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一生始终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毛泽东从投身革命到逝世，始终与群众运动结合在一起。从早年发动和领导的工人、农民运动，一直到晚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他领导过无数的群众运动，包括震惊世界的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等等。
他参加和领导过的群众运动，从斗争的内容看;包括和大自然的斗争，如大生产运动、大跃进运动和爱国卫生运动等;更多的则是阶级斗争的群众运动：就其社会性质看，包括民主革命的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就其阶级性看，包括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等;从斗争的领域看，包括军事、政治、文化和经济等各个领域，既有文斗，也有武斗;可以说，他的一生是与群众运动结合的一生，是领导群众运动的一生。
毛泽东之所以一生都与群众运动联系在一起，是由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质决定的，是由他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性质决定的，是一种客观的必然。
第一，革命家要进行革命斗争，就必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才能推翻旧的政权，改变旧的社会制度，否则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因为革命者最初既没有掌握政权，也没有经济实力，他们的力量在于群众的支持。只有依靠和发动群众，才能夺取革命的胜利。所以，革命家无不是靠发动、组织群众来进行革命并取得成功的。
第二，其他阶级的革命家在夺取政权以后，成了统治者，一般就不再搞群众运动了。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使命，不仅是要推翻旧的统治阶级，使自己成为“统治者”，而且要带领人民群众最终消灭统治阶级、消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区分。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必然终生与群众运动联系在一起，带领群众消灭“官吏”，由群众自己起来管理社会。毛泽东就是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第三，社会主义社会要根本改变私有制社会的秩序：官吏管理(靠警察、军队和舆论工具，如电视、报刊杂志等)，劳动群众服服帖帖;社会主义要建立全新的社会秩序：劳动群众监督“官吏”，把“官吏”造就为人民公仆；另一方面广大劳动群众要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人，对重大的社会问题，自觉地参与管理，使广大群众摆脱只管个人家庭事务的私有观念的束缚。
社会主义的领导者和群众都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毛泽东正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他一方面反对干部“当官做老爷”，要求他们深入群众(如举办“五七干校”;要求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等等);另一方面又始终如一地领导着群众，在运动中学习管理社会。他曾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册第275页)他清楚地知道，群众要学习管理社会，只能在不断地斗争中学习，就像他一再强调的“在游泳中学游泳”，因此，他一生都在领导群众战斗，让群众在实际的斗争中参与管理社会。
第四，社会主义要建立全新的民主形式，一种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民主是有阶级性的，没有抽象的民主;民主是一种政治形式，是为特定的经济制度服务的：资产阶级民主是维护雇佣劳动制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则是要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因此，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是工农劳动群众的参与。群众运动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形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有一些人认为多D制就民主，只有多D制才能互相监督，共产党一党执政就不民主，这种观点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一些人头脑中的反映。其实社会主义的民主形式，主要内容就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官吏”最怕的不是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监督，而是怕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监督，这一点已被我国的历史所证明。
当前我国腐败现象严重，人们在探讨防止腐败时，避而不谈“三反”、“五反”的历史经验。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由于发动了群众，让广大群众参与监督，从而扭转了旧社会遗留下的腐败现象，使政治、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事实证明群众运动就是最好的监督方法。毛泽东要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决定了他始终和群众运动紧密结合。
最后，群众运动是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必由之路。群众中不可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广大群众也不可能脱产学习，而且光靠读书也不能真正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人在群众运动中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最有效的方法。
毛泽东在他一生的革命实践中，在群众运动中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矛盾论)、实事求是(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当代四十几岁以上的中国人，张嘴就能说出“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科学概念，就是最好的证明。毛泽东的一生就是在群众中宣传、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生，必然是与群众运动结合的一生。
二、对群众运动的态度
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科学的概括，是一种不同于过去一切旧历史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观。因此，毛泽东对群众运动的态度是高度评价、积极支持、站在前面领导。
高度评价
“好得很”与“糟得很”，是当年人们对湖南农民运动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当街谈巷议都说农民运动“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般‘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毛选》第一卷第15页)毛泽东却深入农村调查，力排众议，大声说“好得很”!人们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他则说是“革命先锋”。他认为：“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毛选》第一卷第17页)等等。
在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面临反动派的围剿，毛泽东就指出：“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毛选》第一卷第139页)毛泽东把群众看作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毛选》第二卷第511——512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就是在这种人民战争思想的指导下，演出了“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
文化大革命最乱的时期，很多人都认为“天下大乱”，毛泽东却说：“形势大好!”“毛主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的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85页)
可见，毛泽东在重大的社会问题上，如文化大革命等，非常重视群众的参与，非常重视新秩序的建立、非常重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形成，把群众发动的广泛、深入，看作是形势发展的根本标志。
毛泽东对群众运动高度评价的例子还很多，以上是比较典型的几例。
积极支持
当革命的群众运动遇到挫折时，他总是大力支持。
农业合作化初期，有的人采取了所谓“坚决收缩”的方针，认为“去年的五十万个合作社的计划太大了，冒进了”等等。毛泽东说：“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运动中免不了要出些偏差，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难纠正的。干部中和农民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只要我们积极地去帮助他们，就会克服或纠正……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龙后怕虎。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自己。要让他们做，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前怕龙后怕虎的态度不能造就干部。”(《毛选》第五卷第168、169页)
1956年，有人“发现不少地方和部门的基本建设规模(包括农田水利建设)过大，造成财政赤字，原料非常紧张，因而提出反冒进。”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的口号是错误的。“毛主席认为，一个时候搞得快一点、多一点，调整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要提出‘反冒进’的口号。‘反冒进’挫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是错误的方针，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的。”(《忆毛主席》吴冷西著第48页)可见，毛泽东批评“反冒进”，主要是为了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保护群众运动。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曾出现一段不小的曲折。当出现浮夸风时，毛泽东发现了这种倾向，及时对《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说：“现在报纸宣传报道上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订指标要留有余地。”(《忆毛主席》第64页)
可见，他一方面要纠正浮夸倾向，另一方面又注意不给群众泼冷水。并且反复强调，“希望在压缩空气时注意避免影响士气，避免泄气，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忆毛主席》第68页)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严厉批评了彭德怀对群众运动的态度，说：“……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是怎样评论革命的情况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447—448页)可见毛泽东始终坚持马列主义的保护群众运动的正确态度。
站在前面领导
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毛选》第一卷第13页)
毛泽东自始至终是站在群众的前面领导运动。这方面的事实就不一一列举了。
三、冲决束缚的罗网
群众运动的形成，根本原因都是客观矛盾的结果，而不是人们主观意志的产物。科学地揭示客观存在矛盾(“束缚的罗网”)，指明群众运动斗争的方向，是正确领导运动的首要条件。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他们(指农民——引者注)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毛选》第一卷第13、17页)群众运动的出现，就是因为客观上存在着“束缚他们的罗网”、存在着剥削与压迫。能不能揭示客观存在的矛盾，是正确组织、领导群众运动的关键。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揭示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掀起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革命运动。当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时，他们又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指出我国人民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从而掀起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
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地揭示矛盾，给我国人民指出斗争的方向，掀起一个接一个的群众运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四清、五反”以及文化大革命等等。
正是在他的领导下，在不断前进的群众运动中，我国才能在极其贫穷的基础上、在不利的外部条件下、依靠自力更生，(帝国主义的封锁，基本上没有外资可用，靠广大的工农劳动群众积累，)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里，建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立了一个政治清明、没有腐败现象的政府，建立了一个具有良好社会风气的社会。
如果客观上不存在这些矛盾，广大人民群众没有解决社会问题的要求，是不可能掀起这些群众运动的;反之，如果不是科学地、如实地揭示这些社会矛盾，群众运动也必然要走上斜路。
大跃进运动可以作为探讨的典型。大跃进取得的伟大成绩，是因为支持了广大农民开展农田基本建设的要求。
以农田水利建设为内容的大跃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正是如实地揭示了农民群众开展农田基本建设的要求。
大跃进运动是从农田水利建设开始的。解放后农民迫切要求改土治水，迅速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但私有制束缚了农田基本建设的开展。实现集体化后农田水利建设的开展，是农民群众摆脱私有化束缚的必然结果，是由群众自发形成的，而不是毛泽东主观意愿的产物。毛泽东大力提倡大跃进，则有力地推动了农田基本建设的发展。
从1955年农业大规模合作化运动时期，农民群众就开始了兴修水利的运动。当时大面积农田水利建设的典型是河南省的济源县和河北省的天津地区，单个合作社兴修水利的事例就更多了。(详情请看《有关大跃进的几个问题》笑多)
农业集体化以后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一定物质条件的产物，一种必然趋势，不是偶然现象。早在毛泽东提出“大跃进”口号以前，就有文章指出：“我国农业合作化基本上完成以后的第一年，就出现了第一次兴修水利的高潮。从那以后，不少地区在群众性的水利建设方面已经有了显著的成就……这些典型事例，都说明了我国农业合作制度有巨大的优越性。在小农经济时代，由于土地、劳力的分散，要在群众中大规模地动员人力、物力、财力，在大面积上兴修农田水利工程，是不可能的;在合作化以后，就提供了充分条件。在小农经济时代，由于个体经济力量单薄，顾了基本建设就顾不了当前生产，使兴修水利和当前生产的结合受到很大的限制;在合作化以后，就可以把兴修水利和当前生产密切地结合起来。”(《推广先进经验发动群众大兴水利》《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5日)
解放初期农村非常贫困，主要的生产条件就是十几亿亩贫瘠的土地和大量劳动力，改造土地就成为发展农村经济的主要途径;土地公有化和劳动力的集体使用，为改土治水准备了充分条件。这就是我国农村出现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基本建设的客观必然性，也是出现改土治水为中心的大跃进的根本原因。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说：“去冬今春的农业新高潮，有力地推动了今年的工业新高潮……在农业方面，最突出的跃进，是合作社农民的兴修水利运动。”(《人民日报》1958年5月5日)可见，农业的大跃进绝不是“主观主义的产物”。
毛泽东号召大跃进，有力地推动了农田基本建设的发展;60年代以后，毛泽东又提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从发展生产力的方面看，主要还是号召开展农田基本建设，而且发展为“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事实是，我国的农田水利建设，平整土地、改良土壤、修筑梯田、修建机耕路、种植防风林等方面都取得有目共睹的伟大成就，而且至今还在吃这些老本。
我国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确实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是实实在在的大跃进。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估计建国二十多年来的农业成就时指出：“全国灌溉面积已由一九五二年的三亿亩扩大到现在的六亿七千多万亩，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十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第301——302)
灌溉面积由三亿亩扩大到六亿七千多万亩，是一个伟大的成就。我国农业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总共才积累了三亿亩灌溉面积，而新中国建立才二十多年，就把灌溉面积增加了一倍多，就是说二十多年的成就超过了几千年，这是农田基本建设的伟大成就，这还不是大跃进吗?!
历史上我国的水旱灾害频繁。“水旱灾对农业生产的威胁，是普遍、严重而有历史性的。据历史记载，我国自公元前206年到1936年共二千一百四十二年间，发生过较大水灾1031次，旱灾1060次，几乎平均每年一次大水灾或旱灾。据不完全资料统计，1928年华北、西北、西南等区十三省普遍遭旱，受旱县占全国县份1/4强。灾民达1.2亿人，农产品收获量平均不足二成，很多地方颗粒无收。1931年全国大水，仅长江、淮河流域即有1.2亿亩水稻损失，占常年总产量的38%，棉花损失占常年总产值的24%。在清代267年中间，就发生了旱灾201次。到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水利失修，山林破坏，旱灾更加严重。”(《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2日)新中国建立才二十几年，“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这也是农田基本建设的成绩，还不是大跃进吗?!
毛泽东提出了大跃进，确实有力推动了农田基本建设的发展。但是，确定一定时期农田基本建设规模大小，还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否则也会出现曲折。
可见，能否如实地揭示客观存在的矛盾，是群众运动成败的关键。
四、找到最好的形式
要形成群众运动，仅仅靠指出目标还不够，还必须找到适合群众需要的斗争形式，否则运动就不可能形成或不能顺利发展。毛泽东总是不断地探索各种不同类型群众运动的适当形式。
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毛泽东在斗争的过程中，摸索出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武装农民，形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农民的群众运动，以游击战的形式，反抗反动派的镇压，逐步发展革命力量，最终夺取政权。
武装农民的群众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环节。武装农民，除了建立正规的军队，如正式的红军外，还重视发展农民群众的武装，如土地革命时期的赤卫队、暴动队等。
“暴动队以梭镖、鸟枪为武器，乡为单位，每乡一队，人数以乡的大小为比例。职务是镇压反革命，保卫乡政权，敌人来了帮助红军或赤卫队作战……赤卫队的武器主要是五响枪，也有九响枪和单响枪……必须尽量帮助人民武装起来……我们红色地方武装的扩大，更是刻不容缓。”(《毛选》第一卷第66—67页)
“赤卫队是革命根据地中群众的武装组织，不脱离生产。”(参看《毛选》第一卷第55页注(9))
在一般人看来，不脱产，使用如此简陋的武器，根本就不能作为武装部队;而作为农民暴动组织者的毛泽东，却十分重视农民武装组织的发展，认为“红色地方武装的扩大，更是刻不容缓。”以后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些地方武装和正规部队配合，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战争形式，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解放战争时期，民兵的作用发挥得更加充分了，大量的正规军成员就是由民兵补充的。
不仅仅是组织革命的正规化军队，而且“土法上马”，用简陋的武器，装备不脱产的农民，让他们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这就是毛泽东为武装农民找到的最好形式之一。
在社会主义时期，如何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又成了一个新课题。
毛泽东始终注视着群众斗争中的创造。“今年这一年(指1957年—引者注)，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它的很适合的形式。这种形式，在过去是不能出现的。因为过去是打仗，五大运动，三大改造，这样从容辩论的形式不能产生。那个时候，从容辩论，摆事实，讲道理，搞它一年，不许可。现在许可了。我们找到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事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毛选》第五卷第467页)
“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这个基础上，在现在这个时候，出现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很有益处。这种形式是没有阶级性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究竟对那个阶级有利?归根结底，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不利。原因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愿意国家乱，而愿意建成社会主义，百分之十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中间，有许多人是动摇的，至于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只有百分之二。你乱得了吗?所以，大鸣、大放的口号，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式和方法，归根结底有利于多数人，有利于多数人的自我改造。两条道路，一条社会主义，一条资本主义，归根结底有利于社会主义。”(《毛选》第五卷第485页)
他还明确指出：“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毛选》第五卷第468页)
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得到了充分地发挥，并被写进了宪法。
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目标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革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这种革命的形式不是武装斗争，而是批判资本主义，引导人民群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说服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因而只能用说服的方法。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正是广大群众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大大小小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方法。
害怕群众运动，以致压制群众运动，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决定的。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要求的社会秩序是：广大劳动人民只管“干活吃饭、挣钱养家”，“莫谈国事”;社会事务则由少数统治者来管，用古话说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因此，在他们看来，群众运动就是破坏社会秩序，必须镇压。
而社会主义则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是消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区分的过渡社会。社会主义的革命家就是要搞群众运动，吸引广大劳动群众参与社会管理，在社会活动的实践中，逐步消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区分;在社会主义革命家看来，群众运动是广大劳动群众参加管理社会事务的正常现象，是社会主义的正常社会秩序，应当积极领导，大力支持。所以真正的共产党人怎么会害怕群众运动呢?!
毛泽东一生领导了那么多群众运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总结的内容很多：如严格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如群众运动的初期主要是防右;运动开展起来以后又要防“左”;又如对犯错误的人，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要给出路等等，大量的经验都需要认真地总结。
2003.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