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压力且不论，就内部而言，今年春晚谈到的“中产话题”，比如职业女性(闫妮等)、小孩教育(沈腾等)、夫妻关系(复兴号)、家庭服务(贾玲等)、恋爱与创业挫败(郭冬临等)……在在都是与中产人生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人人都是追梦人——这样的励志无疑是需要的，成长中的中产社会需要弘扬奋斗精神。然而，更重要的是，面对这些备受关注的“中产话题”，实际上也就是面对成长中的中产社会必然出现的种种“脆弱”，国家又应该做些什么?对于创业失败的年轻人，仅仅重复当年对下岗工人说的“重头再来”，够吗?
春晚的一大功能，就是让人民群众吐槽。今年的槽点仍然不少，但愿意吐槽的较之往年为少。这可能是因为观众懒得搭理了，也可能是因为没空搭理，但最重要的是，今年春晚整体显示出一种重大变化，透露出中国社会“新秩序”的端倪。
这一新秩序，简单讲，就是由日益壮大的中国中产家庭支撑的新时代中国社会政治形态。
不管这一新秩序是好是坏，必然到来的东西总会到来。通过充满“新时代”词符的猪年春晚，我们已可感知这一新秩序的正在到来。
寡 淡
春晚无疑越来越寡淡无味，正如春节本身越来越寡淡无味。公平地讲，春晚的外在形式越来越摩登炫酷了，这主要得力于技术手段和物质条件的进步，然而春晚的内在水准似乎一直在不进反退。人的因素比较重要，包括主持人和重要演员，可圈可点的越来越少。
这自然跟我们的主观感受有关。选择太少的年代，无从挑剔;选择太多的年代，充满苛求。但一个中不溜秋的春晚，不正符合一个到来中的中不溜秋社会的品质吗?
春晚倒是越来越能正视自身了，因为对很多人来说，它已并非非有不可。今年春晚有个好处得说，就是没有太把自己当回儿事，因此没有用力太猛，结果，它虽然仍没那么让人喜欢，但也没那么让人讨厌。
当然，用力不猛，也绝不是随随便便。春晚毕竟还是政治。可也正因为春晚是政治，所以真正懂得政治的春晚，也不太可能用力太猛。为什么呢?因为政治本身已更多地与具体利益有关，而不直接触碰重大意识形态问题。
春晚懂政治，从三个分会场的选择即可见得。一是井冈山，代表革命时期的中国;一是长春，代表建设时期的中国;一是深圳，代表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当下的中国是这三个历史时期叠加形成的产物，可谓同时包括了三者，但又不是其中任何一者。
这意味着当下中国的一个基本现实就是利益、思想和群体的分化，而要进行整合，仍没有一劳永逸的一揽子办法。
这使当下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充满含糊性。它不讨好任何某个单一的方面，但也不得罪任何某个单一的方面，同时各个方面又都可以从中看到自己。春晚无疑也是这样一个反光镜，折射了各种混杂色彩。
不同节目之间的自由切换，反映的是当下中国的丰富内容，但丰富归丰富，却并不系统，也不够连贯，缺少的是一个内在统一有力的大逻辑，也鲜见直指人心的精神力量。杂烩的结果，往往多为平庸和寡淡。
真能涵摄综合，返璞归真，平平淡淡，也是很高的智慧和境界。今年春晚似乎远望到了，却没做到，除了一切主观因素外，主要是因为它所预设的主体观众还在生长之中，一个未来的中产社会还远没有成熟，因此它仍需继续同步探索。
中 产
春晚是演给谁看的呢?中国的人民群众。中国的人民群众是谁呢?这个曾经很简单的问题已不容易回答。
表面看来，人民群众包括了男女老少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包括了56个民族，包括了沿海内地以及港澳台各个区域的国人，甚至还要加上越来越多的海外中国人。春晚需要照顾到的口味偏好这么多，要炖这么一大锅菜还要炖得大家都爱吃，着实很难。
但不管多么难，当中国的农村人口仍占大多数时，主体观众是谁还是比较清楚的。那样的春晚是“超生游击队”、“黑土白云”、“我想死你们了”的时代。
这样的时代在中国进入21世纪之后，就已经在不断消去了，最终的告别当然还需要一个过程，但随着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一个新的时代必然已在到来之中，新市民口味的节目在春晚演出中也越来越多。
春晚的自我意识一度也发生过混乱，在搞不清谁是人民群众的情况下，似乎觉得演给“上面”看、让“上面”满意就行了。但这显然太不清楚“上面”的想法了。
说实在的，今年春晚最大的进步就是又懂得兼顾上下了，而且依稀看到了谁是中国的人民群众。要知道，在急剧发展变化的中国，“人民群众”也一直在变，要发现“人民群众”，就得对时代大潮中的中国社会有深切的感知与洞察。
中国即便尚未形成、也是正在形成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层及其家庭，人口数要超过美国人口总和。在2020年全面小康的目标实现之后，中国必将更扎实有力地往中产社会迈进。理解新时代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都离不开这个基本国情变化的大背景。
前几年的春晚就已开始显示中产化的潜意识，今年春晚似乎更加自觉，尤其在小品节目中广泛涉及了许多“中产话题”。这预示着一个中产阶层及其家庭占据主体人群优势的新社会政治秩序的到来。
这样一个到来中的新秩序，是符合中国建设现代化国家和实现民族复兴的愿景的，也是符合稳定和谐长治久安的需要的。但这个新秩序不会自动到来，仍需要国人的努力。以此观之，春晚隐隐成了一种充满希冀的“召唤”。
奋 斗
从国策看，提低扩中限高，城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乡村振兴，减免税收，等等，这些都指向这样一个新秩序的构建。问题在于，在这一变革过程中，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都会面临种种新的问题与挑战。
国际压力且不论，就内部而言，今年春晚谈到的“中产话题”，比如职业女性(闫妮等)、小孩教育(沈腾等)、夫妻关系(复兴号)、家庭服务(贾玲等)、恋爱与创业挫败(郭冬临等)……在在都是与中产人生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
人人都是追梦人——这样的励志无疑是需要的，成长中的中产社会需要弘扬奋斗精神。然而，更重要的是，面对这些备受关注的“中产话题”，实际上也就是面对成长中的中产社会必然出现的种种“脆弱”，国家又应该做些什么?对于创业失败的年轻人，仅仅重复当年对下岗工人说的“重头再来”，够吗?
一个成长中的中产社会，应该是具有活力的。未实现中产的能看到希望，力争上游;实现中产的心怀忧惧，犹恐落后。社会阶层虽然日趋分化，但还尚未固定。往“上层”流动从来都只是极少数人和家庭的事情，多数人尤其年轻人若能够成为中产、保持中产并有些希望成为上中产，就已很不错。
目前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不管政见如何，在社会生活中多属于中产。有人可能更关心下层劳动者的生存发展，有人可能更关心精英阶层的正常流动，有人可能更关心执政者的德性水平，但这些都不影响自己过的是中产生活。这也可说明，对于越来越多的各种新的社会问题，具体的公共政策讨论将比宏大的意识形态争论更切实际。
这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就没用了。关键在于，中国想建一个什么样的中产社会?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所走过的社会发展历程可供借鉴，然而，已然成熟的中产社会所存有的种种严重问题也需要极力避免。更何况，中国的人口状况、历史文化和实际国情决定了，中国式的中产社会建设也只能走自己的路。
比如对于亲密关系的强调、对于家国情怀的弘扬、对于身份平等的突出、对于革命传统的回望，诸如此类都出现在今年春晚中。探究其背后的基本理念，实质上是对于一种沙漠化、原子化、分裂化的个人主义社会状态的规避。我们愿意看到未来春晚会更自觉地发展这一逻辑。
市场经济在当下中国的深化发展已经不可逆，连春晚也充斥着商业与资本的力量，然而最终是建成一个好的“市场社会”还是一个坏的“市场社会”，却是可选择的。
数千年连贯的官僚政治传统不太可能在可见的未来消退，高压反腐、扎紧笼子也无法完全阻遏其可能的弊端，如何建设一个好的政治秩序，让权力护持社会而非凌虐社会，仍是待解的问题。
为此需要努力奋斗的，不仅是未来的春晚，更是我们的整个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