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社初期农村干部的迷茫
农村开始搞合作社，特别是推行高级农业合作社以后，各种矛盾都集中地暴露出来。过去一家一户四五口人，耕种十来亩土地，这种小农经济的模式已经持续了几千年，农民在长期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成立高级社后，小的几十户、大的几百户组成一个生产单位，一个合作社主任要经营大几百亩甚至一两千亩耕地，领导二三百口，多至一两千口的人搞生产，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初级农业合作社从1952年开始试办，到1955年，虽然也取得了一些经验，但那时候土地、牲畜还能入股分红，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影响不大。1955年起办高级社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土地归了公，牲畜和大农具也作价归了集体，主要凭劳力进行分配，人们对劳动报酬十分重视，说什么“靠土地吃饭瞪了眼，靠劳动吃饭保了险”。这种生产组织和分配模式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干部们对怎样组织生产缺乏经验，从县到区到社，干部都是忙得团团转，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却不是很高。
1955年冬，我和县委一班人下乡到社队搞调查研究，发现基层干部普遍感到压力大。思乐村支部书记王邦寿对我说：“过去地主种100多亩地，雇三个长工，要种好还需要一个好领手。这个领手没有三五年扛长工的经历，是考验不出来的。现在一个大队一二百户，就是一个生产队也有30来户，四五十个男女全把劳力，耕种四五百亩土地，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我说：“是呀!现在就是需要我们共同想办法，怎么样把社办好。”
王邦寿问：“陈永贵是咋搞的?”
我说：“陈永贵的初级社办得不错。现在办高级社是社会主义了，土地不分红了，什么计划管理、劳动管理、财务管理都提出来了。陈永贵最近怎么样，我还没有见他。”
王邦寿说：“我准备去看看陈永贵，看他是咋搞的。”
我说：“好，你去吧。我过两天也准备去看看陈永贵。”
12月中旬，我同县委办公室的两位同志到大寨。陈永贵听说我要去，就在他家等着。我一进大门，陈永贵、贾进才、贾承让都迎了上来。我在炕沿上坐下，陈永贵等人都坐在小凳子上。没等我开口，陈永贵就说：“现在好多问题都没有理出个头绪来，我正想去找你商量，你来了正好。”
陈永贵和张怀英(中)
陈永贵一开口就说了一堆问题，什么牲畜作价、农具作价、牲畜饲养、财务管理等等。提完了他说：“这些问题都还没有拿出一个好主意。前两天王邦寿来，留庄李福中也来找我，商量了半天，也没拿出一个好主意来。县里对这些准备怎么办?”
我说：“县委的常委都下去了，把矛盾都暴露出来，分开轻重缓急，逐步解决。最近准备开常委会。你想问我，可是我先来问你了。”我这么一说，在座的人都哈哈大笑。笑完我接着说：“办法还得咱们共同想。”
陈永贵想了片刻，说：“问题是成堆了。这一堆问题看起来很难，其实也不怕。理顺麻团搓成绳，这一堆问题总有个头，找到头就好办了!”
我说：“对对对!理顺麻团搓成绳。这麻团要理顺，不能拿拳头捣，只能用手一个头一个头抽出来。你好好想想办法，拿些具体意见。”
我们正在商量着，陈永贵的妻子李虎妮说：“饭熟了，先吃饭吧!”
我们边吃边商量。陈永贵说：“我感到计划管理、财务管理这些虽说都是大事，但只要有好人管起来，就好办。从办初级社以来，最难闹的是劳动管理，因为每个人每天都要接触到这个问题。”
我说：“对，恐怕集体化后千矛盾万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就集中在管理上。劳动报酬合理，就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要是不合理，就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
我们边吃边谈的时候，和大寨只有一山之隔的井沟大队支部书记赵银川来了，一进门就说：“哎呀，张书记，我到县里找你，听说你到大寨了，我就又往这里赶。”
陈永贵赶快招呼银川坐下吃饭。我问：“你有什么事?”
银川说：“我想看看生产队的划分到底多少户数好。有的人主张二三十，有人主张四五十户。到底多少好?”
我说：“你们那里组织起来的基础差，比不得大寨，不宜太大。”
陈永贵插话说：“二三十户好。”
我说：“对。老陈有经验，有什么问题，你经常来大寨看看，看看大寨是咋搞的。”
银川说：“我已经来过几次了。”
陈永贵说：“你今年的初级社劳动是怎么管理的?”
银川说：“还不是照互助组时候的死分活评。”
陈永贵说：“你不要吹了，你那死分活评实际上是死分不评。我知道你那里还是记的老底分。”
我说：“是啊。全县不少初级社，我发现都还是银川的办法。初级社时期因为有互助组的基础，社员觉悟高，土地还分红，还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
高级合作化人人都参加，社员思想觉悟高低不同，土地又不分红，人人都靠劳动，死分活评这个办法灵不灵，还要看一看。”
12月下旬，县委开了常委会，研究了合作社的一系列问题，认为劳动管理还是采用死分活评的办法。
探索“定额管理”
1956年春天，正值播种大忙季节，我到孔氏、南泉村下乡检查生产，发现生产队长每天因为派活，叫人上地，忙得团团转。死分活评在一些队还能评得开，一些队其实是死分不评，每天起来还是记老底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影响。
回到县里，我就找陈永贵，问他的劳动管理情况。陈永贵说：“初级社时期，大寨实行的是死分活评，就是根据每个人的体力强弱、技术高低评出劳动底分，再看当天劳动的实际情况，结合底分来活评。这办法执行得不是太好，有时候评不开，有时候能活评。不过这种办法当时基本做到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因为初级社是在‘老少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时候人心齐，都不愿意让别人说自己劣，都是有多大力气使多大力气，都觉得这个办法还不错。现在情况变了，全村的人都入了社，人心七股八叉。常言说‘人心齐，泰山移’，人心不齐，各有各的小算盘，这种办法就不灵了。现在有的人是集体地里养精神，小块儿地里杀冲锋。我看还得上新套套。”
我赞同地说：“是呀!‘定额管理’这个办法你听说过没有?”
陈永贵说：“听说过。”
我说：“就是以一个中等劳力积极劳动一天所能达到的数量和质量作为一个劳动定额，确定每完成一个定额记多少工分。然后按照定额把工包给作业组。活儿干完了，经过检查验收，实行按件记工。这样比‘死分活评’进了一步。”
陈永贵说：“这个办法可以试一试。”
我说：“你回去试一试。今年咱县已经有几个队进行了试验，凡是干部认真、验收严格的，效果还比较好。”
陈永贵回到大寨，首先在第一生产队推行，社员的积极性比“死分活评”时要高，报酬也比较合理。1956年就在全大队推开。由于从生产队到包工小组都认真试验，都感到这办法可以。但是有两个矛盾突出暴露出来：一个是为了完成定额不注意质量，形成了类似雇佣的关系，你给我多少工分，我给你干多少活。没有工分的活，本来能捎办的事也不干。比如一次一个人耕地，地根放着一块石头，本来往地边搬一搬并不费多大力，可他就是不干，只移到已经耕过的地里。人问他为啥不搬到地边，他说：“石头上又没有号着工分。”
大寨是这样，全县亦然。实行定额管理后，人们都感到社员的积极性倒是提高了，但是生产质量不能保障，特别是年轻人。西大街有个社员锄地，一天完成了两个定额，质量却很差，队长让他返工，他和队长吵了一架。
为解决这个问题，县里开过多次会，跟很多村干部商量过，还找过一些老农征求他们保障营生质量的意见。一个老农说：“这营生质量不能保障不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在单干的时候，也有这问题。那时候，一个是懒，一个是没有技术。耕地、锄地别看是庄稼活儿，掌握不了照样不行。特别是年轻人，不好好训练怎么行?”
我问这个老农：“当时单干用什么保障?”
老农说：“一个是动口，一个是动手。动口就是要骂、要管，动手就是要用镰把打。那些不好好劳动的儿子哪一个没挨过打?”
我说：“现在是新社会了，不能骂，不能打。”
老农说：“不能骂，不能打，就不能保障质量，还要出懒汉。”
我听了这个老农的说法，忽然想到陈永贵的一些看似极端的做法不能说没有道理。
陈永贵的脾气不太好，为营生质量不好常常发脾气，骂人、训人，因此惹了一些人。有时候社员开会，让给干部提意见，一些社员就像放连珠炮似地给陈永贵提一大堆意见，归结起来就是态度不好，好骂人。这个事情我听说了，就到大寨组织社员讨论陈永贵为什么骂人。经过一番讨论，群众都不约而同地说：“人家为的啥?还不是为咱劳动不好，怕社里少打了粮食?人家又不是为自己。”通过讨论教育，人们对陈永贵的一些做法也就理解了。
因为陈永贵要求严，大寨合作化后的农活质量尽管不太好，也还差不多。有些大队因为干部怕惹人，好也不管，劣也不管，年复一年成了习惯，生产质量严重低劣，造成减产。
集体化以后的另一个问题是排挤妇女参加生产劳动。过去靠“刮金板”生活的富裕中农是干半年，歇半年。集体化后，全靠劳动来生活，就明显出现了劳动力剩余。人们都把工分多少看成是生活好坏的标准，所以家里男劳力多女劳力少的人不愿让女劳力干活，想自己多挣点工分。到地里分配营生的时候，不按体力，不按技术，让妇女和男人干一样的活，挣一样的工分。让妇女干那些力不能及的活，实际是不让她们参加劳动。一次垒堾时，本来让妇女拾拾草、拿铁锹铲铲蒿，干些轻活就可以，可是男劳力偏让妇女跟她们一样抬石头，留下轻活大家一起干，妇女们大多干不了，只好不干。这就大大影响了妇女劳动的积极性。
陈永贵为此开过多次支部会，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总是解决得不好。后来他悟出一个道理：如果生产门路扩大，变成人多活多，这问题不就自然解决了吗?于是大寨后来除搞农田基本建设，增加活路外，又大搞多种经营，这个矛盾就迎刃而解了。
解决了活路问题，营生质量问题还是得不到很好解决。陈永贵埋怨营生质量不好，生产队长反而觉得一天起来忙得昏头昏脑。后来，大家觉得定额管理这个办法也有点烦琐，农活合起来有90几种，记起工来好多个百分比。白天搞包工，检查验收闹纠纷，腿跑断、鞋磨烂，营生质量没保障，社员还是有意见。
大寨是这样，全县也是这样。县里经常开会讨论，想方设法改进定额管理，可是讨论来讨论去，就是拿不出好办法。
大寨关于“改进劳动管理”的大讨论
1960年，大寨从党支部到社员，开展了一次大讨论，叫“怎么改进劳动管理”。讨论中，大家都觉得制度没有不行，光靠制度也不行，因为制度还是靠人去执行的，如果人的思想不对头，再好的制度也不行。地主富农有地主富农的制度，资本家有资本家的制度，他们的制度都是造成多数人贫困、少数人富裕的制度。我们的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制度，是共同富裕的制度，我们的劳动管理也应该体现为集体干活也是为自己干活的思想。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一致的，不能有二心。可是有些人偏偏不这样想，总是想少出力，多挣工分，讨别人的便宜。这个问题不是靠单纯定制度能够完全解决的。
在大讨论中，党支部委员、复员军人贾来恒说：“定额管理这个办法虽说天天兑现，干一件事记一件事的工分，看起来好，其实有很大缺陷。要是解放军在战场上打仗，每刺一个敌人总要问一问连长，我刺一个敌人给我几个工分，那仗还能打吗?解放军战士没有定额管理，打起仗来照样非常勇敢。他们的办法是在平时就教育‘当兵为什么’。每一次战斗都有战前动员，战斗一结束开总结评比大会，评哪一个战士立了功，哪一个没有立功。这样就做到了个个有劲，生龙活虎。”这一发言，使到会的人得到了很大启示。有人说：“我们也像解放军那样就好了。”有人却反对说：“农民还能和解放军比?”
贾来恒说：“解放军还不是穿军装的工农子弟兵?虽说解放军实行的是供给制，我们实行的是工分制，这是不一样的。主要是解放军政治思想工作抓得紧。既然农民当了解放军能为革命打仗，那农村也像解放军那样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社员同样可以为革命种田。”
大家都说：“对呀!解放军的办法咱们怎么不能学?”
创造“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管理办法
方向明确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出来了。干部、社员经过认真总结集体化以来劳动管理的经验，对曾经实行过的“死分活评”和“定额管理”反复进行了对比，最后一致同意根据本大队的实际情况，实行一种既简便易行，又公平合理的新劳动管理制度。他们把这种制度叫“标兵工分，自报公议”，以便更好落实党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政策，充分调动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特点是：它既不像“死分活评”那样每天用很多的时间搞地头评工，也不像“定额管理”那样每天计算定额、包工、验收，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这个阶段和农事活动的小段安排相结合)才搞一次评分记分。评的时候，先选一个思想好、干劲大、出力多、技术高、干活最重视质量的社员作为标兵，定出标兵出勤一天得多少工分，然后人人对照标兵，自报该得多少工分，经大家评议后，由支委扩大会审查、调整，最后向社员公布。
这种劳动计酬办法主要不是靠计算，而是靠评议。评的时候又不像“死分活评”那样受劳动底分的限制，而是完全按照社员的劳动质量和数量同标兵对比，这就把评工记分和思想教育工作结合在一起了，评工会就变成了教育会、生活会，成了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的一种好形式。每评一次工，就是一次群众性的大鉴定、大排队、大评比，生动地体现了党支部大力提倡的为革命种田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很好地执行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政策，真正实践了毛主席提出的“管理也是社教”的指示。
由于“标兵工分，自报公议”这个制度简便易行，干部的事务工作负担大大减轻，这样，干部就能够经常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干部一下地，就为加强日常的政治思想工作创造了条件。反过来说，只有大大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才能保证这种劳动管理制度的认真执行。
大寨干部说得好：“这制度灵，那制度灵，离开政治挂帅，什么制度也不灵。”因为制度是人订的，又是靠人去执行的，不把制度建立在群众自觉执行的基础上，光靠制度卡人，只能事与愿违。
大寨干部还说：“实行新的劳动管理制度，日常事务的压力减轻了，政治思想工作的担子就加重了。减轻那个压力，正是为了加重这个担子。”因此，他们在集体生产劳动中十分注意抓政治思想工作，经常表扬好人好事，反对不良倾向，开展“为革命劳动，还是为工分劳动”的两种思想斗争，鼓励社员争做标兵活，争当标兵人，把政治思想工作渗透到生产和管理的全过程。同时，大寨还通过日常的政治思想工作，从党团员、贫下中农和复员军人中，逐步培养出一支骨干队伍。依靠这支队伍，在生产劳动中带头实现“三高”，即高质量、高工效、高出勤;带头互学互助，开展群众性的监督;在评工记分时，带头实事求是，自报工分，带头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使每个社员都能得到合理的劳动报酬。
万事开头难。大寨开始实行“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时候，由于党支部政治思想工作抓得紧，多数人很自觉，但仍有个别人劳动时偷懒，评工时却要多报工分。起初，谁故意多报，大家光是对他开展批评。后来在批评教育的同时，还搞过“二牛对头赛”。
有一次，一个社员自报12分，跟标兵一样多。大家在评议时给他评了9分，他就大发牢骚，说：“标兵拿镢我拿镢，标兵刨土我刨土，标兵手不停，我也没闲着，为啥我就不能挣个标兵工分?”
大家说：“你跟标兵虽说干一样的活儿，但是出力大小不一样，质量高低不一样，工分怎能一样?”
这时干部出来说：“标兵越多越好，人人成了标兵更好。他愿意向标兵看齐，我们欢迎。”
第二天，就让这个社员同标兵一起劳动，标兵干啥他干啥，标兵咋干他咋干，标兵的工效、质量多高，要求他也做到。没干两天，他就顶不住了，只好向大家检查说：“论体力和技术，我比人家标兵差得远哩!我多报工分是自私自利思想作怪，今后一定改。”
多报工分的现象消失后，不久又出现了一种少报工分的倾向。有些人故意少报一分半分，让大家往上评，好像这就显得不自私了。为此，党支部又抓了当老实人的教育，使社员逐步养成了实事求是报工分的习惯。
大寨开始推行标兵工分后，我一直很关注。到1960年7月，陈永贵觉得这个办法可行，我就去跟大寨一些社员交谈，他们也都觉得可以。我又同王殿俊、张老太等劳模商量，看大寨的标兵工分怎么样。
王殿俊说：“这个办法可以。这几年来我在林业队实际上实行的就是这个办法。林业队专管林业，大队定期检查、评比，不过叫法不同。”
张老太则说：“陈永贵这个办法没有什么新创造。我们牧业、林业近几年来就是这个办法，我们叫它‘大包工、小包工’。比如放羊，一个人放100羊，一年下来看他放的死了几个，生了几个，羊的膘情怎么样，然后给他确定报酬。报酬当然是以最好的为标准，没有天天评、月月评。”
我说：“陈永贵的标兵工分虽说不是新创造，但他是在部分林牧副业实行大包工、小包工的基础上，全面发展到农业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新发展。”
张老太这才说：“要说新发展，那也可以。”
张老太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太行劳模，在劳动管理上很有一套，把村里搞得也非常好，因此对其他地方的先进经验吸收得少。这次他总算承认了大寨的“标兵工分”是新发展。我觉得张老太有了进步，于是又对他说：“老太，殿俊经常到大寨去交流经验，你有时间也去看一看，给大寨传授一下林业、牧业的经验，另外也看一看大寨的农业生产。”
张老太说：“我抽时间一定去。”
7月下旬，我又到皋落公社，同皋落、车寺、铺上等几个生产大队商量，看能否推行大寨的“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管理办法。他们一致认为这种办法是在“死分活评”、“定额管理”、“大包工、小包工”基础上的发展，比“定额管理”先进。不过要推行这个办法，必须有条件：一是实行“定额管理”好的大队;二是生产大队、生产队有“定额管理”、“大包工、小包工”的经验;三是群众对集体化有信心，感到集体比单干能增产。我觉得大家说的有道理，就建议先选一两个先进生产队进行试验。
从此，大寨的“标兵工分”就在一些先进的生产大队逐步推行开来。
陈永贵在“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劳动管理办法实行初期，对评工十分留心。每次评工以前，党支部还要在社员中，特别是在骨干中专门进行一次思想动员，以保障自报公议时报得恰当，议得合理。因此大寨的评工会开得非常认真、严肃，谁多一半分，谁少一半分，都要和标兵、和同等劳力反复比较，毫不马虎。广大社员说：“一个社员工分定得不合理，也是个有关执行政策的大问题。这不光影响他本人的积极性，还会影响别人。”
大寨的评工会还注意发扬团结友爱的精神，强劳力和弱劳力常常在评工会上互相鼓励。弱劳力对强劳力说：“你们挑重担，贡献大，留下轻活儿照顾我们，你们的工分应该多记。”强劳力对弱劳力说：“你们体力虽差，干劲大，出的力气也不小，要是光凭几个强劳力能办多少事情?你们的工分也不能少了。”
一个严肃认真，一个团结友爱，这就使各种劳力的社员都感到心情舒畅，大家都是只怕劳动不如别人，不用担心工分记得不公平。因此，经过1960年劳动管理上的大破大立，人们的劳动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从那时起，每天上工不吹号，不敲钟，到时间大家自动就干起活来。不论男女老少，能干啥就干啥，需要干啥就干啥，干部操心到的事情有人去干，操心不到的事情也有人主动去干，真是“九牛上坡，个个出力”，比一家人还要齐心。
由于大家各尽所能，工分又评得合理，表现在分配上，就是“有差别，不悬殊”。强劳力一天得10分、12分，收入高些，弱劳力一天也能挣个五六分。只要有点劳动能力，就能自食其力，什么超支户、拖欠户、分空户都没有了，分配年年全部兑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大寨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看!同是评工记分，“政治挂帅”和“工分挂帅”的结果是多么不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何等显著!
大寨开始实行“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时候，大体上是十天半月开一次评工会，后来随着社员觉悟的逐步提高，逐步延长到一个月评一次。
“标兵工分，自报公议”为何推广失败?
1963年，大寨实行的“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劳动管理办法引起了山西省委高度重视，《山西日报》、《人民日报》也连续发表文章，介绍大寨的这一经验。
1961年，我到同属晋中地区的文水县工作，感到文水的劳动管理比大寨差了一大截。这里不要说定额管理，有些生产队就连“死分活评”也没有认真执行过，要推行大寨的“标兵工分，自报公议”很难，搞不好就会放了羊，适得其反。因此，我在这里就没有推广大寨的这个经验。
1967年，我回到昔阳。到大寨时，陈永贵给我谈到大寨的劳动管理经验时说：“经过几年的实践，干部经验越来越多，社员觉悟越来越高，开始是10天一评，现在是一季一评。咱县其他大队也实行这个办法，效果也都好。可是有些人偏不赞成，说什么这是为了图省事，不是为了搞社会主义，污蔑这个办法是‘神仙一把抓’，有的还说‘什么大寨工，是大概工’。”
我说：“老陈呀，这并不怪。因为人们的经验不同，各地情况不同，执行起来有的地方好，有的不好。我到文水就没有执行这个办法，因为那里的基础太差。不过，大寨的办法我是赞成的，到目前为止，大寨的劳动管理我认为是最先进的。”
1974年，我到寿阳工作，发现那里的劳动管理水平和群众觉悟水平跟文水大体上差不多，干部不参加劳动，社员埋怨情绪很大，粮食产量不是提高，而是倒退。群众说什么“你歇着，我坐着，打不下粮食咱伙饿着”。为此，我在县委会上提出：“学大寨要学精神，不能照搬大寨的具体做法。现在寿阳学大寨要实行‘三不’：一不搞大队核算，二不搞大寨工分，三不取消自留地。”大家听了一致赞成。
可是有人把我在寿阳的这些做法汇报给已经当了副总理的陈永贵，说张怀英到了寿阳后提出不学大寨。不久，我把实际情况给陈永贵做了说明。陈永贵听了说：“你既了解大寨、昔阳，也了解寿阳，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错?”
因为寿阳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比较得当，学大寨只用了两年时间，全县的粮食产量就从9000多万斤提高到两亿五千万斤，翻了一番多。陈永贵对此非常满意，说：“学大寨就是要学精神。学大寨的管理办法不能死搬硬套。”
1975年，我到运城任地委书记，发现那里的劳动管理大部分实行了“大包工、小包工”。比如棉花多数实行大包工，实际是死分不评。所以有些生产队的劳动积极性不高。那里流行一句顺口溜：“在家等敲钟，村外等集中，到地等分工，干活是一窝蜂，好坏分不清。”一些社员还埋怨说：“这就是学大寨标兵工分的结果。”我问一些干部、社员，大寨的“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不仅社员答不上来，干部也是茫然无知。这怎么能把社员没有劳动积极性的原因归结到推广大寨经验身上呢?
在一次省委常委扩大会上，我汇报了这个情况。省里的一些同志一直认为，省里一些地方学大寨学坏了，什么“大寨风，大概分”等等。其实这些地方对什么是大寨工分根本不知道，这怎么能够学好，又怎么能不出问题?
在1967年和陈永贵的谈话中，我曾经说：“在办高级社时，你说要‘理顺麻团搓成绳’。从多年的经验来看，经营管理的要害是劳动管理，只有劳动管理搞得好，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才能真正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你多年来在劳动管理上大做文章，从‘死分活评’、‘定额管理’上升到‘标兵工分，自报公议’，这真正是理顺麻团搓成了绳。他们说是‘神仙一把抓’，这正好说明大寨实行的办法好，一些地方想抓也抓不起来呀!在其他地方要搞好劳动管理，还得下大苦功。”
陈永贵没有谦让，而是频频点头表示赞成。我认为这不是陈永贵不谦虚，喜欢听表扬，而是实事求是。因为这是有关农村发展的大事，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没有什么好谦让的。这是陈永贵的坦率之处，也是他的可贵之处。鲁迅说过，谦虚就是实际，凡是切合实际的就是谦虚。
作为一个见证了大寨村劳动管理发展全过程的干部，我深深地知道，大寨村能探索出并完全做到“标兵工分，自报公议”这一管理办法，这条道路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