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加速美国党争和国家分裂
作者：罗纳德·布朗斯坦 (Ronald Brownstein)
译者：郭笑多
法意导言
现代国家的正当性基础很大程度构建在社会契约之上，面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立场可能导致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决策。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目前就是否需要解除社区隔离产生的争论，与当初美国平价医疗法案的制定和废除中展现的分歧恰恰是这一问题的一种体现。《大西洋月刊》高级编辑罗纳德·布朗斯坦探寻两党在上述三个问题所采取不同观点背后的共同原因，指出两党对如何在社会范围内分配风险的不同认识，以及各自选民的不同利益对其立场的影响，分析表面分歧背后存在的政治因素和哲学根源。
这场是否需要重新开放国家的争论，和过去十年中最丑陋的政治斗争之一离奇地相似。
社会中最健康的人到底亏欠那些最脆弱的人多少?
这一问题涉及到美国共同牺牲的能力，正是特朗普执政初期废除《平价医疗法案(ACA)》时所面对争论的核心所在。在因新冠病毒危机而逐渐激烈的党派争论中，这一问题再次浮出水面。
在最初设计《平价医疗法案》的时候，时任总统贝拉克·奥巴马以及民主党国会议员更偏向于那些把医疗和财务风险在健康需求较高和较低者之间分摊得更为平均的政策，比如要求保险公司对那些在投保前存在既往病史的顾客也承诺提供保险服务。在2017年废除这项法案的争论中，特朗普和共和党国会议员对上述举措表示谴责，认为在这项法案的要求下，年轻人和健康的人为降低老年人和病人的风险牺牲得太多了。
面对控制快速恶化的疫情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压力，类似的分歧又产生了。特朗普在他本周的公共评论中声称，管控措施使得太多人遭受经济痛苦，多到这类措施所拯救的人数都不再能为这些措施提供正当性。他的评论实际是强调了保守派经济学家、当选官员和媒体人士的共同意见。而民主党官员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对此持相反意见，他认为无论是否会给多数人带来压力，广泛的社会群体都有责任拯救尽量多的弱势群体。“首要任务是拯救生命，”科莫在他周二发布的一个视频中宣称。“我们将用尽一切办法竭尽所能拯救每一条生命。”
两党因对立观点所处的不同立场，并不仅仅体现在前段时间废除医疗法案的风波中。其实早在2009年通过ACA的辩论中，这一立场分歧已经形成。“两者几乎完全相同，”乔治城大学医疗保险改革中心研究教授萨布丽娜·柯莱特(Sabrina Corlette)指出，“这是一个社会契约问题——为了我的邻居我应当付出多少代价，谁才是比我更需要帮助的人？”
病毒传播早期时的区域分布加剧了两党在柯莱特所提出的基本问题上的哲学分歧。美国目前疫情主要在大城市集中爆发，纽约市、西雅图、旧金山、洛杉矶、新奥尔良、芝加哥、迈阿密、波士顿和底特律是受到疫情冲击最严重的城市。各个州的城市选民构成了民主党的选票基础。
相反，小城镇和乡村社区受到疫情的影响明显更小，因此这些地方的选票就成为了（特别是特朗普领导下的）共和党的坚实支柱。无党派的凯瑟家族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健康政策执行副主席拉里·莱维特(Larry Levitt)指出，受到疫情影响程度的差异意味着许多倾向共和党的州对疫情的“应对措施”比病毒本身感受更深。这就导致这些地方的选民更容易接受特朗普的观点，认为防治措施不能比疫情本身造成更大的影响。“目前在美国，偏红的区域经济危机的影响更加突出；而在更偏蓝的区域，健康危机则更明显。”莱维特说。
在美国最大的几个偏共和党的州，这一冲突展现得更加明显。比如在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得克萨斯州和密苏里州中，几个偏民主党城市(如迈阿密、亚特兰大、达拉斯和圣路易斯)的当地官员开始采取严格的限制措施。但这些市长抱怨说他们的努力正因共和党派州长拒绝在全州范围内实行统一的控制措施而受损。而这些共和党派州长主要受到乡村地区的支持。
如果特朗普(受保守派领袖支持)继续自行其事，取消对美国人行为的限制——这一行为被大部分民主党人士和许多公共卫生官员斥为一项过早的危险举措，那么现在的紧张局势就预示了之后可能产生的更大冲突。
虽然很少公开讨论，但两党之间许多最尖锐矛盾之下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在全社会范围内分配风险”。就如同我2017年写过的一篇文章中提及的，ACA的一项突出目标是在健康人和病人之间分配风险。在ACA颁布实施之前，有重大健康需求的人们或是需要支付更高保费购买个人健康保险，或是由于他们的既往病史而无法被纳入保险范围之内。这样的规则对于购买个人保险的健康人来说是有利的：因为那些健康需求更高的人被系统性排除了，保险人只需对较少的人理赔，这就使得其他所有人的保费下降。
但是ACA改变了这一切。通过大量改革，ACA要求保险人对健康需求不同的人以相同的保费提供保险——这项政策被称为“社区统一费率(community rating)”。ACA要求年轻人和健康人为健康保险支付更多保费，从而使得年老和患病者得以被纳入保险范围并能够支付得起保费。
为抑制病毒传播而进行大范围封锁的举措背后其实也体现着相同的原理。由于就算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大多数美国人也不会因为疫情而健康严重受损乃至死亡。这就意味：为降低那些最有可能受到影响的人所面临的风险，国家迫使许多不太可能因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付出代价。
“我们现在对新冠病毒的讨论本质上是一个 ‘社群统一费率’的问题，”莱维特说。“这就像人们为保护因为年老或有既往病史而具有高风险的人群而做出牺牲一样。”
在ACA废除之争中，共和党提出的替代方案都是通过把ACA中有关共同承担更大健康风险的部分拆出来，以此降低整体保费。在废除运动失败后，特朗普政府通过立法手段继续推进他们的目标。举例来说，政府允许短期保险计划的销售，通过提供这些保费和理赔额相对较低的短期保险计划，健康人得以免于和病人继续绑在同一个风险池里。
“两党之间的主要差异”，柯莱特说，是民主党认为“健康人（或年轻人）应当资助病人（或老年人），因为我们终有一天会生病或变老。”
“而另一边，”她继续说，“你可以看到许多更加保守的健康改革方案所体现的观念…(是)人们为他们的保险和受到的治疗所支付的对价应该和他们的风险等级相一致。”
把（共和党的）理念适用在这次疫情中，就意味着低风险的个人或地区只能在（低风险范围内）做出牺牲，为高风险地区提供保护。得克萨斯州副州长丹·帕特里克本周在福克斯新闻上的发言也许是(共和党)这一观点的最极端版本。他认为如果能使得经济和社会在更大范围内重新放开，老年美国人就应当接受可能死于病毒的更大风险。
即使特朗普和其他保守派人士并没有使用那么煽动性的措辞，他们的政策导向也是相同的。一方面，他们认为关停经济自身也会带来公共健康危机。因为经济持续低迷可能导致更多的自杀现象，酒精和药物滥用以及国内暴力事件。另一方面，他们坚持政府必须始终在拯救生命所付出的成本和所做决策导致的经济后果之间找到平衡。
重启美国经济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特朗普前经济顾问斯蒂芬·摩尔(Stephen Moore)指出，联邦政府在评估环境和职业健康法规的成本收益时，就已经为生命预设了价值。对于疫情也应当采取相同的逻辑。“什么东西都有成本。”他告诉我，“让我们关停经济7或10或12周的建议是站不住脚的。”
摩尔承认，评估成本收益并不简单。因为美国没有能够及时开展和部署检测，使得现在并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受感染者——因此提前放开(而不是再推迟一会儿)限制究竟会产生多少死亡病例尚未可知。(“我们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他承认道。)但是，他声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经济和公共健康成本之间总会存在平衡。尽管人们可能直觉上会选择“为拯救几百条生命而去摧毁纽约市的经济，”摩尔还是坚持，“这并不是当然的正确选择，因为这可能会严重损害700万其他人。”
共和党的医保改革中最大的悖论就在于，他们对风险共担的颠覆实际上损害了他们自己竞选联盟的重大利益。因为他们的目标是让年纪更大、健康需求更高的人承担更多的成本，但同时他们的选票基础正是年老白人。他们的改革计划为年轻人们降低了保费，而这些年轻人却是民主党派的忠实选民。
就某些方面而言，尽快开放国家的效果可能不会始终和党派利益像一致。从人口统计来看，这可能对一些偏向于民主党派的选民(举例来说，因为持续经济关停而受到损害的有色人种低收入工人)有利，而有损共和党派选民(例如老年人)利益。但地理上的影响比人口直接得多，目前疫情爆发主要集中在偏民主党的大城市，而非更倾向于共和党的区域。如果现在疫情在美国的小城镇肆虐，特朗普和许多其他保守派人士绝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热衷于解除社交距离限制。
疫情放缓只是暂时的：大部分专家相信，疫情蔓延到全国只是时间问题。“接下来几个月里新冠病毒会不断向全国各地扩展，”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与政策中心主任迈克尔·奥斯特霍姆(Michael Osterholm)告诉我，“你会发现病毒首先输入那些有最多国际人员交流的大都市。在这之后，就是一个向全国各地的传播过程了。”
病毒逐步蔓延到共和党大本营的可能性体现了这次疫情与ACA之争的最后一个相似性。
法案的支持者认为让年轻人支付更多保费来确保老年人能够享受保险其实是符合年轻人利益的，因为前者终将成为后者。保守派人士对(疫情中采取较强的限制措施)是否使他们承担了太多经济成本的质疑，事实上和ACA之争中年轻人的立场是一样的。因为这些共和党依靠的小城镇选民实际上是在受到病毒影响之前，为那些用来更好抑制病毒的限制措施预付代价。
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士对社区隔离措施的反对并不令人惊讶：他们对此的指控和右翼在这项问题上的长期立场是一致的。他们反对任何通过让社会大范围承担成本来平摊风险的政策。这一理念有着根深蒂固的力量，这也是为什么当疫情局限在相对较少的几个区域时，柯莱特会对美国是否还会在大范围内限制活动持悲观态度。“我对我们是否会继续采取这样的措施完全不抱希望，”她说。“也许在一些地方(包括特定州或特定城市)仍会采取限制措施，但继续保持全国范围的限制是几乎不可能了。作为一个国家整体，我们尚不是履行社会契约的模范生。”
右翼对社区隔离反对声的不断增加证明了柯莱特是对的。不难想象，如果最后疫情没有蔓延开来，特朗普和其他保守派人士最终会将疫情定义为“大城市的问题”——就像他们现在给新冠病毒贴上了“中国病毒”的标签一样。在批判疫情仍在肆虐的地区的同时，放松对国民行动的限制，可能是特朗普重整己方政治根基的有效短期策略。但就保护公共健康角度而言，放弃对病毒防治的统一阵线——即便对那些尚未感受到疫情肆虐之苦的较小社群来说，也可能是最冒险的选择。
翻译文章：
Ronald Brownstein, The COVID-19 Crisis Reveals an Old Divide Between the Parties, The Atlantic, March, 2020
网址链接：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20/03/what-covid-19-debate-has-common-aca-fight/608797/
译者介绍
郭笑多，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