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两个高官的亲儿子送给高官行贿,这可真是闻所未闻的千古奇闻,超过了人类历史上所有行贿者和受贿者的最大胆想象,堪称是人类贿赂史上的巅峰之作,是世界官场丑闻的吉尼斯之最!如果今天写一部《四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将肯定会远远超过晚清最著名的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过去只听说过把亲生儿女送给高官拉关系,而给高官造两个亲生儿子来行贿,则是第一次听说。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位国家统计局局长王保安这两个亲儿子是怎么造出来的,是试管婴儿还是直接播种,但是如果属于后者,那就不仅仅是代孕的问题,还涉嫌性犯罪问题极更加严重的伦理犯罪问题,而法院仅仅将行贿企业家“判刑一年,缓刑两年”的超轻处罚,估计与最近企业家法律地位的变化有关。只是不知道法院将这两个儿子折算成多少钱,才做出这个判决的。
可怜我中华民族智慧世界第一,足以领袖世界民族之林,建国初从极端落后的“洋火洋灰”到世界一流的“两弹一星”仅仅用了十多年的时间,甚至还不到其他国家一项工程的完工时间,创造力之惊人简直达到了神话般的水平!可如今莫说是什么科技领域了,就连我们农业大国领先世界几千年的种子,都已经落后于世界,目前能够领先于世界的,恐怕就只剩下不断创新的腐败花样了。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卓越智慧,已经如同历史上的负四大发明“太监、小脚、盆景、金鱼”一样,也在通过各种负发明、负成果表现出来。正是这种“负竞争逆淘汰”的负发明、负成果,把兔子甩在了乌龟的后面,致使中华民族的发明创造能力落在了美国后面,动不动就被美国掐脖子。
高山大川相伴而生,山有多高水有多深,一个民族和一个人一样,正能量有多高,负能量就有多强,越是智慧超群的伟大民族,一旦堕落起来就越是不可阻挡。马克思早就说过,统治集团不仅是物质领域的统治者,同时也是精神领域的统治者。在私有制社会中,一个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主要集中在精英集团身上,一旦精英集团走向堕落,特别是具有东方卓越智慧的中国精英集团一旦走上“负竞争逆淘汰”的堕落道路,其强大民族智慧转化成的强大邪恶力量,是这个民族内部人民大众的正能量短期内根本无法抵抗的,只能在绝望中寻求自我麻醉,晚清时期这种自我麻醉的方式是鸦片,现在这种自我麻醉的方式则是白酒。中国白酒之所以成为价格上涨最猛的板块,贵州茅台能够成为中国第一股,一家酒厂的市值超过贵州省总产值近四倍,就是这种自我麻醉的标志。
那么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和创造能力,是怎样转化为一种腐败花样世界第一的呢?显然单纯归咎为私有制是说不通的,无论从历史的纵向来看,还是从世界各国的横向来看,绝大多数都是私有制,却很少出现如今这种花样翻新的腐败奇闻,比如为贪官制造亲生儿子,一个厅局级官员就能够拥有100多个情人,甚至把“宝贝儿”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这种过去连皇帝都做不到的事情都能够做到等等。这种花样翻新的腐败奇闻,主要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的对群众运动反攻倒算造成的。
物极必反的,矫枉过正,历史上每一次革命失败后的反弹,都会超过革命前的腐败程度。文革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最深刻最广泛并且具有终结性的革命,对所有剥削集团和剥削思想的冲击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所以精英集团对文革的仇恨也超过了历史上对任何一次革命的仇恨。由于文革的目标是要“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强大最完善的民权对官权的约束机制,所以重新站起来的当权派的首要任务,就是废除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以及罢工等民权约束手段。同时那位画圈老人为了保证官僚集团对他个人的忠诚,便进行“放权让利”改革,对下剥夺百姓,对上约束中央,社会权利和各种资源越来越集中到各级官员手中,官权泛滥达到极端,两任总书记被处理和“政策出不了中南海”,就是个人官权凌驾于中央集权和百姓民权之上的结果。这种官权泛滥越向下蔓延越突出,到了基层一把手的权力甚至超过了以往的皇权。
就如同这位国家统计局局长王保安自己所说的那样,开发商送给他一套价值过亿的别墅(玉渊潭北侧别墅的价格几年前就曾达到过每平米36万,当时轰动全国),仅仅是需要他在一个文件上画个圈。一个国家统计局局长画个圈就如此值钱,那么那些直接掌握和分配各种经济资源、权力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官员画个圈,该值多少钱?正是这种所有资源都集中在官员手中而又没有任何外部约束(只有左手砍右手的体制内约束)的状况,造成了官员的无边腐败。可见,在加强内部约束的同时必须建立相应的外部约束机制。资本主义国家有资本的外部约束,封建社会有皇亲国戚的外部约束,以及击鼓鸣冤、当众审判等民间约束,我们现在必须建立大众民主的约束机制。
十八大后加强中央集权的问题已经成功解决,现在主要问题是扩大百姓民权。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中央集权不行,但是作为现代国家没有民权约束同样不行,只有建立中央集权与百姓民权相结合的双向约束机制,共同约束官权,才能铲除腐败根源。
2021-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