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界一切物体，从产生到死亡，这是人的意志抗拒不了的自然规律，而作为阶级社会特征产物——政党，凭什么与地球共存亡呢?理虽然是这么个理，但是此时此物正如日中天，说话总得避讳点吧?可是毛主席说话却毫不避讳。请看中国共产党正像红日东升时，中国共产党的老祖宗毛泽东是怎么说的。
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亲自撰文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写道：
“一九四九年的七月一日这一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二十八年了。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青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
文章将党的性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写得深刻、生动!
读了它，也许就没有人认为“共产党死亡”是坏话了，“十九路线的实质是加速党的死亡”的话语应该是褒扬的意思了。对此，不会还有人提出异议了吧?
没有异议是不可能的!古往今来，在自然科学领域中，争议颇少。而在社会科学领域，争议极大!人类社会科学事业举步维艰。如今的社会，本质上仍然停留在奴隶社会基础上，等级、贪腐、贫穷、掠夺、战争……无时不有，所有的科学名词，自由、民主、博爱、和谐、……基本上停止在表面装潢。平常都把止步不前的罪过强加在人民“觉悟程度”头上，实际上却是统治着社会及主导着社会意识的所谓社会精英(资产阶级及其追随着)强制的。因为消灭了阶级归于平等，精英就失去生存的土壤，社会进步的阻力显然源于社会上层。不管他们如何将“经济学”、“政治学”、“理念”说得神乎其神，其实道理却再平庸不过了，目的只为资产阶级美好的日子万年长。正如毛主席紧接上文写道：
“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不承认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没有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刚才进党的青年同志们，也许还不懂得这一条真理。他们必须懂得这一条真理，才有正确的宇宙观。他们必须懂得，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资产阶级所以不欢迎这一条真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被人们推翻。……对于被推翻者来说，这是痛苦的，不堪设想的。对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则不是什么被推翻的问题，而是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如果将一个政党比作一个人的结局，同样有两种不同的结局：
有的人完成了平生意愿，无憾而终;
有的人却壮志未酬，死不瞑目。
对于代表着自己利益的政党，自然希望它得到的是第一种结局，对于损害自己利益的政党，当然希望它是第二种结局。作为工人阶级来说，我们希望中国共产党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消灭阶级实现大同，无疑是工人阶级的最大利益，而当今看到的却是相反，不是消灭阶级而是壮大阶级的勾当。非常奇怪的现象：不都是资本家，却是某些共产党人希望共产党得到第二种结局。
汪洋先生前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得要文章《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并且大造声势。声称：
“昨天(11月10日)，《人民日报》4版刊登的一篇文章，很值得研究。”“汪洋在人民日报上的新文章 透露一重大改革动向”!
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开始，似乎只是十九大才明确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似乎就是说，改革开放将近搞了四十年，只是局部开放，并未全面开放。那么这个“全面开放”到底包涵哪些内容呢?包不包括敏感的政治内容呢?汪洋并没有说，他只是说“以开放促进改革”，全面开放促进全面改革，有没有辩证逻辑关系?
一般人并不懂学术，只是看实际。看到改革开放有得有失，得到的仅仅是经济发展，失去的是文明朴实的社会。工人阶级的地位失去了;党与群众血浓于水的关系失去了;党员的信念与朝气失去了，难道这个损失还不大么?邓小平原先说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结果确实是由于开放促进了改革，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统统改革掉了。如今剩下的只有共产党执政、国有资本主导这两个东西了。饱尝开放甜果果的，正在发展壮大中国资产家早已将目标瞄准了它。
孩童都可以想到的道理，资产阶级怎能与一个以反对资本主义为宗旨的党和平共处呢?资本家先生们处在矛盾中，他们一方面希望政治变革，一方面又希望保持现状。有老板说，还是中国内地政治制度好，即使发生了富士康十二连跳悲剧，也不会发生占令华尔街闹剧。没有工人罢工，可以安心挣钱，发展资本然后将资本转移到海外。汪洋的文章，显然只是为了让资本家吃定心丸。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作用。领导干部认同它，当然自己也会先富起来;劳动人民认可它，那就要当牛马。
同样无需请教专家，只要不是又聋又瞎的人都会知道，羊羔不能生存在虎穴中，共产党的政权怎么可能稳固地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
“党的现行路线加速党的死亡”，请不要误以为这就是说，党的现行路线将导致党的第二种结局。正能量也罢，反能量也罢，希望归希望，谁也无法实现共产党在她倘未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前将她消灭掉的希望。
共产党目标，是当代社会科学中最高层次，是要改变延续了几千年的腐朽社会制度。这个腐朽制度的根本就是阶级与贫富。而与之相适应的共产党中的异已分子(比如说戈苏共的叶利钦)，行动得越快，他们就灭亡得越快。因为他们行动后果就是人们已经看到的腐败，以任何方式进行的资本生产，发展越快则越将走到尽头。取而代之的将是党的新生力量崛起。
大自然新陈代谢的规律制约着人类社会，这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与的。邓小平搞的按他自己的话说是“不可逆转”的事情，暂时的不可逆转也，为正在衰败的资本主义世界注入一点点活力，却改变不了资本生产的性质。昨天看到的一件“卖肉”新闻，正是资本生产必定走到穷未路的生动说明：(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weibo/2017-11-14/152887.html)
我们知道，资本生产依赖市场经济，也就是交换。“全面开放”为的也是交换，而让交换最后难以进行的正是这种生产关系——不平等交换。这则新闻，一个从未与社会作过交换，从未给社会付出劳动的年轻女人却可以得到5000万(实际上她也许可以得到更多)，相当于10000多个普通劳动一年的辛勤劳动!请问如此悬殊的不平等交换怎么可能进行下去?
另有一则新闻，也可以佐证全面开放，中国普通劳动者可以换来什么?(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51125/115623847997.shtml)。
“财富品质研究院最新的《中国奢侈品报告》显示，2015 年，中国消费者全球奢侈品消费达到1168亿美元，这也表明中国人2015年仍然买走了全球约46%的奢侈品。尽管2015年的中外奢侈品价差幅度比2011年缩小一半至25%左右，但中国奢侈品消费外流依然严重。”这个罪过不可能承担到普通劳动者头上，一无钱二无时间，出口旅游
的资格都够不上，还有资格在国外购奢侈品吗?
这样的世界交换方式，这样的开放市场，可能持久不衰吗?
执政者似乎目光短浅，只看到经济腾空飞越，看不到它将来如何着地。他们希望先富起来的人越富，富人吃剩的骨头，骨头带着的肉就越多，穷人也从中得到实惠。
当然也有供普通劳动者享用的东西，刚刚接下的中美贸易大单，进口2000万吨大豆，今明两年穷人吃豆腐不成问题。当然还有。“财新网”刊登的文章，佐证“全面开放”在这方面的意义：
“中国2015年进口大豆8169万吨，小麦963.6万吨，玉米720万吨，大米532万吨;不算走私，总进口粮食超过1亿吨。国产粮食总量为6.21亿吨，占比为16.7%.。如果考虑到大豆单产只有粮食的1/3，进口粮食所耗土地面积占中国耕地面积的42.7%。中国的粮袋子已经不掌握在中国人手中了。 全面实现粮食自给已经变得不可能，中国人的粮食必须依靠进口。”文章的结论是“弱化粮食自给率，农业政策才有出路”，作者显然是位喝洋墨水长成材的。
此人为什么不下另外一个结论，中国应该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的结论呢?因为农业是绿色产业，为发达国家所青睐，中国既然重视经济全球化就理应谦让，应该接受发达国家所不喜欢的污染严重的黑色工业，尽管连高丽棒子也在骂中国飘来雾霾。然而这还不是令人最担心的。最令人担心的是，“十几亿中国的粮袋子已经不掌握在中国人手中了”。此学者显然不用担心，因为他生活在德国，所以哄人说，不管发生什么灾害，每个中国人都可以得到300公斤粮食对付(天下会掉下来)，因此中国政府可以完全放心，不必担心农业。
对于这样的荒谬见解，国内的经济政治家们想必是不会完全认同的，可是既然要全面开放，必须要拿出更多的可以出手的，农产品显然不是我们的强项，难以考虑。但凡发达国家，农业GDP只能占百分之十以下，中国也必须学着这么做，朝着这个方向走，才能发展。这不是吗，上层有上层的难处，下层有下层的要求，要致富，弃农户。但是我们想请问高官们，一旦发生粮荒，你们何以面见列祖列宗?
习近平在十九说的这些句更令人注意：“全党一定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邓小平搞改革开放的意义不应该只看它发展了中国生产力，还应该看到它对人类社会所起的教育意义。它让人们看到，不管社会原本怎么样，但凡走上资本生产的道路必然引来社会腐败，不安与动荡;资产阶级所谓的自由发展，实际上是放纵习惯势力对人类社会进步事业肆意破坏。
习近平这句话引用得好：“物必先腐，而后虫生。”
顺便于说一句，开放并不是从皮到肉都甜的甜果果，自古以来就没有“全面”的说法。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手稿》中格外地提出了两个人物：法国经济学家巴师夏和美国经济学家凯里，他们虽然都是资本主义和谐论者，但是由于他们所处的国家现状不同，对待“开放”的立场截然不同。巴师夏与汪洋先生观点(按现代新名词应当为“理念”)相近，认为全面开放有助于资本主义世界和谐，而凯里却相反：
“根据凯里的意见，经济关系的和谐是建立在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和谐合作上的。英国在它本国内瓦解了这种基本和谐以后，它通过竞争在世界市场上到处都破坏了这种基本和谐，所以它是普遍和谐的破坏因素。能够防御这一点的，只有保护关税(国家用强力来抵制英国大工业的破坏力量)。”(马克思《经济学手稿》)
一个十九世纪庸俗经济学家的观点怎么能拿到当代社会呢?因为当代持相同相似观点的大有人在，2017年1月20日，另外一位美国人特朗普，他在总统就职演说中就对“全面开放”发表了诸多不满：
“几十年来，我们以牺牲美国工业为代价，发展外国工业。我们在海外花倾尽所有，而我们的基础设施却年久失修，陈腐破败。我们助他国致富，而我国的财富，力量和信心已经渐渐消逝在地平线上。工厂一个个关停，搬往他处，将百上千万的美国工人被丢在脑后。财富从我们的中产阶级的手中流逝，却被分配到了世界各地。”
还有一个事实，也可能令一厢情愿的全面开放先生们感觉不爽的：
《特朗普前脚刚走，美国针对中国的反倾销税就来了!》(http://www.szhgh.com/Article/news/world/2017-11-15/15304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