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百度搜索，几乎天天都是上市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今天随便打开其中一家上市公司发现，这家公司两个月前刚刚花30多亿人民币收购了自己的股份，把市价每股40多元的股票以每股6元多的价格，卖给了公司几个大股东将近5亿股，36个月后上市按照中介机构最低50多元的预估价计算，几个大股东个人净赚200亿元人民币。公平不公平暂且不论，就是这样一个钱多得花不完的公司，竟然在2021年下半年获得政府补助4500多万人民币，可见当今中国劫贫济富到了什么程度！国家把武大郎的钱拿来补助给西门庆，无论放在任何一个社会都说不通，可是在当今中国却天天发生。
中国4000多家上市公司市值占了中国GDP的70%，从中国1亿多股民家庭相当于4亿多股民中吸纳资金（包括一二级市场）不下20万亿人民币，这些人可以说是社会的顶级富豪。按照正常的社会财富分配逻辑，即便是按照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分配逻辑，政府也应该从上市公司中收取财富补贴给穷人，而不应该像现在这样把老百姓的钱通过税收集中起来补贴给这些顶级富豪，其中相当大一部分还是外资富豪。2020年政府补助给上市公司的资金高达2116亿，98.45%的上市公司都在获得政府补助，其中137家上市公司居然完全靠政府补助扭亏为盈，也就是说他们唯一的利润来源就是政府财政补助，完全依靠财政补助维持上市资格，不断榨取广大股民的血汗钱。这是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香港和台湾，都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唯独在中国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
2020年仅仅补贴给上市公司的资金就高达2116亿元，2116亿元是个什么概念，相当于2018年中央财政医疗卫生支出209亿元的10倍（2018年属于新冠疫情前的正常支出），如果在加上信贷、资源等各个方面更大规模的资助，简直就是令人震惊的天文数字，可以说是几乎把社会大部分财富都给了这4000多家上市公司，包括1/3以上的外资公司和中外合资公司。这就是为什么当今中国6亿人月收入在千元以下，2.2亿人月收入不足500元的根本原因，这就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下，却有越来越多的人病不起和葬不起的根本原因。
这也是全世界唯独中国经济学发明了国民收入三次分配的原因。全世界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经济学解释国民财富的分配都是两次分配，企业老板拿利润和工人拿工资是第一次分配，国家通过财政和税收调节是第二次分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是通过第二次分配来缩小贫富差别，防止老百姓造反，维护社会稳定。中国由于第一次分配的工人工资很少，第二次分配的政府补贴又给了富人，经过两次分配后不是贫富差别越来越小，而是贫富差别越来越大，实在没有办法，便又发明了一个所谓国民收入第三次分配，也就是通过富人的慈善行为施舍一点儿给穷人。这种所谓第三次分配本身就等于是承认前两次分配越来越不合理，而国家又不想改变这种不合理分配关系，于是便让富人吃面包时留点面包屑给穷人。虽然慈善行为作为一种最虚伪的经济活动古已有之，但是确定为国家分配政策还是历史上第一次。
那么所谓第三次分配是怎么分配呢？曾经把中国600多个顶级经济学家和顶级政府机构咨询专家（其中包括许多省部级专家）纳入麾下的民间自由派大咖茅于轼先生曾经做过一个经典解释，这就是富人把吃剩的饭菜放在饭店门口，让周围的穷人来吃，为了避免穷人吃病了讹上富人，国家要专门立法保护富人不因提供剩菜剩饭而被穷人诬赖。这是茅于轼先生多年前的呼吁，也是这位被美国评为20世纪中国顶级思想大师的唯一原创思想，是迄今为止关于国民收入第三次分配的最经典解释。可见，这些改革派顶级思想家给中国穷人安排的最好出路，就是像那些街头流浪的阿猫阿狗一样，聚集在饭店门口等着抢食富人吃剩的饭菜。
按照中金公司提供的数据，那546万月收入是零的穷人，唯一能够选择的就是那些街头流浪狗流浪猫的命运。如果对中国大陆的这些中外富豪继续这样补助下去，那么2.2亿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的穷人，再下一个台阶所要接受的，也将是这些街头流浪狗流浪猫的命运。如果再下一个台阶，那就要轮到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6亿人了，只恐怕中国还没有那么多富人能够提供满足6亿人生存的剩菜剩饭，总不能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来引进6亿人需要的剩菜剩饭吧。不过到那时，对国民收入第三次分配做出经典解释的茅于轼先生，将真的会成为凯恩斯那样的当代头号经济学家，因为他创立的“剩饭剩菜”经济学理论，提供了几亿人的吃饭问题。
茅于轼先生的剩菜剩饭理论，虽然听起来让老百姓比较扎心，但是他却在客观上指出了一个事实，这就是中国财富无论是企业内部的第一次分配还是国家财政的第二次分配，不仅已经解决不了共同富裕问题，甚至连共同吃饭问题都已解决不了，而只能依靠让穷人吃富人剩菜剩饭的第三次分配。既然老百姓都到了要依靠富人剩菜剩饭等各种施舍的程度，那么继续对富豪提供巨额财政补贴，就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了。
2022-0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