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在你行医迄今51年的整个过程中，感觉到医患关系最突出的变化是什么?
胡大一：在我工作的早期，医疗设备是最简陋、最落后的，药品是非常匮乏的，但是医疗体制的模式是最先进的。
咱们现在千方百计地搞分级医疗，而那时候就拥有最好的分级医疗。我是卫生队、县医院、大医院都干过的。以北京为例，生产大队是合作医疗站，人员是赤脚医生，是经过培训的农民，就是最简单的土法子，没有放射科，也没有化验。
到公社卫生院，中专毕业的居多，但是每个医院都有两名北京二医(现首都医科大学)五年制的毕业生，这是国家分去的，可以做化验、筛查、胃镜等，有的只能做胸部透射，但是拍不了片，肝功能检查只能定性，检查结果只分阴性或阳性。
到了县医院，可以照X光片了，肝功能检查是定量的，而且北京的县医院有胃肠摄像机。然后北大医院、北医三院和协和医院，每个医院包一到两个县。地方有重大手术做不了的，大医院去人做。
整个医疗服务体系，从人员到设备，分级医疗合理。设备配置清晰，人员分配也清晰。回忆起当时，我觉得很有幸福感。
那个时候，北医建立了农村医疗系，三年制，大专，会看病、会做手术，不用写论文，最后有的人做手术并不比别人差。北大医院当时还有群防群治科，这个科室都是50多岁的护士，在一线跑不动了，就去上夜校，培养她们当医师，又叫做“护医班”。学完之后，她们骑着自行车到居委会，给老太太量血压，建立家庭病房，让病人长期保持稳定，不要住院。
那时候的这套制度太先进了!现在这些反而成了我们对未来的追求。
我当时自己还下厂，去过友谊时装厂、皮鞋厂、重型机械厂，做高血压的防控，培养那些高小、初中水平的年轻工人，教他们量血压，告诉他们血压的标准。他们每天早上打好开水，弄温了，给患高血压的老师傅倒好水，看着他们吃药。我真的觉得有成就感。
那个时候确实没有什么药，但是医患之间非常和谐。病人感激都感激不过来，哪儿会有医患矛盾啊!现在把医疗的基本属性搞错了。
医疗“三个基本不能变”的东西都变掉了：一是医疗的价值体系不能变，工作上患者健康至上，这是价值观的问题，我们已经扭曲了;第二，医学的目的不能变，必须要预防为主;第三，医学的社会责任不能变。医疗服务不是办大医院，为了让干部、富人能看好病;医疗是让人人能看得起病，实现公平可及。
而我们恰恰在根本上变了。所以不仅是医疗体系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