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们报纸的性质
(1918年9月18日或19日)
现在，老一套的政治鼓动，即政治空谈，占的篇幅太多了，而新生活的建设，建设中的种种事实，占的篇幅太少了。
有些简单明了、众所周知、群众已经相当清楚的事情，如资产阶级走狗孟什维克卑鄙地背叛、英国和日本为了恢复资本的神圣权利而发动入侵、美国亿万富翁对德国咬牙切齿等等，为什么不用20-10行，而要用200-400行来报道呢？这些事情要报道，这方面的每一个新事实要指出，但不必长篇大论，不要老调重弹；而对那些众所周知的、已有定论的旧政治的新表现，用“电报体”写上几行抨击一下就可以了。
在“资产阶级的美好的旧时代”，资产阶级报刊决不涉及“最神圣的东西”──私人工厂和私人农场的内幕。这种惯例是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我们应当坚决抛弃，但我们还没有这样做。我们报纸的面貌还没有改变得符合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的要求。
少谈些政治。政治已经完全“明朗化了”，它已归结为两个营垒的斗争，即起义的无产阶级和一小撮奴隶主资本家(及其狐群狗党直到孟什维克等等)的斗争。关于这种政治，我再说一遍，可以而且应当谈得十分简短。
多谈些经济。但经济不是指“泛泛的”议论、学究式的评述、书生的计划以及诸如此类的空话，──可惜所谓经济往往正是这样的空话。不是的，我们需要的经济是指搜集、周密地审核和研究新生活的实际建设中的各种事实。在新经济的建设中，大工厂、农业公社、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是否真有成绩？有哪些成绩？证实了没有？其中有没有虚构、夸大和书生式的许诺(“事情正在就绪”、“计划业已拟就”、“力量已经投入”、“现在可以担保”、“肯定有所改善”，以及诸如此类“我们”特别擅长的油腔滑调)？成绩是怎样取得的？怎样扩大的？
有些工厂在国有化以后仍然是混乱、散漫、骯脏、捣乱、懒惰的典型，揭发这些落后工厂的黑榜有没有呢？没有。然而这样的工厂是有的。我们不同这些“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持者”作斗争，就不能尽到自己的职责。只要我们默许这样的工厂存在，我们就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成了收破烂的人。我们不善于象资产阶级那样在报纸上进行阶级斗争。请回想一下，资产阶级是怎样出色地在报刊上抨击自己的阶级敌人，怎样讥笑他们，侮辱他们，置他们于死地的。而我们呢？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难道不正是要反对那些顽固坚持资本主义传统(习惯)、仍然用老眼光看苏维埃国家(替“它”干活要少些差些，从“它”那里捞钱则多多益善)的极少数工人、工人集团、工人阶层，以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吗？即使是在苏维埃印刷所的排字工人中间，在索尔莫夫斯克和普梯洛夫等工厂的工人中间，这样的坏蛋难道还少吗？这样的坏蛋我们抓住了多少？揭露了多少？搞臭了多少？
报刊对这一切默不作声。即使谈到，也只是官样文章，走走过场，不象一份革命报刊，不象一个阶级实行专政的机关报，尽管这个阶级正在用行动证明，资本家和维护资本主义习惯的寄生虫的反抗将被它的铁拳所粉碎。
在战争问题上也是这样。我们是否抨击过那些胆小如鼠的将领和敷衍塞责的家伙呢？我们是否在全俄国面前揭露过那些不中用的部队的丑态呢？有一些人毫不中用、玩忽职守、延误军机，本来应该大张旗鼓地把他们清除出军队，我们是否“抓住了”足够数量的这样的坏典型呢？我们没有同干坏事的具体人进行切实的、无情的、真正革命的斗争。我们很少用现实生活各个方面存在的生动具体的事例和典型来教育群众，而这正是报刊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我们很少注意工厂、农村和连队的日常生活，这里创造的新事物最多，这里最需要关心、报道和公众的批评，最需要抨击坏人坏事，号召学习好人好事。
少来一些政治空谈。少发一些书生的议论。多深入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创造新事物。多检查检查，看这些新事物中有多少共产主义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