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9月9日，伟人离世已经44年了。
“伟大、光荣、正确”，这些充满豪情与自信的词，在他老人家在世时曾经频繁出现。如今却渐渐“作古”，似乎不再有底气拿出来用。
尽管如此，他老人家的的福泽仍然广照人间，庇佑中华大地。
作为中国人，尤其是享受发展红利的当代中国人，都应该无比感恩这么一件事：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01
如果没有他，中国即便没有沦落到四分五裂、军阀混战或割据的地步，最多也只能像印度一样，在虚假的“民主”制度拖累下，基建落后、民心涣散、发展的步伐如老牛拉破车般缓慢。
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宛如是各国国家治理能力的一次试金石。印度的感染人数，后来者居上，快速发展为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
而中国，得益于毛泽东及其同志们创立的国家制度和治理机制，得益于他老人家的“为人民服务”宗旨，得益于他在世时培养出来的上山下乡一代领导人，得益于他在世时创立的教育体系培养下来的专家学者，得益于他在世时推崇的中西医结合理念和实践，得益于他老人家打下的国家治理基础如此之牢固、以至于尽管受到有意和无意的削弱与损害，仍能够在疫情突袭的关键时刻做到“全国一盘棋”、动用“举国之力”，快速发现并战胜疫情。
如果没有他，没有他鼓舞、激励和指引下的那一、两代人的牺牲和奋斗，没有他力排众议主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中国就不可能用几十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所走的工业化历程，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如果没有他，面对世界头号霸权的施压，敢于并善于斗争，中国人或许只能如“傅满洲”般，成为外国人茶余饭后的笑料。
应该感恩的不仅仅是中国人，如果没有他，海外华人的地位也会大大下降。
正如已故新加坡建国总统李光耀所回忆的，在抗美援朝战争前后，英国人对他前倨后恭的态度变化之大，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02
每当中国在国际上，遭遇霸权的欺压，他的名字就会被提起。
因为他是弱者抵抗强者并战胜强者的灯塔。他的无数次实践表明，弱与强不是绝对的，是可以转化的，前提是：寻找并采用更先进、更科学的战略思想和理论，并依靠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支持。
每当出现社会不公、剥削与压迫抬头之时，他的名字也会被提起。
因为他毕生心血都投入到建立一个更人道、更正义、更美好的新社会中，对于任何危害人道、正义和美好事业的思想和行为，他是最眼里容不得沙子的。
为了让知识分子接地气、将自己的学识用于改善民生、服务大众，为了阻止公仆腐化成官老爷，他不惜发动群众运动，掀起自下而上的监督，宁愿“粉身碎骨”，也要尽最大努力保住无数先烈牺牲换来的人民江山。
他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无我无私的大无畏精神，被目光短浅的人误解、被别有用心的人抹黑、被私利受损的人怨恨，但却为后世中国人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物质遗产和精神财富。
如今，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成为中国人理所当然的认知，这比西方所谓的民主制度中的选票，更有力量。
就像在新冠疫情中，美国从各级官员到总统，可以随意撒谎造谣不必负责任，也无从追责;中国的各级官员则言行谨慎，无论是基层干部，还是省部级官员，只要工作没有做到位，或者引起民愤，随时会丢官。
他再三强调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更民主的决策程序。领导团队宛如一个加工厂，收集基层民众的需求信息，制定满足这些需求的政策，再回到基层试行并完善，然后扩大试行范围并监督落实。
实践早已证明，这种持续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过程，是更有效的治理模式。
03
他的伟大不仅体现在以弱胜强的军事斗争中，还体现在敢于并善于政治斗争上，并从来都是旗帜鲜明、毫不讳言“讲政治”。
他曾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告诉身边人，政治就是“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
这句话，正是眼下的香港最需要的。
反对派通过造谣等宣传攻势，极力阻止香港政府的全民普查核酸检测计划，结果一个星期来，700多万人口的香港，只有100多万人登记检测。
香港回归以来的诸多问题，尤其是人心回归问题，与建制派长期放弃“讲政治”、放弃“政治斗争”，不无关系。
建制派人士最喜欢批评反对派“政治炒作”、“泛政治化”，但这其实是自缚手脚的愚蠢言论。
不讲政治、只谈经济，其实正是当年所批评的“埋头拉车、不看道路”的典型思维，结果就是不仅摔了一个大跟头，还可能走错道，走到对方布下的陷阱里。
香港的建制派，如果能组建毛选学习班，一方面可以提高自身政治素养，另一方面也能学到一些政治斗争的方式方法。
爱国爱港的香港人，总觉得建制派和特区政府官员，面对黑恶势力太过软弱。没有政治理念充当主心骨，自然会缺“钙”。
他们转而在网上表达对香港警察的强烈支持与热爱，因为在长达一年多的乱局中，他们深切体会到，面对司法和社会舆论领域的艰难险阻依然敢于果断执法的香港警察，是多么难能可贵。
也正因为此，在他们的心目中，香港警察是中国内地人民和中央政府之外，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