后朗诵一下这位伟人的诗词来做结尾——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

  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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