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小庆 北京语言大学
不止一位学生，注意到曾经从北京到陕北梁家河插队落户的习近平同志长长的“书单”。其中，包含了英国、法国、俄罗斯、德国、美国等国的文学经典。学生们问我：“谢老师，这位老知青真的读过那么多书吗?”
我会告诉他们，这是许多当年下乡知青共同的阅读经历。那时候，虽然能够阅读的书籍有限，但是读书的时间很充裕。那时候，许多知青都有为了借一本书而跑十几里路的经历，许多知青都有多人分工合作在较短的时间内将借到的图书抄下来的经历。
陈丹青有8年的知青经历。他2016年9月4日曾经在凤凰网组织的一次读书交流活动扎回忆自己青少年是的读书经历。他说：“少年时代我们都在看书，手里全是世界名著……13岁到18岁之间我们知道了所有的文学，国内、国外能知道的名字都知道了，虽然不一定见得到他的书……我很幸运我早就在那个年代度过了13岁到18岁……我从小就是一个野孩子……博览群书。一群博览群书的野孩子在弄堂口谈文学，毫无希望地谈文学，结果真的变成文学家了。”
许多老知青都有与陈丹青类似的经历。 在2009年9月23日的《中华读书报》上刊登了1954年出生的北京大学哲学系何怀宏教授回忆自己年轻时读书生活的文章。其中，摘录了他自己在1978年3月1日的日记中对自己读书生活的小结。在这篇日记中，何怀宏曾尝试整理自己的知识，问自己：我知道一些什么?下面，就是他1978年3月1日写下的读书小结：
自然科学方面――理论方面有一点简单的进化论知识，自然发展史的序列，生物进化，肤浅的天文知识，不巩固的初等数学知识，初中水平的物理化学知识，对新时代各门科学的互相渗透有一点了解，科学史读过丹皮尔的《科学史》，所读海克尔的《宇宙之谜》是19世纪末的概括，虽然激动人心，但带有上世纪特有的某种独断，还读过一些科学家的传记，有一本贝弗里奇的《科学研究的艺术》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维纳的书也努力想读，但不是太懂，爱因斯坦只是二手材料的介绍。
哲学――看过文革前后编的几本教科书及哲学辞典，对辨证法、认识论、本体论、历史唯物论有正统的理解，学过中国哲学史和欧洲哲学史，看过费尔巴哈和洛克等人的原著，逻辑学只看过一本苏联教科书，同时还有一本心理学教科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看过几本教科书。
以上的哲学社会科学也许都可归入马克思主义(从上述的分类即可看出，它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及三个组成部分来分类的)，因为我都是看这方面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方面知识还包括：1.马、恩、列、斯的学说、生平：马、恩和列宁的两套选集我都细心地读过两遍，还包括选集之外的他们几乎所有的哲学著作，以及一本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联共(布)党史。2.毛泽东生平、思想：通读毛选三次，虽然仅最后一次接近于是研究，还读了文革时期出版的《红太阳文献》、《毛主席文选》等，以及各种回忆录，与斯诺的谈话等。3.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作。
历史――看过五本苏联教科书，二本中国编的世界近代史，一套美国编世界史，以及杜鲁门、甘地、尼克松、田中、希特勒、纳赛尔、戴高乐、希思、基辛格、福特等人的传记，《第三帝国的兴亡》、《勃列日涅夫传》、《格瓦拉传》、《和平的反革命》等等。读过中国通史，先秦部分印象稍深，以及《史记》、《论语》、《通鉴》一部分。
文学――鲁迅作品几全看过，还读了一些鲁迅生平的资料。印象较深的作家和作品还有，中国现代文学：茅盾、柳青、峻青、杜鹏程、王汶石、杨沫、浩然等人的小说，郭沫若、郭小川、李瑛、张永枚等人的诗，民歌，杨朔等人的散文，《新观察》、《萌芽》、《解放军文艺》、《朝霞》、《摘译》等杂志。古典文学：《诗经》、《文选》一部分、一些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外国文学：如雨果、巴尔扎克、梅里美、托尔斯泰、契诃夫、罗曼·罗兰、杰克·伦敦、高尔基、肖洛霍夫、惠特曼、裴多芬、海涅、《浮士德》、《九三年》、《德伯家的苔丝》、《当代英雄》、《牛虻》、《草原林莽恶旋风》、《苦难的历程》、《叶尔绍夫兄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日日夜夜》、《你到底要什么》、《多雪的冬天》、《日本沉没》、《战争风云》等。文学理论看过一本教科书，看过几套中国文学史。
那年，何怀宏24岁。
曾经担任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的张木生曾经在内蒙古插队7年。在他2007年出版的《超越左右说实话》(大风出版社)一书中有一段他接受《南风窗》杂志采访时的谈话，讲述了自己在农村的一些阅读经历(第XVI页)：
《南风窗》：您那时候主要读哪方面的书?
张木生：那时候读的书太多了，我们因为比较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所以侧重于读社会学、政治学的书。基本上，我们在插队的地方，对照《辞海》，把一些门类的书都配全了。
对我影响很深的书，正面的像约翰·里德写俄国革命的《震撼世界的十天》，梅林的《马克思传》，考茨基的《取得政权的道路》。托洛茨基的书在市面上是不可能买到的，但是“灰皮书”系列里就有他的《斯大林评传》、《托洛茨基回忆录》、《论列宁》、《不断革命论》，还包括《托洛茨基反动言论集》，这些书都给我留下挺深的印象。布哈林的书，《岁月》、《过渡时期的经济》、《共产主义ABC》、《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还有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巴兰的《垄断资本》、《葛兰西文选》，以及后来的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家卢卡奇、马尔库塞的书也出了。还有布罗代尔的《资本主义动力》，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本雅明的《莫斯科日记—柏林纪事》。
这些书译得都很好，很多都是大家翻译的，比如黑格尔的《美学》、《法哲学原理》。那时候周扬就说，北大的这几个宝贝赶快用他们，不用的话，人很快就去了。
曾经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插队7年的北京知青陈子明，2010年11月19日在接受《明镜》记者黄舒心的采访时，曾讲过这样一段话：
习近平53年出生，我52年出生。他当时属于黑五类，我是职员出身，属于灰五类。他当过党支部书记，我当过大队长。他75年进清华大学化工系，我74年进北京化工学院。他下乡时带了一批书，我下乡时也同样带了一批书，我们带的书肯定都不会是《卓娅与舒拉的故事》或《雷锋日记》，我自己和周围很多知青带的书，无非是19世纪英、美、法、俄的经典文学作品，或者中国四大名著，黄皮书和灰皮书，我还带了洛克和孟德斯鸠的书。
基辛格的《选择的必要》，左边是1972年商务版，右边是1962年世界知识版。
张木生和陈子明所谈到的“黄皮书”和“灰皮书”，对知青一代影响巨大。基辛格的《选择的必要》是一本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很大的书，就属于“灰皮书”中的一种。我读到这本书是在1973年春天，读的是商务印书馆1972年出版的版本。这本书是1961年出版的。我在从网上购买此书时才多少有些吃惊地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就出版了此书，翻译出版速度之快给人印象深刻。我将1962年的译本也买了回来。
翻看我自己1973年的读书笔记，我多少有些吃惊地发现，22岁的我在读《选择的必要》时竟然做了16页的笔记和摘抄。哇，恍若隔世，没有想到自己当年曾经如此认真地读书。我已经多年未曾如此认真地读书和做笔记了。
这个笔记本基本写满，包含几十本书的笔记，记录了我1973年所读的部分书籍。有的仅仅有一个书名，有的包含主要内容的摘抄。《选择的必要》一书的笔记写在这个笔记本的靠后部分。这个笔记本的第一篇是读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笔记，第二篇是读尼克松的《六次危机》的笔记。那期间阅读的书包括《战后帝国主义经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莎士比亚戏剧集》，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李宗吾的《中国学术之趋势》和《厚黑丛话》，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和《一个人的遭遇》，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康德的《宇宙发展史概论》，于光远、苏星的《政治经济学》，普列汉诺夫的《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冯梦龙的《醒世恒言》和《警世通言》，等等。
在这个笔记本中，在《选择的必要》之外，另一本读书笔记篇幅较大的是《战后帝国主义经济》。这是对我的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一本书。当时，推荐我看此书的是东乌珠穆沁旗额吉淖尔公社的北京知青吕达光(已故，去世前是内蒙古畜牧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战后帝国主义经济》一书1972年8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署名“编写组”，参加编写的主要是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研究人员。全书377页，包含了166个(正文161+附录5)经济数据表格。所有的表格都注明了详细的数据来源，包括卷号、出版日期、页码等等。我从“孔夫子”购回了此书。几十年后重翻此书，非常感叹70年代研究人员治学的严谨和认真。
此书以大量的统计资料支持了当时的执政当局关于国际问题的基本看法：“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我在阅读此书后形成的看法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是建立在对第三世界的不平等贸易之上的;德国、日本的经济发展是美国出于冷战需要而扶持的结果;军费开支很小，是德国、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帝国主义国家借助不平等贸易中所攫取的利润，缓和了本国的阶级矛盾;伴随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内矛盾将逐渐凸显，终将走向自己的末路。
结合本世纪以来世界上的风云变化，结合今天的现实，我想到，或许，几十年前执政者关于国际问题的一些判断并不全是错的。或许，我在阅读《战后帝国主义经济》一书之后形成的一些看法，并非全无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