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溪君彦：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通讯《大寨之路》，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同年12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号召，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一）
大寨生产大队在层峦叠嶂的太行山中，斜坐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山坡上。这里穷山恶水土地薄，全村的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就在这贫瘠的山梁上，大寨人在党的领导下，在集体经济的广阔的天地中，赶着黄牛、担着箩头、挥着钁头，勤俭创业，奋发图强，开辟了一条发展生产的道路。从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到现在，大寨人在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了十一年。旧社会，大寨八百零二亩地，四千七百多块，块块土地都是：土块打不烂、风吹遍地干，地边白草绣成团，地墙荆棘围了个严。一亩地好年景打不下一百四十斤粮。那时候全村六十多户人家，一大半是扛长工、打短工、赶牛放马、讨吃要饭的。大寨人碗里除了糠，就是菜。现在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当年一斗黑豆、四十斤面麸、八十斤谷糠，就要吃一年。那时候，这个山村里只有七牛、八驴、一口猪，十份里有七份是一家地主、三家富农的。十一年后的今天，这一切都变了。七条大沟，几十条小沟，在大寨人手里变成了肥沃的洼地。零块土地被大寨人连成了两千九百块。“沟沟壑壑种地，坡坡凹凹打粮”，人们在土地上得到的报酬，比当年提高了四倍。十一年，大寨变得家大业大，骡马成群了。仓库里储备着七万多斤粮，畜圈里拴着十二匹大马，九头骡子，十一头驴和三十二头牛，另外还有一百二十多口肥猪，二百四十多只羊。十一年，大寨十年受灾，大寨只借过国家一次钱，却向国家交售了一百七十五万八千斤粮。每户平均二万二千斤。十一年，大寨人用双手把贫困交给了历史，用两肩担来了幸福！
（二）
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说：“集体化的优越性，说不完，用不尽。”陈永贵说：“合作化给咱由穷变富创造下条件，能不能变富还要靠自己！”一九五二年冬，大寨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第一次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集体。但是，个体经济移交给集体经济的不是雄厚的家产。八百亩地，照旧分布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坡梁地照旧是缺边少堰，“三天无雨苗发黄，下点急雨地冲光。”“拳头钁、撩油锨、破筐篮、硬肩担”——这就是他们的工具。大寨发展生产的道路在哪里呢？党支部会上争论着，社员会上争论着，合作社办公室里争论着，饭场上也争论着。陈永贵说：山区有山区的好处，沟多坡宽，潜力大，深沟筑坝能淤成“刮金板”，山坡里切外垫是好梯田。没有长流长，蓄住洪水也能种好田。没机器，就靠人、靠扁担。有人担心：靠人、靠扁担，能把大寨的穷山“风水”变了吗？大家又想起了贾举元和贾升元修地的事。这兄弟俩旧社会在赵北峪有三亩地。两人就在这三亩地周围的荒坡上，整年累月地开荒、修梯田。修地，累弯了腰，累圈了腿；修地，把贾升元的胳膊也砸断了。到底修下十亩好地。可是，那时候大寨是地主、富农的天下，贾举元和贾升元修下地，却没有种地的本钱，不得不向地主伸手借粮、借钱，结果，他们一点血一点汗修的十亩地，倒成了地主盘剥的对象。如今地主被打倒了，又办了农业社，六十户人家合成一家，人们说，“难道咱这么大集体，就治不了大寨这点山？”有人问：山大沟深，满村不过五十来个劳力，哪年哪月才能建设好？陈永贵说：“山再大，沟再深，治了一山少一山，治了一沟少一沟。三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一次又一次，争论又争论，党员的思想统一了，干部的思想统一了，社员的思想也统一了。于是，改造大寨“风水”的第一场战斗在一九五三年冬天开始了。全村七条大沟之一的白驼沟是他们要征服的第一个对象。白驼沟全长一里半，三丈多宽，需要打二十多道石坝。当时的党支部书记贾来恒，扛着铁棍上去了。当时的社主任陈永贵，作为垒坝的好手，也上去了。当时的支部委员贾进才，背着铁锤，铁錾［ｚàｎ赞］，担当了破石的战士，也上去了。土改时期的老农会主席贾承运也上去了。大寨满共五十个“铁人”，全部进了白驼沟。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在白驼沟和大自然搏斗的大寨人，却人人浑身淌汗。每天天刚亮，他们就出了村，星星眨眼才收工。他们吃在地里，憩在地里。陈永贵领着四个贫农垒坝打先锋，二三百斤的大石头，两人一努劲，垒上去了。石头把他们两只冻得麻木的手碰破了。血一点一点滴在石块上，陈永贵却像没有那么回事，连火都不烤一烤。社员们见陈永贵他们干得卖力，都恨不得一个人使出两个人的劲来。贾金元，已经是七十一岁的人了。社干部们见他上了年纪，要他留在村里。可他硬是跑进沟里，整天价和年轻人一起干。胡须上结了冰凌，他还咧着嘴跟周围的年轻人说：“我爱修地，可一辈子没修下地，如今不挣工分，白干也乐意！”（⑴⑵）大寨人就这样一口气干了一个半月，把白驼沟变成了一块一块的耕地。深沟变良田，大寨人高兴得合不拢嘴。给白驼沟起了个名字叫“合作沟”。大寨人佩服了集体，看到了自己的力量。闸住了白驼沟，大寨社员们又乘胜前进，一九五四年冬天到一九五五年春，把后底沟闸住了，赶牛道沟闸住了，念草沟闸住了，小北峪沟也闸住了。但是，哪一棵树不经过风吹雨打？哪一条船不经过浪击潮颠？大寨人在战斗的第六个回合——闸狼窝掌的时候，就一连失败了两次。狼窝掌，是大寨大队最大的一条沟。社员们叫它“黑老山沟”。三里长，两丈多宽。每到暴雨季节，山洪像脱缰的野马，肆虐横行。一九五五年冬天，五十八个劳力上了狼窝掌，他们干了一冬一春，筑下二十五道坝，填了好几万方土，狼窝掌终于变成了一层层簸箕形的梯田。不想，第二年夏天，竟被一场洪水冲了个干干净净。一九五六年，他们总结了头一年失败的教训，又重整旗鼓向狼窝掌进军。这次，他们针对第一次失败的原因，把坝基扎得更深了，用的石头也更大了，怕洪水冲击，还在上游修下个一亩大、两丈深的水库。工程做完以后，人们说：“这下可放心了。”不想，一九五七年的雨更大，山洪更猛，水库冲塌了，二十五道石坝又冲了个净光。一冬一春的劳动又白搭了。一些本来就不满意闸沟的富裕中农，这一下抓住了“有把烧饼”。有人说：“千日打柴一火烧，一冬辛苦一水漂”，有人说：“卖豆腐置下河湾地，浆里来，水里去！”有人说：“跟上你们白白挨了两冬冷，往后守在家里闲一冬，不挣工分也不闸这条沟了。”阶级敌人也趁机煽风点火，他们散布流言蜚语：“人有人道，鬼有鬼道，水有水道，要把这么大的沟闸住水，往哪里流？”“人不和水斗，猫不和狗斗，人有多大本事，还能斗过龙王爷！”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大寨还有谁比陈永贵难受？这个领着大寨人冲锋陷阵的党支部书记，八岁上，因为穷得没活头，父亲把他母亲、姐姐、弟弟一齐卖给了人。后来，父亲又被地主逼得吊死了。他曾给地主当了二十多年长工。地主动不动要他下跪，还往他脸上吐唾沫。他受尽了人间的苦难。如今，他满心盼望着把全村的生产搞好，却偏偏在狼窝掌一连失败了两次，给大伙一次又一次地泼冷水。他每天一有空，就一个人默默地蹲到狼窝掌的山坡上，含着烟袋思谋：“难道必须撤退吗？”他想到了地主、富农狞笑的脸，也想起了旧社会穷哥们苦难的遭遇，心里一狠：“不能……。”陈永贵回到村里就开党员大会，把自己拿定的主意说给大家听，让大家讨论。在艰苦奋斗中成长起来的大寨的共产党员们是好样的，他们说的同陈永贵讲的是一个调：我们走的是前人没走过的路，怕摔跤还能爬山！不能从狼窝掌撤退，不能挫伤人们革命的锐气，不能让阶级敌人高兴，不能给共产党、集体经济脸上抹灰！贫农、下中农座谈会也开得火热，他们说：“我们属龙的还不如他属熊的？”“怕吃苦的是谁？是地主、是富农！”大寨的党支部腰杆更硬了，陈永贵噙着感激的眼泪说：“要退东吴兵，还得自己人。”大寨人检查了狼窝掌每一道坝、观察了每一条沟，摸清了毛病，找到了办法。第三次大战狼窝掌的战斗又开始了。这次任务更艰巨，全沟要筑三十二条大坝，最高的大坝是两丈五，灌浆用的石灰就要六万斤。打坝用的石头要从山上开，要从山上运下来。几万方土被冲走，几万方土又要重新垫起来。这样巨大的工程只能靠人的两只手、两个肩膀来完成。计划一公布，社员们都争着要上“前线”。开工那天，全村十七对夫妻一起进了沟，七户社员全家上了阵。当时，只有六十多个劳力的大寨，就有七十多个人出了工。大寨最老的共产党员贾进才在旧社会扛了半辈子长工，他两个肩膀扛着一张嘴，还吃不饱肚子。农业社成立，他一头扎到社里，恨不得把全身的劲都使出来。他担负着开凿石头的任务。每天启明星一露头，他就背着家具上了山，严酷的冷风把他的双手冻裂了。手上的血染到了石头上，头上的汗珠也滚到石头上，而他还是干得那么欢。开工的第十天，一场大雪下了尺把厚。贾进才像往日一样，早上起来，拿了一把扫帚进了山，把工地上的雪扫开，打碎冰凌，又叮叮当当干起来。太阳升起来了，上工的社员给他捎来饭，揭开一看，已经冻成了冰疙瘩。贾进才拿起来就啃。有人又劝他点火烘一烘，他说：“这算得了什么！咱这苦里生穷里长大的人，没那么娇嫩！”社员们听了，更感动了，议论说：老贾，有朝一日你下世了，大家定为你立个碑。贾进才却笑着说：“狼窝掌二十多条大坝，哪条坝不是我的碑，还用再立！”在那些日子里，大寨人谁不往前闯？第一生产队队长梁变良和原来的党支部书记贾来恒等四个人，在没膝的大雪里抬着大石头从山上往下走，一路不知摔了多少跤，四个人滚成雪人，却天天超计划完成定额。大寨人在冰天雪地里，大干了二十七天，比计划提前三天完成了任务。狼窝掌，大自然给大寨人设置的一个最顽固的碉堡，终于被大寨人攻克了。狼窝掌的工程成了维护集体经济的大堤，它经受了几十次洪水的考验，仍然稳如泰山。从大战白驼沟到闸狼窝掌，整整过了五个冬春。在这五个冬春的短暂的时间里，大寨人把七条沟的“命”革了。在那里垒起了总长十五里的一百八十多条大坝，修下了两条盘山渠，两个水库，三千多个鱼鳞坑、蓄水池；把三百亩坡坡地垒成了水平梯田；把四千七百多块地修成了二千九百块，还新增加了八十多亩好地。十一年，大寨人开凿了多少石头？移动了多少土方？他们没有统计，现在也计算不出来。不过，只要看看大寨人的那一百多只手就足够了：这一百多只手上结满了老茧，被厚厚的死皮裹起来。这是铁掌！
（三）
大寨村早先流行过一句话：“这块好，那块好，哪块也不如贾承恩（富农）的掏银垴（地名）”。那时光，掏银垴一亩地能打二三百斤粮，如今，大寨块块地都强过了掏银垴，有些社员们议论变了。明里不说，暗里嚷嚷：“再增产，就要出神仙！”真的“增产到顶”了吗？陈永贵想起了一件往事：互助组时候，他有半分大的一块地，种的是玉茭（玉米）。因为草多，他就狠着心深锄了一次，不是用锄，是用钁，刨下七八寸深。没想，这一刨，倒刨出名堂来了：半分地打下一百二十斤。现在，要增加生产，就得深刨。社员的想法不一样。生产队让深刨，他们蹩着气，狠着劲地刨，嘴里喊着：“刨呀！刨呀！”背地里议论着：“苗活一条根，刨上这么深，伤了根，增产？秋后喝西北风吧！”大寨人在前进的途程上又碰上了新课题：要前进，就要推广新技术，要推广新技术，就要卸包袱，卸保守思想的包袱，卸习惯势力的包袱。让新技术的根子扎在人的脑子里！这又是一场艰苦的革命斗争。这场革命既不能拿刀弄杖，又不能开会斗争。只有一条路：一点一滴去实验。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技术员告诉陈永贵：白发病的谷苗不能喂牲口，牲口吃了拉下粪，上到地里要传染。社员半信半疑，祖祖辈辈都用这种谷草喂牲口，也没把谷子都变成白发病。事情一到他们口里，就悬乎了！怎么办？试验。陈永贵弄了八分谷地，专门上了白发病谷草沤成的肥，苗苗长高了，果然是白花花一片，一百根苗就有八十二根“害”了白发病。社员们看着，伸伸舌头，说：“敢情新技术顶事！”按新技术，作物要适时播种，说适时，就是要地温合适。大寨是山地，谷子宜迟不宜早，玉米宜早不宜迟。可老年人说：“小满玉茭，不迟不早”，“小满谷，不如不。”谁对？不知道，怎么办？试验。试来试去，新的对，旧的不对。“芒种”种上谷子，二伏吐穗，既防了旱，又不怕“雾花”；“谷雨”前后种洼地玉米，能躲过大风头，又不怕水浸倒伏。社员们看了，说：“要增产，还得靠这新套套哩！”大寨人心里开了窍。他们说：“再有保守思想，就要扯革命的后腿了。”于是，深刨的新技术推广了！防止白发病的新技术推广了！适时播种的新技术推广了！……但是，大寨人相信了新技术，却没吃透新技术的复杂性，在新的革命进程中，他们又栽了几个跟斗！听说把灰渣粪下到玉米地里，效果很好。他们不管土质，不问地性，拿来就干，给麻黄沟的七亩丰产田玉米全上了灰渣粪，结果，钾性大的沙土地里又上了钾质肥，抵消了肥效，把丰产田种成了低产田。听说化学肥料能增产，就买回一大堆磷肥来，一股脑儿往地里上，因为方法不对，使用不当，春天上到地里，秋天还是灰面面，没作用！提倡密植，他们不管合理不合理，一亩玉米留下四千苗，末了，增产措施起了减产的作用，好年景弄了个平产，少打下八万多斤粮。……失败，这本来是前进中难免的事，不想，有些人的守旧思想又抬起了头。他们说：“庄稼没巧，上粪就好！”说：“能耕巧种，不如懒汉上粪！”他们有意无意地要回到旧道道上去。更多的人不这样想，他们说：“小孩子学走路，摔跤是常有的事！”他们却从失败中找到了一个理：再好的技术，要让它在咱这地方服水土，都必须用自己的双手去实验。大寨的技术试验从此跨进了全面开花的新阶段。山后的试验田搬到山前来，赖地里的试验搬到好地里了；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有试验田，大队长贾承让也有试验田；两个生产队长有试验田，社员也有试验田。坡地有坡地试验田，沟地有沟地试验田，梁地有梁地试验田。他们试验各种作物、各种技术，真是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大寨人在科学实验的革命运动中大踏步前进着。新技术的果实累累：密植，哪个数据是合理的？到地里去试验，一块两千株，一块一千五，再一块又是一千株。土质不一样，株数也不一样，一次看不清，就再来一次，于是，密植成了玉米大增产的手段！庄稼有几十样，哪一样庄稼没有几个品种，大寨光谷子就有十种，哪种最好？他们就搞试验，试来试去，定下两种，一种叫大寨谷，一种叫毛植红，因为它们的产量高。磷肥怎样使？试验。第一年失败了，第二年再干，“事无三不成”，第三年，他们把磷肥和成泥汤汤，和农家肥拌起来，发了酵，再配上百分之五的氨肥。嘿，上到哪里，哪里的庄稼长得好。大寨有个老传统：沟地、肥地种玉米，坡地种谷子，梁地薄地种豆子和高粱。按过去大寨的气候、地力、土质，这布局是合适的，可全大寨满打满算也不过二百来亩沟地、肥地，要扩大高产作物就得往坡上、梁上挤。这一挤，谷子少了，豆子也少了。社员们有意见：“庄稼种成青一色了，想吃也调济不下。”又要产量高，又要花样多，怎么办？他们就动手试验带种、地区间作。先试几分，再试几亩，先试一种，再试几种。在革命的大寨人民的面前，没有过不去的河，没有攀不上的山。几年工夫，他们摸下个套套叫“四不专种”、“三不空”。所谓“四不专种”就是：黑豆不专种，菜不专种，瓜不专种，麻也不专种，都带在玉米地和谷子地里。所谓“三不空”就是：地边不空，地头不空，地角不空。“四不专种”加上“三不空”，高产把稳了，品种也齐全了。社员们高兴地说：“这是大寨一件宝。”人们的认识变了：“再增产，就成了神仙啦”——大寨人不承认神仙，是用革命的思想和新技术武装起来的大寨人，却真的成了使这山沟增产再增产的活“神仙”！大寨人在革命的斗争中，又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
（四）
一九六三年，大寨人又经历了一场严酷的考验。遮天盖地的暴雨，从八月二日一直下到八日。大寨这片土地上，七天落雨的总量等于一九六二年的全年落雨量！雨大风急，山洪暴发，除了狼窝掌，大寨人十来年经营起来的一百多条大石坝被冲塌了，层层梯田冲成了大沟壑，好端端的土地冲成了红石板，庄稼毁的毁了，倒的倒了，苹果树也斜过躯干，把根子高高翘起来。山流了，路断了。在村里，满村一百四十孔窑，塌了一百一十三孔，一百二十五间房，塌了七十七间。但是，大寨人再不是大自然的奴隶了。他们已经在集体经济的土壤里生了根，已经变成了大无畏的巨人。在狂风暴雨的七天七夜，大寨人在泥里、水里搏斗。共青团支部副书记贾吉义领着一帮年轻人，刚刚把二十三头大牲口从快要倒塌的圈里救出来，忽然听见大队长贾承让喊：“抢救粮食呀，仓库快塌了！”他们又直奔仓库，夜黑的像一片漆，放着粮食的窑洞，土皮一片一片塌下来。危险！但是，贾承让冲进去了，贾吉义冲进去了，陈明珠冲进去了。年轻人、老年人都冲进去了。他们冒着塌窑的危险，扛的扛，担的担，奋战了两小时，三万斤粮食刚运出窑洞，突然，轰ｌóｎｇ＠②一声，窑顶裂开了一尺宽的大缝，泥土哗哗塌下来。七天七夜，大寨人很少合过眼。大寨三百多人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房子冲毁了，大家就挤到一处住。社员贾货小房子塌了，全家五口人没着落，贫农贾承禄把自己房子腾出来，还帮他们砌火坑，修房间。陈永贵的儿媳妇刚生下娃娃，房子本来不宽余，可他们宁肯自己人受累，还是把好房让给别人住。大雨刚停，陈永贵跨过滔滔的松溪河，滚得满身泥，从城里开会回来了，和暴风雨搏斗了七天七夜的大寨人，一见陈永贵，仿佛会见了久别的亲人，一涌围上来：“永贵，咱们的庄稼冲了！”“庄窝也塌了！”“往后，这日子咋过呀！”……十几年，大寨人兢兢业业，修地打坝，不知花了多少心血，如今，谁不心痛！陈永贵也难过的翻肠绞肚。然而，他，这个战斗里成长起来的党支部书记知道：气可鼓而不可泄。于是，他问大家：“人怎么样？”社员们说：“人都在。”陈永贵说：“人在就是大喜！山是人开的，房是人盖的，有了人，一切都会有！”大寨人痛心集体经济遭到的损失，但他们并没有泄气。在大寨党支部的带领下，大寨人懂得路该怎么走。遭灾以后，县上、公社，又打电话又慰问，又给物资又给钱，大寨人感动得落了泪。但是他们却没有接受那些支援。这倒不是他们执拗，而是因为他们在灾害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十一年中壮大起来的集体经济，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物资，能战胜这场自然灾害；十一年中训练出来的干部和社员，有足够的力量能战胜这自然灾害。于是，大寨人决心把国家的支援让给受灾的兄弟队。头一天，公社打来电话，给他们拨下八十元医药补助费。大寨的干部说：“把钱给别的兄弟队吧，我们没有伤病员。”第二天，公社又打电话说，又给大寨拨下一百元安置金。大寨的干部们回答说：“我们能安置得了，把钱给别的队吧！”第三天，公社担心他们没房住，拨给大寨五十领席。大寨干部们说：“大寨有苇子，要用自己编，把公社的席子给别的队吧！”公社打电话说：“你们的灾情重，国家拨给你们一千元救灾费！”大寨人说：能走过去的路，就不让人扶。能克服了的困难，就不能伸手向国家要钱！村里，田地里被冲倒的玉米，一棵一棵地在根部培上土，扶起来。斜躺着的谷子，秆细立不直，大寨人把几棵捆扎成束，扶起来。葱绿的秋菜也在失收的土地上长起来。大寨人在这大灾年收得了粮食四十多万斤。除了口粮、种子和饲料，他们又决定把大部分余粮卖给国家。灾后的大寨村里，凿石的人，拉锯的人，熙熙攘攘，运送木材的、拉砖送瓦的车马，来来往往，不到三个月，四十间人字架的瓦房修起来了，二十孔大石窑砌起来了……。人民公社撑着腰，集体力量壮着胆。就在婉言谢绝公社、国家支援的那些日子里，英雄的大寨人立下宏伟的志愿：拨出三万元现金，提取三万斤储备粮食，凭着自己的双手，大寨人要在二年内把洪水冲坏的土地恢复原样！要把大寨变成更富裕的新农村！
（五）
在向大自然进军、向科学进军的年代里，大寨人干下多少惊天动地的事啊！但是，创造那惊天动地的伟大业绩的大寨人，却不是天生的英雄好汉。他们也像任何革命的人民一样，是在党的抚育下成长起来，在阶级斗争的熏陶下成长起来，在革命的熔炉中冶炼出来的。大寨村当中的大柳树是大寨人成长的见证。大柳树，在大寨村中的小广场。旧社会，大寨人把它叫做“苦人树”。那时，大寨是地主、富农的天下，大柳树下是他们拷打穷人的刑场，穷苦人李喜吉的女人，就是在这棵柳树上被地主吊了半天以后死的。解放了，革命的红旗插遍了太行山。大寨人在这棵大柳树下，挺身斗倒了封建地主阶级，宣布自己是新世界的主人。一九五二年，也是在这棵大柳树下，大寨人举起拳头，响应了党的号召：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光明大道，第一次挂起了大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金字招牌。大柳树再不是“苦人树”了，它成了大寨的“乐人树”。大柳树下，成了大寨人吃饭、聊天、议事、受教育的好地方。在这里，革命教育着大寨人：“不要忘记过去！”在这里，革命教育着大寨人：“把个人溶于集体！”在这里，革命教育着大寨人：“不要在困难面前低头！”在这里，革命教育着大寨人：“创业要艰苦！”初办时，党支部要求社员把集体经济当成自己的家业，偏偏有人不当回事。四十岁的社员赵小和，曾经是一个私心比较重的人，社员们背地里叫他“爱家迷”。队里让他放羊，他把羊赶到山坡上，自己去割荆条，编筐子，把集体的肥羊放成了瘦羊。大伙看着不顺眼，把他请在大柳树下，比古论今数划他：“旧社会单门独户，你爹一辈子没穿过一双新鞋；你给地主放了半辈子羊，没吃过一顿饱饭。如今，集体经济的好饭食把你喂饱了，你翻了身，咋还有私心？”批评、规劝，赵小和终于悔悟了。赵小和成了大寨的“爱社迷”。党支部号召大家勤俭创业，又偏偏有人不当回事。富裕中农贾承云，头一天卖余粮，第二天就把钱花了个光。贾承宝，一家七口人，两个劳力，社里年年给他救济款，他天天叫喊没钱花；年年接济给他衣裳，他常常叫喊没衣穿。陈永贵把他们的事看在眼里，向大寨社员挑明了：“勤是摇钱树，俭是聚宝盆，没心思过光景，能不能办好社？”一场大争论在大柳树下展开了。老年人，年轻人，男人，老人，七嘴八舌，嚷成一锅粥。末了，大家得了结论：家业要自己挣，铺张浪费，是败家子的门风。于是，贾承云和贾承宝成了大寨人的一面镜子，勤俭成了大寨人的光荣。李傻小，他的年龄和大寨解放的年代一般长。他在幸福和欢笑里长大。说艰苦，不知道艰苦是咋回事，三六九进城，进城就要看戏、下饭馆。几个老党员把他叫在大柳树下，脸对鼻子跟他说：“不要忘记过去！那一年，你妈拣了地主家一穗玉茭，地主就在这大柳树上把你妈吊了半天。回到家，一口气转不过，气死了！”句句话都像“千斤锤”打在李傻小心上，他哭了。以后，李傻小把浑身劲用在劳动上，成了模范社员。老党员，就这样用政治用劳动哺乳着年轻的一代。陈永贵的儿子陈明珠，去年中学毕业回了乡。刚回家，陈永贵就天天催他早上工，教训他干活要卖力。陈永贵老伴疼儿太辛苦，就说永贵心太狠，不疼自己这根独苗苗。陈永贵却说：“疼爱儿女不是让他们当少爷，是让他们革命，好儿一百个不多，赖儿一个也不少！”陈明珠，这个党支部书记的独生子，中学生，在父亲严格教导下成了队里的好社员。十一年，革命的风浪，不停息地涤荡着大寨的每一个人。一个大浪涌过来了，大寨人就把旧时代背来的包袱扔一批，一个大浪过去了，大寨人的社会主义思想财富就多一批。就这样，大寨人在巨浪的漩涡里一天一天成长了起来。十一年，大寨的党支部在革命的巨浪中锻炼成坚强的革命司令部。一个支部，七个委员，十九个党员。在建造集体经济的大厦中，他们哪个不是时刻紧守在劳动岗位上！哪个不是时刻站在斗争的最前沿！说劳动，什么活儿他们都拣重的干，大寨人说他们的干部是“铁汉子”。说工作，他们披星星戴月亮，不知在办公室的方桌旁度过了多少个黑夜，不知多少次熬红了眼。十一年，大寨的贫农、下中农成长起来了。四十户贫农、二十个扛长工、打短工出身的社员，成了集体经济里三层、外三层的“台柱子”。在医治洪灾带来的创伤的日子里，冒生命危险抢救集体财产的英雄是谁？是穷里生苦里长的赵大和。提出不要国家支援，靠自己建设新大寨的是谁？是老贫农贾根元。拿出自己的八百元存款支援集体抗灾的是谁？是老羊工李庆喜。领着大寨妇女，在冰天雪地里和男人一道征服大自然的是谁？是女英雄宋立英。陈永贵说，搞社会主义建设，“首先要变思想。人的思想变了，土地、技术才能变，变得好，变得快”。大寨就是这样变的。大寨人的思想就是在不断革命的风暴中变的。就是这样的大寨人，结成了坚强的战斗整体，在太行山上树起了一面革命的红旗！
（六）
十一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而大寨人却挺着艰辛，迎着困难，开拓出一条走向胜利的康庄大路。这条路，是大寨人靠集体的劳动和智慧，征服大自然的路。这条路，是大寨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扫除旧思想、旧习惯，使农民革命精神昂扬的路。这条路，是组织千百万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以艰苦奋斗、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勤俭创业的革命精神，夺取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胜利的路。今天，大寨人正满怀信心地前进。大寨人坚信：再走几年，机器和电将要送到这里，水，将从虎头山下抽出来……。“那时候啊，”大寨人说：“现在说不来，反正比现在更甜！”大寨之路越走越宽。在太行山上，在汾河两岸，在更辽阔的远方，人们纷纷议论着：“学大寨精神！”“走大寨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