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万元户”现在是什么状况？当年的“下海者”躲藏在哪里？当年的“乡镇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家”大多数流落到什么地方？由于特色改开社会凡四十年来实行的其实是极端自由主义政策，所选择的肯定就是不断削尖“金字塔”以制造“寡头”的发展模式，所以不但工农大众被剥夺，被剥夺的还有他们同一个阶级各成员。这么看改革，就沦为一种“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黑泥”的无聊游戏。由于这种游戏越演越烈，这才使0.4%的人占有70%的社会财富。
当年的“万元户”，多数已沦为弱势阶层，他们基本是农民，靠勤劳发家，但那种“工人哭、农民笑、知识分子坐大轿”的政策实际上没实施几年，“万元户”，就顺着缓坡往下滑，至今已生不如死。农活真是很累，隐疾能深藏好多年，而这批“万元户”发家太拼，以致于腰、腿损伤熬到现在才发病。这样的我认识几个，佝偻着腰，谈起来满心泪水，唯一能聊以自慰的是孩子大了，抱孙子了，完成任务了。
当年的“下海者”几乎每个人都扬言“冲破体制束缚”，其中绝大多数红着脸下海、黑着脸上岸，有的确实“弄潮”了一把，但财产在手上没焐热，基本就被稀释了，为巨富首富们作了贡献，为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作了贡献。我认识不少市县局长，由于社会开放了，下海了，不当官了，就起手走私，就炒房子，还有的干脆打工，这些人多数发过财，真能守住的没几个；我认识个县长，第一次来南方考察，就不走了，发展到给人家做总裁，可总裁做了十几年，公司倒闭，他就从此吃不上饭，反倒昔日同僚一个个重权在握，富得流油。为什么这批人多数结局这么惨？有一种解释，这批人根本不是为“自由”而“冲破体制”，而是在原单位怀才不遇的、背了处分的、得罪了人的、伤了心的、泡人家老婆被捉奸的，他们在老家混不下去，就逼的下海发财了，他们折戟沉沙的原因一在政策，二在自身缺陷。相比下真正坚持下来并能做大做强的不外乎两类：第一类与官僚建立了密切关系；第二类自身素质确实高。这么一比，就能得出结论。
最惨的是那批乡镇企业家，那是批能人，确实带动一方富了起来，有的还富得特别大，但这批人素质确实低，他们带动一方致富后，斗富的有之，贪腐的有之，由于思想修养没跟上，“土皇帝”那就更多，其中以大邱庄的禹作敏最为典型。这种情况并不少，偏偏那年头对贪腐不像现在这么宽容，基本是严惩不贷、判刑很重。据我了解，在山东每个县都有好几个，其基本发展轨迹是：带动地方致富了，领导后脚进去了；领导进去了，乡镇企业不行了；乡镇企业倒闭，刨下一个无底洞，银行要债，乡镇不理，那些债就成了死账烂账呆账。
民营企业的发展是个过程，但却是个层层削尖、剥皮的过程，而且剥皮是阶段性的，第一次在89年，第二次在93年，第三次大约在98、99年，现在第四次开始了。不被剥皮有两个关键因素，这就是前边所说的：一是与官僚结盟，二是自我充电，提高素质。只有具备了这两大条件，才能在经济危机和政策危机到来前对形势作出准确判断，以趋利避害。有两个情况值得注意：第一，海南被称为“民营企业的黄埔军校”，中国有名的民营企业，基本上都在海南折腾过；第二，别看海南没什么经济规模，可你看看北京的高楼大厦，起码一半是“海南人”盖的。就此研究这两批，就能证实上述结论。
民营企业的发展很脏，但民营企业的发展也很惨，血淋淋地。
琢磨经济好多年，始终没搞透一个问题：我们的政策一路重商，可“商”是流通环节，既不能增加社会财富，又让价格越来越背离价值，在此，我并不否认流通能搞活市场、互通有无、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税收、安排就业，但把它重视到这种程度，有意义吗？
在重商政策大背景下，自由派学者把国企诬陷为正规军，只有商界才明白，所谓正规军其实是官僚买办，与学者们的关系千丝万缕。
官僚买办不会倒，最起码一时半会倒不了，但就为他们更上层楼成为金字塔之“尖”，更迅速发育，消耗掉多少黎民血泪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