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太行解放区为考察中心，在对相关史料进行解读的基础上论述了老区土改所引发的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经济方面，满足了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愿望，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激发了民众的生产热情;政治方面，通过整党运动，转变了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调整了基层党支部的构成，使基层民主政权得以巩固和发展;社会方面，移风易俗，在冲击旧有思想观念的同时塑造了新的社会风气。
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全国各地创建了一大批革命根据地，被统称为老区。开展土地改革是推进老区社会改造和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长期以来，学界对土改运动的探讨大都着眼于土改历史意义的反思、土改前后的乡村地权变动、阶级划分与乡村社会重构等议题，虽有很多学者已关注到土改所引发的乡村社会变革，但相关探讨仍有待深化。鉴此，本文以太行革命根据地为考察对象，力图从乡村社会史角度来审视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希冀丰富和加深对这场运动的认识。
太行革命根据地位于晋冀鲁豫边区的腹心地带，既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敌后创建的重要抗战基地，亦是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前沿阵地与可靠后方，其范围包括山西、河北以及河南的部分地区，因其所处位置为太行山脉而得名。从太行区的土地变革情况来看，在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和《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之前，经过1942年开始的减租减息运动和贯彻1946年中央的“五四指示”，太行区已经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基本上达到了平分土地的要求。全国土地会议召开后，太行区进一步解决土地变革中遗留下的一些问题，到1949年5月，全区土地改革全部结束。土地改革之前，这里土地高度集中，大量土地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据全区22县159村的调查表明: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49.7%的土地;35%的中农占有的土地比重为31.4%，52%的贫雇农只拥有18.4%的土地。”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太行区的土地状况得到大幅改观，其中地主、富农的土地平均减少了80%和40%以上，农民获得的土地高达3762636亩，有80%的农户得利;贫农、雇农、赤贫每人可得到2亩土地，中农每人则有3分7厘至5分不等。土改后，贫农人均占有耕地为3亩3分，中农亦有3亩5分。事实上，作为一项前所未有的社会改造工程，土地改革不仅仅是一场旨在重新分配的经济运动，更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对农村基层政权、乡村社会风俗等方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土改的实施将民众带入了一个未曾经历的新世界。
一、民众生活水平提高，生产热情高涨
对于土地改革的基本理由和目的，刘少奇明确指出:“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不是单纯地为了救济贫苦农民，而是为了要使农村生产力从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下获得解放，以便发展农业生产。土地改革的一个基本理由和基本目的是着眼于生产的。”因此，作为一场经济运动，土地改革的基本指向便是为了解决农村的生产发展问题。
土地改革以后，太行区民众不仅获得了生产生活所需要的土地，还获得了一些其它生产生活资料，这就为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产条件的改善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据1947年，根据地政府的调查表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农、贫农、赤农、雇工在土改中获利颇丰。随着负担减轻和收入增加，人们的经济状况日渐改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上升。1946年，平顺县西沟贫农王四则的一番话生动描述了该村土改后的生活情景:“过去俺是吃的糠菜，穿的是疙瘩衣裳(补丁落补丁)，全家人伙盖一条被子，用玉菱杆围起来就顶房子住。现在，一个人盖一条被子，能铺块毡子，冬天还有件棉袄子，今年又盖了三间新房子。”
随着土地的获得以及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太行区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也日趋高涨，最显著的体现就是踊跃参加互助组，1946年，和顺县松烟村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占84.33%;就连过去没有互助组的邢台滑子村的状况也有了明显改善，有91.55%的劳动力参与了新建立的互助组，达到总户数的86.74%;路家口参加互助组的则是100%。松烟村、石坡药村新增犁、锄、镢等大农具129件;野湖泉、牛槽沟、松烟等5村增加畜力79头;石坡、水幻、滑子等村新增纺车71辆，织布机9架，参加互助组的种棉户也随之大大增加。
在当时生产工具极端缺乏、牲畜严重不足、资金严重短缺的情况下，通过互助合作方式将民众组织起来，使有限的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作用得到了最大发挥。也正因为这样，土改后太行根据地的互助合作组织迅速增加。1947年1月的统计显示，该区平均每县参加互助组织的人数占劳动力总人数的78%，相当于1945年的2倍，1944年的4.5倍。榆社县1945年参加互助组织的辅助劳动力(主要指还没有劳动技能的青少年)只占全部劳动力的6.5%，1946年则占30%。
与此同时，老人、妇女都积极参加生产劳动，这些半劳力的加入弥补了劳动力的不足。男女老少齐上阵，开展轰轰烈烈的生产运动。人们积极采取粮食增产措施，改良品种、防治虫害、修整土地。修河筑堤、兴办水利是增加农业产量的重要手段。据太行区和顺、平定、昔阳等6县统计，土改后两三年间因修渠、修滩增加的土地面积达50万亩，水浇地增加7800顷，粮食增产19万石。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发展的同时，太行根据地的民众还积极开展多种经营，想方设法增加经济收入。最突出的是手工业和家庭副业迅速发展起来。全区有52万名妇女参与了纺织手工业生产，有纺车43万辆，织布机10万架。1946年，仅平顺县供销合作社就赚洋1200万元，运输合作社赚洋3000万元;1947年，全太行区合作社总资金已达9亿元。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民众的购买力也大幅提高，进而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到1946年10月底，太行区邢台铁厂由土改前的两家增至21家。武安、长治、安阳等地的铁厂相继恢复生产。长治市的坐商由原来的340户增至1300多户。土改后，河南郏县增加工厂16家、商家128户、行店27户、合作社4处、摊贩716户。各行各业的复苏使太行区的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二、基层政权得以巩固和发展
作为一场划时代的变革，土地改革的历史意义是多方面的，它一方面实现了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愿望，调整了农村的生产关系，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部分地解决了农民的贫困问题”，另一方面，经济秩序的调整也对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如何巩固和发展农村基层政权，扭转基层党员干部在土改中暴露出的不良工作作风，调整和整顿农村基层党组织中存在的问题，就成为攸关土地改革运动能否彻底实现的关键。“对农村党的支部不加整顿，党的土改政策便不能实现，群众的觉悟组织性便不能进一步巩固和提高，生产运动便不能在组织起来的道路上蓬勃开展起来，这已经被实际运动所证实了。”
作为中共基层政权在乡村生根发芽的中坚组织，基层农村党支部的地位无疑十分重要，它向上面对的是自己的领导者，向下面对的是那些朝夕相处的农民阶层。因此，农村党支部的建立、发展、整顿及改造对土地改革的进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上，整顿党组织是一个重要议题。在刘少奇看来，党内不纯洁和官僚主义作风是土地改革不彻底的重要原因。他指出:“现在土地改革不能实现的主要原因是在我们党内，而不是在党外”，“要先从党内整起，党整好了就保证了土地改革的彻底完成”。批判和整顿党内尤其是农村基层党组织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地方主义、自由主义等作风就成为改善干群关系、团结各阶层人民、彻底实现土改的重要工作。虽然太行解放区早在1946年冬即已实现“耕者有其田”，但在土改运动后期暴露出的干部作风、支部建设等方面的问题还是引起了太行区党委的重视和关注，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对太行解放区的干群关系产生了不利影响，还给土改运动的深入发展及彻底完成带来了负面效应。
首先是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问题。在长治张庄，“革命队伍内部纪律松懈和对群众强迫命令发展蔓延到惊人的地步，随之而来的是报复主义、宗派主义、徇私枉法，以及享乐主义产生的小偷小摸、逃避公役、乱搞男女关系等。作为旧政权特征的滥用职权又开始复发，虽然还不十分严重。有钱、有闲、有文化并有一套传统，这是地主阶级的保护色，现在的干部没有这些保护色，他们的违法乱纪行为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与人民的美好理想是格格不入的。”不止长治地区出现了干部作风问题，太行解放区的其它地区亦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如太行区区委宣传部部长张磐石率领工作团对武安九区进行调查后指出，“作风有毛病，强迫命令，独断专行，不民主，成为各村主要特点。由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可以说上级越是认为是好支部，问题越多。为争取模范村和完成任务，不管群众受得了受不了，封锁上边，统治下面，一般群众对干部的感觉是新石板(方言:太死板的意思)。石洞、田二庄群众把干部称之为‘一窝蜂’，村干部对群众的吊、打、骂非常严重，在群众中引起不安，另外去年(指1947年)各地群众给干部擦脸洗黑后，干部的报复行为很普遍。”
其次是干部在土地分配过程中利用职权多分多占，贪图私利。“在武安九区的土地分配过程中，田二庄十六户贫农所分土地数高出全村平均数0.2亩，但村长支部书记二人的土地等于十六户贫农所有的好地之和，即使其他村庄每户所分土地的质量和数量悬殊不大，但干部却高于普通民众的平均水平。”在武乡，农村支部中党员干部在土地分配时多占便宜的现象亦较为普遍，其实早在抗战期间的减租减息、支差服务、合理负担等运动中党员干部多占便宜、贪图小利的便大有人在，特别是在1946年土改运动的果实分配上，党员大部分分得多分得好，在互助生产上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于是普遍造成了党脱离群众的现象。
再次是农村党支部成分不纯的问题。太行区的党组织在土地改革之前，就已不同程度地存在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1948年2月，太行区党委对全区业已结束土改的村庄进行调查，根据支部的纯洁纯度划分出4种类型的村庄，其中支部不纯的村庄占到全区村庄的60%以上，这些村庄的典型特征是干群关系不和谐，支部内有少数不纯分子或坏分子存在。如武乡县大良村的支部问题就比较严重，该村党支部成员共有89人，其中地富分子占到支部总数的29.2%，占其原有阶层总数的81.3%，而中农、贫农尽管在支部的比例达到了70.8%，但仅是原有阶层总数的36.8%，不及地富阶层相关比例的一半。
为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保证土改的彻底进行，晋冀鲁豫中央局于1947年10—12月在武安县冶陶镇召开“冶陶会议”，“冶陶会议”以后，太行区党委决定开展以“三查”(查阶级、查立场、查工作)“三整”(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为内容的整党运动，以求解决在土改运动深入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干部问题，从而改善和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农村党支部的整顿时间较长，先后进行了一年多。整党中主要以思想教育为主，此外还普遍在支部中建立3个制度:工作制度、民主制度和学习制度。工作制度主要是要求党支部经常给党员布置工作，检查党员在群众中的活动与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民主制度主要是要求定期过组织生活和改选支部委员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总结工作。学习制度规定了要定期、深入地学习党纲、党章。这些制度的建立和贯彻执行，不仅使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有所改变，而且使党支部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通过整党，广大党员分清了是非，提高了觉悟。武安九区赵庄党员李会则说，可惜整党来的太迟了，早整两年，咱就不会犯这么多错误!党员靳明则说，从这次整党里看出，党始终在挽救我，过去俺要饭的时候，爹娘给俺一个碗，叫俺要饱了饭就算了，党不光叫俺翻了身，还叫我走正道上去。在整党运动中，各地对少数错误严重又不改正的党员进行了严肃的组织处理，并对组织不纯问题进行了整顿。在壶关县14个实验村，开除党员11名，行政处理48名，党支部的构成在整党后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中富农成分的党员大幅减少，中农成分党员相对减少，贫农成分党员相对增加。在襄垣县六区杜村，2名地主、7名富农、1名中农被清除出党组织，10名贫农和4名中农被吸纳进党支部。可以说，整党运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太行区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对党支部的组织结构做出了调整，密切了干群关系，有效巩固和发展了农村基层政权。
三、社会风气发生深刻转变
土地改革进行过程中，太行根据地的旧有思想观念受到猛烈冲击，特别是长期存在的陈规陋习得到纠正。随着学文化、讲民主、讲科学、讲卫生活动的开展，全区的社会风气发生了巨变。生产发展，生活水平提高，民众学文化、学科学的热情也在高涨。各级政府顺应当地需求，在区、乡、村普遍设立文化站和民校，开展冬学教育，组织农民识字，进行科学卫生、时事政策、法令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工作，领导农民开展文娱活动。据太行区黎城、平顺等县218村的统计，参加冬学者中90%是14—25岁的青年。经过学习，多数人可以认识200字，优秀者甚至达到600字，能写日用便条和简单信件。此外，妇女们也获得了受教育机会。自1944年组织识字班到1949年，太行区榆社县云竹镇桃阳村60多名青年妇女从未间断学习;识字班后来发展成补习学校，妇女们进一步学习了国语、珠算和地理等知识，其中5人能阅读报纸。内容丰富的社会教育活动受到太行区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既提高了他们的素质，又改善了社会风气，促进了社会进步。
原本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农村家庭关系发生了极大改变。太行二专区襄垣县李来成兄弟妯娌不和，经常拌嘴吵架，甚至闹到要分家的地步。在新社会道德风尚的影响下，决定建立家庭会议制度。根据性别和劳动条件，对家里每位成员提出适当的工作要求。通过内部分工，使所有人各尽其能，合理使用劳动力，家庭收入因此增加不少。一个过去少吃缺穿的家庭，转眼变成吃穿用颇有盈余的家庭，家庭气氛也非常和睦。李来成家的事迹被编成剧本、说唱本，广为流传。这样的新型家庭在乡村社会有着空前的模范作用，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成为全区效仿的对象。太行区乡村社会中的家庭关系和人们的精神面貌都得到了很大改善。
太行区党委十分重视妇女解放工作。妇女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受到充分关注，政府“明令保障妇女的土地所有权”。各地要求土地证上须注明男女均有同等的土地权;必要时，还可给妇女单发土地证。针对农村长期存在的男尊女卑、重男轻女思想，太行区有效落实上级“关于妇女土地所有权问题，必须首先在法律上与实际上承认男女农民有同等权利，并保障其所有权”，“任何人、任何地区不能对此有所修改或动摇其执行”的指示，对改嫁妇女、离婚妇女、未婚妇女的合法权益作了详细规定。妇女获得了和男人同等的土地，从而拥有了家庭土地财产中的一定份额。政府鼓励妇女参加生产，妇女的经济地位较土改前有了极大提升。这就为该群体的彻底解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正如当时《新华日报》所报道的:“过去是:母猪不敬神，娘们不算人，好男人到县，好女人到院。现在则完全变了，共同财产，共同劳动，共同处理。”
妇女的婚姻自主意识也在日渐增强。她们慢慢认识到，婚姻是自己的事，父母不应强加干涉。青年妇女普遍要求婚姻自由、自主，而且有不少人开始付诸行动。这么一来，旧的婚姻习俗受到强烈冲击。比如，家庭成分好坏成为她们选择人生伴侣的标准。太行区北流村的一名女中共党员因为未婚夫思想守旧而解除婚约，转而和程家山村政治主任结为夫妇，成为革命“先锋”。随着婚姻自由之风日趋盛行，太行区以前结婚坐花轿、拜天地的习俗也开始被举办现代婚礼仪式所代替。社会风气的转变极大地鼓舞了妇女参加生产、政治活动的热情，也大幅提高了她们的经济、政治地位。将这部分占有重要比例的人群发动起来，对于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有着深远意义。
结语
解放战争时期，太行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不仅对当地的土地进行了重新分配，使原有严重失衡的土地状态得到较大改变，而且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首先是获得土地的普通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生产热情极度高涨，进而使乡村社会的各行各业都得到迅速发展;其次，经济条件的改变为基层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通过对基层党支部的调整和巩固，进一步密切了干群关系;再次，伴随着土地改革而开展的一系列社会教育运动，对于扭转乡村社会的旧有风气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妇女群体在这场变革中发生的空前改变更是不容忽视。可以说，乡村社会史为研究者提供了认识老区土改的新视角，从而跳出了以往过多关注经济变革的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