擦去历史丰碑上的污泥浊水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抗美援朝70周年之二
(可点击阅读：擦去历史丰碑上的污泥浊水——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抗美援朝70周年兼评沈志华学派 (1))
透视沈志华学派所谓“从苏、中、朝的新视角研究朝鲜战争”的“学术新方法”
沈志华学派这几年自我炫耀的“理论”，就是所谓“从苏、中、朝的新视角研究朝鲜战争”。 他们对不同意他们错误观点的人，理直气壮地辩解说，他们是依据“俄罗斯解密档案”资料 ，从苏、中、朝的视角“研究朝鲜战争的”。这是朝鲜战争史学研究的新途径、新创造，是一种新的“学术研究方法”，是“ 学术研究”云云。
这个“理论”对吗?我们只要稍加分析，就会看出这个所谓“学术研究新方法”是错误的。它欺骗了许多人、误导了许多人。
所谓依据“俄罗斯解密档案”云云，不过是个借口。我们将在以后文章中陆续对其错误进行辨析，他们的许多“结论”并不是出自对“解密档案”资料的正确运用，而是随心所欲。 这里暂且不论。这里仅仅集中透视一下所谓“从苏、中、朝的新视角研究朝鲜战争”的“学术新方法”的理论从学理本身的视角看其谬误 。
其一、“从苏、中、朝视角研究朝鲜战争”，让我们看到了什么？
先让我们 将这种新视角得出的“新结论”，大要的梳理几个有代表性的论点：
1 、斯大林支持金日成 南下，引爆了朝鲜战争;斯大林有意挑起朝鲜战争;拒绝出席安理会，不使用否决权，是有意让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侵入朝鲜，有意扩大朝鲜战争。
2、斯大林因签订中苏条约才鼓动金日成南下，以取得出海口; 中苏条约的签订是战争的起源;“条约”是毛泽东逼斯大林签订的，因此毛泽东是战争的罪魁祸首
3、 斯大林让毛泽东出兵;、毛泽东“想了一夜”为维护“中苏条约”不得不出兵;
4、中国参战也是半岛战争的起源;
5、“台前幕后”说，毛泽东在前台，斯大林在后台，操纵朝鲜战争;
6、前三次战役 “侥幸胜利论”
7、 毛泽东、斯大林不同意1951初的联合国安理会“三国” 先“停战” 后谈判 的方案，失去了大好时机，失去全胜的机会，使战争多打了两年多;
8、四个月后，斯大林不想打了，主动找美国要和谈
9、第五次战役后，美军重回三八线，毛泽东也打不下去了，所以想“和”了，自己不好意思，找苏联帮忙。第一次联合国给的优惠条件也没有了。
10、在整个谈判中苏中方“ 有意采取 强硬立场”，致使谈判无限期延长，多打了两年多。
11 战争 打了个平局 论 ，中国死伤人数比美国还多。
12 朝鲜战争以后，遗留许多周边和国际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虽胜亦亏。
稍微有点头脑的人，一看就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整个朝鲜战争从发起到结束，都是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的错(罪)!
只是，这个所谓“新方法”“新视角”研究出的“新结论 ”其实并不新。早在1950年7月美国出兵侵略朝鲜的时候，就说“朝鲜侵略了韩国”，美国出兵是“保卫韩国”，而朝鲜之所以敢于“侵略韩国”，是受斯大林的指使，朝鲜战争是斯大林的战争。中国抗美援朝是“侵略朝鲜”，是替斯大林打仗。中国在台前，苏联在幕后，停战谈判拖了两年多，全是中国的错。等等。美国的这些言论是公开的。当时世人皆知，并不用查什么“档案”。而 我们的历史学家60多年后，从“解密档案”中获得了“证明”，这足见美国的政治家们的“先知先觉”!---不过，这并不是历史的真实!对美国当年制造的“北朝鲜侵略了韩国”等等说法，早有一些公正的历史学家，包括美国的历史学家，就公开予以驳斥了，他们说，金日成南下是朝鲜民族内部不同政治、经济思想体系的人，为统一朝鲜的战争，是内战。金日成的南下是民族解放战争。它如同一年前(1949年)毛泽东帅百万大军过长江一样，同一百年前，美国总统林肯率领北方军队打败南方军队统一美国一样，都是内战!---这已经是历史的认知。我们的这些历史学家把抄别人的冷饭拿来当作新佳肴卖。而所谓的依据的“新史料”，其本身的内在逻辑和事实并不支持这些历史学家的结论。其结论许多都是子虚乌有的编造!(这将在以下相关 专题讨论)
其二、所谓“新视角” ---违背辩证法、违背逻辑、 违背学理，提倡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的学术理论
“研究 问题， 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例如，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产党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毛泽东：《矛盾论 》)毛泽东这里讲的是正确认识事物的一般原则。自然也完全适合对战争的研究。此文著于抗日战争时期，他举例中说的“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 ”，就是指对抗日战争的研究而言。不言而喻，我们研究朝鲜战争，也应遵循毛泽东这里提出原则。这是 不可动摇的学术原则。学术研究同样应该和必须要克服片面性。
朝鲜战争，实际上涉及五方，苏、中、北朝鲜、南朝鲜、美国。除此之外，还有跟随美国出兵的一些国家，作为美方内部的多方，他们同美国是支配和被支配的又合作又矛盾的关系，研究朝鲜战争也是不能忽略的方面。例如，我们通常说，美国在1951年三四月份，提出停战谈判的意向，就是迫于国内外的压力。这里的“外”就是其盟国，特别是英国 。我们研究美国为什么提出停战谈判，不了解美国同其盟国的又合作又矛盾的关系，就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再如，在为什么朝鲜停战谈判进行了两年多?对这个问题，必须分析停战谈判的全过程，必须全面研究谈判各方的全部态度，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沈志华学派的人，不作这些细致的分析，甚至弃双方谈判的原始记录不顾，而轻率地说，根据“档案”看是因为苏中采取了“强硬立场”。而所谓“档案”记载，也不过是斯大林可到他们外交官从朝鲜发回的信息，赞扬了毛泽东一句。 并以此为证，推断出因为“中苏采取强硬立场”才使谈判谈了两年多。这算哪门子的“学术研究”? 只看到了朝中 (不是苏中)方的“强硬立场”，而没有研究美方的更无理的“强硬立场”，就责怪“中苏”的强硬立场不对，这不是明显在“拉偏架”吗? 事实是战争中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发展都是复杂的。只讲苏、中、北朝鲜在朝鲜战争 的相关行为，不研究其他几方的关系，轻易下结论，这很显然是片面的、表面的，也是主观的。自然不会得出全面地、正确的结论。我们 前文中 梳理出来的所谓 “从苏、中、朝的新视角研究朝鲜战争”的“学术新方法”得出的那些“结论”，就是这种主观、片面的产物。形而上学片面性从来不是认识真理的途径 。 提倡 所谓“从苏、中、朝的新视角研究朝鲜战争”的“学术新方法”其本质就是把片面性和形而上学当作正确地认识问题的方法。。
这里有个问题需要做个简单地辨析。作为学术研究，固然可以只研究某一个侧面甚至某一专题的研究。半岛战争中的苏、中、朝的关系，不仅是作为半岛战争中的重要一方的内部关系，而且也是苏、中、朝关系史中重要一页，作为一个专题研究自然很需要。但是，这种研究如前说述，必须把它放到交战各国关系的整体中进行“透视”、“定位 ”，并且要结合各国史、各国之间史，进行多方位的对比研究中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这同所谓“解密”学派的“从苏、中、朝”方面研究朝鲜战争是本质完全不同的两个研究范围、目的和方法。前者的研究是为了从事物的总体中弄清其中某一个问题的实质，其研究方法是科学的、正确的，而后者则是不加分析地用一些零散的、孤立的资料代替对全局的全面的科学分析研究作出的科学结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层面的问题，两种截然不同研究方法。我们提出深入的、科学地研究朝鲜战争的某一个问题，反对仅仅抓住苏、中、朝某一事主观地、片面地、表面的下结论 。例如，研究斯大林为什么支持金日成南下，不仅必须研究苏联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决定的全部的外交政策，以及斯大林历史上处理问题的“风格”。还应研究斯大林在整个朝鲜战争的“全部表现”以及斯大林当时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政策，这样才有可能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仅仅抓住因为签订中苏条约，苏联失去了“不冻港”这一件事，就说这是斯大林 支持金日成南下的原因，显然是一种表面的、片面的看法。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战胜了德国法西斯的卫国战争，是个伟大的战略家和军事家，在当时国际上都享有盛誉，包括罗斯福、丘吉尔等政要都对他处理问题有足够的尊重。他处理每个问题都是着眼于世界的全局的。对朝鲜问题的处理，他会离开对世界全局情况的判断分析而下决心么?总之，二者研究方法看似相同，实则天渊之别。其本质区分界限在于是着眼于整体的、全局的、对详细资料的科学分析得出结论，还是 捡些孤立的材料而不论其他，甚至用想象和随意代替严格的科学研究。
这里有必要特别介绍一下，毛泽东是如何研究当时朝鲜战场的各方关系的。在出兵抗美援朝前，不仅充分地研究了世界全局的形势，美苏的关系、中苏的关系、中美的关系、中朝的关系。而且还充分的研究了美国同“联合国军”的各国的关系，特别是李承晚 同美国、李承晚军和美军的关系以及他们的各自战斗力和作战特点。由此，在中国决策出兵抗美援朝的最后关键时刻，苏联改变出动空军进入朝鲜掩护志愿军承诺。这时，中国面临的是只有落后的步兵武器的志愿军，单独对付有海 陆空军一体的、 现代化程度极高的“联合国” 军 。这还能有胜算的把握吗?毛泽东根据此前对敌情、我情、友情的全面了解，提出了“第一时间打伪军”“打伪军还是有把握的”等战略战术。因此才有入朝首战告捷、再战再胜，连续三次战役，将“联合国军”赶回了三八线南北。 在第四次和第五次期间，又从多种途径，得知美国的盟国有在三八线停战的意图，并给美国施加压力，毛泽东又适时的抓住这些犹似“青萍之末”的信息及时停止第六次战役，将战线保持在三八线南北，予以呼应。最终使作战的双方走到了谈判桌前。毛泽东这种善于知己知彼的深谋远虑、远见卓识的巨人智慧和胆量，虽人不可及，但应是我们终生学习努力的方向， 而绝不是相反，至自以为是地提出了相反的理论嘲笑毛泽东的深谋远虑。
第三、所谓“新学说”也并不新，是列宁早在一百年前就批判了的研究战争的错误“方法”。
所谓“从苏、中、朝的新视角研究朝鲜战争”的“学术新方法”得出的一些“结论”，不仅是片面的，也是表面的、随意的。直接违背了研究战争的正确原则。列宁在研究帝国主义战争时，批评当时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们，错误地研究战争的方法。提出了研究战争的一些正确原则：
“要知道，能够证明战争的真实社会性质，确切些说，证明战争的真实阶级性质的，自然不是战争的外交史，而是对各交战国统治阶级的客观情况的分析。为了说明这种客观情况，不应当引用一些例子和个别的材料(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而一定要引用关于各交战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的总和。” ( 注 9 )
我们仔细把“从苏、中、朝”视角朝鲜战争的研究方法同列宁批评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研究战争的理论，对比一下，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所谓“新学说”并不新，是列宁批评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早就用了的“方法”。
列宁这里讲了研究战争必须遵循的三条重要原则：1、不能仅仅依靠外交史(即各国的外交活动和对外宣言之类)，应该依据各交战国的客观行动：2、不能仅仅依靠个别材料，因为“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 ”研究要占有所有的全部的材料，并且要对材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3、最根本的是不能不认真研究和掌握各交战国的和世界 经济生活的总体材料。
从“苏、中 、朝”这个侧面研究朝鲜战争，恰恰违反了列宁提出的这三条全部要求。所谓“解密档案”不过是“往来的文电”，这仅仅是“外交史”的一部分而已 ， 丝毫没有涉及到对各国的“客观情况的分析”，更没有“ 各交战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的总和”的概括和分析。 它对朝鲜战争史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仅仅依靠这些东西而排斥其他的史料，这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所不为的。 比如，怎么正确研究和认识中国出兵抗美援朝问题，这是研究朝鲜战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必须研究全部的中美关系、中朝关系、中国的百年史、中国当时政治、经济的现状，特别是中共领导人其中主要是毛泽东在处理历史、外交重大问题上的一惯原则立场，这样才能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而仅仅从“苏、中 、朝”这个侧面研究朝鲜战争，单靠斯大林在10月1日和6日给毛泽东的文电，就推导出毛泽东想了一夜，终于明白了是斯大林要中国为维护中苏有好条约出兵这样荒谬的结论。事实上，中国的出兵几经反复，后经多方利弊衡量，自主决策出兵。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的由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处于长期战后的百废待兴，美国又是世界第一强国。两国的经济力、军力，都处于“乞丐同龙王比宝”的状况。双方开战，将是一场“极不对称的战争”状态。决策出兵，确有诸多风险。但是，同时又是美军打上门来。美国对中共的仇视由来已久。此前美国和中共，在中国的三年解放战争时期，实际就是由它出钱出武器让蒋介石替它打了三年，结果以蒋介石败退台湾，中共建国为结局。这次兵至鸭绿江边，正如基辛格50多年后说的，中美这 一仗，如果不在朝鲜打，可能就要在东北打 。很显然，不了解上述中美之间的复杂情况，轻率地得出“想了一夜，为巩固中苏同盟”就决策出兵的结论，是何等地随意、轻率而又随心所欲!
战争的起源问题，一直是研究战争的重要课题之一。这也必须研究各方的历史和现状。沈志华学派把战争的起源统统说成是苏、朝、中的责任，从研究方法上讲，是片面的、主观随意的结论。长期以来，美国官方和其学者，一直宣传战争的起源是斯大林支持金日成南下，“朝鲜侵略韩国” 这才爆发了朝鲜战争。这里有两个关键问题，被这些学者们“忽略”了，一个是金日成南下是朝鲜民族的内战，南北朝鲜当时的战争不是什么国与国的战争。 其二，美国开始的进入朝鲜干涉朝鲜的内战的同时，占领台湾，宣布“台湾地位未定论”，还早在8月27日，美军机低空飞过鸭绿江对我居民进行轰炸、扫射，打死打伤我12名居民。继而，又挥师过了三八线，侵入北朝鲜。这一切，是对朝鲜的侵略，也是对中国的侵略。美国政府恰恰不承认这两点。其实，这二点是正确认识朝鲜战争的要害的两个问题。美国为了摆脱其历史责任，指责苏联支持朝鲜侵略韩国，中国出兵侵略朝鲜，这用现在的话说是一种“嫁祸于人”的“甩锅” 。而我们学者“研究朝鲜战争”，不讲朝鲜内战的历史渊源和性质，不讲美国的侵略行为，不讲美国言而无信，一再扩大战争，由“保护韩国”而干预朝鲜族的内战，到要帮助韩国“统一朝鲜”，挥师直奔鸭绿江边。 而对中国出兵抗美援朝的正义性，绝口不谈，只说是中国参战了就是“战争的起源”，这不是乖乖地配合美国政府“甩锅”么?
总之。所谓 从“苏、中、朝”的视角重新研究抗美援朝战争。看似“视角新颖”，实则是 一百多年就被列宁批判了的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用过的研究战争的旧方法 。其特点就是用形而上学的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代替辩证法强调的要客观的、全面的、本质的 研究问题的正确的理论原则;用历史的唯心主义，代替历史唯物主义。它的实际作用是为全面否定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正确性、正当性提供“理论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