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中国文科学者说话云山雾罩，说穿了是缘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形式逻辑不发达。他们对于自己所探讨的问题和概念，往往缺乏清晰明确的定义，所以经常弄出“狗咬尾巴”这样尴尬的循环论证。“言论自由”就是一个经常被误解和纠缠不清的概念——许多人喜欢探讨“言论自由”，却没想明白什么才是言论自由，被禁锢在别人的话语体系中而不自知。
生产力和技术水平决定了信息的传播渠道，进而赋予言论自由不同的内涵。当代社会的言论自由，已经与20世纪以及更早时期的言论自由产生了重大区别。为了便于讨论，在本文中，我们以“当代言论自由”和“早期言论自由”分别指代这两者。
早期言论自由，其主要内涵是表达观点的权利。对表达权利的限制，通俗的理解就是“不能说”——说了就违法，祸从口出。例如，《大明律》中有以下规定：
【“上言大臣德政者，斩”;
“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言惑众者，斩”;】
以当代社会的眼光来看，就算说错了话，直接杀头的刑罚也属于不必要的残忍。就整体而言，当代社会对于表达权利的限制远少于古代社会，但是仍然存在。当代社会对于表达权利的限制，考虑的主要是社会稳定方面的需求，集中在以下方面：
【1、违背人类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例如，法国、德国都立法禁止歌颂纳粹、否定二战期间的种族屠杀等言论。
2、违背所在国宪法的违宪言论。宪法规定的是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也是一个国家最高等级的“政治正确”。在美国，对总统的批评倒是常见，但是“总统制”几乎是批评不得的。
3、煽动颠覆活动、暴力恐怖活动的言论。这在许多国家都被列入《危害国家安全罪》。
4、煽动民族仇恨和宗教极端思想的言论。这在我国《宪法》中有明确的规定。
5、侮辱性、诽谤性以及造谣性质的言论。全国人大于2018年制订的《英烈保护法》，正是针对这类言论。】
在上述负面清单之外，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已普遍给予公民充分的表达权利。作为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中国给予公民的表达权利，并不比西方国家少：西方国家和中国一样有“政治正确”，只不过其“政治正确”的内容与中国不同。因此，试图从表达权利这个层面论证“中国缺乏言论自由”，显得毫无意义，不过是一小撮反华小丑的闹剧罢了。真正缺乏表达权利的，是沙特阿拉伯等封建色彩浓厚的国家，以及乌克兰等披着“西方民主”外衣的寡头政治国家。
表达权利既已普遍实现，对言论自由的理解就不宜停留在“早期言论自由”这个层面。这就好比，大学设定录取标准时，在乎的不是考生的小学成绩，而是他们的高考成绩。与“早期言论自由”相对应的是内涵大大深化的“当代言论自由”。
当代言论自由，其主要内涵是传播观点的权利。表达权利(“早期言论自由”)是一个定性的概念，无非是“能说”或“不能说”，而传播权利(“当代言论自由”)是一个定量的事物——关键不是“有没有”，而是“有多少”。
在当代西方国家，表达权利一般来说不是问题，但是传播渠道几乎完全被私人资本所操控。就算你和别人同样拥有表达权利，但是对方有1000个传播渠道，而你一个都没有。最后造成的客观结果就是：对方的观点广为人知、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而你的声音却几乎没人听到。传播权利并不是平等的，现实中确实存在“一句顶一万句”的现象。完全可以这样理解：谁拥有的传播渠道更多，谁拥有的言论自由就更多;反之，缺乏传播渠道群体，其声音往往被边缘化，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从传播渠道来看，西方国家的“当代言论自由”处于什么状况呢?毫不夸张地说，传统媒体向民众展示的信息，都是私人资本想让民众看到的信息。其传播方式、传播内容要完全符合后台老板、即私人资本利益集团的喜好。比如，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发生的骚乱，被媒体定性为“暴民闹事”;乌克兰基辅发生的骚乱，那就成了“公民追求民主”的行为。俄罗斯出兵叙利亚，那叫做“扰乱中东局势”;而美军整日在海外穷兵黩武，就成了“维护世界和平”。说得直白些，传播渠道本质上是制造话语权的工具。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传统媒体，从来不会探讨劳动价值论，社会财富初次分配，以及如何消灭贫富两极分化等有深刻意义的问题。因为私人资本绝对不希望平民百姓思考这些问题，从而产生阶级觉悟。且不说有革命意义、进步意义的主张，传统媒体的主播和评论员，但凡出现一点“政治不正确”，就会立刻被解雇、丢掉饭碗。最近几年，类似的事情在美国已经发生多起，
其实，“媒体自由”纯属伪概念，它说穿了是私人资本通过控制传播渠道来制造话语权的特权。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绝对意义上客观中性、不带有任何政治立场的媒体。许多媒体声称“嘉宾、评论员的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这简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表态——提供传播渠道本身就意味着对某一观点最有力的支持，否则为啥不将传播渠道给予其他观点呢?厚此薄彼难道不是一种态度?
近年来，网络自媒体蓬勃发展，大有取代传统媒体之势。在微博、微信、直播平台等网络自媒体平台上，每个用户都可以自主发布内容。那么，网络自媒体会不会让人们获得更多传播渠道、从而使人们享有更多的“当代言论自由”?这个问题应当一分为二来看。
从绝对意义上看，个人享有的言论自由确实增加了。互联网自媒体的出现，使得传播渠道比起传统媒体的时代增加了不止一个数量级。20年前互联网在中国远未普及，当时除了电台和电视台，纸媒是传播观点最重要的渠道。舆论场的话语权，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全国上千个报社、杂志社的主笔和编辑手里。你的观点若与他们不一致，便绝无可能得到传播的机会。想当年，许多给纸媒投稿的作者不得不哀求编辑们“高抬贵手”。
网络自媒体确实打破了传统媒体、特别是纸媒对话语权的垄断。个人或团队若有些写作爱好，大可办个微信公众号、微博认证账号，不仅可以天天发表文章，还能直接从受众获取打赏。微信平台影响力排名比较靠前的一些公众号，如咪蒙、占豪、后沙月光等，无不得益于此。与之对应的是，昔日习惯于“指点江山”的传统媒体人，社会影响力和话语权在不断下降。虽然他们自己很不适应这种变化，但上述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曾作为一个学科的“新闻学”，只怕很快只剩空壳了。
从相对意义上看，即使网络自媒体增加了传播渠道，但是私人资本仍然能够通过控制自媒体平台来引导信息传播的走向。中国自媒体平台信奉的是“流量为王”——吸引流量意味着增加自媒体平台的影响力，而影响力最终可以通过广告收入等多种途径变现。因此，抖音、快手、花椒等直播平台，都在致力于打造小网红，然后和小网红签约，对观众打赏进行分成。认真观察一下，这些直播平台上流量排名比较靠前的账号，多是以发嗲为业的小女生，间或有几个美妆博主、游戏解说员，就没见过与科教事业沾边的。
而且自媒体平台还有“推送”这一功能，这明显意味着哪些信息会优先得到传播。谷歌旗下的Youtube是全球最大的视频网站
。在国外使用过Youtube的朋友，都遇到过一类糟心的事情：
只要Youtube识别出用户在使用中文版的浏览器，自动推送的视频里总有一堆邪教组织或袁腾飞等段子手的胡言乱语，令人不胜其烦。
由此可见，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谁掌握媒体平台，谁就能控制信息的传播权利，谁就能够决定哪个群体有更多的言论自由。在当代的历史环境下，应当以量化的观念，而非定性的观念来看待言论自由：纠缠于表达权利已经没多少意义，而传播权利才具有决定性意义。若以这个视角来审视，西方国家并非“言论自由”的楷模：虽然平民百姓拥有表达权利，却严重缺乏传播权利，使得许多合理诉求被人为压制，某些群体遭到有意的“边缘化”。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美国的学生贷款问题。最近十几年来，美国学生贷款的总额已翻倍，高达1.4万亿美元。学生贷款利率有的超过5%，以致许多人直到40多岁还在偿还大学时代的学生贷款。平民百姓对高等教育的昂贵颇有怨言，然而，在美国的媒体平台上，只有个别人谈及这类问题，而且内容只停留在“欠贷款的人过得挺痛苦”这个很浅的层次。你既看不到对国家高等教育政策的深刻质疑，也看不到对美国金融生态和金融体系的质疑——这些声音不是没有，而是被人为过滤掉了。平民百姓反映强烈的问题，在私人资本看来属于“政治不正确”。平民百姓和私人资本利益集团的言论自由完全不对等。
相似的问题，在中国同样存在。近年来，普通群众对收入分配改革的呼声其实很高，这从劳资纠纷总数的迅速增长可以直观地看出来。但是在各路媒体平台上，却很少看到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讨论。恰恰相反，常有一些脑满肠肥、恬不知耻的所谓“专家学者”出来说话，鼓吹什么“中国还不够富裕，还不到谈收入分配改革的时候”。在他们看来，收入分配改革会触及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不开心就影响经济发展，而这种弱智观点早已被马克思和凯恩斯批判了无数次——劳动收入长期被人为压低，必然导致消费萎缩;生产和消费脱节的必然结果就是经济危机。
收入分配改革缺位必然爆雷的大真话，几乎不见诸中国媒体的报道。各路媒体反而充斥着湖畔大学、正和岛等私人资本俱乐部制造的鸡汤段子，基调就是“把政府当男朋友”——私人资本自己玩得爽的时候，就鼓吹“小政府”、“我的事情不要你管”;自己混得不好的时候，就一哭二闹三上吊：“”你千万不能不救我啊”，“你为什么不管我?呜呜呜……”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社会的现状，就是私人资本利益集团的话语权远远超越劳动人民;劳动人民想要传播自己的观点、反映自己的利益诉求，已显得相当困难。如何改变这一不合理的现状，倒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