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22年，在郑国统治者内部发生了一件骨肉相残的事件，这就是《春秋》上所谓的“郑伯克段于鄢”。《公羊》、《穀梁》都提到这件事，发表了一些议论。但从事件的叙述、人物的刻画方面来说，《左传》的文字写得最具体精彩，历来脍炙人口。
姜氏厌恶其子郑庄公，始于郑庄公出生时的难产。可是她对于共叔段，却又非常溺爱。屡次请求郑武公废长立幼。虽遭到武公的拒绝，但姜氏并不就此罢休，这就充分说明了这个女人不仅愚蠢而且顽固。姜氏的一恶一爱，始终贯串于矛盾的产生、发展和激化的过程，正是行文的脉络所在。
郑庄公即位后，姜氏要求把制邑分给共叔段，制，地在虎牢，形势十分险要。姜氏为共叔段要求封制的居心何在，郑庄公是十分清楚的，当然不能允许，直截了当地告诉姜氏：“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据说虢叔恃险不修德政，结果被郑武公所灭。对于郑庄公这段话中所包含的杀机，姜氏未必能够完全参透。求制不得而求京，这也在郑庄公意料之中。由此可见，姜氏的筹算一开始就落入郑庄公的掌握之中了。
历史上的封建统治者，总是把维护自己的权力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即使母子兄弟之间，也丝毫不能缓解他们之间权力之争的矛盾。从郑庄公即位到共叔段外逃，共经过了二十二个年头。这漫长的岁月，突出地表现了郑庄公蓄谋之久，甚至连他的左右大臣也察觉不出其心迹，被蒙在鼓里。当祭仲提出京的制度不合规定的时候，郑庄公却说：“姜氏要这么干，我有什么办法避免这种威胁呢？”装成无可奈何的样子。等到祭仲提醒他“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时，他才说出“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的话。这个“毙”字和“虢叔死焉”的“死”字是一脉相承的，即使在这一点透露之中，也遮上了一块帷幕：表明这是在自杀，而非他杀，企图逃避杀弟的罪责，可说既狠毒又狡猾。
郑庄公设下的陷阱，就是养共叔段之骄，纵共叔段之欲，使其不断膨胀，逐步发展到自我毁灭。权力欲望的沟壑是永远填不满的。郑庄公竭力容忍共叔段的得寸进尺，从表面上来看，好像处在被动地位，实际上主动权仍然掌握在郑庄公的手里。如果加以扼制，共叔段就会收敛，郑庄公企图使其自我毁灭的目的就会落空。因此，不管共叔段使“西鄙北鄙贰于己”也好，还是进而把二邑归为己有，封地扩展到廪延也好，郑庄公都不露声色，听之任之。即使他的心腹公子吕连续向他提出警告，甚至说出“欲与太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这样的话来激他，他都不为所动。这说明郑庄公的深藏不露，真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等到共叔段完成了进攻国都的准备，并得知姜氏开城作内应的确切时间之后，郑庄公才发布讨伐共叔段的命令。长期郁结的怨恨一下从“可矣”二字中迸发了出来。公子吕伐京后，共叔段逃到鄢，郑庄公又亲自率军攻鄢，终于使共叔段彻底垮台。对于姜氏当然也不会放过，把她放逐到城颍，而且发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怨恨之深溢于言表，再也用不着掩盖了。
和郑庄公的极端冷酷相比，共叔段则表现为极度狂热。这种狂热，既表现了攫取权力的野心，也表现了施展权术的低能。共叔段的步步逼近，实际上都是在步步落入郑庄公为他设下的陷阱。争权夺利，可以使人变得冷酷无情，也可以使人变得骄横狂热。从本质上来说，它们都是封建统治者罪恶本质的表现。因此，这一对亲兄弟，犹如一根毒藤上结出的一双恶果，其胚胎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不过一个是胜利者，一个是失败者而已。
姜氏、共叔段母子的密谋及活动，在文章中并没有作正面描写，只是通过简要的记叙和郑庄公与祭仲、公子吕的对话表现出来。这样写不仅使文字显得十分简洁，而且突出了郑庄公在这场斗争中的主导地位。对于姜氏、共叔段的密谋活动，郑庄公了若指掌；而姜氏、共叔段对郑庄公的险恶用心及严密部署却毫无所知。妙在似明实暗，似暗实明。通过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的对话，郑庄公这个奸雄的性格特征，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遂为母子如初”的结尾，读来使人感到十分滑稽，有人称之为丑剧，亦不为过。像姜氏母子这样早已失去了普通人性的典型人物，在经过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之后，能够毫无芥蒂，再叙什么天伦之乐吗？何况在郑庄公刚出生之时，就埋下了怨恨的种子。“遂为母子如初”的“初”字就缺乏依据，显得勉强了。血腥的厮杀早就把统治阶级竭力宣扬的那层薄薄的“孝悌”的外衣撕得粉碎了。无怪乎史官对此事的评论也感到为难了。“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是作者针对颍考叔而说的。将孝道永赐予汝之族类，似乎是郑庄公受到颍考叔孝母的感染，其实不过是庄公借此就坡下驴。他之所以欣然接受颍考叔的建议“阙地及泉，隧而相见”，不过是企图缝补这些破碎的外衣，掩盖已经充分暴露了的肮脏的躯体和丑恶的灵魂，这也是千古奸雄的伎俩。因为在这里郑庄公又集中地表现了他的伪善，而伪善是永远和丑恶伴随在一起的。（宋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