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危及全球生存发展的新冠肺炎疫情正在考验着人类治理社会的能力，同时带来了不容忽视的生物安全问题。生物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体系的一部分，远不是单纯“生物”的安全，而是交织于社会、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安全领域，我们不妨从“生物域”来认识一下生物安全。
生物域是“域”界的新成员，是指对生命空间、范围、疆域所有权归属的描述，其范围以生物为主题，但远远超越了生物类技术或生物化技术，而是以生物这个场域及功能为目标的多科学、大科学、复杂性科学融合集成的科技领域，是以生命空间的控制权为争夺对象的新兴作战领域。生物域安全是指生命空间控制权没有危险和威胁。生命空间并不是简单的生物体的生命空间，更是一个政治、科技、经济、军事等空间中与生物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空间总和。生物域安全引入作战行动中争夺和控制的动作过程，阐明生物安全的态势不是等来的，是主动争取来的，更强调对生物安全可能的危险或威胁要进行早期谋划、先期技术储备、应急队伍建设和战时物资、人员动员力量检验，要把生物安全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建立以人类或民族的健康权和生命权为核心的生态闭环，协同维护人的健康权和生命权。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构成了严重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威胁到了生物安全，继而影响了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科技安全等国家安全体系。因而，生物域安全把生物安全比作一个“作战域”，把维护好生物安全看成一场“战争”，把“准备战争”和“进行战争”作为捍卫生物安全两个常态行为，融入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技术等要素，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来建立本国以及全球的生物安全体系，从影响生物安全的源头来寻找解决的对策和方略。生物域安全从“作战”的角度认为，要想获得生物安全“战争”的胜利，不能依靠单纯的生物防御，更强调对生命空间控制权的争夺，包括生命微观空间的结构与功能的认知，生物复杂功能的研究与应用，生理的、意识的、智能的生命特征的操控等。生命空间控制主导权的归属决定着生物域是否安全，影响的不仅仅是生物安全本身，更涉及国家安全。
生物域安全主张从系统的角度剖析生物安全，从全球化的角度认识生物安全，从作战域的视野部署生物安全。面对即将来临的生物经济时代，唯有前瞻预判、超前计划、提前筹划才能顺应时代发展的变化。无论是2003年的SARS，还是仍在阻击的新冠肺炎，均给人类的健康和生命带来巨大威胁，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造成重大影响。因而，传染病的预防仍然是生物域安全中的重点。传染病的蔓延是没有物理疆界的，不分国家和民族，需要小到每个个人，大到全球社会携手共防协治。要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广泛开展科研合作，沟通防控信息，共享疫情数据，相互协助支持，以全球范围内共同一致的行动来阻击传染病的威胁。
生物安全领域出现的问题仍然需要生物本身来解决，以安全生物解决生物不安全。如对抗病毒最有效的方式是疫苗，但疫苗的研发首先要看清“敌人的样子”，继而解析出病毒微观结构，搞清其作用机制，最终研制出有效的疫苗或靶向药物和检测手段。在这样一个事关当前、关乎未来的叠加时代中，唯有占领生物科技发展的制高点，系统开展对生命微观空间规律的探索，大力发展基因图谱技术、生物信息技术、生物仿生技术、生物材料技术等，才能有足够的知识和技术储备来应对未来生物安全的威胁和危险。
生物科技的负效应主要是指因人为的疏忽造成有害生物的逃逸和无主观意识的次生灾害，或者人为的故意而制造出某种新型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事件。面对这样一个复杂交织的形势，要树立“域”作战思想。要具备组织和实施处理负效应的行动能力，不断提升生物危险的监测、信息传递、数据分析和结果反馈等能力;要组建科研机构、开展持续性的科学研究，以生物奥秘的“全知”来应对生物危险的“未知”;要像应对战争一样保持一支常备的应急处理队伍，开展应急训练、演练。还要综合考虑从“多域”联合的时空思维去运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手段的力量，注重发挥国家安全体系的合力，协同处理生物危机事件。
生物安全法律法规的制定要突破以地理疆域为界，以国家地域为限的传统边疆概念，拓宽到生命超微边疆，逐步明确和建立生物边疆配套法律制度，形成生物科学研究与应用开发的国际规则和自我保护政策，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中华生物盾牌”。尤其要健全和完善生物资源和人类遗传资源的安全、实验室生物安全、合成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技术安全、外来物种入侵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以强有力的法律法规体系规范生物科技的研究。
李洪军，系陆军军医大学军事学博士，现任四川成都新华医院医务部部长；本文原载《光明日报》（2020年05月03日0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