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来势汹汹，武汉封城至今，周遭城市相继告急。湖北形势严峻，不过全国疫情防控似见黎明——除湖北外全国新增确诊人数已连续几日下降。全国上下全力抗“疫”的同时，翘首以盼拐点的到来。
战“疫”虽未结束，但回顾这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突发以来的各项应对，已经能发现不少问题。疫情信息公布为何滞后?当地政府前期应急处理为何混乱?医改至今，基层医疗为何仍难以快速有序阻断疫情蔓延?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曾于封城次日(1月24日)向武汉政府急提7条防控建议，其中多条已见实践。在本次采访中，李玲教授与观察者网一同探讨了这场疫情的“危”与“机”。
【采访/观察者网 李泠】
➢信息发布
观察者网：中国疾控中心等单位人员1月24日开始回顾、分析、撰写论文，1月29日论文发布。不少网友质疑5天内完成系列流程的可能性，您认为呢？
李玲：文理科论文不一样，在我们经济学领域，那是不可能的;在理工科上，能这么快完成，确实也是奇迹，一般文章发表时间都比较长。
目前科研考核标准之一，就是要求在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这次事件引来大家对考核标准的关注，也是件好事——若没有这类事件，或许考核体制很难改变。
科研考核体制要改变，科研人员也应吸取教训，论文研究仅仅是为了发表，还是为国家、为人民服务?不要为了发论文，而忘记自己的使命。
论文称，有证据表明自2019年12月中以来在亲密接触者之间已经发生了人与人之间的传播。
观察者网：12月8日武汉发现首例不明原因肺炎，12月30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抵达武汉，1月7日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在1月20日之前陆续出现多例病例，也出现人传人的情况，为什么最后是钟南山公开说出“人传人”后才启动应急响应？前后历时一个多月才公布信息，是否有点久？中间有无哪些步骤出了问题？
李玲：这问题真不好回答，因为中间的具体情况尚不清楚。应该是被耽误了一点，至于是哪些环节出了问题，可能得等疫情结束后才能更好地找到答案。
观察者网：回顾武汉卫健委过往一个多月的通报，在武汉和湖北两会期间，连续12天“无新增确诊病例”。武汉市长在接受央视采访时也表示，未“获得授权”不能公布。关于疫情的信息确实容易造成社会恐慌，因此有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在疫情信息透明与所谓的社会“维稳”中取得平衡？
李玲：这个确实比较难平衡。未经授权就公布，可能引来社会恐慌，因此最好是依法办事。而这次媒体曝光了不少问题，大家都忿忿不平。之所以出现如今这一局面，一是发现新型病毒的影响需要时间;二是可能我们缺乏快速应急的机制。
观察者网：1月10日，国家医疗专家组专家王广发曾就新冠病毒发展情况接受媒体访问，当时他认为整体疫情“可防可控”，武汉政府也表示自己的一些措施是建立在专家判断的基础上。想起当年“非典”疫情，其实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在2003年3月7日之前就已通过电镜观察到病毒，但那时官方使用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医学超微结构及病毒学专家洪涛的说法，宣称这场疫病的传染源是一种衣原体细菌。即使是权威专家，其决策难免也有失误的时候。在发生重大疫情事件时，我们能否通过其他手段或机制来提升预判的科学性？
李玲：这一次疫情，中国还是有巨大的进步的，那就是我们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并检测出病毒全基因组序列。
至于王广发老师的“可防可控”，确实政府、老百姓在听到“可防可控”后就松懈了，不过王老师这几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道，他说“可防可控”，意思不是“不防不控”。我相信他也不是故意的，毕竟他自己当时说完后不久也感染被隔离了。
1月30日，王广发治愈出院(图/界面新闻)
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教训，在面对不确定、未知新情况时，确实存在专家决策失误的问题，但是一线医生的判断是正确的。将来应该建立一套完备的制度和大数据监测，使专家们和一线医生能多交流协商，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况，做出正确决策。
这次比较遗憾是基层一线医生们的意见被忽略了。其实“非典”以后，中国就建立了世界上最好的传染疾病直报体系，可以从村里直报到中央，从底到天，横向到边，可以说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有中国这样可以提供最新信息的直报体系。之前国内多次发生禽流感、猪流感等各种疫情时，这一体系也都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但这一次很奇怪，失灵的地方很多。如你前面讲的，从疫情发生到分离出病毒，速度迅速，而且我们的信息也都公开透明，经媒体报道，我们很早就知道武汉发现新冠病毒一事，中国也第一时间就向世界卫生组织分享了病毒检测结果……最后为什么演化出现在这一局面，确实值得探讨。
我觉得现在大家还是先万众一心抗击疫情，等疫情过后再认认真真地回头检查是什么原因，要把这个漏洞给堵住。
➢应急处理
观察者网：您1月24日就和江宇老师给武汉市委市政府提了七点具体建议，其中多点建议武汉市政府已着手实施，比如分级诊疗。不过看前线新闻报道，目前社区医院存在医疗物资不足、防护（如隔离病房）不达标、人力不够等问题，这些又该如何解决？
李玲：其实当时提出的建议是非常着急的应对措施。从古到今，控制传染病大规模爆发的最有效措施有三条，就是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我们当时的几点提议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让老百姓不要恐慌。
我是武汉大学毕业的，在武汉学习、工作了9年，所以我对武汉非常了解，也有很多亲戚朋友在武汉。之前都说问题不大，但钟南山院士1月20日接受央视采访时肯定了“人传人”的现象，23日武汉突然封城，大家一下子都慌了。武汉冬天是没有暖气的，阴冷潮湿，感冒非常普遍，所以大家那时吓得都往医院涌。
我的武汉朋友告诉我，医院接近垮掉了，病人排队七八个小时。你想想，本来就是病人，还排队七八个小时，又着急焦虑，这不加重情况吗?更关键的是，会增加交叉感染。所以我们建议提得很急，希望病人不要往医院涌，因此第一条就建议开设疫情咨询网络和电话专线，让病人们先在家了解好情况。
武汉市第七医院，市民在排队候诊(图/封面新闻)
病人恐慌性地涌入医院，哪怕在北京或纽约，都解决不了问题。这类似去银行挤兑，大家都跑过去取钱，这银行极可能就垮了。病人都涌到医院，本来可能还只是普通感冒，情况不严重，这一下子都传染上，无疑会加重疫情。
而基层医疗也确确实实像你刚才说的，托不住。这也是我们搞了这么多年医改以来依旧让人非常揪心的一点。
观察者网：分级诊疗制度在我国已提倡多年，不过目前来看确实难说落地成功，大家身体一有问题，还是先涌向三甲等大医院。为什么分级诊疗在我国迟迟难以完全落实？也就是您说的，为什么“托不住”？
李玲：武汉同济医院、协和医院等是当地最好的医院，这次疫情爆发，大家首先就是恐慌，想救命，所以都往最好的医院跑。
这次疫情也暴露了我们医改的一些缺陷，分级诊疗体系一直没能真正落地，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医改改到今天，医院主要还是靠自己创收才能生存和发展。
医院怎么创收?现在所有医院最好的创收手段就是做大，做大就能做强。也就是不管病情轻重，什么病人都收;只要把服务量做大，门诊量、住院量做大，医院的收入就一定高。本来病人对基层诊所就不信任，大医院又来者不拒，像吸引病人的巨大黑洞，由此导致基层越来越弱，大医院越来越强。
这不仅仅是武汉的问题，现在包括北京、上海在内的全国医改都面临这一困境。我们在做10年医改总结回顾时就发现，总体门诊量差不多翻番，但主要还是三甲医院在增长，基层的增长是最少的。
这次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教训。基层、公共卫生和医院体系没有能在第一时间控制疫情蔓延。
观察者网：武汉正复制“小汤山模式”，所谓的复制“小汤山模式”，应不只是快速架设病房这么简单。您认为“小汤山模式”的魂是什么？
李玲：“小汤山模式”的魂就是给人民以信心。对于这种重大公共卫生危机而言，这时候信心比什么都重要。
观察者网：如何给予？
李玲：当年小汤山7天建一个传染病医院，现在也差不多时间完工，而且医院规模更大，两家医院能同时容纳近3000名病患。在解决具体问题之外，这更多是向老百姓、向世界传递了一个信念，即相信我们可以解决问题。
现在是信息化社会，所以与当年的小汤山相比，这次武汉人民还有一点做得很好——5G直播两家医院的建设实况，数千万人同时在线做监工。这很了不得，也是向外界传递信心的一个方式。
实际上为真正解决问题，除了“小汤山模式”，武汉也很快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如把很多快捷酒店稍微改造下，暂作集中隔离观察点。
其实，武汉可用的办法还有很多。比如，武汉是全国高校最多的地方，现在学生放假，宿舍空出，而在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这些都是可以征用的，可以把宿舍转为传染病隔离区的紧急救治点。
观察者网：说到资源不足，先前红十字会负责分配全国乃至全世界寄过来的援助物资。您认为让红十来安排，合理吗？
李泠：这也是我们应该得到的一个教训。这是一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争，政府的本意应是希望能统一集中管理，这样效率最高;但是可能没注意到，红十字会人力和手段极其薄弱，承载不了重担。
观察者网：我们有没其他渠道来保证突发重大公卫事件时物资分配的效率和公平？
李玲：一个更好的选择是发挥各界的作用，尤其现在是信息化社会，如果一开始就委托专业物流会好很多，这是政府-社会怎么合作的问题。还有就是广开渠道，原来各个医院都有自己的采购渠道，应该让原渠道继续发挥作用。即社会捐赠信息可以由红十字会来统一，但具体派送等问题，可以利用成熟的市场机制，这样效率会高很多。
据湖北省纪委监委网站
2月4日消息，湖北红十字会3名领导被问责(资料图/中新网)
观察者网：武汉内部物资分配有问题，我们看到湖北不同城市间的医疗差距、医疗分配也出了不少情况。鄂州、黄冈等多个城市也分别物资告急，越偏远越没人关注的地方可能形势越严峻。
李玲：对，现在资源主要都涌入武汉，但湖北其他地方也都陷入困境。这就是整个湖北省调拨资源的问题。
观察者网：有不少人拿武汉、湖北跟其他省市的防疫调控比，指责武汉/湖北政府“失能”。您认为目前这分配不当的现状，主要是因为调配机制不完善，还是人的问题？
李玲：这反映了我们治理体系，应急能力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各自为政，也就是所谓的各家孩子各自抱。80年代开启的改革主要是分权、让利，调动地方积极性，它极大地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其弊端也突显，早先从市场经济里就已看到各自为政的问题。中国只要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会变成黄金价——本来我们是最大的买主，但缺乏统一管理，大家到国际市场上各自抬价;与此相似，我们只要卖什么，什么就会变成白菜价，因为大家互相压价。这次疫情防控，反映出我们各个地方政府在市场之外也是各自为政的现状。
某种程度上，这一次疫情为深化改革带来了紧迫感。深化改革一直在谈集中统一协调，但事实上我们还是没做到。不过暴露问题不是坏事，问题暴露出来，我们才能更好地解决。
随州医用物资告急，市长于2月6日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库存仅供3天使用(图/央视新闻)
观察者网：在平日里，地方为预防突发公卫事件，一般都会做什么准备？比如如今有很多网友建议，我们平时可以多储备一些口罩、防护服等物资。
李玲：这一次确实暴露了医疗资源储备的严重不足。从非典以后，我们国家就一直致力于建立应对突发公共卫生问题的制度体系，希望把所有环节各方面都准备好以防不时之需。国家有储备一些药品，但这次不是药品不够，目前也无明确可治的药物，而是耗材的极大不足，我们恨不得把全球的口罩都给买了。这是我们下一步应该要重视的问题。
上海等地现在采取限购，这点做得比较好。大家也不要恐慌性囤积，一方面市场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大家都使劲囤口罩，那怎么生产都不够。从中也可以获得一点经验，那就是未来在第一时刻要有计划地管控供需双方。
观察者网：先前十部委发文，表示要“限制公立医院发展，为私立医院发展留足空间。”但这次疫情发展至今，少见民营医院出力，出现所谓的“仁爱医院”，也是和负面新闻挂钩。您怎么看待这一情况？
李玲：全国民营医院所占比例已近64%，但它只是数量很多，在床位、能力等其他方面，跟公立医院比还是有很大距离的。武汉此次医疗服务整体力量严重不足，其中原因之一是武汉公立医院占比显著低于全国，2017年武汉市有公立医院96家，民营医院258家，民营医院占比72.9%，显著高于全国民营医院占比64%。
观察者网：我们的应急机制有没有将民营医院纳入考虑范畴？
李玲：在市场上，民营医院只是补充作用，很多是专科医院，如妇科、美容和牙科等，缺少像同济、协和这样的综合性医院。
能力是一方面，意愿是另一方面。比如北京的和睦家是不错的综合性医院，先前也被列入发热门诊医疗机构，但是之后不久以“升级改造”为由关闭发热门诊。它们更多的是考虑收入的最大化，而为疫情付出的成本是巨大的，它们不具备公立医院不惜一切代价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基因。
我个人一直有个观点，就是国家需要两支部队，一支是维护国土安全的解放军，一支是维护生命健康的公立医院白衣战士。这次大家要对中国公立医院的医生充满敬意。尽管他们不断遭受来自外界的质疑和谩骂，面临信任危机，但是各种危机时候，他们从没掉过链子。从非典到汶川地震，从埃博拉病毒到今日新冠肺炎，只要一有危机，我们的医生都是义无反顾地冲在最前线：“不计报酬，无论生死”，为人民健康舍生忘死，尤其这次医护人员里很多是80后、90后，一代一代地接力传承。
我们要给中国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点赞!他们是守护人民健康的天使，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这次疫情过后，深化医改要真正把公立医院办好，用制度托起白衣天使的翅膀。整个社会应该尊医、敬医、爱医，赋予医生们更高的地位，更好的待遇，让他们能有尊严地、体面地生活着，这样我们未来才有一支持续不断的队伍守护人民健康，国家安全。
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尚游教授团队支援金银潭医院
观察者网：您多年前就提倡“中医中药是创建有中国特色医疗模式的突破口”，中央政府也多次对中医药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这次疫情中也出现了中药的身影，不过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这“双黄连可抑制新冠病毒”的结论尚未通过临床研究证实。结论不成熟，为何还这么着急发表？您认为中医药应如何找准自己的定位?
李玲：人们抢购双黄连是一种恐慌行为，恐慌的是目前没有哪一种上市的药物能确切抵抗新冠病毒。
我不是学医的，但我研究医改多年，因此对中西医有些自己的认识。我们现在的救治主要是通过西医的手段，因为它能找到新的病毒。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地球上充满了细菌和病毒，近代医学最大的进步是发明抗生素等药物来灭掉细菌、抵抗病毒;然而，细菌和病毒在地球上存在已久，它们也在不断演化。
按西医的治疗方式，信病毒分离出来，我们就要找出抗击新病毒的药物，然而在这研究的时间里，病毒可能又变异或进化了。所以，人类与疾病的抗争中，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美国作为现代医学药物最先进的国家，耗尽国力，仍然对很多疾病无可奈何。
资料图：北京晚报
与西医不同，中医的主要思想不是针对单一病毒或细菌，而是强调强体固本，也就是提高人体的免疫力。中医的这一理念无疑是更先进的。我们如何让中医升级，如何用现代科技手段更好地实现中医的先进理念，促使我们国家在医学上走到世界前列，这次疫情也是助力中医现代化的机遇。
所以，全民抗“疫”也是探索现代医学和中医应如何携手合作的机遇，治疗一线已经尝试中西医结合治疗，疗效很好。
此次疫情，让大家更加认识到健康的重要性。中医是维护健康的有效方法。像这次全民在家抗“疫”，大家有空也可以学点中医的基本知识。除了知道出门戴口罩、回家勤洗手这些基本卫生常识，我们还应学点健康养生的常识。我特别建议我们的孩子从小学中国文化的同时，也学点中医知识——中医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表述方式。
观察者网：总体来看，您认为这次疫情处理，对于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什么启示？
李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网上很多人在吐槽，这次疫情暴露出我国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不少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想，没有什么体系能完美地应对如此规模的疫情，我们需要“在战争中学会战争”，所以在这次疫情中暴露出的问题越大，我们之后收获和社会进步可能也将越大。在疫情过后，我们确确实实要反思此次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体制机制的，用人问题，以及医疗卫生领域、教育领域等多方面。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战“疫”中，中国人民的团结、坚强和万众一心赢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世卫组织总干事称：中国值得我们感激和尊敬。可以说，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一场超级广度和深度的全民抗“疫”，从武汉到全国，从城市社区到乡村。比如我就至少收到三条消息，分别来自我小区、我单位和居委会询问我的情况;全国上上下下的很多干部、医务人员和基层社区人员从过年前至今一直奋战在一线，严防严控。我们向世界展示了制度优势，高效动员组织能力、现代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全民顾大局，讲大义的高素质。
➢国际交流与合作
观察者网：世卫将这次疫情升级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您认为这决定对中国会有哪些影响？
李玲：这次世卫组织的决定比较中性。新冠肺炎发展成一场疫情，所以国际关注，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此限制中国人入境，这是采取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的方式，我们也能理解。
疫情是短期的，除湖北省以外，全国大部分省份和地区新发病例都呈下降趋势，抗“疫”拐点已经到来，全国大部分省份和地区疫情很快就会解除，很快就会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也有很多观点认为，这场肺炎疫情会对中国经济带来沉重打击，指出2003年非典时期中国经济处于上升通道，所以打击不大，很快反弹;如今中国经济面临下行风险，疫情突袭是“雪上加霜”。其实没这么严重，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暂时性，我相信只要大家有信心，短期困难是可以扛过去的。疫情不会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势头。
国际贸易方面短期会有影响，但是毕竟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生产方，没有中国的产品，对很多国家百姓生活影响更大。疫情解除后，贸易会快速恢复。
发生疫情是不幸的，但我们也可以将此转为有利的一面。这次疫情也为我们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机会。你想想，在互联网时代之前，大家这么待家里，是不是得憋出病来?如今信息网络时代，在互联网、5G、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推动下，我们在家也可以生活得非常好，除了大家在网上交流、编段子，还可以网上购物、看病、办公开会，当“云监工”……可以说，新经济是我们的未来，而这次疫情某种程度上也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新经济的发展。
工作人员现场调试云端机器人(图/人民网)
观察者网：您认为欧美及日韩在处理疫情问题上，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或需要引以为鉴的教训？
李玲：历史上，中华民族因有中医，在抗击疫情方面做得比较好，所以有悠久的历史和最多的人口;而欧美国家曾因疫情付出过惨重的代价，比如1918年的西班牙型流感就感染了超过5亿人(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1/3)，5000万到1亿人因此死亡。这种巨大的代价，促使欧美发达国家如今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
比如美国的疾病预防体系，它的疾控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缩写为CDC)。美国CDC有“公共卫生部队”编制，是美国武装部队的一个兵种，他们既是军人，又是专业公共卫生人员，一旦有需要，他们就可以出征。这一套完全是战时状态配置，将生命安全上升到与国土安全一样重要的位置，值得我们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