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策网编者按】构建国内大循环
的主张，其实早就有中国学者系统地提出。只不过，在大讲开放的舆论之下，这些主张一直未能得到充分地注意。比如，王今朝教授等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著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理论与政策》（科学出版社，2011年）就用一章的篇幅加以论述。尽管他们当时没有使用国内大循环这一字眼，但已经明确提出对外经济关系转型的主张。经作者授权，由昆仑策网逐节刊出，以助于加深对构建国内大循环的理解。已发第一部分可点击文后【相关阅读】，此为全文的第二部分。
第二节1978-2010时期中国贸易规模的扩大及自身问题
一、1978-2010时期中国贸易规模的扩大及性质
无论从历史上看，从理论上看，都无法说明，经济越开放，中国得自贸易的利益就越大。相反，事实是，如果没有一个平等的(不管是是敌对的还是兄弟般的)关系为基础，经济越开放，中国得自贸易的利益就越小【1】。开放所得到的利益的正负与大小与对什么国家开放、开放那些领域(进出口什么产品)、国际环境如何、本国人民成熟程度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些变量如果不利于实现贸易的利益，则开放度越大，中国得自外贸的利益就越小。1978年后，中国贸易迅速扩大(见表1，原书表9-2)，同时产生出巨大的问题，说明了这个道理。
表1：1978-2008时期对外贸易的增长
【注：本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表2-1和表17-3计算。】
龙斧等(2009)曾指出中国高进口高出口所产生的政治经济问题。首先，从中国GDP增长来源(如是依靠消费内需增长还是偏向出口创汇)、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相对GDP的弹性、内/外需市场比例、消费/积累比例等方面与其他国家的单项和综合对比来看，中国外向型比重过高从而引起内需市场对国际经济波动的抗震能力下降。而当这个外向经济比重具有“外汇收入”功利性指导思想和廉价劳动力的双重特征时(如历史上的菲律宾)，内需市场对国际经济波动的抗震能力将会进一步下降。
其次，出口商品一方面使用了大量极为匮乏的自然资源与廉价劳动力为西方和所有出口对象国家做出了消费上的直接贡献(降低产品价格)与经济发展上的间接贡献(降低其劳动成本)【2】;另一方面，劳动力的廉价价值已使用殆尽，结果世界经济稍有波动，中国出口企业的利润边际就损失殆尽，甚至为负，导致大规模关门、破产。按照凯恩斯经济学，在中国产出已经被私有企业统治之后，它就迫使中国走上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道路，为发生通货膨胀，为私有企业的进一步扩张提供机会、机遇(而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本来是发展公有制的大好时机，根本无需凯恩斯主义)。
第三，中国的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日用品为主要特征，这种大宗初级产品和加工产品加上低廉价格的“相对优势”隐含不利贸易条件，表面上外汇增加，实际上是本国生产满足外国人需要。这种生产结构不能说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因为生产出来的产品并不是国内没有需求。特别是，如果供应国外市场的产品质量较好，而供应国内市场的产品质量则屡屡出现问题，那就更说明这种贸易模式的荒谬了，就不是西方经济学中所研究的那种简单化的逆向选择问题了。如果中国企业在西方市场上循规蹈矩，而在中国市场上尔虞我诈，那就不简单是西方经济学中所研究的那种简单化的道德风险问题了。西方经济学通常把市场中的弱势的一方说成是具有隐藏信息、隐藏行为的败德者，而在中国出口问题上，我们看到了企业这种强势方成为产生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的主体。中国发展模式不扭转这个倾向，无论如何都无法说通道理。
第四，这种结构所创的外汇和GDP增长可谓得不偿失，对可持续发展更是隐患甚多。这种隐患不仅表现在消费内需难以增长，而且由于单位能耗处于世界最高行列，能源严重依赖进口，实际上置自身于一种极度脆弱的国际市场地位。2008年中国在国际石油和铁矿石等市场上最高价大量购进而随后价格即急速下跌所遭受的损失(显示中国国企领导人缺乏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按照劳动价值论，产品价格与劳动时间成比例。石油的生产时间没有增加，价格高速上涨就是陷阱)，以及外汇投资在美国市场上的损失(显示中国金融界的专家和决策者不了解金融本质)，都与“外向型”结构有关。在这种零和博弈中，中国的损失等于外国的收入，相当于中国对外国在用廉价出口进行“补贴”后，再次由于高价进口对后者进行“补贴”。对中国而言这等于用自己创造的价值对国外做两次“转移支付”(而这种高价进口导致的“转移支付”不是因为战争赔偿或灾害性事件后的人道主义支援等，其最大受益者是国外大资产阶级)。这样的外向型与发展模式的合理性之间有何关系也就不言而喻了。
总之，在宏观结构上，中国一方面自身具有巨大消费潜力，另一方面由于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乏、生产效率低下、资本与技术优势有限，不应该成为一个类似加拿大、荷兰的外向型经济，相对GDP其外向比重也不应该超过“自由贸易”的美国(2007年美国净出口占GDP比例为-5.1%，进出口总和占GDP比例为29.2%，而中国分别为8.9%和63.3%)。这一结论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是根本性变量以及交换反作用于生产的原理的正确性，国际贸易不过是国家间的交换，它由生产所决定。巨额的贸易盈余本身是不必要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货币转化为私人资本后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所有制基础产生影响)。
二、西方贸易理论不能成为今后中国贸易政策的基础
1978-2010时期中国贸易规模扩大所表现出的问题说明了西方国际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的近视性、片面性、浅薄性。
1、关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模型。就李嘉图模型的实质来说，它不过是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一国通过专业化生产，出口相对便宜的国内产品并进口相对昂贵的产品可以改善自身福利(即生活水平)。就国际贸易纷繁复杂的性质来看，李嘉图模型不过是仅仅处理了问题的某一方面，或者说是某一不重要方面，并且这个方面是暂时的。把复杂的动态发展战略放置在这样一个短期性理论基础上，必然产生出重大矛盾。1)李嘉图模型不关心利益在国家间的分配问题。但贸易确实对国家间的利益分配产生重要影响。国内产品的价格与国外产品的价格各自在其国内是否具有平等交换的性质呢?二者之间的交换又是否具有平等交换的性质呢?如果中国出口完全竞争行业的产品，而西方出口垄断行业的产品，再加上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还能有平等交换的可能性吗?有的人或许满足这种贸易改善福利的局面，觉得国际贸易中的平等不平等无所谓，那就问他是否乐意别人吃肉自己喝汤吧!问题是，纵然国家从国际贸易中得到的是净损失或微小利益，某些个人(如进口商)可能从中得到莫大的好处。因此，这种国际分工的福利改善学说实际上成为少数人发财致富的工具，尽管它表面上宣扬普惠。只有平均分享分工利益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才能真正实现国家间的普惠。2)更为重要的是，本章第一节分析所包含的李嘉图模型没有作为中国1949-1976时期贸易政策制定基础的事实，不仅显示出它是非必要的，而且显示出它没有真正解决贸易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这一问题。把这一时期与1978-2010时期的贸易进行对比，就可以进一步发现，把李嘉图模型作为贸易战略的基础，不仅无益，而且有害。这也就说明，那些西方学者对这一模型的推崇完全是不知所云、矫揉造作。李嘉图模型在国际贸易中的至高无上的理论地位完全是杜撰出来的。李嘉图模型的近视性、片面性和浅薄性使其无法成为未来中国贸易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
2、关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不过是对李嘉图模型所做的发展，而这种发展也不过是指出，比较优势的可能来源之一是要素禀赋，从而使贸易与经济中丰裕的要素的就业问题联系了起来(李嘉图模型把贸易与福利联系起来)，对一些人产生了吸引力。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种模型也乏善可陈。1)正如我们反复强调过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抽象的就业不重要的观点是科学的。对于中国而言，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所谓的就业是雇佣劳动，把贸易建立在雇佣劳动制度的基础上无异于饮鸩止渴(对于一个生产力上落后的、生产关系上社会主义的国家尤其如此)。如果没有劳动人民的当家作主，任何贸易模式也就缺乏一个科学的国内制度基础，本身也谈不上什么科学性。2)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关于国际贸易将刺激就业增加并对工资水平产生向上压力的观点在充分就业的经济中是对的，在非充分就业、农村土地平均分配、私有制发展的中国经济中则会带来许多问题。a)如果农村和城市存在大量失业或非劳动人口，工资水平不可能因为贸易而产生向上的压力。b)如果私有制发展，刺激就业不过是增大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总量罢了。而贸易扩大需求的效应还能增大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率。大量的失业和非劳动人口在所谓“自由择业”的政策下对资本家的利润率提供了最强大的保证。c)农村土地平均分配为资本家的企业提供了相较于西欧资本主义原始资本积累时期更为低廉的劳动力。总之，在以上这3个条件下，国际贸易的本质问题就是刺激资本主义大发展，而不是什么纯经济的就业增加、工资上升。
3、关于克鲁格曼（Krugman，1991）模型。克鲁格曼认为，贸易使得一个国家可以充分利用在有限国内市场情况下无法实现的规模经济。但这又有两个问题。1)如果这个国家如中国一样拥有庞大的国土和人口，则国内市场规模已经足够大了。在国内市场需求都没有满足的情况下去发展贸易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更何况，社会主义让人民普遍平等，国内市场需求应该大于其他情况一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市场需求。2)如果这个国家如中国一样还是发展中国家，则其可能利用的规模经济远远不如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因为其生产能力还受到其他各种因素的限制。因此，克鲁格曼的观点尽管在美国或许正确，但放在中国的环境中就是错误的。
4、关于出口导向战略优于进口替代战略的观点。许多研究认为，出口导向战略优于进口替代。比如，Sharer(1999)根据撒哈拉以南非洲与6个东亚经济体和拉美地区的对比研究认为，没有一个实行以内向型政策为主的国家成功地达到或维持了较高的GDP增长率。阿普尔亚德等(2003)认为，进一步开放贸易能确凿无疑地促进经济增长。这些观点都是似是而非的片面性观点。1)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是至关重要的。今天的西方增长理论都带有了增长原教旨主义、唯生产力论的特征。如果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贸易战略的选择就不能用是否促进经济增长来衡量，从而贸易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丧失了意义。2)即使承认经济增长的合意性，决定经济增长的变量有许多，不同学派强调不同观点，在贸易战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统计相关性并不是因果关系。贸易可以引导增长，但很多增长并不主要是因为贸易，特别是许多真正令人称道的增长(如中国1949-1976时期)并不是因为贸易。因此，片面强调贸易的观点又带有了“贸易原教旨主义”的色彩。3)即使一个国家由于贸易扩大了需求，引起了生产扩张，但如果一个国家的贸易额已经畸形，继续开放贸易是否还能促进经济增长就是一个未知数了。
上述四种观点都属于国际贸易的纯经济观点。这些纯经济观点把贸易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分割开来，根本无法拿来应用。它不仅无视一个国家的现实的制度特征、人口特征、收入分配问题、生产外部性问题，而且无视一个国家未来可能面临的各种困难。例如，国际贸易中国以2亿条裤子换1架飞机难道不是用资源、环境换奢侈品吗?中国30年为什么不自己制造飞机，让自己制造的飞机飞在自己的天空上呢?自己不能生产，将来一旦发生战争，难道战斗机也要进口吗?即便进口，中国将付出怎样的代价呢?这种为了贸易而2亿条裤子换1架飞机的做法是否属于忘记历史呢?如果这些问题都无法回答，上述贸易理论无法成为未来中国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过去，如果它们曾经起到了这样的作用，那只能是历史的悲剧性因素了。
龙斧等(2011，ch.21)指出近因效应、光环效应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一些政策制定中所起作用。在国际贸易的政策上，我们同样发现近因效应和光环效应的影子。是否因为中国长期受到外汇储备短缺的制约，就去大力发展出口呢?是否因为中国劳动力充裕，为了提高就业，就去大力发展出口呢?为了鼓励出口，是否大幅降价和对出口实行巨额补贴也在所不惜呢?不遗余力地发展贸易是否成了为贸易而贸易呢?评估贸易带来的利益是否运用了全面的辩证的观点呢?贸易的持续增长带来外汇储备的增加，同时也通过引起人民币升值预期带来外资流入间接引起外汇储备的增加。自1993年后，中国外汇储备出现井喷式的增长。与储备增长相伴随的就是，人民币升值预期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巨额的储备具有什么意义呢?它能代表不变的购买力吗?它是中国抵抗外来冲击的有效的工具吗?它是抵抗外来冲击的低成本的工具吗?它是抵抗外来冲击的至关重要的工具吗?巨额的储备能够带来稳定的汇率吗?能够带来友好的国际关系吗?归结为一个问题，中国积累那些外汇储备值得吗?这些问题的提出就让我们对表1所展示的“成绩”表示怀疑，中国显然不能持续这种贸易模式了。
注释：
【1】这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参见亨利·C.K.刘(2007)。
【2】有学者利用模型计算得出，2005年，中国的出口政策使美国实际收入和公司盈利增长了0.5%;2010年，中国出口政策使美国GDP增长0.7%，而消费品价格下降0.8%，使美国家庭的平均购买力每年增加1000美元。参阅埃里克·布里顿(2006)。
参考文献：
龙斧、王今朝：《社会和谐决定论——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探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王今朝、龙斧：《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理论与政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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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