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老百姓”该不该过问“国事”?
——兼论毛主席的“人民民主”思想
看过老舍先生三幕活剧《茶馆》的人，都知道在“裕泰”茶馆的墙壁上，贴有一张醒目的告示：“莫谈国事!”反映了晩清、民国时期，统治者不准普通百姓“妄议”国家大事的萧煞。谁如果不遵守这一条，很可能招来牢狱之灾、甚至杀身之祸!剧情中正直、爱国的常四爷，不就是因为不小心讲了一句“大清国要完”，就被投进了监狱?
旧中国因何衰弱?极而言之，全因禁止百姓过问“国事”。国人不问“国事”，“老百姓”只知“为己”、“自私”;结果，全国“一盘散沙”，国必弱。堂堂大中华，偏受小日本之欺。一场抗日战争，导致3500万同胞的死伤!出了多少“汉奸”?这全是反动政治造成人们“自私”、“利己”之恶果。国人啊，历史用鲜血书写的民族记忆，可千万不能忘噢!
“国事”者，原本是国家之事，攸关国人命运，自然会引发芸芸众生的关切。按理，庶民过问政治，理当鼓励。然而，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剥削阶级垄断权力，帝王将相——“精英”治国，遵循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理念，历来不准“草民”过问政治。
1912年起，虽说是“民国”了，可是，从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到独夫民贼蒋介石，有哪一天允许你“民主”过?!特别是在“国民政府”时代，处处有“中统”、“军统”的“关照”，只要谁敢“民主”、“爱国”，谁敢“妄言”政府政策，就会有杨杏佛(著名民主爱国人士，1933年被特务暗杀)、史良才(《申报》总经理，1934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以及李公朴与闻一多(均为民主爱国人士，先后在1946年被特务暗杀)的下场!一鸡被杀，众猴皆儆!自此，普通百姓，谁还敢作声?
直到1949年，古老的中国再一次改朝换代。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建立了新中国，“改天换地”，这才颠覆了“精英”垄断政治的传统。共产党、“土八路”代表工农劳苦大众——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建立起“人民政权”。政府执政，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强调的是走群众路线，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来过问“国事”。
建国初期，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外有美帝的军事威胁，内有百万“匪乱”;内忧外患，百废待兴。怎样纾解困局?毛主席号召人民群众起来当家作主、积极关心“国事”，开展“三大运动”(土地改革运动、“镇反”运动、抗美援朝运动)，“老百姓”纷纷奋起，群策群力，果然无往而不胜。
事实胜于雄辩：仅仅三年时间，国家面貌大变。经济恢复，政治稳定。一场抗美援朝战争，打败了17国联军，尽洗百年国耻。足见：“老百姓”——人民群众起来之日，就是国家强盛之时。新中国崛起之秘密就在于此。
早在1945年7月，毛主席在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就讲过：要打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兴亡周期律，“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只有人人起来负责”，这就是毛主席的人民民主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民主的内核。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民主，是群众史观的集中反映。把它换成大白话，就是要想方设法让底层“老百姓”来过问“国事”!当家作主。
几千年的阶级社会，“民主”是统治阶级享受的“专利”，是少数“精英”特权人物所拥有的“奢侈品”。对被统治阶级来讲，历来只有被专政的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奴隶、农奴根本不被视为“人”;即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仍是“雇佣奴隶”。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后，实行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这无疑是历史的一大进步。然而，其结果还是传统的“精英”治国。资产阶级民主最终沦落为一种“虚伪的民主”，“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这是由“资本民主”的本质决定的。唯有社会主义才可能真正实现人民民主——无产阶级民主。
《共产党宣言》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那里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这为实现无产阶级民主创造了条件，但并不等于这就是无产阶级民主本身。要让往日的“雇佣奴隶”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自己来管理国家，行使主人翁的权利，这还得在社会主义革命伟大实践过程中，不断进行探索、创建与完善。
完善的无产阶级民主，不仅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摆脱阶级剥削、阶级压迫，获得解放的需要;更是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共产主义之必须。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后——毛主席的后半生，就一直在为创立这一无产阶级民主作不懈的探索与实践。
第一，鼓励人民群众过问“国事”，“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建国仅半年，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便出台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允许公开批评政府机关领导，这既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需要，更是共产党执政后自身建设采取的重要举措。目的是贯彻、落实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精神，防止领导干部被权力腐蚀，强化不论职位高低，都必须接受人民群众公开监督的观念。期间，中央对“黄逸峰事件”的处理，就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典型。
黄逸峰是一位1925年入党的“老革命”。历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江苏省委候补委员、全国铁总秘书长等职。建国后，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兼党组书记、兼任下属的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长。
1951年12月3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刊登《上海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存在混乱现象》来信，批评校领导不改善教学设备，却为开学典礼搞铺张浪费。批评者署名“上海华东交通专科学校一群学生”。 事发后，兼任校长黄逸峰听了汇报，竟指示追查投稿人。在查出福建籍学生薛承凤是该文作者后，又对其施加压力，逼令其退学。《人民日报》接到薛承凤的申诉，认为事态严重，将薛的来信转给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处理。面对华东局纪委的调查，黄采取不予理睬的傲慢态度，拒绝检讨;导致华东局组织部向中央作了汇报。毛主席获知黄逸峰压制批评的事实后，在一份材料上写下了“压制批评，轻则开除党籍，重则交人民公审”的批示。此后《人民日报》为此发了社论《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并公布开除黄逸峰党籍的决定，撤销其本兼各职。
“黄逸峰事件”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它在上世纪整个50年代，对鼓励“老百姓”过问‘国事’”，“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推进党员干部队伍创建勤政、清廉政风，起了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
联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如果要问：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为何会在一夜之间突然崩塌?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共中央时，多达2000万的苏共党员，为何“竟无一人是男儿?”这里边的原因固然很复杂，但有一条确凿无疑的原因是：长期来苏联没能建立起完善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缺乏一个有效的“以下制上”的监督机制。正是因为缺乏完善的无产阶级民主，普通“老百姓”不能过问“国事”，长期来未能“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导致上层领导集团的不断蜕化变质、腐败堕落，最终帮助西方在苏联完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颜色”革命。这不能不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沉痛教训!
第二，鼓励人民群众过问“国事”，“人人起来负责”。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理该摒弃“精英”政治，走群众路线。而要保证人民群众起来过问“国事”，就得实行无产阶级民主，让他们拥有真正的民主权利。
1954年，毛主席在亲自主持制订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中，就明确规定：
“一切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经常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书面控告或者口头控告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其后，在1975年修订后的《七五宪法》中，又进一步增加了“四大”，对无产阶级民主作了完善：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在公民权利中，又增加了“罢工的自由”权。
人民群众只有真正拥有上述民主权利，才有可能去过问“国事”。
除了上述进入国家宪法条文的法定民主权利外，在毛主席的著述中，更是一再阐述、强调“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共产党人只是人民的勤务员”思想。对此，笔者已无须作专题论证，仅广大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主席语录”就有：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
“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
……
毛主席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人民民主，完善无产阶级民主，直接关系到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成与败。人民群众不仅应该关心“国事”，而且还应全面积极介入。1960年毛主席在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就完善无产阶级民主问题发表了新的见解。认为：
“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这就不只是要“老百姓”过问“国事”问题;而是要人民群众对“国事”——包括上层建筑领域在内的各部门，拥有全面的“直接管理权”问题。这是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民主问题上的理论探索，是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一大贡献。
马克思讲得好：“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哥达纲领批判》)。
为了让国人都能起来关心“国事”，让人民群众“人人起来负责”，毛主席在实施无产阶级民主的具体实践过程中，采用了群众运动的途径。通过放手发动群众，让人民自己起来当家作主，直接参与“国事”，从而增强主人翁意识，提高政治觉悟，提高“人人起来负责”的自觉性。
回顾历史，在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中，正是因为有了毛主席的“人民民主”思想，有了他对无产阶级民主的探索与实践，才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主人翁意识。由此，也才可能在黑云压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挫折、处于低潮的日子里，中华大地仍会涌现出无数毛泽东思想的忠实信徒，坚持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执着。
若问：毛泽东时代物质贫乏，为何却能“强国”?简而言之，就是毛主席能动员国人都来关心“国事”，探索、实践无产阶级民主，推行“人民民主”。这就是毛泽东时代战无不胜的根本原因。
历史的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都已证明了一条真理：鼓励“老百姓”起来关心“国事”，国必强盛;压制“老百姓”关心“国事”，国必衰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