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中国应该从新冠肺炎大流行中应该吸取哪些教训、弥补哪些不足，成为网络舆论的焦点。其中，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对医疗卫生政策的反思。
2020年4月1日，北京大学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老师，在接受《时代财经》记者专访的时候明确提出，全民免费医疗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国家应该考虑为全体国民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这是在疫情防控期间得出的基本经验。
李玲老师认为，“中国的疫情能在短时期内得到控制，跟政府第一时间承诺免费救治，出台‘应查尽查、尽收尽收、应治尽治’的政策有很大关系，这个救治政策有效地阻断了传染”。
事实上，近些年来，李玲老师一直在呼吁国家建立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因为根据她的研究，中国早已具备了这样的国力，完全有能力为全民提供这样的服务。
与此针锋相对的是，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前副主任李剑阁先生提出的反对意见，他在四月初的一次公开谈话中主张，“每一次灾害发生，计划经济就有回潮的苗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倾向。这次新冠肺炎发生后，舆论上又有较多关于强化公有医院、批评前期医疗改革成果的声音，否定社会办医在医疗卫生体系中的作用”，并且特意强调，“这个倾向是很危险的，容易导致财政真花钱、下层假干活”。
这位李剑阁先生和医疗卫生事业颇有渊源。在1998年到2003年期间，李先生担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主要负责医疗体制改革的工作，当时所有关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政策文件都是他主持研究和起草的。
那么，像李剑阁作为对医疗卫生领域非常熟悉的专家型干部，为什么态度如此坚决地反对全民免费医疗呢?
李玲老师在2013年和网友互动时的一段谈话，为这个问题提供了近乎完美的答案。
2013年10月17日，李玲老师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在回答一位网友关于医疗改革的问题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他们享受的是免费医疗，因为他们公费医疗体系，到司局级以上基本上是全免费的，恰恰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愿意给老百姓免费医疗，也就是说他们在享受着免费医疗，不给老百姓免费医疗。当然，这个人群是一个比较少的人群，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不仅仅是打破医疗特权的问题，我觉得还是他们执政理念的问题。这些人都拿着免费医疗在说老百姓不能享受免费医疗，这其实是理念的问题，靠他们怎么打破特权呢?”
李剑阁先生曾担任过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毫无疑问，他是可以享受免费医疗的。同时，在1998年至2003年期间，李先生正是医疗改革方案的具体制定者。自己享受着高质量的免费医疗，却坚决反对为老百姓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这简直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在这样荒唐的现实面前，小说家们的想象力都显得相形见绌。我们不禁要问，在这些官僚眼里，老百姓还算是人吗?
全民免费医疗是否可行，这个问题，我们更可以从陕西神木医改的经验中得到启示。2009年，陕西神木在县委书记郭宝成的带领下，大胆尝试，为全体神木群众提供了免费医疗服务。郭书记的做法得到了神木人民的热烈欢迎，但是却受到了上级部门的批评，将他调离岗位，改任榆林市人大副主任，明升暗降，实际上让他提前交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权力。不换思想就换人，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2010年，郭宝成在上海世博会的一个论坛上，发表了如下看法：“过去我在神木干县委书记，只能说管好自己，不能说神木模式应该在全国推广。现在我可以说了，全国任何一个县，都可以推广、借鉴神木模式。”道理很简单，“神木搞全民免费医疗，一人一年报销额度从400元起到30万元止，一年下来，人均才400元，也就是一个县少盖半座楼、少修半条路的事，哪个县掏不起这个钱?”
那么，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其实，关键不是有没有钱，而是一把手的执政理念问题!当官的坐高档车、住五星级宾馆、吃着山珍海味，没人说什么，为老百姓搞个免费医疗就不正常了?”
郭书记的话可谓振聋发聩，发人深省。尤其从这位曾经主导了免费医疗改革的干部口中说出来，更是有千钧之力。由此可见，国家是否应该提供全民免费医疗，这根本不是国力是否具备的问题，而是一个执政理念的问题，是医疗卫生事业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
如果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完全可以搞全民免费医疗，因为神木经验证明，中国早就具备了这样的国力。更不用说，从新中国建立到80年代，在当时国力非常有限的条件下，我国也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为全体人民提供了基本医疗卫生保障，还曾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推崇为“低收入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典范，在全世界推广。今天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反倒没有这个能力了?
所谓“社会办医”，不就是政府不愿意出钱给群众解决医疗问题，让群众自己掏钱到市场上购买医疗服务吗?这样做，正好还可以为“自己人”们创造发财的机会，解决资本的出路问题。
为群众的健康服务，还是为少数人发财服务，这是医改问题上两种观点的根本分歧，只不过李剑阁先生揣着明白装糊涂，因为他知道，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