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一生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特别是早年在中央苏区，遭受“左”倾路线的打击，毛泽东几经受挫，度过了几次痛苦的等待过程。
一次痛苦的“等待”
1929年7月，毛泽东经历了第一次“等待”。
还是在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开创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初期，当红军三次攻克龙岩胜利后，红军有了一个安定可靠的立足点。为了总结经验，加快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1929年6月下旬，红四军前委在无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在龙岩城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由于当时红军在战争中不断扩充军队，部队成分异常复杂。有的是从国民党军队中接管过来的“解放战士”，更多的是来自社会各种职业的群众，加上中央“二月来信”某些错误思想的影响，致使这次会议在许多问题上发生了争议。最为突出的是国民党旧军队意识在红军中蔓延，有的认为党管一切的约束力太大，有的不愿意做细致的群众工作和根据地建设工作，而热衷于“走州过府”，有的要求部队要搞极端民主化等等。对于这种种错误思想的出现，毛泽东在会上一条条给予批驳，并认真劝导大家要扎下根来搞好部队和根据地建设。但是，此时各种错误思想已占上风，对于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大多数人不愿意听，有的还拿出各种理由与毛泽东直接顶撞起来。在大会最后选举红四军前委书记时，毛泽东未能继续当选。
这是毛泽东自创建红四军以来头一次受挫。他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现在形成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红军和根据地建设都极为有害，但同志们已不大愿意听自己的，那就只好暂时离开一下，有朱德、陈毅同志在，部队是不会出多大问题的。会后，毛泽东即离开红四军，一面养病，一面投入闽西根据地建设的斗争。
三个月过去了，红四军内各种错误思想不断泛滥，部队的战斗力大大减弱。恰此，中央要求红四军乘粤桂军阀混战之机，将队伍拉到广东、广西去，配合那里的地方武装，建立以广东为中心的革命区域。
当毛泽东得知中央的来信和红军的现状后，对红四军的前途十分担忧。四军中大部分人已热衷于攻下几个大城市，过过胜利的好日子，中央的来信又正好让他们去攻打城市，这样，必定会葬送红军和根据地。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的疟疾病却越来越重。无情的病魔折磨得他两腿无力，浑身酸痛，但他此时怎么也躺不住，硬是让人用担架把他抬到龙岩城。
到龙岩后，毛泽东立即找到朱德，要他正确分析两广的形势，不能盲从中央的指示。朱德没有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各级军官听说毛泽东是来劝他们不要去打广东的,也都索性躲开。一片苦口婆心毫无效果，毛泽东又只好痛苦地离开龙岩，来到上杭继续养病。
一天，新任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来到上杭。毛泽东一见陈毅到来，立刻从病床上爬起来，还没等陈毅坐下就急忙劝导他说：“广东去不得，那里的敌人比较强大。我们还比较弱，加上现在红四军内部思想比较混乱，那就更不能去了。千万要珍惜我们的队伍和这块根据地呀。”
陈毅本来是想劝毛泽东一起去参加打广东的，听毛泽东这一说，急忙拿出庄重的口气说: “毛委员，我刚从上海回来，我这是带了中央的指示请你一起去参加打广东的，其他事待打完这一仗再说，现在，我们不能把敌人的力量看得过高了，我们四军也不算弱了，打下广东，扩大点影响，这有什么不好?”
“我们不能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总想一步登天，一口吃成个大胖子，这是办不到的。搞不好还会撑死的，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危险思想。”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越说声音越大，越说情绪越激动。陈毅发火了，大声说：“这不是我们哪个人的意见，这是中央的决议!我们是执行中央的决议!”
毛泽东的脸色一下子变白了。他极力控制自己，慢慢地重新躺在床上。顿了一会儿，毛泽东冷静而又坚决地说：“你们要打?你们去吧，我不去。”
陈毅看着毛泽东坚毅的神情，知道谈话不会有什么结果，就说：“那好吧，我们先去打广东，等取胜回来再与你细谈。”
毛泽东点了点头，陈毅转身走了。陈毅一走，毛泽东难过极了。在病痛中，他认真地研究着红四军进攻广东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耐着性子艰难地等待着各种消息。
一个多月过去了。一天，陈毅又突然出现在毛泽东面前。陈毅抓住毛泽东的手，内疚地说：“毛委员，我们真不该不听你的劝告。”
毛泽东看见战友诚挚的表情，知道事情终于有了结局，忙急切地问：“我们的队伍现在在哪里，损失有多少?”
“我们部队到达广东时，粤桂军阀的斗争已经结束。我们在东江遇到了国民党的十九路军。十九路军派出三个师，紧紧咬住我们不放，红军损失大约有一个团。战斗失利后，红四军内部思想更加混乱。逃兵现象严重，现在部队正往闽西开来”，陈毅喝了口水接着说，“出击广东前，我先到上海，找到了周恩来同志，他代表中央详细听了我的汇报。谈了很多很好的意见，还说，前委书记还是要请毛泽东来当。”说到这里，陈毅站起来，以极其诚恳的语调说：“朱德和我都希望你早些回到前委书记的岗位上，我现在是来接你的。”
毛泽东听了陈毅这一番肺腑之言，顿觉大病好了一半。他感激中央对自己的信任，更感激战友对自己的坦诚。
通过这次艰难的等待，换得了战友之间坚不可摧的友谊和信任，他们互相依附，互相支持，忠贞不渝，在以后的战斗年月中，经受住了种种严峻的考验。
一次巧妙的“等待”
1930年6月，毛泽东有过一次巧妙的“等待”。
李立三主持党中央工作以后，不顾一切地推行他的“左”倾冒险主义主张，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同志。
1930年4月3日，李立三以中央的名义给红四军发出指令。命令红四军要以最快的速度，在最大范围内扩大主力红军，要把每一支枪都集中到红军手里，作好攻打城市的准备。尔后,李立三又接连向红四军发出指令，要他们立即放弃闽、粤、赣根据地，向长江流域推进。
在李立三三番五次的指令面前，朱德、陈毅等深感压力越来越大。他们知道不执行李立三的命令将意味着什么。不过此时，他俩都还能沉住气，不时地注视着毛泽东的态度。
毛泽东经过深思后劝导朱德、陈毅，不能盲从中央的指令，要坚持下来搞好根据地的建设，思想上不能动摇。
没过几天，李立三以中央政治局决议的形式，批评毛泽东固守根据地建设的“极端错误的思想”。尔后，又用专信指责毛泽东、朱德等“固执你们过去的路线”，完全是一种“农民观点”，“是机会主义的观点”，要他们接到信后，“应当深刻了解自己的错误，按照中央的指示转变你们今后的路线”。来信并特别指出：“如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在李立三这样强硬的毫无商量余地的指令面前，忠厚的朱德不禁为毛泽东的处境担忧起来。一天，他提醒毛泽东说：“我们这样硬顶下去，恐怕不好。是否可以往北挪挪?”
听朱德这一问，毛泽东心里不觉一震。看来，红四军内已有相当一部分人承受不了压力了。如果朱德的思想一动摇，将会影响整个部队。想罢，毛泽东便对朱德说，“中央要我们打南昌、进九江、攻武汉，凭我们现有的力量是很难实现的。据悉，目前我党在武汉还只有200个党员，赤色工会也只有150个会员，而帝国主义在武汉的势力就有10个现代化师，南昌、九江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硬要去打，那是鸡蛋碰石头。因此，我们要坚定根据地建设的思想，只要对中国革命有利，我们就要坚持，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
“但是，中央这样一再催促我们，如仍我行我素，恐怕会造成党和红军的分裂，后果不堪设想。”朱德担忧地说。
毛泽东想了想说：“也好，不过我们不能直奔南昌、九江，要一路打过去。我们的目的不在攻取南昌，而在于壮大我们的队伍，扩大政治影响。”
朱德会意地点了点头。
次日，红四军发布了向南昌推进的命令。途中红四军一边歼敌，一边发动地方武装，先攻占樟树，后又西渡赣江，攻占高安，然后又折回南昌附近，拉开攻打南昌的架势，实际并没有攻打南昌，而派罗炳辉带了几十个人到牛行车站鸣枪示威。耳闻阵阵枪声，毛泽东诙谐地对朱德说：“我们此举一为纪念三年前八一南昌起义的勇士们，二为表示我们执行了攻打南昌的命令。”说完，他俩哈哈大笑起来。
佯攻南昌之后，红四军又发布了进攻长沙先取浏阳的命令。在向长沙开进途中，毛泽东、朱德等瞅准时机在浏阳文家市歼敌一个旅，尔后在浏阳永和市与红三军团胜利会师，组成了红一方面军，壮大了革命队伍。
此时，全军上下攻打长沙的呼声很高。毛泽东作为总前委书记和总政委，对长沙的形势作了认真分析。当时长沙城内几乎没有我党的组织，“全长沙仅八个失败情绪很深的党员”。这时红一方面军虽然有三万余人，仍然是敌强我弱，敌优我劣，不宜硬攻这个已有坚固设防的长沙城。但是，毛泽东的意见还是不能为大家所接受，无奈，他又只好继续跟着大家打。
当攻击长沙的命令发布以后，毛泽东再一次建议进攻长沙之前先扫清长沙附近之敌。这一建议，得到大家的同意。因此，红一方面军首先在枫树河、新桥、龙头铺等地大量歼敌，广大指战员情绪更加高昂，歼灭长沙之敌更加急切。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为防止盲目蛮干情绪的滋长，又劝导大家必须采取把敌人引出长沙城歼灭的办法。红军等了几天，守城之敌无动于衷，一部分人又急于吵着要总攻长沙城，毛泽东耐心说服指战员要有耐性等待。后来，终于引出敌人的一个师，取得了全歼该师的巨大胜利。后来敌军再不敢越雷池一步，全军强攻长沙的请战情绪与日俱增。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签署了强攻长沙的命令。
强攻长沙的战斗开始了。红军战士像猛虎一样向敌人冲去，大批的战士撞在敌人的电网上倒下去，有的战士裹着棉被、推着木桶往前冲，在敌军密集的弹雨下，红军战士倒下一片。看着这些无私无畏的战士们毫不顾惜地用自己的身体去消耗敌人的枪弹而倒下，毛泽东的眼角溢出了痛苦的泪水：多好的战士啊，害死人的“左”倾冒险主义……等待不能持续下去，毛泽东坚决主张撤围长沙。
红一方面军撤出攻占长沙战斗后没有几天，李立三派来周以栗督战红一方面军，要他们再度组织攻占长沙，切断敌人湖南与武汉的联络。当夜，毛泽东与周以栗促膝交谈，力主中央放弃再攻长沙的主张，并立即提笔给中央写了封信，陈述不再攻占长沙的理由，要周以栗带回去。然后，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折回了江西，准备攻打吉安。
此后，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忍心再让自己的战士去送死。为了稳定军心，统一思想，毛泽东每一行动计划的提岀，总是与攻打大城市的任务联系起来，在每一次行动之前，就预先准备好转弯子的步骤，把直接攻占城市的任务，转到在城市周围发动群众，歼灭小股敌人，巩固后方根据地建设工作上。同时，通过会议和交谈，劝导大家认清形势，坚决抵制李立三错误的冒险主张，一直到罗坊会议，全军指战员对李立三错误路线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认识，毛泽东才长长松了一口气。
一次艰难的“等待”
赣南会议后至遵义会议前，毛泽东经受了一次艰难的“等待”。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垮台以后，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左”倾的王明教条主义。1931年11月1日，在瑞金叶坪召开的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上，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们把矛头直接对准毛泽东，把毛泽东的各项主张说得一无是处，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反富农路线，反毫无理论基础、毫无远大前途的“狭隘经验论”，从而开始在党和军队中排挤毛泽东，以致步步削弱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影响。
1932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书记博古来到瑞金。他是共产国际培养出来的高才生，是王明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这年，他只有24岁，人长得又黑又瘦，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他一到瑞金，就利用他在理论上的优势，将他学到的条条框框抛出来。他认为中国的党和军队必须迅速无产阶级化，对以前那种“农民习气”的、非正规化的、“山沟里的”东西应当毫无保留地抛弃掉，“农民领袖不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总之，在他看来，毛泽东的那一套清除得越早越彻底，他的这—套才能迅速及时地推广实行。
开始，他们以毛泽东身体不好为理由，决定让他到离瑞金城大约二十余里的东华山古庙里去休养一段时间。
毛泽东“顺从”地来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山顶小庙。也不知怎么回事，人越闲，心越烦。他对于送上山来的每一份文件，每一张报纸，只字不漏地认真阅读，有时还反复看几遍。一天，当他听到红军攻打赣州不克，伤亡惨重的消息后，眉心紧锁，心情沉重。他常常在古庙前后来回踱步，并时时向山下张望着什么。
—天，项英带着警卫员急匆匆来到东华山。看着项英严肃的神情，毛泽东就急切地问：“你这时候来，有什么事吗?”
“周恩来同志让我来请你下山，去领导这次攻打赣州的战斗。”
听完项英介绍赣州战斗的情形后，毛泽东立即冒雨下山，赶往赣州前线。到了前线，毛泽东力陈自己的主张，说明攻打赣州的错误。在毛泽东的强烈要求下，攻城部队撤围赣州，转移到外线休整。
毛泽东的这次“越轨行为”，把博古等人搞火了。在事后不久召开的宁都会议上，号召全党全军对毛泽东“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要给予“及时和无情的打击”，对于毛泽东在军内的职务，必须立即免除，“如让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
毛泽东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自然让他们罢免了。在离开前线返回后方时，毛泽东拉着周恩来的手说：“如果前线需要我，给我捎个信，我会立即赶来。”
1933年初，随着临时中央的迁入，一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在中央苏区大张旗鼓地展开了。不久，罗明被责令停职反省，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被撤了职，因为他们忠实执行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来往较亲近的人都不同程度地遭到打击，以此进一步孤立和打击毛泽东。
1933年7月，毛泽东搬迁到瑞金沙洲坝元太屋。这是一幢地主的旧祠厅，祠门前有一棵百年历史的大樟树。
随着斗争的逐步深入，博古等人又把毛泽东和邓、毛、谢、古说成是反党小集团，从路线斗争变成敌我斗争，这使毛泽东更加难以承受。他常常来到那棵大樟树下，一坐就是半天，有时一连好几天不讲一句话。他凝视着天空、田野，一根接一根地吸烟，烟雾缭绕，思绪万千……
难道说以前的一切真的错了吗?难道从实践中，从群众中总结出来的道理真不能适应革命的新形势了吗?毛泽东了解自己的国家，他坚信自己的主张是适合中国国情的，而根本不相信这些洋学生们所宣传的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纯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速胜论调。可是，他现在连公开发表意见的权利都没有，怎么办呢?
毛泽东并不想就此沉沦畏缩，他决定暂时改变策略，先到农村基层进行调查研究，认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
于是，他开始走村串户，了解民情，和群众一道抗旱挖井;骑上马向各县乡进发，了解各级苏维埃政府建设，统计粮食数字，组织农业生产，领导大规模“查田运动”……毛泽东一回到群众之中，情绪马上活跃起来，工作十分顺手，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第一手材料，思路更加明确,态度更加坚定。
1933年9月，蒋介石组织了十倍于红军的力量，采用堡垒战术，开始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开始，毛泽东认真地注视着这些洋学生们所采取的对策。听了博古等人毫无根据地喊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用堡垒对堡垒”,“不让敌人蹂躏一寸土地”的口号，毛泽东心急如焚。
红军在博古等人的组织下，分成四路还击敌人。他们要求红军官兵英勇进击不怕牺牲，从而把一批批红军指战员推向死亡的深渊，把红军创建的根据地一寸一寸地丢给敌人。战场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前线失利的消息不断传入他们的耳中，可他们仍然高傲地在地图上标明各挺机枪火炮的位置，用电话施发出各种命令，并不时地呐喊：“坚决顶住!”“加紧修复工事!”“不让敌人再前进一步!”
看到这一切，毛泽东铁青着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是要把红军和根据地都葬送掉!
不久，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来到瑞金。李德的到来，开始也使毛泽东放心了些。毛泽东以为他是一个有专门军事知识的人，那些洋学生们盲目蛮干的举措将会得到纠正，反“围剿”战争有希望了。可是，当毛泽东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听到李德抛出的一套所谓“新原则”时，方知洋先生比洋学生高明不了多少。他同样主张分兵把口，坚决御敌于国门之外。
当李德挂帅上阵，亲自指挥红军作战以后,红军的伤亡却越来越大。1934年4月下旬，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的“永久性防线”被国民党飞机夷为平地。红军仅在一天的战斗中就伤亡一千二百余人。
广昌的失守，表明中央革命根据地危在旦夕，也标志着李德教条主义战术的破产。但是，厚颜无耻的李德依然亮着嗓子高喊“无敌铁军!无敌工事!组成铁壁铜墙!坚决粉碎敌人的一切进攻!”毛泽东气恼极了。毛泽东再一次恳劝他们必须立即改变战略，许多红军将领也对这种打法提出异议，可是得到的却是一再的压制和嘲笑。
愚蠢加傲慢是最难以对付的。毛泽东只好放弃与这些人直接交锋的努力，而是寻找一切可行之机去说服军委及各军团领导人，要求他们在执行教条主义者的命令时，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置;二要他们认真学习《两个策略》《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书籍，以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看清“左”倾机会主义对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已濒临绝境，李德、博古等人不得不放弃固守根据地的计划，实行战略转移。
看着红军大搬家似的阵容，毛泽东又一次意识到这些教条主义者身上的包袱有多重，他们的心胸是何等狭窄。像这样的战略转移，不用敌人来追，自己就会被沉重的包袱拖垮。
果然不出所料，当红军到达湘江东岸时，国民党部队调动各路大军，借助湘江的天然屏障，企图把红军锁在口袋里一举围歼。面对强敌的围追，眼看着奔腾不息的湘江水，红军原有的搬家阵势立时乱了套，挑夫们挑着重担不能涉水，所有的辎重部队都乱七八糟地堵在岸上，前面的无法渡江，后头的却源源不断往前拥来，结果人与人相挤，马与马打架，几万人的队伍，绵延几十里的辎重队，陆续堆挤在江边，谁都想赶紧过去，可是谁也无法过去。敌机在上空盘旋，不时投下一颗炸弹，顿时浓烟和血肉、砂石冲天而起。密集的人群、密集的炮弹、密集的死亡……
眼看这混乱的场面和惨重的死伤，这些洋先生和洋学生们手足无措，那学来的一条一款的“新原则”“新理论”也不管用了。正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毛泽东邀张闻天、王稼祥一起赶到岸边。毛泽东果断地说：“一定要把那批笨重的设备抛掉!”只见他登上一块大石头，高声下令岸上的人马疏散到林中隐蔽，喝令河里的人把身上的机器扔到河里去……半个小时后，敌机寻找不到红军的目标，一溜烟跑了。
此时，毛泽东意识到再不能继续等待下去了。从江西到广东，从广东到湖南，一路上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在一起，谈论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原因，谈论着李德鼓吹的“新原则”和“正规战术”，谈论着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至此，他们三人已经取得了统一的认识，在血的事实中悟出了一个道理：不能再让这帮人胡作非为了，中国革命的路，应当由中国人自己走!
此后，李德、博古的指挥棒不太灵了。毛泽东也毫不客气地站出来，率领红军部队艰难地渡过湘江，然后绕道贵州，进军遵义，甩开国民党部队的追击。毛泽东在危难之际更显得英明果断，全军上下的心立时向着毛泽东，在大家的一致强烈要求下，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人们立时欢呼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