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老师开场白：
各位学员，大家上午好！
今天是我们2018劝学夏令营的第三天。昨天是阳光灿烂，便于我们出行，今天是夏雨绵绵，便于我们室内学习，天公是非常作美的。外面连绵的夏雨，滋润着三晋大地——我们这有三晋文化研究会的会长，室内谆谆的话语滋润着我们的心田。
昨天大家已经听了郑彪老师的报告，郑彪老师以传统文化的角度，告诉我们什么是中国人，怎么样做一个中国人，我们营员的反响都非常好，都深受教益。一直到昨天傍晚，只有两个学龄前的小朋友提出了意见，说郑老师的话没有完全听懂(众笑)!郑老师表示以后要设法让学龄前的朋友听得懂。那我说了，听不懂也要记住，你记住几句话，过几年就懂了，把这几句话存在你的心里。
我们这次夏令营请两位老师给大家作重头的报告。他们所讲的话题，第一，都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问题，这两个项目是最重要的，一个是传统文化的问题，一个是当今中国的现实问题。这两个话题可能也都有不同的教授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峰会上讲，但是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个空间与场合，比我们这里讲的水平更高。因为我们郑老师与张老师这两个报告组合起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级别的报告。(掌声)
我们不远千里、数千里跑到左云——昨天我们下午知道，“左云右玉”这么一块宝地来，听到了地球上最高级的声音，收获最深刻的思想。郑老师的思想昨天大家已经了解了，今天是由张宏良老师来作报告。张老师我想不用多作介绍。我有时候到很多地方去作报告，主办方说孔老师我们怎么介绍你?我说随便，介绍什么?他们说万一有听报告的不知道你呢?我说，不知道的那就不用介绍了!他连我都不知道还介绍什么?他连我都不知道就不用介绍。
我隔三差五的经常看他们的文字，在长期的彼此阅读中形成了一种神交，这种神交比经常在一块吃吃喝喝的那种感情要深厚得多。因为通过文字，真的能够把握一个人的魂魄，把握一个人的根本精神。
我也在不同场合对张老师有过吹捧和赞美，我认为张老师是中国当前正义阵营爱国阵营一面最光辉的旗帜，是一个红色的坦克手，他每天一睁眼睛就战斗。这个战斗的形象好像是开着隆隆的坦克冲向敌阵，有的时候是抱着炸药包冲向敌阵，也可以说，他使很多人热血沸腾，也使很多人咬牙切齿。
在长年的战斗中，张老师也是遍体鳞伤。我刚才吃饭的时候给他开玩笑，我说人家把你微博也封了，微信也封了，你咋还胖了呢?够没心没肺的!在这个时代当一个正义人士，有时候就要没心没肺一点，不能让王八蛋把咱们气死，相反咱们要把他们气死!(掌声)
就是要让他们看到，我们这些爱国的人，我们这些正义的人，每天吃吃喝喝，游山玩水，把他们气得一身病才对。所以我平时也很关注张老师的身体，这不止是一种朋友之间的情谊，更多的是为我们国家保险。
有时候我也有一点惭愧，一个是惭愧自己不如张老师做得这么多，这么勇猛这么奉献。另一方面从大的范围、大的格局上说，我们这些人生活还不错，我们虽然好像没有那些坏人生活得好，但是跟全国人民相比，我们是生活在前列的。所以人应该有良心，人应该报答这个社会。我也是想，我们今天所得到的所有好处，其实都是毛主席留下来的福荫。我昨天还跟营员说，我们今天吃的一只鸡腿，其实你想想，都是毛主席留下来的。没有共和国前30年的积累，今天这些我们都享受不到，今天我们可能要到矿井下去挖煤，还要下跪求老板给我们一碗饭吃，完全有可能。
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在了，我们怎么报答?我们怎么用自己的生命发出光辉，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在这个时代为我们的民族，大一点说，为全人类做点正经事。
这份心可能很多人有，光有这份心不行，我们光有道不行，还要有术。昨天在路上，我们跟营员讨论道和术的问题。只有道没有术，说明你这个道修炼不够，道应该升发出术来;反过来术积累到一定程度也应该升华到道。
又比如说我们怎么看待当下中国的现实，当下中国的经济情况是什么样的，政治情况是什么样的，文化教育情况是什么样的。这些好像人人都能说几句，但是整体上来概括其实是需要大的功力的，单凭经验主义是不行的，用举例式的方法是不够的，又不能仅仅抽象地从理论出发。每当这个时候，我们格外想念毛主席他老人家，他看问题总能够那样一针见血，说出来又那样通俗易懂。
不过好在我们有很多正义阵营的有识之士，有才之士，有学之士，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经常地给我们上课，给我们作报告，给我们写文章，让我们这双眼睛风吹不昏沙打不迷。我从来不去攻击任何一个对我们国家对我们民族有正能量有贡献的人，不管他和我关系远近，不管他是不是有这样的或那样的缺点，我们都是要从大局出发，爱惜这些人才，敬仰这些英雄人物。
好，那我就不多说了，下面的时间留给张宏良老师。我们欢迎张宏良老师来给我们作精彩的报告。(掌声)
当今中国总体框架下的问题分析
张宏良老师：
感谢孔老师邀请我来和大家一块交流对当前形势的看法。
可能今年以来大家都有一个感觉，好像有一个事情不对劲，好像是哪里出问题了。可以这样讲，确实是二战以后世界的和平日子很可能就要结束了，中国也是，这40年来的和平发展，平平稳稳的发展，有可能这个日子也快结束了。最近的群体事件越来越多，就是一个反应。
怎么看待今天这种变化?我想今天跟大家交流一下这方面的看法。我们怎么看待今天的世界，怎么看待今天的中国?主要就这两个方面和大家交流一下。
一、21世纪社会历史转变的根本特点
首先是我们怎么看待今天这个世界。
今天的世界进入了一个大变革时期，这个变革可以这样讲，是名副其实的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人类正在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或者说向网络社会转变，而这个转变所引起的世界大洗牌，各个国家的重新洗牌，要远远大于前两次大洗牌。我们人类社会到现在，共经历了三次大洗牌：
第一次是由蒙昧社会进入农业社会的大洗牌，这个社会历史转变是在剧烈的战争冲突中实现的，经历了上千年的战争才完成这个转变。
第二次就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也是经历了数百年的冲突、战争，才完成这个转变。
第三次转变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这个转变到目前而言一直处于和平之中。
第一次社会历史的转变，中国是这场大洗牌的赢家，引领人类文明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建立了与农业社会相适应的君主政治文明。这也是中国能够领先世界数千年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次社会历史的转变，欧洲是最大赢家，建立了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宪政文明。
为什么说这两个社会需要这两种文明与之相适应呢?道理很简单，就农业社会来说，农业社会一片散沙，都是小农经济，只有君主政治文明，只有皇帝，只有中央集权，才能把一盘散沙的农耕社会给统一起来，形成统一的国家和民族，农民才能获得正常生产的安定环境，人类社会才能解决吃饭问题，否则如果总是无休止的打打杀杀，社会就崩溃了。当时只有中央集权能够解决这个打打杀杀的，此外没有别的手段。
后来进入了工业社会，工业社会要求资源的自由流动，特别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要求形成统一的市场，要求实行等价交换，而要实现资源的自由流动和等价交换，就要否定人身依附关系，否定等级制，建立自由平等的政治制度。否则，劳动力就不能自由流动，等价交换就建立不起来。可见，只有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宪政文明，才是适合工业社会的一种政治制度。
后来发展到大工业阶段，劳动变成了成千上万人的共同劳动，这成千上万人也要共同享受成果，要成千上万人共同享有劳动成果，就必须建立公有制，这个时候人类社会又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的要求，再加上大工业阶段社会生产的各部门之间形成了环环相扣的统一整体，只有实行计划管理才能避免危机和混乱，从而就产生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要求。虽然社会主义发展中形成了一个严重的挫折期，但是社会主义要求全民共享社会成果这个根本原则，决定了社会主义必然会复兴，就像基督教的“失乐园”以后还会再“复乐园”一样，并且这个社会主义复兴就会发生在21世纪。
现在经过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之后，人类开始进入了网络社会信息时代，与网络社会相适应的政治文明，只能是大众政治文明。大众政治是和精英政治相比较而言的，在网络社会之前的所有政治都是精英政治，农业社会是地主阶级精英政治，工业社会是资产阶级精英政治，包括后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精英政治，只是红色精英而已。这是由当时的生产力条件决定的，只能实行少数精英领导和精英民主，没有条件实行大众民主和大众政治，老百姓只能委托少数精英代表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从而形成了代议政治，代议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由国会或议会来代议，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由人大和政协来代议。而如今进入了网络社会，网络可以把全世界70亿人放在同一个房间里，大家可以通过网络直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没有必要再由精英代替自己表达了，所以就要求结束精英政治和代议民主，实行大众民主和大众政治。如此，大众政治时代就到来了。
网络时代和由此产生的虚拟经济，把大家从技术上和经济上连接成为一个统一整体，就有可能形成像习主席所讲的那样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和精英政治，私有制的利益竞争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对立越来越严重，精英政治会导致社会集团之间的斗争越来越尖锐，根本不可能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网络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用一种新的政治文明来取代精英政治，以适应自己的发展要求，这个与网络社会相适应的新的政治文明，就是大众政治文明。
可见，今天的时代的变化，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它是人类文明系统的升级换代，是旧的政治文明向新的政治文明的转变过程，这个转变的激烈程度和彻底程度，要远远超过一般社会政治制度的转变，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动荡。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主要将会发生3个根本转变。这3个根本转变将会形成21世纪人类社会政治斗争的主题。
１、社会历史提出了三个根本要求
第一，就是由大众民主取代精英民主。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原来的社会资源很少，报纸就这么几家，电视就这么几家，每个人不可能直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只有由少数精英来代替自己表达。《人民日报》就那么几个版面，如果九千万党员都上来说两句，这个报纸就崩溃了，只能让少数有文化的精英来发言和管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精英集团，精英集团有了自身的利益，与我们老百姓的利益越来越对立，不但不替我们说话，反过来整我们百姓，损害我们老百姓的利益，这就形成了精英集团和老百姓的对立。只是在网络社会之前，老百姓没有渠道直接行使民主权利，没有办法改变这种对立，再不公平也只能接受。
但是现在，老百姓能够直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了，一个手机
就是一个自媒体，可以直接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力了，就不再需要精英代替自己行使民主权利的代议政治和代议民主了。这种老百姓通过选举精英来代替自己行使民主权利的代议政治和代议民主，完全是一种资本民主。因为选票是由媒体控制的，媒体是由资本控制的，它要维护资本的利益。可见选票政治完全是资本管理社会的一种方式。现在有了网络，人民大众有了直接管理社会的物质条件，可以直接管理社会了，所以便形成了用大众民主取代资本民主，用大众政治取代精英政治的历史要求。这是它的第一个要求。
第二个要求，就是东方文化取代西方文化的主导地位。
注意，不是取代西方文化，而是取代西方文化的主导地位。因为网络社会——现在的全球化、网络化、虚拟化、生物化、自动化，正在把人类聚合在一起，在技术上、在生产力上把人类聚合在一起，越来越使人类社会具有了共同的命运。但是，西方的竞争文化，却正在加剧人类社会内部的对立，加深人与人之间的鸿沟，把人类社会拉向与命运共同体相反的方面。特别是西方文化、西方哲学对生命的理解，把生命看作一个纯粹的物质现象，因此也把幸福看成是纯粹的感官满足，看成是对物质的占有。当我们把对物质的占有，看作是幸福程度，看作是成功标准的时候，人类的灾难就开始了——人们都超出自身需要来无限占有物质财富，而物质财富在一定时间内是有限的，这种财富占有的无限性与财富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必然会造成整个社会——国与国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公司与公司之间，人与人之间，越来越走向对立。
比尔•盖茨公司资产几千亿，个人资产超过800亿美元，但是他还在奋斗，还在剥夺他人，还在拼命聚集，不是比尔盖茨个人贪婪，而是幸福和成功的物质标准决定的，只要成功的标准是用物质财富来衡量，那么无论占有多少财富都不会满足。这种人与人之间互相剥夺的结果，就必然是“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的马太效应，无论社会经济发展有多快，财富规模有多大，都不可能改变贫富两极分化越来越尖锐的矛盾。这就是为什么中国40年来经济高速增长，老百姓反而越来越穷的原因。大家注意，我说这个“穷”是相对的，是从财富占有比例来讲，而不是说绝对数。毛泽东时代，大学毕业生一毕业56块钱，56元月工资，现在的货币是毛泽东时代的2570倍。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现在的工资乘上2570倍才相当于那个时候的水平，你得相对这个收入程度。那么现在56元乘以2570是多少?14万。
为什么毛泽东时代一个普通工人能养七八个孩子?因为拥有养育七八个孩子的经济能力。中小学时期，我们班里好多同学都叫小八小九，一打架一群北方的狼，七八个兄弟一起上，真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当时一个普通工人连同老婆孩子，能养活10口人左右，现在14万工资差不多也能养七八个孩子，但低于这个数，肯定养不了。可现在一个工人一个月根本挣不到10多万，所以也就养不起七八个孩子。现在工人的工资别说是养七八个孩子，就是养一两个都有困难。为什么现在二胎放开了，才发现很少有人生?许多人说什么现在中国年轻人自私，不愿生孩子。这纯粹是胡说八道!不是年轻人自私不想养，而是他根本没钱养!有钱养谁不想多养几个孩子?至少孩子多了好养活，将来兄弟姐妹有个依靠，老了自己更有个依靠，何乐而不为?关键是养不起啊，一个孩子养起来都费劲，如何能够养活五六个七八个?如果下一步教育、医疗、养老一旦再成为支柱产业，教育费用、医疗费用、养老费用再成为通货膨胀的领头羊，别说是二胎，恐怕有些人一胎都养不起。到时候就根本不需要人家共济会来灭你，就你自己的人口萎缩，就能把你自己灭了，几代以后就没了。
所以，要正确看待人们生活水平的变化。我们经常对大家讲，衡量人们贫富的变化，衡量人们生活水平的变化，最根本、最可靠、最准确、最科学的标准，就是看一个劳动力养活人口的能力，也就是看一个劳动者能养活几个家人。如果一个劳动者能养活的家庭人口越来越多，他就是越来越富裕;相反，他能够养活的家庭人口越来越少，就说明他越来越贫穷。这是比较生活好坏的最真实指标，其它指标全都是瞎扯。什么有汽车有电脑有手机，全都是胡说八道，秦始皇没手机他比我们穷吗?(众笑)慈禧太后没看过电视她比我们穷吗?这是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的结果，与老百姓的的贫富变化有什么关系啊?这样的宣传不是愚昧无知，就是别有用心。现在拿着手机要饭的，拿着手机拾破烂的不多的很嘛。我们楼下扒垃圾箱的拾荒老太太就有手机，能说她过上了比慈禧太后还富裕的生活吗?不能这样衡量。这样衡量不仅不科学，而且丧天良。衡量老百姓生活变化就一标准，就是养活人口的能力。一个社会是不是合理，是不是正常，是不是健康，只看一条就够了，就是一个正常的劳动者能不能够养活自己和家庭?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社会就没问题，至少是没有大问题。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罪恶的社会，至少是一个有问题的社会，是一个需要变革的社会!
《水浒》中武大郎一个半残废，靠着挑担子卖馒头住上了上下两层的联体别墅，还娶下了那么美貌的娘子。人家就是一个半残废啊!而且《水浒》作为文学作品，它讲究的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所谓典型环境就是封建社会中最坏的社会环境，是集中了封建社会所有罪恶的生活环境，就是在那样一个最坏的生活环境中，在那样一个坏到了“官逼民反”的社会中，一个武大郎都能养活全家，如果没有西门庆干预，武大郎和潘金莲一家将会过得和和美美，有可能将来再生个大胖小子。《水浒》能够这样写，表明在中国古代市民社会中，一个劳动者能够养家糊口，是根本不会成为问题的问题。
现在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人西化倾向越来越严重，也是与现在中国这些现实问题有关系，而并非就是大家崇拜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如我们现在所讲的劳动力养活人口的问题，大家一看中国老百姓养活一个孩子都困难，都需要双方父母的帮助，而人家美国欧洲一对夫妇就能养活一堆孩子，这一比较自然立场倾向于西方了。再一比较政治方面，就更加倾向于西方了，八十年代后中国修改宪法不允许罢工，当初这样修改说是为了保护公有企业，可是现在私企和外企成为企业的绝大多数，一旦发生劳资矛盾，私企和外企工人罢工就属于违宪行为，特别是外企中的外国资本家与中国工人发生矛盾而罢工，我们政府选择站在哪一边，就不是一般政治问题了，而是涉及到国家和民族立场问题，涉及到政治文明问题，涉及到基本道义问题。这些问题是导致目前许多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西化的一个客观原因。
在此我们就需要把现实社会问题与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区别开来，不要把二者混为一谈。我们所说的东方文化，是由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这两部分所组成，传统文化讲究和谐共生，红色文化讲究公平正义，两个部分相结合就是东方文化的精髓。而包括刚才所谈问题在内的目前中国很多现实问题，恰恰是违背传统文化的和谐共生，违背红色文化的公平正义而造成的，表面来看出现在中国，根子是在西方，是西化改革造成的，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这个西方文化的竞争法则造成的。不仅仅是中国，整个世界的危机、动荡、罪恶和战争等等，都是由西方竞争法则造成的，只有用东方文化的和谐共生替代西方文化的死活竞争，用东方文化的公平正义替代西方文化的弱肉强食，世界才有出路，人类才会有命运共同体。
谈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需要特别强调一点，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个伟大口号，这个口号让我们站在了世界道义的制高点，站在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前列。只有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人类放在一个地球村里，才能结束数千年来的争斗杀伐，才能获得永久和平，否则就永远摆脱不了兽类社会。马克思就认为目前这种互相杀戮的社会不是人类社会，而是兽类社会，人与人之间不应该像兽与兽之间那样互相杀戮，只有消灭了互相杀戮的社会才属于人类社会，只有消灭了互相杀戮的历史才是人类历史，而迄今为止这种互相杀戮的历史只能算作是人类的史前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作用，就是要把目前这段历史变成史前史，而建立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依靠的，就是和谐共生的东方文化。
能否以和谐共生的东方文化取代你死我活的西方竞争文化，在拥有核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当今时代，这个问题越来越迫切了。今天人类社会的军事技术与以往相比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一旦核战争爆发，整个人类是将同归于尽，没有一个赢家，甚至没有一个人能活下来。今天的世界已经承受不起大国之间的战争了，因为大国之间一旦爆发战争就是核大战，就是人类灭亡之日。所以人类必须在毁灭之前，找到一条和谐共生的道路，就是东方文化的道路。现在的全球化网络化和虚拟化发展，也为人类的和谐共生创造了物质条件。是我们所讲的第二个要求。
第三个要求，就是共享经济将会取代私有经济而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形式。
可能有些同志会问你为什么不说公有经济呢?因为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发现，公有制经济很难操作，苏联就是没操作好垮台的;中国也是因为没操作好，所以干脆废除了。中央2017年12月31号之前就废除了全民所有制经济，把全民所有制改成了股份制，加之八十年代废除了农村的集体所有制，九十年代的产权改革又消灭了城镇的集体企业和全民所有制的中小企业，中国公有制企业已经不复存在，全都变成了国有制和私有制。
现在我们很多人是把国有和公有混在一起了，其实国有和公有是两个概念。全民所有制财产是咱们大家的，国家替咱们管理，国家是总经理，咱们是老板。国有经济的老板是国家，不再是咱们老百姓，国家既是老板也是总经理，集总经理和老板于一身，经济上和咱们老百姓已经没有了关系。所以此前的国家外汇局官员，才会针对老百姓对购买美国国债的质疑反驳说：这些外汇都是国家的，和老百姓没关系。他说的对，那是国有，不是民有。
由于国有资产是由国家官员来管理和处置，无论此前的全民所有制还是现在的国家所有制，都会演变为官僚集团占有制。苏联为什么没有搞私有化改革就垮台了?就是因为苏联老百姓发现这些资产完全归官僚支配，与老百姓无关，所以就不干了，要求实现真正的公有制，而实体经济又没有办法共同占有，最后就只有一个办法，把全国资产做分子，把全国老百姓做分母，平均一除，每人一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瞬间清零，国家也就彻底完蛋了，最终在社会主义的葬礼上实现了每人一份的“真正公有制”。
毛主席搞文革，也是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建国后毛主席逐渐发现，如果把公有制变成官僚集团占有制，就会形成党内资产阶级，就会再次陷入周期律，形成一个剥削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集团，一种剥削方式代替另一种剥削方式。但是由于实体经济无法解决全体人民直接占有的问题，还是要由国家官员和企业官员来代表大家占有和管理公有资产，毛主席所能做到的就是把国家官员和企业官员置于老百姓的直接监督之下，赋予老百姓罢免这些官员的权力。从逻辑上来讲这样做没有问题，但是在实际过程中却很难操作，由于掌握公有资产的官员代表全民利益，而每一个老百姓都代表个人利益，这样官员就可以通过否定每一个老百姓的办法，进而将所有老百姓全部否定。这也是文革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可见，究竟怎样解决全民共同占有的问题，避免形成苏联那种实际上的官僚集团占有制，毛主席到最后也没有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这主要是受实体经济限制的结果，不是哪个人的个人能力能够解决的问题。
但是现在我们发现，与网络相结合的共享经济有可能达到公有制经济所要达到的目的，起到公有制经济所要起到的作用。因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全民共享生活资料，只要能够达到生活资料共享的目的，全民所有制的作用也就实现了。既然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一直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休，那就干脆绕过这个问题，直接实现生活资料的共享。就如同厨房里做饭一样，有两种方式：一个是资本主义做饭方式，一个是社会主义做饭方式，但是两种方法根本扯不清楚。后来老百姓就想了一个简单办法，我不管你厨房饭是怎么做的，是按照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方式做出来的，我只要求一块吃，这一下问题解决了。整个世界随之进入了共享时代。
我们总是讲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共享经济来取代公有经济，就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创举，它反映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包括革命本身也在进步，革命的文明也在不断升级换代，由公有经济向共享经济的飞跃，就是革命的文明不断进步和飞跃的的一个表现。当然，共享经济是在公有制经济遇到问题时产生的一种飞跃，它本身并不排斥公有制经济，只是对公有制经济作用的一种替代和完善，就像高级形式包含低级形式但并不排斥低级形式一样，共享经济包含公有经济的作用同样不排斥公有经济，不仅不排斥，一旦与公有制经济相结合，共享经济将会获得迅速发展，把整个社会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目前公有制经济遭到挫折的中国正在出现共享经济，而没有进入过公有制经济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则在发展公有经济。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如同一个女人厌倦了一个男人，千方百计要摆脱这个男人，可是另一个从未接触过这个男人的女人，却在拼命追求这个男人。中国企业正在私有化改革的道路上迅跑，美国企业却在公有化改革的道路上奋进，目前美国实行员工持股制度的老企业已经超过90%，新兴企业达到100%，简直就是一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如果我们把中美两国的企业改革画在一个坐标系上就会发现，它俩恰好在倒着走，中国在搞私有化改革，美国在搞公有化改革。不光是美国，整个西方国家都在搞员工持股制。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员工持股制度简单说就是一种集体所有制，企业股份归全体员工所有，但不是直接分给个人，更不像中国这样是把企业股份直接卖给个人，是把股份划分到员工名下，由员工统一持股，员工离开企业不准带走，死后不准亲属继承，因为这不属于个人资产，而属于集体资产。与目前中国搞的员工持股制度完全不同，目前中国引进的员工持股制度，恰恰是被美国所抛弃的员工个人持股制度。员工持股制度最伟大的地方，就是解决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不公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不公平，就是企业资本从小到大既然是全体员工共同创造的，但是却永远属于老板个人所有，员工到死都是两手空空。比如微软公司从最初20万美元发展到最后5000亿美元，全都是老板(包括其他股东)个人的，与员工没有任何关系。而员工持股制度则解决了这个问题，企业的发展成果归全体员工所有，员工最后退休时不单有退休金，还有一部分股份资产，可以继续从企业获得分红。企业就像老伴儿一样，陪伴员工一直到死。公有制经济的伟大就在于此。
目前习总搞的雄安新区就有可能会走共享经济这个道路，虽然目前的咨询机构和智囊机构偏爱私有制经济，共享经济只字不提，没有形成共享经济探索的舆论氛围。但就目前规定的雄安新区的财富分配方式而言，就是只能共享，不能私有，比如房屋只能租赁，不能买卖。这是一种典型的共享方式。如果雄安新区能够形成共享经济的社会主义试验区，将会开辟一个了不起的新时代。为此，最近我们专门写了一个篇幅很长超过上万字的关于雄安新区共享经济的文章，但愿能够为雄安新区共享经济的发展起到作用。
２、国家之间竞争出现了三个根本特点
以上是我们讲的社会大变革时期的三个根本要求。现在我们再谈谈历史大变革时期国家之间竞争的三大改变，也就是网络时代国家之间竞争变化的三大特点。三大特点应该是我们看待和处理对外关系的基础。
第一，它改变了国家之间竞争的内容。国家之间竞争的内容永远是利益，但是由于各个时期财富的性质不同，所以争夺的对象也不同。农业社会的特点是财富与土地相联系，土地是财富的主要内容，国家之间争夺的主要是土地。老百姓抛弃大清王朝主要原因就是大清王朝总是割地赔款，被俄罗斯就划去了380万平方公里。后来老蒋也是因为守不住国土，日本人一进来就丢了大半个中国，14年抗战老百姓对蒋介石看得透透的，失望得透透的，所以打跑了日本人以后，随即便推翻了蒋介石。
后来工业社会特点是财富和市场相联系，谁拥有了市场，谁就拥有了原材料，谁就能够卖商品赚钱，谁就能够资本扩张，谁就能够发大财，相反，谁丢掉了市场，你就会陷入绝境，所以国家之间争夺的主要对象就是市场。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的几乎所有战争，全都是为了争夺市场，两次世界大战就都是为争夺市场爆发的。
而在今天的信息社会，财富的存在方式再次发生了变化，财富主要不再是和土地相联系，也不是和市场相联系，而是和规则相联系。虽然土地和市场仍然与财富有关，但是已经降低到了次要地位，财富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主要是由规则决定的。国家之间的竞争也就主要集中在规则的争夺上，谁掌握规则的制定权，谁就掌握了财富的分配权，财富也就归谁先占有。所有国际斗争越来越围绕着规则展开，无论是经济制裁还是战争冲突，斗争的焦点都是规则的争夺。将来的战争也必将是争夺规则的战争。这是经济全球化时代财富争夺的根本特点。在这个问题上，当前中国要特别注意，在国际斗争中宁可牺牲当前的利益，也绝不能牺牲规则，对此代表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这次特朗普对中国发动贸易战最要命的就在这个地方。特朗普表面看来跟中国打贸易战，用贸易战的形式迫使中国接受了很多不平等的规则。而贸易战这个东西随时都可以取消，现在就可以取消。特朗普随时下个命令，关税就降下来了，战争就停止了，一切就烟消云散了。但是，中国所接受的这些规则，却固定下来了，不会随着贸易战的消失而消失!你看，台海规则，被特朗普打着贸易战旗号改变了，《美台旅行法》恢复了美台之间的官方关系;2019年美国国防授权法，在恢复美台之间的军事关系，甚至规定了美台在适当时机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几乎就要把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签订的《联合公报》彻底推翻了。但是中国却只忙着打贸易战而没太管这事，等到贸易战打完了，这些规则也形成了，到时候再后悔也就晚了。
再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出台了“二十二条”。“二十二条”要命的地方在于，它取消了几乎所有领域对外资的控股比例限制。这不仅会危害到国家经济安全，更深层的危害在于，它意味着中国老百姓将会失去国家的归属感。我们为什么要爱国?我们为什么要设立国界?就在于在这块属于我们的土地上，我们享有主人的一切权利，而外国人却不能享有这些权利，这就是国家存在的意义。如果说外国人到这个地方来和我们享有的权利完全一样，那国家对我们还有什么意义?只要看看美国对中国企业的态度，就会明白这一点。不仅强国是这样，弱国也是这样，许多发展中国家旅游景点门票价格外国人远远高于本国人，有人曾调侃说在韩国卖冰棍外国人的各种费用都比本国人高。
而且其中有一些重要领域一旦丢掉相当可怕，后果不堪设想。比如说金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一旦被外资控制了，整个国家财富也就等于被外资控制，中国就会在整体上变成国际打工仔。
还有网络，如果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那么网络则是现代社会的神经系统。整个社会的舆论生态，国家意识形态的基本导向，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都与网络控制权有关系。现在为什么我们左翼爱国力量，我们毛派的日子这么难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内5大门户网站都控制在外资手里。这就导致了本来应该属于国家中坚力量的左翼爱国力量，始终处于边缘化状态。这里还有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就是一个国家把自己国民的发言权交给外国人来管理，由外国人来决定本国老百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这样下去政府不仅会失去舆论控制权，还容易失去历史合法性。本来公司就不应该管理公民的言论权，现在不仅把公民的言论权交给公司来管理，甚至交给外国公司来管理，交给新浪和腾讯这些外资公司来管理，那就更加不应该了。
特别是稀土，这次我注意了下，稀土也取消了控股比例。稀土的生产过程，大家可能不了解，那简直是个可怕的地狱，浓烟滚滚遍地焦土，污染重得简直是无法形容。所以美国的稀土储藏量仅次于中国，但是美国很少开采本国稀土，世界第一的稀土消费量主要靠进口解决，并且主要从中国进口。正是因为稀土生产的污染极其可怕，过去我们一直呼吁，呼吁国家对稀土生产配额进行严格限制，并且配额要逐年减少。这次我们放弃了对外资的控股限制，外资可以随便进入，一旦被外资控股，形成垄断，后果将不堪设想，这里的可怕不是指污染，而是因为稀土是制造尖端武器不可或缺的重要战略资源。
国家电网也是取消了投资比例限制，电网取消控制，大家知道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再也不敢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打仗了。现在中国 2/3的自来水已经落入外资手中，如果电网也落入外资手中，水电一旦出了问题，国家将不战自溃。就拿华北来说，50米以上的地下水已经被污染，几乎已经没有了干净水。现在老百姓用的都是深水井，一根铁管子直插到几十米甚至百米以下用电动机抽水喝，一旦华北电网出了问题，在北京夏季如此炎热的情况下，估计最多坚持一个星期就会彻底崩溃。
过去我们老百姓有句话叫做：“小难进城，大难下乡。”小难进城很好理解，因为城里有军警，能够维护社会秩序。大难为什么下乡呢?因为农村有树有草有水，即便是断绝了一切物资供应，靠着吃草吃树皮喝井水也能活下去。而现在地表水已经变成了毒水，地下水要通过电力才能够抽上来，一旦电力出了问题，大家只能死路一条。
通过上面这些事例，大家可以看出今天规则的争夺有多么重要，一旦接受了他人的规则，特别是敌对国家的规则，等待国家的将只能是灾难，这就是我们讲在规则上千万不能让步的原因。
在规则争夺上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特别重视，就是今天的国际规则都是过去几百年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形成的，随着社会进步和发展中国家的逐渐觉醒，越来越多的规则已经很难实行，并且带来的副作用越来越大。美国的聪明就在于看到了这一点，正在不断放弃这些旧规则，最近特朗普变成了退群专业户，频频退出各种国际组织，就是想卸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那些旧规则的包袱，尽可能把这种包袱转嫁到他人身上。而此时的中国恰好傻乎乎地接过了这些旧规则的包袱，美国只要退出一个群，我们就进去当群主，这等于是为几百年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规则在背书，把它们卸掉的包袱背在自己身上，这样做绝对不行，将来会吃大亏。
现在我们也应该像美国那样，把所有的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全面梳理一遍，对我有好处的我就留在里面;对我没好处的，要么退出，要么潜水冷处理，坚决不当群主，不和旧规则拴在一起。当今世界正处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历史大转变之中，新旧规则正在交替，谁和旧规则联系在一起谁就会被淘汰，谁和新规则联系在一起，就拥有光明的未来。我们也应该像美国那样，抛弃旧规则，建立有利于自己的新规则。
现在看来，两年前我们加入美国主导的世界旧规则体系，有可能是被美国设计误导的结果。2016年我们一位副总理到美国去，申请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表示一定要成为这些规则的遵循者、完善者和捍卫者。结果就是中国一加入这些规则，美国马上就开始放弃这些规则。这个变化值得中国高度警惕和认真思考。
以上就是国家之间竞争的第一个变化，国家之间竞争的内容改变了。
第二，改变了国家之间竞争的决胜力量。网络时代国家之间竞争的决胜力量，不再像以往那样是军事力量和科技力量，而是道义力量。道义力量将是未来大国之间决定胜负的最根本力量。20世纪以及此前决定国家胜负的主要力量是军事、经济和科技，欧洲凭借工业革命率先拥有了强大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力量，结果就是成为世界中心数百年，所谓中东、远东的称呼，就是以欧洲为中心划出来的。
随着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未来道义力量将成为取代其它力量的主要力量。这也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一个飞跃，在继续用军事力量决定胜负必然会导致人类同归于尽的情况下，人类文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决定胜负的不再是军事力量，而是道义力量。就有可能避免人类最终走向自我毁灭。这主要是由网络化和全球化两个方面因素决定的。
网络化和全球化的发展，把整个世界放在了一个房间里，形成了信息和舆论的世界一体化，整个世界在信息上融为一体了，哪个地方先进，哪个地方具有道义，大家立场就会涌向哪个地方。美国有统治阶级，有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中国也有统治阶级，也有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究竟是美国利用中国的老百姓，还是中国利用美国的老百姓，就取决于谁在道义上占有上风，谁在道义上占有上风，就会拥有本国老百姓和对方老百姓的支持，就会成为最后的赢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能光靠警察和网管来解决问题，而是应该主要依靠道义力量，光靠警察和网管来解决问题，不仅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最终还会加剧矛盾。
我们现在总是防着美国颠覆我们，我们为什么不去颠覆美国?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失去了能够颠覆美国的道义力量。毛泽东时代我们天天颠覆美国，那时候美国黑人一闹事，毛主席天安门城楼发个声明，黑人一把大火把美国烧了个遍;美国大学生一出现反战运动，中国就支持，反战运动席卷全国，长盛不衰，一代美国青年都卷了进去，被称为“垮掉的一代”，美国政府实在受不了了，跑到中国来求情，要求毛主席放美国一马，帮助美国政府从越战中解脱出来。毛主席讲帮你可以，但你得把台湾还给我，美国说没问题，便把台湾还给了我们。中美联合公报就是这样来的。后来主席逝世，美台关系逐渐又恢复了，等于是又把台湾拿了回去，变成了美国制华的一个棋子。
当时毛主席的道义力量，国内就是依靠大民主，国际上就是实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外交原则，从而把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了，形成了中国的强大力量。今天我们搞一带一路就面临着一个依靠什么来捍卫这个局面的问题，一带一路那么长两条线，海上一条，陆上一条，几万公里，几十个国家，一把投资撒下去，靠什么来保障?西方国家数百年来的海外投资，一直都是靠武力来维持的，也就是所谓的“持剑经商”，美国就是一个代表，谁触犯我利益，我就用航空母舰打你，萨达姆想改变石油美元的贸易规则，用欧元代替美元进行石油贸易，威胁到了美国石油美元的利益，随便找个借口就把萨达姆灭了。今天我们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不走暴力崛起的道路，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海外利益，只有依靠道义力量来维护。如果我们既没有武力维护，又没有道义维护，那我们一带一路的巨大投资就只能泡汤。
那么怎样才能形成强大的道义力量，把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都团结在自己周围?答案只有一个，就是要拥有世界先进的政治文明。先进的政治文明永远是世界各国人民追求的灯塔，谁拥有这个灯塔，包括本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就会朝向谁拥护谁，谁就会拥有天下无敌的决胜力量。相反，如果谁在道义上落后，在政治文明上落后，那么谁就会失去包括本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连本国人民都会成为对方的力量，就会陷入被动的维稳地位，就会永远处于防范状态。而这种对内防范会导致矛盾越来越尖锐，发展到最后，很可能就会出现中国甲午战争之前的那种状态，一些老百姓甚至把侵略者当成解放军。
甲午战争时东北有些地方就出现过老百姓打着旗号欢迎日军，就是老百姓已经不把晚清政府当作中国人看了，所以接受了日本一个天才战略家宗方小太郎提出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后来这个口号又被孙中山接了过去，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口号)，帮着日本人推翻本国政府。当时日本人用这个口号就是在借用道义力量，把自己打扮成中国人，而把中国政府说成是外国人，成功蒙骗了许多中国人，实现了把中国的国家与国民隔离开来的战略。这个教训我们必须认真汲取。
可是现在最让我们担心的，就是我们在对待国际国内问题上只讲军事力量、经济力量、科技力量，就是不讲道义力量。只要打开媒体看看就会发现，除了我们这些人在讲道义力量之外，没有任何人讲道义，讲得全都是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则。如果说这个丛林法则用来对付美国等西方国家，还有必要的话，那么用来解决国内问题就不应该了，解决国内问题绝不能只讲武力不讲道义。
比如说这一次闹得全国沸沸扬扬的P2P，就是网络平台爆雷、垮塌，就反映了这一个问题。P2P是一种网络募集资金的平台。这种金融公司是政府号召的，当时国务院号召“万众创新、大众创业”，作为金融创新搞起来的。执照是政府颁发的，我们国家金融执照是相当严格的，只有国务院、央行才有权批。如果说咱们国家金融执照人人都可以领，就像卖冰棍一样，那么这些金融灾民出了问题，就只能怨你自己，不能找政府，可现在执照是政府发的。监督机构是政府设的，中介机构也是政府管理的。怎么出了事却说和政府无关呢?老百姓之所以去投资，就是基于对政府的信任，相信是经过政府审查的，由政府管理的，绝不会是骗子公司，所以才会去投资，怎么出了事政府能说不管呢?我们老百姓之间介绍个生意，介绍个朋友，介绍个对象，出了问题还要负责，怎么政府审查批准的金融机构骗了老百姓的钱，政府就没有责任呢?这在道义上说不过去啊!
特别是在现代政治文明的条件下，这类事件对国家信用和形象的打击，可以说是最致命的，最具毁灭性的。我们比较一下资本主义的美国，大家就会看到我们今天在道义和政治文明上的差距有多大。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在道义和政治文明方面应该比美国更加先进，可实际上却落在了后面。为帮助大家能理解这个问题，我简单介绍一下美国证券市场的监管规则，因为时间有限，多了不讲，只讲三条。
第一条，美国股市的有罪推定制度。有罪推定是和无罪推定相对立的司法原则。有罪推定也叫举证责任倒置，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原告不需要提供证据;无罪推定则相反，原告必须有证据法院才受理，中国现在实行的就是无罪推定。本来无罪推定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高法律成果，可是后来随着股市的发展，大家发现随着虚拟经济和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我们根本拿不到庄家的证据，穷人根本拿不到富人的证据，百姓根本拿不到官员的证据，患者根本拿不到医院的证据。继续实行无罪推定，就等于是保护犯罪，打击老百姓。是美国率先进行司法改革，把无罪推定改成了有罪推定，美国这个司法改革主要是吸取了中国60年代“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结果，当时中国的四大就属于有罪推定。
实行有罪推定，股民和庄家的关系就完全倒了过来。股民不再需要证据，只要看到股票异常造成了自己亏损，就可以把券商和上市公司告上法庭，然后回家睡大觉，由券商和上市公司到法庭上去自证清白，证明不了就要赔偿股民的损失。如此以来，中小股民的利益便得到了保证，庄家因为得不偿失，就不会再来股市上兴风作浪了。而我们国家实行无罪推定，股民要打官司就必须有证据，国家规定只有公安部门才有权到股票交易所取证，普通股民根本拿不到证据，也就无法打官司捍卫自己利益，只有白白挨宰而无可奈何，等到被宰的实在受不了了，就只能去找证监会找政府部门“闹事”，而闹事就要被打压，结果最后是人财两空，赔了夫人又折兵。
现在已经不仅仅是股市施行有罪推定了，而是在向各个领域蔓延，已经由美国蔓延到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中国，可是奇怪的是，有罪推定是在美国股市最早出现的，可是传到中国来之后，只有医疗等其他领域实行，而唯独最应该实行的股市却不实行有罪推定。这反映了中国西化过程中的一个很大弊端，又是有利于老百姓的东西从来不西化，西化的永远是不利于老百姓的东西。
第二条，就是惩罚性赔偿。惩罚性赔偿也是从中国吸取的方法，就是根据矛盾的不同性质，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同一个案件，如果是没有道德品质问题，就采取事故性赔偿，就是损失多少赔多少;如果是道德品质有问题，则实行惩罚性赔偿，执行赔偿的原则就是全部赔光，彻底铲除你下次犯罪的经济能力。这种惩罚性赔偿对于恶意犯罪者来讲，特别是对于富人来讲，简直比地狱还要可怕，所以对罪犯的震慑力特别大，能够起到预防犯罪的强大作用。
而且美国的惩罚性赔偿还有一点与中国不同，就是不是国家罚款，而是向受害者赔款。这个东西对富人的压力特别大，如果你是仗势欺人，那么进法庭时你还是富人，出来时你就变成了穷人，而被你欺负的那个穷人，却拥有了你的财产，变成了富人。这种打击的心理作用要远远大于国家罚款。所以无论是美国的官员还是老板，很少有人敢像中国的官员和老板那样，挑着大拇指头说：不服气你就去告，爱上哪告上哪告，老子等着你。为什么不敢这样说，是因为怕招来惩罚性赔偿。美国律师和中国律师也不一样，主要收入来源是靠打官司赔偿提成，这就决定了美国的律师都愿意替穷人告富人，一旦官司打赢将会获得巨大提成。美国通用汽车案，律师团替受害者状告通用公司，赔偿提成就超过20亿美元。如此巨大的利益，使美国律师像疯狗一样眼睛紧紧盯住美国富人，巴不得美国富人欺负穷人，给自己一个发财致富的机会。
第三条，就是实行公民陪审团制度。陪审团制度在西方历史上已经有了数百年的历史，中世纪时期是贵族陪审团，由贵族决定有罪无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变成了专家陪审团，由专家决定有罪无罪;现在则变成了公民陪审团，由老百姓决定有罪无罪。这也是从美国率先开始的司法改革，主要是吸收新中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结果。因为后来美国发现，专家陪审团一大缺点，就是总是为富人说话，总是站在穷人的对立面上，并且玩弄法律概念，不讲道德，最终造成了法律和道德的对立，所以才实行公民陪审团制度。 美国的具体做法就是，用老百姓身份证摇号的办法，摇出陪审团成员，就像我们彩票摇奖一样，由他们来决定有罪还是无罪，法官根本没有投票权，只有在陪审团确定有罪后，才启动法官这个专业人士进行具体处罚，如果陪审团判决无罪，则当庭释放，法官一句话都不能说。显然，说到这里大家就会发现，这就是当初中国的群众判案，就是被精英批判几十年的法盲判案。公民陪审团的最大积极作用，就在于它的群众判案和法盲判案!法盲判案的最大优点就是因为是法盲，不懂得法律，只能按照世俗道德来判定有罪无罪，这就保证了法院判决和群众要求的一致性，保证了法律和道德的一致性。这个来自于中国、形成于美国的司法制度的最伟大地方就在于此。
不过在此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美国这些改革并非是为了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而是为了保证资本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如果不顾老百姓死活，天天逼得老百姓革命造反，所有资本家就都无法安稳赚钱，只有让老百姓越来越舒心，社会才能稳定，大家才能发财，所以美国的司法改革才吸收中国大众民主的因素，逐渐向着公平正义的目标转变。
而当今中国在司法建设方面最大的问题，就是提出“法律不讲道德”，“法院判决不要受舆论影响”这两个口号。法律不讲道德，就会悖逆天理；法院判决不顾舆论，就会违背民意。这样下去，就会把依法治国变成恶法治世，最终走向现代人类文明的反面。所以法律一定要讲道德讲民意，这本来就是我们中国的治国之宝。新中国法院的死刑判决书永远都有一句话，就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可见民愤民意，判处死刑的必要条件。这个必要条件反映了当时中国司法制度的巨大道义力量。
以上通过对美国司法制度改革的介绍，大家可以看到，道义力量正在成为现代社会最根本的力量，成为现代国家政治和法律的支配力量，谁在这方面走在前面，谁就会成为最后的赢家。这是网络时代国家之间竞争的第二个变化——道义力量是最终决定胜负的根本力量。
第三，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世界各国精英集团率先形成了一体化，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这第三个变化，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是发展中国家老百姓遭遇到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可怕现象。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精英集团通过超越国家的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越来越密切地走在一起，正在朝着世界统一领导集团的方向发展，这种世界范围内精英集团的联合，对发展中国家老百姓来讲将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网络化、虚拟化形成之前，财富是以国家为单位进行分配的，各个国家的精英集团和国家利益是一致的，并且国家利益大于精英集团的阶级利益，只有保住国家利益，才能保住精英集团的阶级利益，所以当国家遭到入侵时，精英集团会率领人民奋起抵抗，保卫国家。而在经济全球化、网络化、虚拟化的当今世界，各个国家精英集团的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发生了根本变化，国家利益不再大于精英集团的利益，也不再与精英集团的利益相一致，甚至越来越形成了对立，就必然会造成精英集团为了维护阶级利益而牺牲国家民族利益。这就是我们讲发展中国家老百姓可怕的地方。
为什么精英集团的利益和国家利益会发生分离和对立?主要是全球化、网络化、虚拟化在财富流动的特点决定的。网络时代经济越来越虚拟化了，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瞬间流动，只需要一秒钟，财富和资本就可以从世界这一头到达世界另一头，就可以从这个国家配置到另一个国家，精英集团的利益也就会随着资本从这个国家投向另一个国家，而从这个国家转向另一个国家。世界哪个国家有利益，财富和资本就会流向哪个国家;财富和资本流向哪个国家，精英集团的利益就和哪个国家联系在一起，哪个国家就会成为精英集团的新国家。如此以来，精英集团的利益就不再与国家和民族相联系，而是与财富和资本的国际流动相联系，与财富和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统一配置相联系，于是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精英集团便有了共同的利益，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在利益上脱离了各自原有的国家。全世界精英集团就是由此联合起来的。
为什么说全世界精英集团的联合对发展中国家的老百姓特别可怕呢?是因为世界各国精英集团的联合也像股份制企业的股东一样，是按照原有国家大小和资本规模来划分权益的，美国国家实力最强大，资本力量最强大，自然就是世界精英集团的老大，而发展中国家的精英集团处于从属地位，得罪不起老大，不能到老大的家里去发财，就只有牺牲本国利益，与老大等世界强国先瓜分了本国利益再说，必然会造成发展中国家老百姓的特殊灾难。
可能有一个概念大家比较熟悉，就是“中美国”，这是2007年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提出来的。他讲，中国和美国虽然在地缘上是两个国家，隔着一个太平洋，但是在利益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共同体，一个新型经济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就如同一个家庭一样，男人负责挣钱，女人负责花钱。中国就是这个负责挣钱的男人，专门生产财富;美国就是这个负责花钱的女人，专门消费财富。弗格森解释的这个“中美国”运行机制，就回答了多年来中国人反复问过无数遍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那么便宜，便宜到了不是一件一件地买，而是一打一打买的程度，甚至买一打的钱在中国都买不到一件，并且这么便宜换来的外汇还要去买美国国债，又原封不动地送还给了美国?就是在“中美国”这个共同体中，中美两国的不同地位造成的。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被认为是百年未遇的大危机，远远超过了1929——1933年大危机，可是如此巨大的危机却没有像1929年到1933年大危机那样，造成老百姓的巨大灾难，而是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老百姓不但没有跳楼自杀的，反而在沙发上喝着啤酒看着电视里的老板跳楼自杀。为什么老百姓会这样不受影响?就是因为它的超市里仍然物美价廉，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量消费品如同长江大河般滚滚流向美国，无论金融危机多大，都不影响老百姓的生活。为什么这些财富会流向危机的美国，而不是流向当时经济繁荣的中国?就是因为美国是世界精英集团的老大，处于“中美国”食物链的上层。
我们一直讲，全球化有弊有利。全球化的最大的优点，就是它让世界看到了结束战争、结束苦难的希望，提供了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全球化的灾难，就是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可能大家要忍受一段很长的痛苦，这个痛苦就是全世界的精英阶级联合起来了，而全世界的老百姓还没有联合起来，已经联合起来的精英阶级就可以用全世界精英阶级的力量，来集中对付某一个国家老百姓的力量，这就注定了老百姓的任何反抗都没有希望。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借助于网络，形成一个统一的理念，以此来唤醒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把中美两国的老百姓联合起来，用联合起来的99%对付联合起来的1%，我们就能够改变整个世界。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网络时代重要的不是组织，而是理念，只要有了这个统一的先进理念，就可以通过互联网形成排山倒海、改变世界的巨大力量。这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的网络时代社会变革的根本特点。现在看来，还是马克思说的对，单独一个国家搞不了社会主义，单独一个国家实现不了公平正义，历史证明了单独一个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首先解放全人类，然后才能解放劳动者自己，社会主义才能成功，公平正义才能实现。
历史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有起点，是要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才有希望。好在网络社会把全世界精英阶级联合起来的同时，也提供了把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的物质基础。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我们这些具有先进理念的理想主义者，要通过互联网把先进理念的火种撒到全国和全世界老百姓当中去，形成全世界统一的变革力量，消灭精英民主和精英政治，建立大众民主和大众政治的崭新时代，否则，老百姓的解放就无希望。单凭一个国家老百姓的力量就能够实现自身解放的历史，已经结束了。
这样一说，可能大家会感到很绝望，因为今天把中国一个国家老百姓团结起来就很难很难，就够让人绝望的了，在一个国家团结起来还不行，还需要全世界老百姓团结起来才能解决问题，岂不是让人更加绝望!虽然现实问题的确让人很绝望但是我们作为理想主义者，特别是青年理想主义者，仍然需要肩负使命，在黑暗中探索，是我们理想主义者的天然宿命。
就目前来讲，我们理想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警惕世界精英集团形成后中国精英集团成“沉船派”的问题。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问题。以往中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都是争当船长的斗争，国共两党杀得天昏地暗，都是为了争当船长，而没有一方是要把这个大船沉掉。而今天不是了，情况完全变了，出现了一个新特点，就是斗争的一方不是要当船长，而是要把中国这艘大船沉掉。之所以要把这艘大船沉掉，就是那些官僚集团的贪腐资产，那些资本集团的原罪资产，只有把中国这艘大船沉掉，灭亡这个国家，他们的贪腐资产和原罪资产才不会有人追究，才能获得永久安全。
李鸿章在这个方面给后来中国的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树立了一个很坏的榜样。李鸿章的资产基本上都是贪腐大清王朝的，如果大清王朝还在，李鸿章的贪腐资产早晚会受到追究。后来大清王朝灭亡了，也就再也没有人追究李鸿章的贪腐资产了，李鸿章的亲属后代，才能无忧无虑地享受这些资产，悠哉悠哉地生活在世界各地。这就启发了后来中国的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只有把中国这个国家彻底搞垮，把这艘大船彻底沉掉，他们的贪腐资产，他们的原罪资产，才能完全保住，他们的亲属后代才能永久享有这些资产。于是他们便无怨无悔地走上了沉船派的道路。这是当今中国的一大特点。
前面我们讲了人类社会第三次历史转变的大背景，以及这个历史转变给当今世界带来的几个新特点新变化。我们在看待当今世界的时候，必须从这个大的背景下来观察这个问题，否则很多问题看不清楚弄不明白。这是我们讲的当今世界变化的特点。
二、当今中国所处的历史转折点
下面我们就讲讲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站在人类历史转变这个大背景下看中国，中国的问题概括起来，就是我们十多年来一直坚持的那个基本观点，中华民族走到了崛起或毁灭的十字路口。往正确方向走几步，就是崛起，就是复兴;往错误的方向走几步，就有可能毁灭。
（一）中华民族崛起的有利因素。中华民族崛起的因素概括起来有几个方面： 第一，我们拥有未来世界发展的方向——大众政治文明。大众政治取代精英政治，是21世纪是人类社会历史转变的主题，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方向，谁走在人类政治文明的前面，谁就是未来社会历史的引导者。目前美国所出现的各种大众政治文明的萌芽，全部来自于中国，全部来自于毛主席率领中国人民的伟大探索，对于中国的崛起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愿望，同时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这是中华民族崛起最首要的因素。
第二，中华民族是东方文化的载体，只有中华民族复兴，才会实现东方文化的复兴。东方文化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内在依据，中华民族复兴是东方文化复兴的前提，二者相互依赖，不可分离。前面已经讲过，西方你死我活的竞争文化已经与网络时代的生产力发生了激烈冲突，越来越不共戴天，越来越把人类带入死路，人类社会要求尽快用东方文化取代西方文化的主导地位，用和谐共生的东方竞赛法则，取代你死我活的西方竞争法则。这是中华民族崛起的第二个因素。
第三，中国拥有世界最庞大的政治理想主义的网民，为适应网络社会的发展要求。虽然网络创造了大众政治文明的物质基础，但是网络本身并不能创造大众政治文明——就像机器创造了宪政文明的基础，但是机器本身并不能创造宪政文明一样——它需要关心国家大事，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主义者，才能创造出与网络社会相适应的大众政治文明。而当年毛主席发动文革，就是要创造一大批“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政治理想主义者，毛主席所创造的首批理想主义者，恰恰适合了今天网络社会发展的要求。大家看看今天的网络就会发现，全世界所有其它国家的网络，除了发布商业信息之外就是谈情说爱，只有中国的网络，在谈论国家大事，在谈论世界发展，在谈论人类社会终极问题。正是因为中国网民热衷于讨论政治问题，热衷于讨论国内重大问题、重大政策，热衷于讨论国际重大问题世界发展方向，特别是热衷于讨论这对中国的影响和中国对世界的作用，不分白天黑夜都在对包括中国政策在内的各国政策指手画脚，评头论足，所以中国才产生了专门删贴的网管部门。
第四，也是许多人经常忽视的一点，就是中国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世界最大国家。也只有我们能够完成重建社会主义的任务。八十年代末一声枪响打掉了全世界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可是经过这二三十年转了一圈才发现，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社会主义才能够实现人类向往已久的共同富裕和公平正义，所以历史的指针又开始拨向社会主义。无论原来就是社会主义的俄罗斯，还是西方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美国，以及古巴朝鲜等社会主义小国，全都从不同角度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是摆脱各种困难的唯一出路。
就拿俄罗斯来说，俄罗斯能够扛到今天，能够以只相当于中国广东省GDP，重返世界强国地位，与美欧组成的强大北约相抗衡，所依靠的就是社会主义遗产——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水电气等等，正是这些社会主义遗产，把俄罗斯人民紧紧团结成为一个拳头，团结在普京周围，俄罗斯才能够渡过几次金融洗劫，形成越来越强大的今天。如果不是依靠这些社会主义因素把人民团结起来，俄罗斯早就分崩离析，被西方解体了。普京深深理解这一点，所以无论财政多么艰难，哪怕是到了崩溃边缘，也绝不同意取消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普京的钢铁性格，不仅仅是表现在对美国和北约的态度上，更主要的是表现在捍卫国内老百姓利益上。
美国同样也是在全面吸收社会主义因素，前面讲过了，美国的共同诉讼制度和员工持股制度，就是吸收中国社会主义因素的结果。只可惜这些原本来自于中国的东西，从美国又返销中国后却完全改变了性质，比如员工持股制度回到中国后，在私营企业变成了是把股份卖给员工而不像在美国那样是分给职工，并且员工可以随意买卖，完全失去了把员工利益和企业利益捆绑在一起的作用，而在美国员工股份属于集体资产，员工个人不得买卖，包括死后儿女都不准继承，因为这是集体资产。最可怕的是员工持股制度返销到中国来后，变成了瓜分国有资产的手段，国有资产是全民资产，不是国有企业职工的资产，所以国有企业职工无权进行瓜分。西方的好东西到了中国就走样，就变成了坏东西，这是让人十分痛心的地方。
古巴、朝鲜等小国能够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几十年的制裁下而屹立不倒，更是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对人的劳动积极性和物质生产力的巨大激发作用，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巨大的激励作用，对国家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保障作用，这些国家就不可能顶住国际社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制裁而坚持到今天。
但是，虽然俄罗斯、美国、古巴、朝鲜等这些国家从不同角度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走向世界的明天，可是如果没有中国这样一个世界大国抗着社会主义的大旗，整个世界即便是浪子回头也不知回到哪里，现在有社会主义中国这个大国存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因素的复活，就有了一个依靠的中心，就有了一个带头大哥。中国至今仍然扛着社会主义大旗的意义就在这里。
以上四条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几个积极因素。
（二）目前中国崛起的不利因素。
中国人讲危机，把危险和机遇看成是一体，大危险大机遇，小危险小机遇，没危险没机遇。目前中华民族的崛起和复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机遇，同样也会面临着最大的危险，就像蟒蛇脱皮，春蛹化蝶、小鸡脱壳一样，能够脱壳而出，就是新生，就是飞跃，就是崛起，就是复兴;相反，就是死亡就是毁灭，不可能再有第三种选择。造成目前中国或者崛起或者毁灭的不利因素，是悖逆世界发展潮流，脱离先进政治文明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经济的私有化问题。刚才讲了美国90%以上企业都变成了员工持股制度的公有制企业，其实不仅是美国，全世界都在搞公有化改革，这是生产力发展强制推动的结果，任何国家任何制度都不可抗拒。可是现在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在进行私有化改革，悖逆世界发展潮流，会加剧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中国私有化改革主要是人们对经济高速发展产生误解的结果。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中央集权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大大降低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成本，由此形成了高速发展，而绝不是私有化的结果。但是由于人们认识不到这一点，误以为是私有化造成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所以越来越坚持私有化改革的方向。
二是福利保障的市场化问题。全世界的福利保障都在朝着国家化方向发展，印度GDP只相当于中国的1/10，人口和中国差不多，坚持实行免费教育免费医疗;俄罗斯GDP只相当于广东省，坚持实行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古巴朝鲜等国家不仅看病住院不花钱，甚至住院吃饭都不花钱，家属看护病人还要发工资。与此相比较，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作为带动一带一路65个国家发展的中国，坚持废除并一直拒绝恢复免费医疗免费教育，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强行这样做，老百姓就无法共享发展成果，并且还会加剧贫富两极分化，尤其会失去老百姓的国家归属感，一旦发生对外冲突和外敌入侵，老百姓很容易把国难看成是官难，袖手旁观看热闹，这是历代国难的一个重要根源。
三是全面否定文革的问题。前面我们讲了，美国以及当代出现的多个先进政治文明，都是来自于六十年代对大众民主和大众政治的探索，今天美国等国家的成功实践证明了中国文革探索的大众民主和大众政治，对于网络社会相适应的先进的政治文明，是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潮流。如果我们意识不到这一点，继续全面否定文革，就会连同大众民主和大众政治这个先进的政治文明一起否定掉，你就会走向历史的反面，就会被历史所抛弃。这是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极大问题，当今中国最致命的问题。
四是转基因问题。多年来我们就一直坚持呼吁，转基因技术是当今最伟大的科学技术，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技术，是消灭阶级差别的最根本技术，我们必须集中力量研究这个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争取走在世界前列。但是转基因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够消灭人类社会的阶级差别，也能够消灭人类自身，成为种族灭绝的工具，基因武器比核武器更加可怕的原因就在于此。而基因武器的唯一平台就是转基因主粮，所以我们对于转基因主粮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能把主粮转基因化，以维护中华民族的种族安全。2016年俄罗斯立法全面禁止种植和养殖转基因动植物，全面禁止进口转基因食品，就反映了转基因对种族安全和种族灭绝方面的巨大作用。
三、当今中国的政治问题
正是因为存在上面这些正反两个方面的不同因素，所以我们才讲中华民族现在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崛起或毁灭的十字路口，关键就取决于往哪边走了，特别是在以下四个根本政治问题上怎么选择，将最终决定我们的命运。这四个问题就是：第一，对内公平和对外担当的道义力量问题;第二，强化政府三统身份的问题;第三，中央集权与民权相结合的问题;第四法律和天理的问题。下面我们就谈谈这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对内公平和对外担当的道义力量问题。中华民族复兴选择的是和平崛起道路，和平崛起依靠的是道义力量。道义力量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国内来自于公平，国际来自于担当。有了这两条，就能够站在世界先进政治文明的前列，就能够占领世界道义的制高点。所以公平和担当应该成为目前实现民族复兴最首要解决的问题，像以往那样“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必须彻底放弃了。
首先，就国内公平而言，必须把公平问题上升到首要问题。中国经过这几十年发展的最大代价，就是牺牲了公平问题，形成了贫富两极分化。现在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也具备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特别是在虚拟经济条件下，解决公平问题已经十分容易，不再像在实体经济条件下那样如此困难。
比如这座大楼，在实体经济条件下咱们大家共同占有很困难，总不能一人几块砖几块预制板地进行分配吧?只能选出一代表来代替大家占有和管理这个大楼来，那么谁才有资格来代替大家管理和占有这个大楼呢?只有一个人有资格，这就是国家。可是国家要代替大家来占有和管理这个大楼，我们就要赋予国家管理和处罚每一个人的权利，否则他就无法完成大家的委托。当我们赋予了国家这个权力以后才发现，事情完全走向了反面，不但失去了这个大楼的所有权，甚至连我们自身的命运都落在了这些官员的手里。苏联东欧老百姓就是因为这个才抛弃了社会主义的，才平均分配了全国的公有资产，返回私有制道路的。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垮在这个悖论上——财产由资本家支配，老百姓一无所有;财富由官员支配，不仅在经济上一无所有，甚至还失去了政治上的自由。
现在虚拟经济，把这个悖论，这个难题解决了。虽然这个大楼的实体咱们大家没办法共同占有，但是这个大楼的价值咱们可以共同占有，以股票债券和资产证券的方式来共同占有，大楼100万，在座100人每人1万，问题就解决了。当然每人1万不是分给个人，否则就变成了私有制，就不是共同占有的公有制了，而是大楼的股权划分到个人，作为年底分红和享有发展成果的依据，平常有公共资产管理委员会来集中管理，国资委还存在，只是换了块牌子。可见建立在网络基础上的虚拟经济，完全能够实现社会公平，再加上网络又提供了每个人都能够发表政治诉求的公平条件，公平的时代已经到来，也将成为历史潮流。
特别是对目前正在普及的智能化和自动化来讲，不仅为财富占有和政治权力的公平创造了条件，也还为消灭旧的分工所造成的阶级差别也创造了条件。人类从产生以来就有三种压迫：自然压迫，政治压迫和分工压迫，其中分工压迫是最深刻的压迫。农业社会消灭了自然压迫，工业社会正在消灭政治压迫，分工压迫最难消灭。劳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又属于分工压迫，分工压迫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绝不亚于自然压迫和政治压迫，比如今天所有人体美的特征都是不劳动的特征，像柔软白嫩等等，所有丑的特征都是劳动的特征，像粗壮皮黑等等。而随着智能化和自动化的发展，人类就会从体力生产劳动中摆脱出来，大家都变成相同性质的劳动者，实现从经济到政治到审美的全平等，特别是再加上基因技术的发展，人们在身体审美上的外在差别也将会完全被人类所掌握。
可是如果不消除不平等社会条件，那么智能化和自动化的发展，给老百姓带来的将只能是灾难，因为在资本控制的社会条件下，智能化和自动化给老百姓带来的将只能是灾难——失业，如果阶级统治再与基因技术相结合，那么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差别将变成物种之间的差别，一旦变成物种之间的差别，人类的所有文明都将彻底格式化。所以公平在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合不合理的问题，变成了人类生死存亡的问题，华尔街运动的那个著名口号“没有公平就没有和平”，就反映了公平在今天的重要意义，与我们中国老祖宗说的一样“杀尽不平方太平”。大家看一下今天西方选举就会发现，今天政治家忽悠老百姓的口号已经变了，不再是民主自由了，而是公平正义了，奥巴马就是一个典型，以前的美国总统，喊的都是民主自由，而唯独奥巴马喊的是公平正义。
与此相比较，中国在公平正义的问题上已经落在了后面，现在越来越强调的不是补贴穷人，补贴百姓，而是强调的是补贴企业特别是补贴民营企业，强调的是维护民营企业的利益，民营企业也就是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补贴民营企业也就是补贴富人，补贴老板，这与当今世界公平正义的潮流是相反的。当然，中国强调维护和补贴企业是历史沿袭下来的客观原因，这就是过去我们国家的企业都是公有制企业，公有制企业代表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因此国家站在企业立场是完全正确的。可是现在企业已经私有化了，从数量上讲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已经超过了企业总数的百分之95以上，除了一万多个国有企业之外，几十万家企业全部私有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站在企业立场上来管理社会，那就等于是站在富人立场上、站在外国人立场上来管理社会了，是用财政的钱补贴企业，等于是用穷人的钱来补贴富人了。
其次，是关于国际担当问题。中国要崛起，要复兴，要建设一带一路，要带领世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对外有担当，对外敢担当，对外能担当!敢于为正义担当，敢于为朋友担当，敢于为弱者担当。绝不能只讲利益，不讲道义，更不能畏强欺弱。所谓“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是帝国主义的外交原则，是不讲道义的外交原则，这个外交原则绝不适合于崛起和复兴的中国。这次中美贸易战，美国那么欺负中国、刁难中国，可是全世界很少有人替中国说话。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不敢担当。
比如去年之前在朝鲜问题上，中国就差点儿犯下颠覆性的致命错误。美国整朝鲜明明是对中国来的，因为中国一直把朝鲜看作是自己生死相依的兄弟。明代以来，中国人民就一直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抵御外寇侵略，最初是抵御日本侵略，后来又是抵御美国侵略，1950年在刚刚建国那么危机的情况下，还要冒着巨大风险抗美援朝，就是因为朝鲜一旦落入敌手，中国将很难独立，更难发展。近代以来中国两次亡国大难都是从丢掉朝鲜开始的，中国真正站起来也是从抗美援朝胜利开始的。
可是后来我们却和美国站在一起制裁朝鲜，把朝鲜所依赖的中朝贸易的三条生死线全部掐断——经济贸易、空中航线、关闭鸭绿江大桥，由于朝鲜85%以上的外贸都是对华贸易，如此以来朝鲜几乎已陷入绝境。幸亏此时特朗普犯了一个错误，他认为朝鲜已经必死无疑，中朝之间的敌对关系已经形成，朝鲜已经没有选择，必然会倒向美国，于是便宣布与金正恩会谈，把中国彻底推入陷阱。此时中国才发现上了当，立刻打电话邀请金正恩访问，金正恩三个月三次访问中国，中朝才又恢复了传统友谊关系，才在掉入悬崖的最后一刻拉了回来。
朝鲜问题上中国为什么差点落入陷阱?不是一个认识问题，朝鲜的重要性连慈禧太后都能认识到，我们能够认识不到?主要是一个胆量问题，敢不敢碰硬的问题。俄罗斯之所以能以广东省的GDP而重返世界强国，是因为敢于碰硬。车臣问题就相当于台湾问题，美国警告中俄两国不能动武，只能和平统一，俄罗斯不信邪，釆用武力解决了车臣问题，中国台湾问题一直放到今天没有解决;克里米亚半岛就相当于钓鱼岛问题，美国对中俄两国发出战争警告，不准中俄两国收回，俄罗斯仍然不信邪，竖起核武器发射架夺回了克里米亚半岛，中国的钓鱼岛仍然在日本行政控制之下。
最近，特朗普借着中美贸易战的掩护，干脆恢复了已经中断40多年的美台官方关系和军事关系，这意味着台湾将更加渐行渐远，对中国道义形象的打击是致命的，如果我们连自己国家统一的任务都因为不敢碰硬而实现不了，又有谁敢站在中国一边?特别是对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来讲，如果他们一旦看到中国不敢碰硬，很可能就会转而对中国进行敲诈，迫使中国花钱维护一带一路的稳定，如此以来中国将会吃大亏。
第二，强化政府三统身份的问题。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政府应该是三统代表的化身，三统集于一身，一个都不能缺，这就是：政统代表，法统代表，道统代表。在政治上是政权一统的代表和化身，在法律上是法权一统的代表和化身，在道德上应该是道德一统的代表和化身。国家作为政统的化身必须代表和维护本国的利益;作为法统的化身必须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作为道统的化身必须代表天理人伦。
最近特朗普的一系列做法不管人们怎么看，其实质就是在强化美国政府的三统身份。在国际问题上美国第一，而不管国际规则是什么;在国内问题上强调绝大多数利益第一，而不管精英说什么;在道统问题上强调政府要讲诚信，要为人民服务。国际社会之所以看不惯特朗普，包括美国精英的各国精英也看不惯特朗普，就与他加强政府的三统身份有关。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做得更多。
最近有个美国企业叫特斯拉，宣布要到中国来，还没建厂，中国就宣布了对它的优惠政策，它和中国企业享受同样的补贴。这个补贴哪儿来的?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是把本来应该补贴我们孩子上学、补贴我们老百姓看病的钱，补贴给美国老板了。它是世界跨国公司，根本不应该也不需要我们政府补贴，我们政府财政资金应该用来补贴我们的穷人，补贴那些上不起学、那些看不起病的人。况且美国政府从来就不补贴中国的企业，不仅不补贴，还把中国公司往死里整，中兴、华为就是典型。对国内私营企业，补贴的更是厉害，从金融、财政到税收各个环节，各种名目繁多的补贴多如牛毛，老百姓什么补贴都没有，很容易陷入失望。改革就是从取消对老百姓的价格补贴开始的，逐渐取消了全部补贴，现在这些补贴都转到了富人身上。
这一次小崔事件为什么会轰动全国，得到那么多老百姓的支持?就是大家对影视界暴露出来的富人不纳税感到恼火。无锡、霍尔果斯、东阳三个城市公开宣布影视公司不纳税，全国的影视公司、明星大腕都上那儿去注册公司。本来所得税是用来调节贫富的税收，是一种劫富济贫的手段。革命和造反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到，政府如果不出面劫富济贫，老百姓早晚有一天就会自己劫富济贫，一旦老百姓自己起来劫富济贫，整个富人社会都会完蛋。维护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长治久安，西方国家便担负起了水泊梁山的任务，通过缴纳收入所得税劫富济贫，把富人的一部分钱拿过来补贴穷人。可是我们反其道而行之，富豪不纳税，老百姓能不愤怒吗?
这次中美贸易战大家才注意到，我们每年都在对外国人发出口补贴，一年出口补贴是13900多亿，与全国医疗总费用14000亿大体相当，等于是我们把相当于全国医疗总费用这么多钱补贴给了外国人，也就是说如果取消这些对外国消费者的补贴，会有助于我们实行免费医疗。大家去美国去欧洲都会发现，那里的中国商品很便宜，为什么中国生产的商品漂洋过海卖到美国欧洲，反而比中国本国价格还要便宜?就是中国发放出口补贴的结果，在中国卖100元的裤子卖给美国50元，差额50元由国家发出口补贴，这50元补贴给了美国消费者。这种事情久而久之，中国老百姓就会对政府产生怀疑和失望。
对政府三统化身的问题上，当今对中国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要强化政府的道统身份。道统身份决定了政府不仅是国家的统治者和管理者，还是整个社会的道德表率，起着教化社会道德的作用，历朝历代所倡导的“兵用奇，朝用正”，就是说政府要堂堂正正，要讲信用，可以说服百姓，也可以压服百姓，但是不能像欺诈敌人那样欺诈百姓，不能在做人做事上坑蒙拐骗，搞伪劣假冒。中国数千年来之所以实行王权和皇权的专制，不是专制老百姓，而是专制官员，强制各级官员要起道德表率作用，不能坑蒙拐骗，欺诈百姓。以前中国腐败的最大危害还不是个人贪腐，而是地方官权泛滥，不讲伦理道德，不讲诚实信用，在政策上坑蒙拐骗，在制度设计上制假造假。当今中国民间的道德伦理就是这样崩溃的。
第三，中央集权和民权相结合的问题。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加强中央集权，扩大百姓民权，约束地方官权，限制外来洋权。十八大以来中国最突出的政治成就，就是在加强中央集权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十九大后又迈出了一步，废除任期制就是标志。在废除任期制这个问题上，现在国际社会唧唧歪歪，有许多质疑和不满，我们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这个问题时，一直结合历史和现实给他们讲，这是中国的一件大好事。
但是，中央集权是一把双刃剑，它的历史作用取决于它落在什么基础上，与什么相结合。如果落到民权基础上，与民权相结合，就会把历史推向前进，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相反，一旦落到官权或者资本基础上，形成中央集权与地方官权相结合，或者与资本相结合，就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所以，自十八大以来我们就一直呼吁，在迈出了加强中央集权这第一步之后，必须要及时迈出第二步，就是扩大民权，把中央集权落实到民权基础上，形成中央集权与民权相结合的政治体制，以此来制约地方官权和资本的泛滥，避免官权和资本的过度泛滥，导致社会动荡，最终毁掉民族复兴的大业。
首先，就是有坚决防止和避免中央集权和地方官权相结合，形成中央集权与官权相结合的政治模式，这是历史上最可怕的一种政治模式。中央集权就是为了防止官权过度泛滥而设立的，封建社会之所以规定官员最高只能当到宰相，而永远不能达到权力顶峰，就是为了防止官权因为失去约束而泛滥成灾，所以才在官权之外建立一个皇权制度，让皇权凌驾于官权之上，形成对官权的约束力量。这就明确告诉了整个官僚集团，天下不是你们的，国家不是你们的，而是皇家的。而皇帝和老百姓又是一体的，“朕即天下、天下即朕”，损害天下百姓的利益，就是损害皇家的利益，作为皇帝要追究;同样，损害了皇家利益就会天下大乱，老百姓就会最倒霉，所以老百姓才会主动维护皇家利益。这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重约束体制，把官僚集团紧紧夹在中间，有效防止了官权所顾忌的任意泛滥。
现在有一个令人十分担心的趋势，就是地方官权的皇权化，这是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的一种可怕现象，就是表面上看好像是官权服从于皇权，地方服从于中央，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小皇权，地方官僚的权力甚至超过了以往的皇帝。大家看《水浒》中皇帝找小姐，都要费尽周折，并且没有一个皇帝和官员能给小姐乌纱帽的，可是现在一个七品芝麻官，就能够把宝贝儿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可见这些官员的权力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过了古代的皇权。
其次，就是要坚决防止和避免中央集权与资本相结合，从中央集权与资本相结合的政治模式，这种模式必然导致天下大乱。在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中，资本是最强大的力量，西方国家是通过政府、资本、劳工这个循环三角形来实现相互制约的，一旦形成资本与中央集权相结合，势必先借用中央集权把民众变成只知干活的纯粹牛马，然后再反过来解体中央政权，最终导致天下大乱。或许会有人说，资本做大以后可以建立西方那样的宪政模式，现实和历史都决定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一方面，就现实因素来说，西方国家的资本力量是以革命者的身份走上历史舞台的，所以能够形成那种相互制约的社会约束机制;而当今中国的资本力量是带着原罪走上历史舞台的，这种原罪身份决定了他们必然是对上反对政府，对下蹂躏百姓，不可能接受任何约束。另一方面，西方国家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三权分立的制约模式，当初西方皇权和教权双峰并立，两大权力集团在互相抗衡过程中，都去拉拢知识分子，这就在客观上把知识分子变成了第三个集团，形成了互制约的三角关系，西方国家的三角制约就是由此形成的。
在上述这个三角关系当中，知识分子这个集团力量最弱，它要同教权和皇权两大集团相抗衡，只有借助民众的力量，而要借助民众的力量，就必须要替民众说话，这就在客观上把知识分子和老百姓结合在了一起，这就是西方知识分子总是替老百姓说话的原因。这种结合也使知识分子保持了历史先进性和强大力量，总是站在老百姓立场上批判资本，成了约束资本的强大力量，所以西方从来没有像中国这样要求重视知识分子的口号，知识分子本来就很强大，根本不需要要求别人重视。
而中国科举制度虽然为个别知识分子创造了出将入相的发展道路，但是却从整体上消灭了知识分子，官僚学者集于一身，知识分子变成了纯粹的附庸，有本事有出息的知识分子如岳飞、包公、陈世美等可以出将入相，“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差一些的知识分子，便跟着黄世仁、南霸天当狗腿子当师爷去了;彻底被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则在马路上去摆摊儿写个状子、写对联，很难养家糊口。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总是依附于官员和富人当走狗的历史原因，由于走狗大家都看不起，所以全世界唯有中国才出现了要求重视知识分子的口号。
正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天然缺陷，所以在今天中国也出现了“权钱学”三种力量，三种力量不仅没有互相监督，反而是“权钱学”三种力量联合起来对付老百姓，老百姓更加无望。过去肩头上扛着一个官僚集团，现在肩头上扛着官僚、资本、知识分子三个集团，怎么能不更加无望?所以中国无论如何都不能走资本民主、西方宪政这条道路，不是说这条路不好，而是因为根本走不通。
可见，当今中国只有第三条路可走，只有第三种模式可以选择，就是实行中央集权与民权相结合的政治模式。实行中央集权，才能保证国家的强大统一，才能够抵御外来侵略，才能够实现民族复兴;扩大民权才能够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才能够焕发斗志昂扬的精神面貌，这个国家才能够无往而不胜。那么中央集权如何与民权相结合呢?目前来看主要把握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与网络社会相适应，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民主权利，在接受和完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把四大民主权利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形成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其实，今天的网络舆论已经形成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基本格局，如何顺应和规范这种大众民主的发展，是对现代国家特别是对中国最严峻的考验。
二是在制度、法律、政策以及章程的制订、实施监督的全过程中，全部由人民大众进行参与，把大众民主落实到立法、司法、执法的全过程。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的历史实践都证明，如果人民大众只是参与立法过程，只是参与制度、法律、政策和章程的制订，而不参与实施过程，那么再好的制度、法律、政策和章程，在实施过程中也会变形，甚至会完全走向反面，所以人民大众必须参与所有事物从制订到实施的全部过程。
三是用大众民主原则吸收、改造和升级西方国家的宪政民主制度。比如我们倡导的大众民主三原则，就是吸收、改造和升级西方民主制度的结果。这个三原则的具体内容是：1，大众民主不仅要约束权力，同时还要约束资本，把权力和资本同时关进笼子里;2，大众民主不仅要用选票约束国家最高领导人，同时也要约束顶头上司，约束顶头上司比约束最高领导人对老百姓来讲更加重要;3，大众民主不仅要拥有选举权，同时还要拥有罢免权，后者更加重要。从以上三原则的内容大家可以看出，三原则的前半部分完全继承和保留了资本主义宪政民主的内容，后半部分则是增加了社会主义大众民主的内容。两者相结合才是完整的民主权利。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社会主义不是否定资本主义民主，不是不要资本主义民主，而是要把资本主义民主扩大到全体人民，并且赋予人民比资本主义民主更多更大的民主权力。
在此大家一定要注意，凡是否定资本主义民主的人，无论他的马列主义口号喊得有多响，也肯定是彻头彻尾的政治骗子。再说一遍，马克思讲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不是说资本主义民主是假的，而是说它只限于资产阶级内部，社会主义民主就是要把过去只有资本家享有的民主权力扩大到整个社会全体成员。可是那些红色精英却抓住马克思说的“虚伪性”这三个字做文章，把资本主义民主说成是假的坏的东西，加以全盘否定，结果就是不仅老百姓没有见到社会主义民主权利，甚至连资本主义民主权利也被剥夺了。所以今天那些所谓红色精英，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反动更加落后的奴隶制的残渣余孽，是奴隶制而不是封建制，因为他们在民主权利这方面退得比封建社会还远。他们所赋予老百姓的所谓“社会主义民主权利”， 远不如《水浒》中武大郎的权利。
由于大众民主继承和包含了以往社会的全部民主要素，特别是包含了资本主义宪政民主的全部内容，所以是当今社会最先进的政治文明，只要我们拥有了这个最先进的政治文明，我们就拥有了强大的道义力量，在这种强大道义力量的感召下，根本不需要武力和金钱，我们就会成为全世界政治文明的中心，成为政治文明的表率，成为全世界效法的榜样，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就会形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自然就会形成引领世界发展的老大，重现过去中华万邦来朝那种盛景。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国家的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都能够用大众民主运动和大众民主革命制止本国精英集团发动战争的野心，中国的和平崛起自然就会变成现实，并且会成为以后国家崛起的普遍形式。
第四，恢复天理和法律的正确关系。这是当今中国一个特别重大的问题，无论是对内恢复内聚力、重建民族精神，还是对外的国家道德形象来讲，这都是当今中国生死攸关的一个大问题。虽然当今社会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等各个领域矛盾很多，但是天理和法律颠倒一个最深层最根本的矛盾，这个矛盾不解决，其它所有矛盾都解决不了，因为一个没有天理的社会，所有问题都会失去是非对错的判断依据，所有法律法规法则都会变成摆设，甚至会变成作恶的工具，社会唯一通行的法则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西安房产案就是典型。西安市由于去年以来房价暴涨，价格翻了1到2倍，有个开发商去年采用非法手段8000元一平米卖掉的房子，一看今年涨到了25000元，马上撕毁售房合同，到法院状告自己去年非法销售房屋，销售合同属于无效，要求把房子收回按照现在的价格重新销售。这种荒谬的要求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受法律保护，甚至还会遭到严厉处罚。所以古往今来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出现过如此荒谬的现象，因为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无论多么荒谬，都没有突破天理这个底线。可是西安法院就突破了这个底线，丧尽天良地判决开发商胜诉，把老百姓已经涨到25000元的房子，按照8000元的价格又判给了开发商。结果就是违规欺诈卖房的开发商发了大财，而被欺诈的买房老百姓却因被判决败诉而丢掉了住房，并且许多老百姓由于西安市今年政策的变化还失去了买房的资格。
这就是中国喊得响彻云霄的“法律不讲道德”的恶果，再次印证了我们多年来的那个基本判断，就是法律不讲道德，法律必然成为作恶的工具。这个案例最典型不过地说明了为什么现在中国各种坑蒙拐骗伪劣假冒的违规犯罪现象越来越多，就是因为犯罪成本极低，完全等于零，而且现在降到了零之下，犯罪不仅不付出代价，不仅没有风险，不仅没有成本，甚至还会带来收益包括连自己都难以想象到的巨大收益;相反，被欺诈老百姓的维权成本却越来越高，甚至高到了不仅要付出钱财，还要付出坐牢甚至丧命的地步。这就彻底改变了法律的性质，法律本来是弘扬天理、弘扬道德的，因为天理是软的，道德是软的，而法律是硬的，法律有国家机器做后盾，能够维护道德和天理，所以古今中外才形成了我们一直倡导的“道德为本、法律为用”的铁律。可是在当今中国，法律却成了违背道德、悖逆天理的工具，整个司法界和主流社会都在高喊“法律不讲道德”，“判决不管舆论”，结果就是法律变成了恶人作恶的工具，彻底摧毁了社会的道德伦理体系。
中国的伦理道德，古往今来最黑暗的时候，包括五胡乱华时期、包括晚清、包括北洋政府时期、包括民国，都从来没有被摧毁过，过去只是官场腐败不讲道德，但是整个社会并没有腐烂，民间一直讲道德，社风一直相当淳朴。现在则不仅仅是官场腐败，最可怕的是整个社会都腐烂了。这种社会机体的整个腐烂，就是法律不讲道德，不讲天理的结果。中国数千年来无论社会政治怎么变化动荡，民间道德体系都固若金汤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天理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法律保障的结果。这也是今天美国等西方国家吸收东方文明的一个精华所在。
中国的文化是天道文化，道是统管一切的核心，好皇帝是有道明君，大家必须拥戴;坏皇帝就是无道昏君，大家可以替天行道，把它推翻。可见中国人绝不是盲目地忠于皇帝，而是在维护天道。忠于皇帝是形式，维护天道是实质。天理就是最高的法律，法律的根本目的就是维护天理。从东方文明产生的那一天起一直到毛泽东时代，天理始终大于法律，天理始终支配法律，天理就是最高的法律。法律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维护天理人伦的伦理法;一部分是调节人们日常行为的刑法。与此相适应，犯罪也分为两种性质，一种是伦理犯罪，属于严厉惩罚的重罪，中国各种残暴的刑法刑具，就是为伦理犯罪设置的;一种是单纯刑事犯罪，一般处罚都比较轻。今天美国司法改革实行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就是来自于中国古代伦理犯罪重于刑事犯罪的法律。
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个“十恶不赦”的说法，十恶不赦的意思就是有十条罪恶不能赦免，这十条罪恶主要就是伦理犯罪。为什么伦理犯罪不能赦免，刑事犯罪可以赦免?因为刑事犯罪危害的是少数几个人，而伦理犯罪危害的是天下所有人，所以必须重罚，不能赦免。《水浒》中武松杀了两人，只是判处流放;王婆一人没杀，被凌迟处死。就是王婆属于伦理犯罪，危害的是成千上万人;武松属于刑事犯罪，危害的只是一两个人。法律必须把成千上万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你必须把伦理犯罪看得高于刑事犯罪，轻罚武松，重罚王婆。正是从这一点上来说，当今美国的司法改革抓住了司法建设的灵魂，把天理注入法律，把伦理作为判罚依据，这的确是对中国古代法律和新中国红色法律最积极的传承，找到了克服资本主义政治法律种种弊端的正确途径。
可是在这个伟大法律原则的诞生地中国，天理人伦、道德民意却被从法律中清除得干干净净。最早是打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旗号，取消了对伦理犯罪的重罚，不管有无道德品质问题，相同的犯罪结果就进行相同的处罚;后来只干脆彻底取消了伦理法和伦理犯罪，只对暴力犯罪进行处罚，其他所有犯罪都不算犯罪，不仅不算犯罪，反而一概加以保护。比如非暴力强奸不算犯罪，非暴力犯罪不判死刑，就属于典型的背弃东方文化和现代文明。
中国古代法律和毛泽东时代的法律以及美国现代法律，之所以要把道德和伦理因素注入法律，就是为了避免出现官员和富人不受法律约束只有穷人才会遭受法律制裁的不公平现象。人们支配社会生活依靠三种力量，即权力、财力和体力(暴力);官员依靠权力，富人依靠财力，穷人依靠体力;干好事依靠的是这三种力量，干坏事依靠的也是这三种力量。所以毛泽东时代，无论是凭借权力、财力还是体力，凡是违背妇女意志发生性关系统统都按照流氓强奸罪论处，比如上级与下级发生性关系就按流氓罪论处，因为权力和体力都会达到妇女无力反抗的结果。可是后来八十年代随着大批官员恢复权利和富人集团的产生，便修改法律规定只有凭借体力违背妇女意志发生性关系才属于犯罪，凭借权力和财力占有妇女则不再属于犯罪。进入21世纪后，随着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越来越多，又进一步规定非暴力犯罪不判死刑，只有暴力犯罪才判处死刑。这等于是宣布，只有穷人违背妇女意志发生关系才算犯罪，只有穷人犯罪才判死刑。因为穷人没有权利和财力，只有体力，不能享有官员和富人才能享有的免死牌。这种不是根据犯罪性质、犯罪结果和犯罪动机，而是按照犯罪身份和犯罪方式来判定有罪无罪和是否死罪的法律，简直是荒谬之极，什么叫没有天理?这就叫没有天理!
问题在于这种没有天理的法律条款不是一条两条，而是多如牛毛。比如40年来多次修改的《婚姻法》，就是一个把妇女变成性奴隶的法律，与其说是婚姻法，倒不如说是玩弄妇女法更加准确。仅仅其中那条关于孽生资产和原有资产一样都归婚前一方所有的规定，就特别丧尽天良。所谓孽生资产是指由一方婚前财产所衍生出来的财产，比如夫妻结婚时男方拥有一片果树苗，结婚后经过女方多年劳动最终结出了一片果实，这片果实就属于孽生资产，完全归男方所有，与女方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不是已经邪恶到了极端，决然想象不出这种法律。
最典型的就是数年前的邓玉娇案，邓玉娇是湖北一个小姑娘修脚工，遭到三个当地恶官的调戏侮辱，小姑娘一怒之下，挥刀刺杀两人、重伤一人，按照现行法律规定，犯有故意杀人罪应该判处死刑，可是一旦判处死刑，中国在世界上就会变成一个比中世纪还要黑暗的国家，严重损害中国形象。最后在朝野共同呼吁和干预下，以神经病为由无罪释放了邓玉娇。由此可见当今法律已经荒唐邪恶到了何等程度!
虽然这次毒疫苗案要求枪毙高俊芳的呼声响彻云霄，但是按照“非暴力犯罪不判死刑”的现有法律，很可能就不会判处死刑。目前中国正在形成四十年来第二次翻案大潮，第一次是80年代翻政治的案，这一次是翻经济的案，把这四十年来因违法犯罪被抓被判的那些私营企业老板，也就是所谓民营企业家，全都重新审理一遍，尽可能作无罪处理，今后更是要特别注意，公检法各个环节都要对民营企业家进行保护。理由是为了发展经济。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如果把发展经济放在第一位，那么《水浒》中要杀的肯定是武松，要保护的肯定是西门庆，西门庆就是一位典型的民营企业家。
这里我们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千万不要再跟着那些右翼精英和法律党喊什么“司法独立”了，今天司法界有党和政府管着，有人大政协管着，他们都能如此胡作非为，草菅人命，颠倒黑白，惩善扬恶，冤假错案，堆积如山，一旦他们司法独立了，老百姓岂不是更加倒霉，更加没有活路?大家看看中国这么多老百姓上访就会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中国有这么多访民?就是由于中国的恶法恶官逼得老百姓没有任何出路，只能选择进京上访这一条路。如果再实行司法独立，把老百姓进京上访这最后一个希望也给打掉，老百姓可就真的没有了任何活路!
在这里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就没有造成这么多冤假错案?这恰恰是多年来我们左翼爱国力量一直呼吁要纠正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依法治国讲的这个法，与西方依法治国的那个法，含义完全不同，性质更加迥异。美国、欧洲、法国、日本、韩国、台湾、香港讲的法，是指自然法，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道德和天理，反映的是老百姓普遍认同的道德伦理;而当今中国讲的法是指社会法，也就是由社会强者或者说由社会统治者制定的法律，反映的是极少数法律制定者的利益。可见中国所讲的法与世界其它地方所讲的法完全是互不搭界的两回事，自然法是指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沉淀下来的一些行为规则，所以它比较偏向于老百姓，中国老百姓遇到冤枉常常呼天抢地哭喊“天哪，老天爷啊!”，就是在呼唤自然法;而社会法则完全不管道德伦理。
如何把今天中国的法也变成中国古代社会和现代西方国家的自然法，进而变成涵盖自然法精华的社会主义法，就是包括你们孔老师在内的我们这些人所要实现的目标。
第五，用群众维稳模式取代军警维稳模式。关于当前我国的政治问题，最后我们想谈谈建立维稳机制的问题，作为我们的第五个问题。当今中国维稳已经成了一个重大问题，甚至已成为头等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如果一个国家总是处于维稳状态，总是面临着维稳这个头等重要的问题。那么这个国家和平发展经济还是可以的，但是经不起任何动荡和战争威胁，不仅经不起美国那样世界霸主要战争威胁和冲击，甚至连小国的战争威胁和冲击都很难承受，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连小国都敢侵略中国且能够成功侵略中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政府面临着国内维稳问题，根本没有力量对外来侵略。这个历史教训必须记取，千万不要重演历史的悲剧。
当今中国维稳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群众维稳模式，毛泽东时代中国实行的就是这种维稳模式，无论是日常的维护社会秩序，还是应付重大社会事件，全都依靠群众，包括天安门事件那么重大的政治事件，都是由群众来解决，出动首钢工人来解决，而不是动用军警来解决;另一种是军警维稳模式，就是文革后中国所实行的维稳模式，所有问题都有军警来解决，不仅不动用群众，而且把群众本身作为防范对象，千方百计禁止群众不经批准而大规模集聚，包括群众召开一般研讨会都在警方的严密监控之下。就这两种维稳模式来说，是非对错暂且不论，单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讲，只有群众维稳模式才能够真正起到维稳作用;而军警维稳模式根本起不到长期维稳作用，在人类历史上依靠军警维稳成功的先例一个都没有，蒋介石就是一个典型，一切都靠军警来解决，可是连一天稳定都没有实现过。苏联的例子更加典型，苏联的军警力量世界是第一，特别是苏联的克格勃无孔不入，结果并没有阻挡苏联的亡党亡国。
群众维稳模式的一个最大优点，就是群众本身就是维稳主体，是维稳的主要力量，它所打击的肯定是少数坏人，而绝不会把群众本身作为维稳对象，这就把国与民完全融为一体，把国与家完全融为一体，从而奠定了国家稳定最根本的群众基础，99%的群众稳定了，把国事看成家事，那么整个社会也就稳定了，无论国内出现多大的风浪，国家都会安如磐石，根本无需动用一兵一卒。毛泽东时代新中国天下无敌，为打破包围圈两次与美国开战(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为巴掌大一块儿珍宝岛与苏联开战，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更是不在话下，就是因为群众维稳机制稳住了国内的结果。而后来实行军警维稳的最大弊端，就是会逐渐把群众作为维稳对象，形成恶性循环，形成群众与政府的对立，最终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高压锅，虽然能够做到平静无声，但是随时都会爆炸，整个社会从上到下神经绷得越来越紧，根本经受不起外来的丝毫刺激，面对外来威胁，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妥协。道理很简单，当官员不知道一旦战争爆发老百姓会向谁开枪时，除了妥协之外没有任何选择。这是军警维稳模式的最大恶果。
比如最近P2P网络信贷和股市造成的金融灾民问题，就是动用军警维稳模式来解决的，虽然表面上压下去了，没有人敢主张敢“闹事”(其实老百姓并非闹事而是正当要求)了，但是仇恨的种子却种下了，因为这些金融灾民大都是一些老头老太太或者没有什么本事的弱势群体，被骗掉的往往是一辈子的储蓄，是晚年的所有依靠，虽然弱势群体容易被打压，容易被吓唬住，但是一旦社会有事，一旦有外敌入侵，这种埋入心底的仇恨种子，埋得有多深，时间有多长，爆发力就有多大，足以把整个国防全部炸毁。1万英军能够打败大清王朝百万大军，上千日军能够占领中国东北，不足6000日军能够占领华北，就是长期军警维稳在国内民众中埋下了仇恨种子的结果。这也是同一个人，在国民党军队里枪一响就跑就投降，而在共产党军队里哪怕是浑身被子弹打成筛子也绝不后退半步的根本原因。
所以多年来我们一直呼吁，要用群众维稳模式取代军警维稳模式，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维护社会稳定，而绝不能把群众作为维稳对象。具体来讲，就是建立由党中央直接领导的群众维稳组织，从根本上源头上维护群众利益，消除群体事件的根源，尽可能做到不出事，少出事，即便出了事，也可以通过强大的群众舆论和群众力量，及时化解各种矛盾，并且每经过一次矛盾事件，就会增加一层国家和民众之间的密切关系，这就会形成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良性循环，政府越来越依靠群众，群众越来越支持政府，最终恢复那种“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那种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国家强大状态。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一定要用理想主义来组织群众和动员群众，用理想主义纽带把大家组织起来，千万不能用金钱来收买群众支持，因为用金钱收买的群众，往往都是一些变态龌龊的地痞流氓，而绝不会是拥有正义感和忠诚的群众主体。收买这些地痞流氓组成网军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操控网络舆论，但是从长远来看，将会从根本上摧毁国家的道义形象。现在这个苗头就已经出现了，比如用公众号的巨大利益来收买那些龌龊小人和打击那些正义人士，就会带来灾难性后果。现在微信公众号微博等等都会带来巨大利益，发一篇文章就能够达到30万的收入，利益之大超乎人们想象。于是有人便用这种利益杠杆来管理网络，谁攻击左翼爱国力量，谁妖魔化弱势群体，就让谁的微博和公众号发大财;相反，就关闭谁的微博和公众号，让谁遭受到重大利益损失。中国日渐庞大的五毛党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些人为了个人捞钱，死死咬住左翼爱国力量和弱势群体不放，以此来讨好党内贪腐势力，获取个人名利。这些五毛党的危害绝不亚于汉奸。
好在现在有了网络，更好在总书记号召各级官员都要上网，这就在客观上为解决问题创造了条件，只要大家坚持发扬“自干五”的精神，坚持为正义发声，坚持为人民发声，坚持维护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坚持让党和人民能够听到真正的正能量声音，我们就有希望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就有希望踏上复兴的道路。这是我们讲的目前咱们国家的政治问题。
四、当今中国的经济问题
下面再给大家讲一下经济问题，其实我们原本应该倒过来，把经济问题放在前面，因为经济问题大家比较关心。现在之所以先讲政治问题，是因为当今中国比较特殊，经济问题主要是由政治问题决定的，问题形成于政治问题，解决也要考虑政治问题。目前中国面临的经济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发展动力枯竭的问题 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虽然说起来有很多，但是最首要的问题，是发展动力枯竭的问题——发展动力枯竭了。
过去这4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并不像现在主流媒体所忽悠的那样是靠什么改革开放政策。如果改革开放这些东西管用的话，那么我们早在晚清民国时期就已经富起来了，那个时候我们改革开放最厉害，至少比现在改革开放的力度不知道要大多少倍，不仅连外国资本开进了中国，甚至连外国租界和外国军队都开进了中国，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登峰造极时期。纵向来看是如此，横向来看同样，非洲地区所有国家的改革开放程度恐怕都远远超于中国，可是他们却没有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如果改革开放真的管用，那么今天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应该是非洲，而不应该是美欧和中国，因为美欧和中国的改革开放程度远远低于非洲。
那么我们是靠什么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呢?
第一，就是刚才孔老师讲的，是靠前30年的积累。这个积累还不仅仅是大家平常所熟悉的物质积累、经济积累，比如建国后前30年建立的覆盖大半个中国的农业基础设施和水利设施，其中仅水库就有86000座，上届政府工作报告就承认目前中国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靠着修复了其中7000座水库实现的。这里大家会问，为什么要修复其中7000座水库?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承包，大家对包括水库在内的水利设施只用不修，并且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也无力修复，所以当初留下的8万多座水库大部分都被损毁了，我当时插队时修建的四个巨大机井和直通山顶的水浇地，就全部毁掉了。其实要说浩劫，联产承包对农业基础设施特别是水利设施才是真正的浩劫。正是因为依靠过去农业基础设施的积累，联产承包责任制才能够存在下去，当后来农业基础设施被废弃之后，农业便再次陷入了困难境地。
当然，农业基础设施的积累只不过是很小的一部分，是我们所举的一个很小的例子，最重要的物质积累主要是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正是因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所有的自然资源才变成了经济资源，才能够把这些经济资源变现为社会财富。非洲的自然资源为什么没有变现为社会财富?就是因为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自然资源不能成为能够变现的经济资源，所以非洲大陆才守着丰富的资源饿肚子。所以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自然资源能够全部变现为社会财富，主要是前30年工业积累和科学技术积累的结果，当时我们的科技水平在各个领域都已经接近世界前列，不仅有大家熟知的两弹一星核潜艇，还有喷气式大飞机，万吨巨轮，人工合成生命，以及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没有完全解决的飞机涡扇发动机问题……可惜后来邓小平上台后一声令下，100多个科技项目下马，八个国防工业部陷入半停顿状态，核工业部被逼得用核技术去造白酒。
关于前30年物质积累方面的文章和书籍已经很多，在此我们不想多说，在此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毛泽东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比物质积累还要更加重要的制度积累，这才是中国经济奇迹般高速增长30多年，开始实现国家崛起的最根本原因。这个制度积累主要是组织资源和道德资源两个方面。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靠三种资源，第一物质自然资源，第二组织资源，第三道德资源。其中道德资源和组织资源是最强大的资源。为什么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就是道德资源和组织资源不行。小日本、英国，最早资本主义是英国，是个岛国，后来亚洲最强的国家是日本，也是个岛国，自然资源都是最差，但他们组织资源强大。英国建立日不落帝国的时候才一千多万人，没有现在的北京人口多，建立了庞大的日不落帝国，统治全世界。
组织资源是指社会的组织制度，它是比自然资源的作用更大的经济发展动力。毛主席留下的一整套组织制度，是保证共和国半个多世纪经济高速增长的最根本动力。就拿毛主席留下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来说，它使后来的改革开放只有产出没有投入。包括农民也是，农民为什么承包以后能吃饱饭，说是因为承包有积极性，这纯粹是胡说八道!那是靠着免费的水利设施，覆盖大部分农村的水利设施，才在农村退回到小农经济后农民不仅仍然有饭吃，而且还能一年比一年生活得更好。就像刚才所说我当年插队的时候，水利设施从山底直通山顶，无论是山上梯田还是山下农田，几乎都是水浇地，农民承包后完全白用，一分钱不交，如何能够不会连年丰收!可是现在却是一边吃着那时种的果子，一边大骂那个时候只种果树没有果子吃，做人怎么能够这样!
本来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等，都是社会投入，都是民众享有的社会投入，而后来不仅不再是社会的投入，反倒变成了居民承担的社会产出，这一进一出会凭空形成多大的GDP，大家想过没有?就拿住房来说，过去是国家免费为居民提供住房，不会形成一分钱的GDP，现在的房地产市值已经超过400万亿人民币，超过全年GDP的五倍，全部算成了经济发展的产值，并且由于货币的滥发，造成这些房产市值天天增长，年年增长，房价十年上涨20倍，就增加了20倍的GDP。可见仅仅房产这一项算起来，就会为社会增加巨额GDP。可是虽然社会GDP上涨了，老百姓的继财富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这就是所谓GDP的真相。
第二，就是包括外国人都承认的，毛泽东时代的劳动力红利。那时候一家五六个孩子，到改革开放时都已长大成人，这些劳动力完全是在白白地使用，没有任何投入成本，特别是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老百姓只有劳动投入而没有养育孩子的支出，大量原本是属于老百姓的巨大消费资金，全都无偿转化成为了国家的建设资金。如此只有投入没有索取的经济发展方式，放在任何地方都会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毛泽东时代留下的这些劳动力，并非是一般的劳动力，而是经过初级和中等教育培训的有文化的劳动力，是最适合工业化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数量大、高素质的劳动力，单凭所谓改革开放政策，就能够创造出如此巨大的经济增长，那完全是一种神话传说。不信，大家把这种改革开放政策放到非洲去试一试，就会知道社会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是什么了。
第三，除了上面两个制度积累和劳动力红利的主要因素之外，还有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出卖和变现资源了。多年来我们所讲的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基本就建立在出卖和变现资源上。投资招来了全世界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持续开发了近40年;出口更是以出卖资源性产品为主;消费同样是建立在人为破坏和浪费资源的基础上，过去一把椅子几块钱能用好几代人，现在一把转椅几百块钱也用不了几年，再加上大量一次性产品，完全是环境和资源的一场浩劫。
现在全世界跨国公司在中国掠夺性经营几十年，把中国资源掏空了，环境毁掉了，然后开始纷纷撤离，不仅外资在撤离，还带着中国公司也在撤离，留下十几亿中国人来独自承担对自然环境的巨大返还，自然资源不是被掏空就拉倒的，而是前期掏空后期再返还，人类前期从地球掏走多少，后期就要向地球返还多少，否则人类生存的环境就会崩溃。而这个返还的金额特别巨大，如同天文数字般巨大，可怕之处就在这里，特别是许多环境和资源是不可逆的，一旦破坏将永远无法恢复。
当年掏空中国的时候全世界的垄断资本都在，但在单靠中国人自己能否恢复自然环境，谁都没有把握，谁都没有信心，所以大家才拼命向海外转移亲属和资产，而转移的结果就是，资源没有了，出卖和变现资源所换取的财富也没有了，最终等待大家的就只有苦日子了。所以我们才讲中国老百姓的好日子就快要结束了，大家做好过苦日子的准备。现在连那些最乐观的所谓改革派，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都在感叹好日子就要结束了，让大家做好过苦日子的准备，连他们都在这样讲，可见好日子的确快结束了。
回顾40年的改革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卖的过程，最初是卖资源卖土地，卖房子卖福利，后来又是卖时间卖预期，房子按揭，债券基金就属于卖时间，现在什么都卖光了，又提出了新的三驾马车——教育、医疗、养老，把原本应该属于社会投入的老百姓的福利待遇，当作带动经济的新三驾马车来发展，这就等于是把中国老百姓的生老病死也出卖了。本来教育、医疗、养老这些老百姓福利待遇的丧失，是政府为了发展经济而对老百姓欠下的债，现在应该对老百姓进行偿还，可是现在不仅不偿还，反而当作支柱产业来发展，这就丧失了基本天理。道理很简单，把教育医疗和养老当作支柱产业来发展，结果就是学费越高，老百姓越上不起学，经济发展就越快;中国人病得越多，医疗费用越高，越是看不起病，经济发展就越快;老百姓越是老得快，养老费用越高，社会老龄化越严重，经济发展就越快。如此以来，请问这种经济发展还有什么意义?虽然对少数老板来讲意义很大，但是对99%的老百姓来讲，这种经济发展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
特别是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现代文明社会，我们却把老百姓的福利待遇当作支柱产业来发展，把老百姓本身当成资源来开发，这就完全颠倒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颠倒了人和物的关系，颠倒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把99%的老百姓当做山川河流和猪马牛羊等经济资源来对待了。这会让世界怎么看待中国?大家会把我们看作是野蛮民族还是文明民族?再与当今世界越来越发展的的福利保障制度相比较，包括中国老百姓又会怎样看待自己的国家?要知道教育医疗这些东西，无论在西方国家还是在中国古代社会，都不是作为赚钱的产业来发展的，西方的教育医疗是由教会发展起来的，最初是教会学校，教会医院，后来才发展成为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中国毛主席时代教育医疗百分之百是福利，不花一分钱。现在俄罗斯那么穷，财政那么困难，几度陷入崩溃边缘，都没有取消社会主义制度遗留下来的福利保障。我们这样干，无论对内对外都无法向历史交代，更无法向人民交代。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发展源头枯竭的问题。这个发展源头枯竭的问题，绝不是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问题，或者说是不可避免的问题，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如果采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把满足人民大众生活需要作为生产目的，那么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免费的范围就会越来越扩大，自然环境将会越来越美好，就不会形成发展动力枯竭的问题。这是我们讲的目前经济发展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二，债务危机问题
目前经济发展面临第二个问题就是债务问题。我们现在有多少债务，政府债务、企业债务和居民债务加在一起，再加上11万亿的外债，是240万亿人民币债务。240万亿，再加上各种民间债务，超过GDP的3倍，目前GDP是80万亿。许多人讲美国人的债务更高，没问题。但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美国债务和中国债务有很大不同，千万不要进行简单类比。美国债务与中国债务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不同，这三个方面的不同，决定了美国债务与中国债务的作用和后果完全不一样。
第一，美国的债务大都在金融领域，而中国的债务则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集中在实体企业，实体企业负债高达144万亿。就是为什么今天一讲要去杠杆，大量实体企业纷纷破产倒闭的主要原因。银行去杠杆主要是要求企业还钱，企业没钱可还，就只能破产倒闭，卷款跑路。而美国的债务都集中在金融领域，所以2008年美国危机我们称为是金融危机，危机主要集中在金融领域，是金融领域的老板在跳楼自杀，而很少有实体企业的老板跳楼自杀，更没有工人跳楼自杀。一般美国老百姓都是该吃吃该喝喝，超市里依然物美价廉，老百姓生活并没有受到危机的冲击，只是晚上没事喝着啤酒，看电视里的金融老板跳楼自杀。而以往历史上所有危机，灾难都是落在老百姓头上，百姓没了工作，没了饭吃，没钱养家，被迫跳楼自杀，再就是实体企业的老板也跟着跳楼自杀。而2008年金融危机跳楼自杀的只有金融老板，因为债务都在金融领域，与老百姓和实体老板没有太大关系。
而中国240万亿负债之所以看上去会比美国负债少，不是因为真的比美国负债少，而是因为没有算上虚拟经济那一块负债，如果算上那一块，负债额将大得难以想象，为什么没有算?就是因为中国金融领域太乱，国际结算银行根本就统计不出来。所以企业负债只能计算出实体企业144万亿，金融企业有多少根本不知道，但是按照我们生活常识来看，金融企业的负债额至少要数倍于实体企业的负债额，所以说大家想一想都感到害怕。
240万亿负债额中还包括40万亿是老百姓负债，股市里至少还有潜在的50万亿老百姓负债，虽然法律上规定股市投资不是债权，企业无需要偿还，但是股市里这些老百姓的投资需要有回报，这些回报实际上也是一种债务。因为中国股市与美国股市不同，中国股市涨跌是由政府政策决定的，股市庄家的欺诈是由法律保护的，政府完全是站在上市公司和金融公司的立场上来管理股市的，而不像美国政府那样完全是站在股民的立场上管理股市的，所以中国股民赔了钱会找政府，而美国股民赔了钱从来不找政府。因为中国政府制定的股市游戏规则不利于股民，而美国政府制定的游戏规则有利于股民，美国股民赔了钱知道到哪里去找回来，自然不会去找政府。中国股民赔了钱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回来，只能去找政府。如此以来，老百姓几十万亿股市投资，就变成了中国政府实际上的债务压力。这种债务压力无论从道理上还是伦理上，政府都是摆脱不掉的。
比如说前期一个股权分制改革，现在一个企业内部增发，这两大政策等于是把上亿股民账户里的钱直接划到极少数富豪的账户里，所以在股市连续多年下跌的漫漫熊市里，中国股市仍然每天都能够产生亿万富翁，并且由此产生的亿万富翁甚至超过了全世界新增亿万富翁的总和。政府动用国家机器强行这样干，老百姓亏了钱难道不该去找政府吗?政府强行规定同一个股票不同的价格，老百姓买一个价格，中外富豪买一个价格，前后价格相差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然后按照一个价格在市场上交易，老百姓又怎么不会亏得倾家荡产?世界上有哪个政府这样干过?把老百姓平均15块钱买的股票，与富豪不到1块钱买的股票，按照一个价格进行买卖，老百姓能不死翘翘吗?这样干不要紧，还起了个名叫改革，谁反抗就镇压谁，个人反抗有保安来对付，集体反抗有武警来对付，老百姓赔了钱能不找你吗?
多年来我们一直反复讲，股市本身有一种净化功能，因为股市把全国投资者放在了一个房间里，信息传递的时滞等于零，任何一个人违规犯罪，全国老百姓在同一时间看得清清楚楚，而不像在实体经济中那样，信息传递的时滞作用很大，你在北京骗完还可以跑到上海去骗，信息从北京传递到上海总是有一个滞后作用，而股市信息没有这个滞后作用，全国投资者马上就会知道你是个骗子，所以只要没有政府的保护，股市中的骗子往往只能骗一次，而不可能连续得逞，特别是股市中不像实体经济中那样是一对一的诈骗，而是一个人欺诈成千上万人，并且是成千上万非理性的老百姓，一旦暴露会被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活活打死，所以如果没有政府武力的保护，任何人——除非是神经病——都不会到股市上来冒险欺诈，因为股市欺诈的风险成本太大，大到了与收益不成比例的程度，所以在没有政府保护的情况下，很少有骗子到股市上来骗钱。就是香港股市美国股市包括台湾股市都很干净的原因。不是骗子不想来骗，而是风险太大划不来，倒不如在实体经济中欺诈那样风险比较低。这是中美债务的第一个不同
第二，美国的债务主要都是欠外国人的，中国的债务都是欠本国人的，这是中美债务的第二个不同。虽然表面上说起来美国国债20万亿国债，2/3在国内，1/3在国外，仅欠中国三四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就有相当于2万亿美元的国债，相当于10多万亿人民币。而且，由于美联储把美国债当成是发行美元的工具，美联储持有的几万亿国债要扣除，扣除后美国国债基本上是一半在国内一半在国外，再加上美元是国际货币，2/3在国外流通，又给美国带来了大量财富和铸币税，实际上抵消了大部分债务，所以美国的债务压力是很小的，就是这很小的债务压力美国也无需偿还，只要有庞大的航母舰队在，就可以通过发新债还旧债的办法让张三还李四，美国自己一分钱也不用还。
这就是美国欠外国钱的特点，它可以欠新债还旧债，还可以打开印钞机印制美元还给你，反正纸币可以随便印，没有任何限制，不像金属货币一样，还债要拿真实的黄金白银。其实美国发债本身就是一个白白占用他国财富的游戏，就拿中美之间来说，中国通过出口贸易用商品换取美国的美元，由于美国设计的美元年年贬值，中国为了防止手里的美元贬值，而又不愿意购买商品便宜本国老百姓，就只能去购买美国国债，用国债利息来补偿美元贬值的损失。只是如此以来，中国又把用商品换取的美元，原封不动送还给了美国，结果就是中国钱财两空，中美贸易的结果两手空空;美国则是钱财两得，既得到了中国的商品，又收回了购买中国商品的美元，完全是空手套白狼，一分钱都没有花。中美之间的这种贸易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对中国毫无意义的财富游戏，通过这种游戏不断把中国创造的财富白白输送到美国。可见美国的所谓债务，本身就是掠夺他人财富的一种工具，对美国只有利益没有压力。这里或许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要这样干?因为中国那些精英从这种财富游戏中个人会得到好处，所以宁可国家白白损失，也愿意把财富白白输送到美国，当然只是国家白白输送，这些精英个人却不是白白输送，而是在与美国的分赃中赚得盆满钵满，个个都变成了超级富豪。只是中国老百姓亏掉了原本享有的免费住房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养老以及大量的公共资源。
而中国的债务几乎全都是欠国内的，大部分是欠老百姓的，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在其他国家之间拆东墙补西墙，欠新债还旧债，把危机的损失转嫁到其他国家头上，虽然也能够对国内老百姓欠新债还旧债，但是这样滚动起来债务会越滚越大，而不是像美国那样滚来滚去就把债务滚没了，虽然也可以像美国那样通过货币贬值赖掉一部分债务，但是剩下的部分仍然十分巨大，仍然需要偿还，一旦还不上发生债务危机，就肯定会爆发社会和政治危机。因为中国老百姓的这些货币储蓄和债务储蓄与其他国家具有不同的性质，不是消费后的结余，这是牺牲消费用来保命的钱，是给孩子上学，给自己看病和养老的钱，一旦出了问题老百姓肯定会玩命。一旦要发生危机，就是国内出现问题。这是美国所没有的问题。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就反映了这一点，虽然破产的是美国公司，但是实际损失的却是其他国家的公司。就像我成立一个金融公司让在座的大家来投资，每人投资1万元就是100多万，明天我破产了，表面上看是我损失100多万，实际上损失的是大家的钱，自己并没有损失。2008年美国一场大危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无数公司的财务报表都发生了亏空，而美国却没有受到什么大的影响，道理就在这个地方。美国就是通过这种现代金融在全世界圈钱，赚了是美国的，赔了是大家的。我们把美国这个游戏搬到了国内，用来赚老百姓的钱，虽然这样做经济发展很快，是在政治上却很危险，一旦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
第三个中国和美国债务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美国的债务大都是欠老板的，而中国的债务大都是欠老百姓的。中国的国债和企业债券，基金和股票等等几乎全都是欠老百姓的，一旦发生金融危机，第一波海啸就会砸在老百姓头上，第一轮陷入绝境的就是老百姓——因为老百姓最弱。而美国的债务由于大多数是欠老板的，老板承受能力强人数又少，一般不会形成大的社会危机，不会造成政治动荡，就是美国2008年遭遇到百年未遇的大危机，却没有影响老百姓生活，老百姓全都站在岸上隔岸观火，看着老板在水火中挣扎的原因。有人总是说，中国有强大的军警力量和专政力量，更加不怕老百姓造反。暂且撇开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不论，但从危机的角度来说，这种说法也是片面的不符合实际的。虽然表面看上去中国老百姓特别能忍，不像西方国家老百姓那样动不动就闹事，但是中国老百姓具有很大的两面性，就是平常能够忍受其他国家老百姓难以忍受的事情，而一旦爆发，同样不会像其他国家老百姓那样拥有秩序和理性，而是会形成地动山摇的巨大爆炸效应，足以把整个社会全部炸毁。所以我们千万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中国老百姓的能忍上，这种做法不仅丧尽天良，而且十分危险，是在拿着整个民族在做赌注。
那么现在怎么办呢?我和你们孔老师经常讲，当今中国的许多经济问题必须用政治手段来解决，庞大的债务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现在国家要去杠杆，怎么去杠杆?总不能借钱不还，谁要钱就用武警对付谁吧?最好的办法就是国家成立专门去杠杆的债务公司，把全国的债务集中起来慢慢化解，实在化解不掉的部分向老百姓承认错误，争取得到老百姓的理解和原谅，要相信中国老百姓是绝对有这个觉悟的。当年淮海战60万共军能够消灭80万国军，没有任何投机取巧的战略战术可以利用，完全是靠600万民工支前打赢的。都说农民是狭隘的自私的，可是当时支前民工的口号却是感天动地的“倾家荡产，支援前线”，为什么宁可倾家荡产也要支援前线?因为中国农民的目光看得最透彻、最深刻、最长远，他知道只要共产党能够打败国民党，农民就会拥有土地;只要拥有了土地，就会拥有财富，就会重建家园。所以大家宁可倾家荡产也要支持共产党，一旦没有了共产党，就没有了农民的土地，等待农民的就只有是杨白劳的命运——丢掉女儿，丢掉老命。虽然中国农民在理论上说不出一套又一套的大道理，但是千百年来的生活告诉了中国农民，土地是中国农民的命根子，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悲剧命运的根源，是两千多年中国农民历代革命和造反的最高理想。
可见在关键时刻，老百姓最懂得大道理。就是中国老百姓最伟大的地方，也是中华民族能够历经劫难绵延不绝，成为历史上唯一留下来的古老民族的最根本原因。所以今天这些困难，只要政府跟人民讲清楚，老百姓肯定会承担损失与国家共度难关。如果我们把那些在股市上、债市上和金融市场上胡作非为，欺诈老百姓的贪官和奸商拉出几个来公开枪毙，让人民大众看到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又回来了，老百姓肯定会主动为国家分忧解难，承担起损失，顺利度过眼前的困难。可是如果我们不是把那些金融骗子造假疫苗假药品的奸商法办枪毙，而在金融上财政上税收上以及各个方面支持这些祸国殃民的奸商，那么老百姓就绝不会甘愿承担经济损失，就绝不会相信国内的疫苗等药品， 最终甚至会对这个国家彻底的麻木和绝望。因为让杨白劳去替黄世仁承担债务损失，让自己的孩子去冒着风险注射国产疫苗，老百姓肯定不会答应的，再怎么进行爱国教育也没有用。
现在发改委有一种说法值得高度警惕，就是说我们国家资产十分庞大，不怕债务巨大，资产足够偿还债务，不会出现债务危机。这完全是对上忽悠党中央、对下忽悠老百姓的一种坑爹说法。一是我们国家的很多资产根本就无法变现，比如山川河流、公路桥梁等国家资产根本就不能偿还内债，不能用来偿还老百姓的债务，而只能对外偿还其他国家的债务，也就是割地还债，但是不能对老百姓割地还债;二是我们国家的资产和资源本来就是属于老百姓的，就是属于全体人民所有，不可能拿来偿还欠老百姓的钱，用本来就属于老百姓的东西来偿还欠老百姓的钱，虽然中国老百姓老实，但是在身家性命问题上，老百姓绝不会答应。对此有一个人看得清清楚楚，这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特朗普之所以总是在经济上找中国的别扭，其目的就是想激化中国内部这些矛盾，最终把中国推入内乱，再次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三，货币发行量超大的问题
这是我们当前经济面临的第三个重大问题，也是迫在眉睫必须解决的问题。当今中国虽然只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货币发行量世界第一，超过180多万亿人民币。180多万亿人民币是个什么概念?就是今天中国发行的人民币，能够把全世界的美元和欧元全部买光还略有富裕。目前美元发行量是13万亿;欧元发行量也相当于13万亿美元;两者相加是26万亿美元，而中国180多万亿人民币恰恰也相当于26万亿美元，与美元和欧元的发行总量相当。中国GDP只占美欧GDP的40%，如果再考虑到美元和欧元是国际货币，大部分都在世界各地流通，中国货币发行量更是大得吓人。只要纵向或横向一比较，大家就知道当今中国货币发行量已经大到了何等程度!
首先纵向来看，毛泽东时代，我们3000亿的国民收入，货币发行总量是不到700亿人民币。注意，那个时候我们没有GDP这个概念，GDP这个概念是改革开放后从西方引进的，是以三次产业划分为基础的;我们当时的宏观经济指标是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这是以生产部门和非生产部门的划分为基础的;两者之间没有可比性。今天要拿GDP来比较，只能进行折算，按照今天的统计方法进行折算，当时3000亿国民收入至少应该在3万亿人民币之上。当时3万亿GDP只发了不到700亿货币，GDP和货币的比例是42:1，而今天80万亿GDP货币发行量超过180万亿，GDP和货币的比例是0.44:1，比例相差近100倍。货币发行量前后相差2570多倍，当时工人平均工资是38元，也就是说今天38元乘以2500多倍，才相当于那个时候的实际工资水平，差不多有10万元。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时代一个普通工人能养活七八个孩子，现在一个工人养活一个孩子都困难的原因。如果现在一个工人月工资有10万元，同样能够养活七八个孩子。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目前这个180万亿的世界第一货币量，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巨大的货币量没有什么威胁，并没有影响到老百姓的生活。现在之所以还没有造成商品物价飞涨，是因为400万亿市值的房地产把大量货币吸走了一部分，贪官污吏又把一部分货币锁进了巨大的墙柜里，就像《人民的名义》电视剧中侯勇那样一分钱没花，这两个因素把巨大的货币发行量给抵消掉了一部分，等于是央行根本没发这部分货币。如果有一天房价不在暴涨了，房地产所吸纳的巨大货币再吐回到商品市场上来，到时候的物价飞涨将足以超出国人的想象，大家看看当年国民党的金圆券和后来苏联崩溃后卢布贬值1万倍，就会知道如此大规模发行货币的后果了。
其次再横向来看，比较一下美国，就知道我们货币发行量有多么可怕了。美国货币发行量是13万亿货币美元，GDP是19万亿美元。由于美元是世界货币，这13万亿美元中有2/3是在国外流通，国内流通的货币也就4万多美元，4万亿美元对19万亿GDP，差不多相当于1美元对5元GDP，即便是1:5这样一个比例，美国还被全世界认为是滥发货币，遭到了全世界的声讨。可是与我们国家一比，美国的滥发货币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我们的货币发行量是180万亿人民币，GDP是80万亿人民币，180万亿货币对80万亿GDP，差不多相当于1元人民币对0.44元GDP，与美国相比里外里相差十多倍，货币简直快发疯了。就是这样，国务院刚刚开会决定还要实行积极的货币政策，什么叫积极的货币政策?翻译成老百姓的语言，就是大量发行货币。这样下去结果是什么?大家看看下面这张图表就知道了。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我要提醒大家，咱们这180万亿还仅仅是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仅仅是实际货币量的一部分，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就是网络时代的特点，网络时代产生了大量非货币的支付手段，比如支付宝、微信等等，这些非货币支付手段与货币具有同样的作用，并且在成倍地加速着货币流通的速度，而货币流通速度与货币量一样，具有稀释老百姓手里货币的作用，能够造成物价上涨。目前这些非货币支付手段究竟有多大，我们没有统计也无从统计，但是就根据日常生活来观察，这些非货币支付手段的流通量，不亚于央行发行的180万亿货币，如此巨大的货币堰塞湖一旦决堤，无意将中国经济和老百姓的生活彻底格式化。这就是今天我们面临的巨大货币压力。
现在必须从源头上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把印钱的和花钱的部门分开，印钱的不能花钱，花钱的不能印钱，就如同美联储和美国政府的关系那样。美国印钱的美联储是私人公司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政府没有印钞权，不能像中国政府这样想花多少就印多少，根本不管老百姓手里的财富损失。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印钱的部门和花钱的部门分开来，把国务院的印钱职能分离出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管印钱，这样一来国务院就不能再像现在这样想花多少就印多少了，可以遏制滥发货币将能够起到一定作用。当然要由人大常委会来管理印钱，就有一个代表的身份问题了，就是人大代表必须是老百姓而不能是富人。道理很简单，因为富人是卖东西的，穷人买东西的，所以富人喜欢通货膨胀，穷人害怕通货膨胀，如果人大代表都是富人，那么就会更加滥发货币，结果会比现在国务院自己印钱自己花钱还要糟糕。
四，社会财富分配问题
这是我们要讲的第四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社会财富分配问题。大家都知道社会财富分配两极分化，是目前中国一个大问题。大家之所以最关心贫富两极分化这个问题，是因为贫富两极分化将会使一个国家失去对外的作战能力，失去对外竞争的能力。古往今来，所有国家，无论大国小国、无论好国坏国、无论正面典型还是反面典型，其国家强大的根本前提和共同特征，就是内部没有贫富两极分化，实行共同富裕，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否则，如果一个国家内部贫富两极分化，无论这个国家经济多么庞大，军事力量多么强大，也必然会每战必败，丧权辱国，最后陷入灭亡。南宋的经济科技军事力量世界第一，远远超过蒙古小国;晚清的GDP也是世界第一，超过八国联军;结果都是没有任何抵抗力地亡于对方之手，就是内部贫富两极分化的结果。
20世纪初期苏联经济超高速增长，国家强大无比，20世纪中期新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国家无比强大，能够打败世界帝国主义联军，能够与世界两个超级大国相抗衡，就是实行公有制和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结果，又是高举公平正义大旗的结果。当时苏联所有制改造完成后，正赶上1929年至33年世界大危机，整个西方国家包括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一片恐怖，大多数工人失业，经济损失一大半，大多数老百姓生活突然陷入地狱，可是苏联却是一枝独秀，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率出现负40%的时候，苏联经济增长率却超过30%，一下子震动了整个世界。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了社会主义，包括像卓别林这样的艺术家和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都义无反顾地把人类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身上，为此卓别林受了一辈子迫害，当时因为倾向社会主义而遭受迫害的艺术家和科学家不计其数，为什么这么多艺术家科学家宁愿遭受迫害也要倒向社会主义?就是被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所吸引的结果。
新中国更不用说了，1949年建国的时候，对着百年战乱的废墟，一穷二白的经济，科技水平更是极其低下，什么都造不了，火柴叫洋火，煤油叫洋油，铁皮叫洋铁皮，钉子叫洋钉，水泥叫洋灰。可是经过仅仅十多年的时间，我们就什么都有了，即便是和今天相比也一样都不少。两弹一星最能说明问题，因为两弹一星不是仅仅发展几个部门十几个部门甚至几十个部门就能够制造出来的，而是需要成千上万个部门的协同合作才能够制造出来，这些部门必须全部达到先进科技水平才行，有一个部门落后也造不出来，需要整个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全面发展才能制造出来。当时依靠什么完成了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极其罕见的历史奇迹?所依靠的就是公平正义，就是能够体现公平正义的公有制和共同富裕。否则新中国早就趴下了，根本就不会有后来什么改革开放。
在这个问题上，在如何看待新中国经济建设成就的问题上，最先替新中国讲公道话的，最先公正讲出历史真相的，并非是中国人而是美国人，是美国的《剑桥中国史》，告诉了整个世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包括文革时期，经济和科技水平的奇迹发展，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完成，中国工农业的建设成就，人们生活水平的巨大变化，人们健康水平和人均寿命的巨大飞跃，也算是为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翻了案。人们才知道毛泽东时代并不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时代，中国老百姓也不是吃不饱饭穿不暖衣的时代，更不是受人欺负的时代。美国《剑桥中国史》不仅告诉了人们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经济科技奇迹，不仅告诉了人们毛泽东时代中国老百姓的福利和政治权利，特别是当时美国很多人的回忆录，尤其是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许多美国将军的回忆录，通过对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将士的描述，让我们感到了作为一名中国人的无比自豪，这种民族自豪感在今天已经找不到了。
谈到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成就，人们就会想起当时冒死回国的钱学森等一大批科学家以及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包括把西方经济学引进中国的西方经济学鼻祖高鸿业教授等一大批社会科学人才，没有他们就没有祖国一日千里的经济发展。可是当时这些在西方国家已经功成名就的人为什么要冒死回国，宁愿吃粗粮啃咸菜，过有各种票证的所谓贫困生活呢?就是四个大字的召唤——公平正义!这是今天的人们根本理解不了的人类追求，这是人类社会应该有的追求。毛主席有很多伟大成就，但是最伟大的成就，就是把“公平正义”四个大字注入了人们的血液之中，由此激发起了中华民族的人性追求，而不是今天这种只知道感官享受的猪狗追求。是这种人性的追求，爆发出了巨大的创造力量，不仅能够创造一日千里的经济奇迹，而且能够创造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军事奇迹，使中华民族这个千年挨打的民族，千百年来第一次结束了被动挨打的历史。我们不仅能够打败一个侵略者，而且能够打败全世界联合起来的侵略者，抗美援朝等于是我们一个国家打赢了一场世界大战，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包括全世界最强大的18个参战国，再加上22个支援国，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军事集团。以往莫说是打败这40个最强大国家组成的军事集团，就是这40个国家中其中一个国家就能够轻易打败中国，迫使中国割地赔款，而如今40个国家加在一起都打不过我们，依靠的是什么?就是公平正义的人类追求和民族精神。
正是因为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打出来的这个和平环境，我们才能有40年和平时期进行改革开放;正是因为毛主席出现了一个公平正义的政党和制度，中国老百姓才能够容忍今天官员如此没有底线的腐败。很多人总是误认为中国今天具有和平的外部环境，具有太平的内部社会，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其实不是，而是毛主席留下的道德资源仍然在发挥作用的结果。比如80年代末“政治风波”这一关，很多国家都没有过去，只有中国度过了那一关。为什么中国能够度过那一关?邓小平说是靠前五年经济的发展，如果不是前五年经济的发展，这一关就过不去。其实并不是前五年经济发展决定的，而是毛主席留下的巨大政治储蓄决定的。因为毛主席留下的社会是公平正义的社会，毛主席留下的党是公平正义的党，所以即便是当时出了那么严重的问题，老百姓也依然相信这个社会相信这个党是一时失误，所以老百姓才能接受，我们才能过去这一关。这就像咱们错误地挨了父母几个耳光，不论多么恼火都会容忍，就是因为父母有养育之恩，养育之情，相信父母对我们好，否则如果换一个不认识的人，我们早就会一刀子捅过去了。这就叫做感情储蓄，放在国家身上就是政治储蓄，现在老百姓能忍，就是因为毛主席留下的政治储蓄很多很多，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消费完。
所以我们对现在这些劫贫济富的方法感到特别不安。比如现在的股市就是一个典型。近年来股市一路惨跌，特别是最近三年来，全世界股市都在上涨，包括非洲的股市都在上涨，战争风云聚集的朝鲜半岛韩国股市都在上涨，印度股市从1700点涨到了30000点，美国股市从6000点涨到27000点，可是自称“风景只有这边独好”的中国股市，却从6000多点跌到2000多点，股民3年损失30万亿，损失极其惨重，比世界上任何一场股灾的损失还要惨重。可是与此同时，股权分置改革和内部增发改革为代表的一系列股市改革，却导致极少数富豪每天几十亿上百亿的减持套现，在股民资金血流成河的同时，减持套现每天都会有亿万富豪从中国股市冉冉升起。对此国家不仅不干预，不想方设法减少股民的损失，严禁少数富豪减持套现，反而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美国等西方国家股市上涨说明风险在增加，而中国股市下跌说明风险在减少，这就如同在说一个妇女被毁容是减少被骚扰的好事一样再刺激老百姓，侮辱老百姓，往老百姓的伤口上撒盐。
比股市造成两极分化更厉害的就是现在对私营企业的补贴。一是财政方面的补贴五花八门，令人目不暇接，几乎是只要企业一动，老板就有补贴，甚至连企业上市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这本来应该是国家收税的事情，各个地方政府还要给上市公司发补贴;二是对私营企业大规模减税，比如对私营企业方员工缴纳的五险一金退回50%，这50%从哪里来?就是来自于本来应该用于老百姓医疗教育和养老方面的支出，再把这些本来属于老百姓的钱全补给了私人老板;三是各种金融信贷的支持，中国银监会已经宣布，对私营企业的贷款不得低于50%，争取达到60%，本来银行贷款是根据风险来确定的，现在强令银行给私营企业贷款，这些私营企业以各种方式进行社会融资，一旦钱到手后便破产跑路，损失只能摊到老百姓头上;四是法律上的保护，公检法都规定，对私营企业违法现象“账户不该封的一律不封，人不该抓的一律不抓”，这等于是赋予了私营企业违法乱纪的特权，道理很简单，难道只有私人老板不该抓的一律不抓，其他人就不该抓的也可以抓吗?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现代文明发展阶段，现代文明一大特点就是国家通过财政金融等各种手段劫富济贫，尽可能缩小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以此来稳定社会环境，而不是单凭武力来维护社会稳定。而目前中国这种劫贫济富的相反做法，必然会扩大贫富两极分化的差距，加剧社会矛盾，越来越依靠军警维稳。根据招商银行的调查报告，目前中国老百姓银行存款总额是64万亿，欠款总额是40万亿，扣除这40万亿欠款，存款金额还只剩下24万亿，24万亿存款金额中70%还是10%的富人所有，老百姓的存款很少，其中55%的家庭没有存款。农村的状况更加令人忧虑，由于看病贵看病难，一人得病全家贫困，一人重症全家绝境，所以大量得病老人选择了非正常死亡，所谓“绳儿子”“药儿子”“水儿子”就是由此而来的。
当今中国必须立刻停止对富人的各种补贴，转而把对富人的补贴用于对穷人的补贴，解决目前国民普遍存在的教育、医疗和养老困难，快速恢复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和免费养老。印度人口和中国差不多，GDP只相当于中国的10%，都能够实行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俄罗斯GDP仅相当于广东省，也能够实现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继续废除曾经实行30年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是说不过去的。和平时期这个问题的后果可能还不会暴露出来，可是一旦发生战争，一旦出现国际冲突，贫富两极分化的可怕后果马上就会暴露出来，马上就会把一个国家的战斗力格式化为零，北宋南宋都是亡于极端落后、人口不到自己10%的女真和蒙古，明朝亡于人口还不到自己1%的满族，有百万大军的清朝败于划着木船而来的1万英军，20万东北军被上千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沈阳，全都是国内贫富两极分化矛盾造成的，无一是对方军事和经济力量强大的结果。
正面的例子是如此，反面的例子也是如此。当年希特勒之所以能够横扫欧洲如卷席，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整个欧洲大陆收入自己囊中，虽然有着这样那样的各种原因，但是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当时德国消灭了贫富两极分化，全民实现共同富裕的结果。当时德国社会财富分配公平到什么程度?随便举个例子就能够反映出来，当时整个德国市场上找不到一件只有老板买得起而工人买不起的商品，德国工人享有当时全世界工人都没有的带薪休假制度，当时希特勒下令汽车公司制造家家都买得起的1万元之内的轿车——德国大众公司这个名称就是由此而来，并为普及轿车而亲自设计了全世界第一条高速公路……正是这一系列共同富裕的政策，当时德国才把日尔曼民族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激情给激发出来的，德国这样一个极度看重贵族身份的国家才会对希特勒这样一个有中专文凭的待业青年崇拜得五体投地，德国才具有了同时向东西方宣战的强大实力!而此前的德国可以说是破败不堪，软弱不堪，法国一只脚就可以把德国踢翻在地，除了呻吟哀嚎之外没有任何反抗能力。
一件小事可以反映出当时德意志这个创造出无数天才的智慧民族是何等崇拜希特勒共同富裕理论的。当时希特勒“啤酒馆政变”失败后，和一个德国著名哲学教授关在一个牢房里，很快希特勒这个待业青年就变成了那个德国著名教授的“精神上帝”，而那个哲学教授则变成了这个待业青年的崇拜者，希特勒没事就和那个教授大侃特侃未来德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前景，侃累了希特勒就倒地睡觉，而那个激动不已的教授则抓紧整理笔记，唯恐漏掉希特勒谈的每一个字。结果两人出狱后，一本震惊世界的书就出版了，这就是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全都是那个哲学教授整理的希特勒随意而言的文字记录。为什么希特勒胡侃的这个东西能够征服一个教授，能够征服德意志民族那么多绝顶天才，然而能够征服整个德意志民族就在于其中包含的两个字——公平!用公平来解决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
这也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和中国的右派精英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抓住希特勒不放的一个原因。按理说希特勒德国与美国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完全一样，侵略成性，大肆杀戮，灭绝其他民族，希特勒德国要灭绝犹太人，美国灭绝了印第安人，他们之间完全是狼与狼之间的关系，彼此之间的战争和杀戮也是数百年来习以为常的普遍现象，可是他们从来不妖魔化其他西方国家，单单妖魔化希特勒德国这一个西方国家，为什么?就是希特勒用来把整个德国团结成一个拳头的公平原则，从根本上损害了资本主义统治的伦理基础，否定了资本主义统治的历史合法性，所以美国等西方国家和中国的右派汉奸，才会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仇恨和妖魔化希特勒德国。而绝不是像西方国家和中国汉奸右派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因为希特勒大屠杀。如果是因为希特勒德国大屠杀，那么日本军国主义的大屠杀丝毫不亚于德国，他们也应该同样仇恨日本、仇恨东条英机和日本天皇才对。可是我们却很少看到他们像仇恨希特勒那样仇恨东条英机和日本天皇，就是因为日本军国主义并没有像希特勒德国那样从根本上否定资本主义统治的伦理基础。可见对于资本统治集团而言，无论你是什么主义，是什么制度都无所谓，真正有所谓的就是你是不是讲公平原则?是不是讲共同富裕?如果你讲这两个东西，就会从根本上动摇和摧毁资本统治的基础，就会成为资本统治集团不共戴天的死敌。
这也是今天无论中国走什么道路，无论中国选择什么制度，美国都不会放过中国的原因。因为只要中国是共产党领导，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就永远具有合法性，共产党本身就是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同义语和代名词，只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在，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红色基因就会存在，无论中国做出什么样的姿态，贫富两极分化到什么程度，美国等西方国家都不会踏实，其统治集团的伦理基础都不会稳固，所以他们就不会放过中国。特别是对于一个经历过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大众民主革命和共同富裕探索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来讲，她的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红色基因一旦复活，将会改变整个世界，所以他们必须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先下手为强，彻底解体这个国家。而解体这个国家的最有效手段，就是推动这个国家背弃公平正义，把这个国家推向贫富两极分化的极端，让这个国家陷入不战自乱的动荡之中，然后就像非洲鬣狗那样，采用以小宰大的淘肛手段，内外配合解体中国。大家看看几年前席卷整个中东地区的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就会发现，把一些国家引向私有化改革道路，然后再利用私有化必然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矛盾来颠覆这些国家，几乎已经成了美国等西方国家颠覆其他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固有模式。
所以，中华民族要想崛起、要想实现伟大复兴，必须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社会公平问题，就是贫富两极分化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民族复兴不可能实现，就只能是一个纯粹的梦想。当然，我们所说的解决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并非是要求一个早晨就马上解决，而只要求形成一个发展趋势就可以，通过不断缩小贫富两极之间的差距，逐渐地慢慢地来解决，哪怕是时间长一些也没关系。中国老百姓是最通情达理的老百姓，是最能够忍受苦难的老百姓，是最能够为了明天而牺牲今天的老百姓，从来不会提出过高过分的要求，从来不会为现实苦难而走向极端，只要让老百姓能够看到贫富两极分化在缩小，能够看到明天会有希望，能够看到未来比较美好，哪怕是今天再苦再糟糕，老百姓也能够忍受，就像中国母亲为了儿女能够长大成人，为了儿女能够有美好的明天，哪怕吃尽眼前的苦头也心甘情愿一样。中国母亲的伟大就在这里，中国人民的伟大就在这里，就在于她可以为了孩子，为了明天，为了希望，甘愿忍受今天的任何苦难，甘愿接受今天的任何不平，甚至甘愿牺牲今天的一切!
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性格，这就是我们的人民的伟大性格，这就是中华民族能够历经劫难、饱经忧患而绵延不绝发展到今天，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留存下来的文明古国的根本原因。这就是任何艰难困苦都压不倒我们，任何劫难祸患都打不垮我们，而最终都能够被我们中华民族所战胜的根本原因。希望天佑中华，今天的中国人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好好珍惜这一点。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掌声)
——东博月刊编辑部根据夏令营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