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第一次看到劳动养活率这个概念，感到特别的兴奋和高兴，高兴的是我们中国左翼力量这些年来播下的理论种子和认识世界的方法正在国内外开花结果，我们正在继承马克思和毛主席的遗志，把这个被颠倒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
劳动养活率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今天我们是第一次看到，是连百度都还搜索不到的一个崭新概念，但是作为一个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可靠指标，却是早在20年前我们就一直在宣传的一个重要观点。当时针对用GDP这个指标来比较前后30年中国的盛衰，用工资水平来比较中国老百姓前后30年生活水平的高低，当时我们就在各个场合大声疾呼，采用GDP和货币工资两个指标来否定文革和肯定改革，不仅是十分错误荒谬的，甚至是十分无耻下流的。判定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经济是否发展，生活水平高低最可靠的指标，应该是每个劳动者所能养活的家庭人口。
因为社会各个时期的物质文明发展程度不同，财富构成的要素不同，抚养家庭所需要的物质资料不同，特别是纸币所包含的财富数量不同，所以不能单纯由货币工资来衡量各个时期老百姓生活水平的高低。我国目前货币发行量是毛泽东时代的约5000倍，而现在人们的工资并没有增长5000倍，再加上货币本身的贬值，同样工资所购买的消费品大大减少了，抚养家庭的能力大大下降了，怎么能说是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了呢?
还有30多年来同样流行的一种荒谬说法，就是用消费品结构的变化，作为判定老百姓生活水平高低的依据。认为老百姓30年前听收音机骑自行车，现在有了手机
汽车，所以生活水平提高了。按照这种荒谬逻辑，秦始皇和慈禧太后没有用过手机汽车，能说秦始皇和慈禧太后的生活水平低于现在中国一个普通老百姓吗?这种消费品的变化和升级换代，是社会整体物质文明发展的结果，与社会政治文明和老百姓生活水平的变化没有什么关系。现在一个乞丐在垃圾箱里就可以翻捡到各种过去皇宫贵族都没有过的生活用品，能说这个乞丐富甲天下吗?
所以，能够准确客观历史地反映老百姓生活水平高低变化的最可靠标志，只能是一个劳动者能够养活的家庭人口，当然是在正常生活条件下能够养活的家庭人口。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最重要区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工资和人口理论以及劳动力再生产理论对人类学术思想的最伟大贡献。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中国伪劣假冒的西方经济学，完全是对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所代表的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背叛、亵渎和歪曲，由此造成了西方经济学到今天仍然不能成为一种社会科学。
我们今天肯定和歌颂毛泽东时代，全世界所有有良知的人包括那些对中国戴有有色眼镜的西方学术精英，也都肯定和尊重毛泽东时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个时代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普通劳动者，就能够很轻松很正常地养活五六个家庭人口，多的时候一个普通工人可以养活七八个甚至八九个以上的家庭人口。所以我们说那个时代是穷人的时代，是大众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老百姓抚养家庭人口最多的时代。而如今则是一家六口抚养一个孩子——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都感到紧张的时代，这也是今天中国青年人被迫躺平，甘愿断子绝孙，从而造成中国人口断崖式暴跌的根本原因。
如果说一个普通劳动者养活6个孩子的时代是一个贫困时代，而6个人才能养活一个孩子的时代是富有时代，请问这还有天理吗?我们之所以总是批判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上天天胡说八道，满嘴喷粪。只有看到中国知识分子，才能理解列宁那个著名论断——虽然那些知识分子在具体问题上不愧为是令人尊敬的专家，但是一涉及到根本问题，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的每一句话都不可信。大家注意，这里列宁讲的是他们每一个人中的每一句话都不可信，这个根本问题是指什么呢?其中就包括如何判断老百姓生活水平高低的问题。
四十年来中国社会的被颠倒，主要是理论世界被颠倒的结果，中国知识分子把西方国家那些专门研究资本增值，从而完全剔除了伦理因素的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的理论，拿到中国来再加进一些流氓观念，就变成了中国的改革理论。由于这些理论是在西方剔除了伦理因素的情况下一种纯粹的逻辑模型研究，本身就不包含善恶因而特别容易成为作恶工具，被搬到中国后的目的又是为了瓜分公有资产和掠夺百姓资产，结果肯定会变成人类历史上无以复加的最邪恶理论，按照这个最邪恶理论来改造中国，中国数千年形成的天理人伦肯定会被践踏净尽，所有的是非善恶真假美丑都会被彻底颠倒。
好在中国左派还在，毛主席留下的左翼爱国力量还在，这个被颠倒的世界正在重新被颠倒过来。我们能够把劳动养活率这个涉及劳动阶级根本利益的经济学概念插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高地上，给现代经济学注入天道天理的伦理因素，让越来越多的学者恢复做人的基本良和，这就是我们坚守的成就，这就是我们的历史贡献。只要我们继续坚守下去，一个红彤彤的社会主义中国就一定会再次崛起于世界东方。
2024年5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