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权威说民企“贡献了50%的税收，60%的GDP，70%的技术创新，80%的城镇就业，90%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10月30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网站
应声发布消息称“民营企业成为我区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全区依托民营企业建设自治区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产业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和企业技术创新中心178家，占各类创新平台总数的69%。2014年至2017年，民营高新技术企业获得专利授权量增长3倍，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增长4.5倍。”广州方面也不甘示弱，一篇“广州科技创新企业民企超九成”的报道被抛了出来，“含金量”明显高于宁夏的报道。
民营企业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甚至是“主力军”这种说法近年来不绝于耳，重要的依据就是民企申请了大量的“科技创新”专利。《中国科技论坛》杂志2008年第9期刊登的《从专利统计数据看我国民营企业的自主创新》一文称：2006年初，国家知识产权局组织了一项调查，在注明企业性质的43272家的企业中，“他们提出的专利申请为310328件……其中民营企业占到了55.8%，国有、集体控股企业分别占20.6%和11.8%”。随着这些年国退民进的大趋势，民营企业的专利占比必然会随之增加，所以权威人士的民企贡献70%的科技创新是有“道理”的。
“民企是科技创新主力军”的真相
然而，@凤凰网财经 的新浪微博14日晚发了一条“不合时宜”的视频：14日，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主任董云庭表示，“去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全国专利已经有714万，我认为可能90%都是垃圾，只能充当花瓶，圈项目的钱”。
董云庭这番话其实早已是公开的秘密。笔者以前曾在南方一家小型出口加工企业做工程师，每年都要负责申请一到数项专利，这些专利基本都是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专利，申请这些专利除了让产品做宣传的时候更“好看”，另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可以据此申请区政府和市政府的专项科技资金。正如网友在@凤凰网财经 微博下的评论：“想要申请很多政府项目补贴、公司想要上市?所获得的专利数量都是硬性条件”。
《现代快报》2013年7月7日曾报道了一个案例：
【盐城阜宁的陈保清向现代快报投诉称，他与南京师范大学化科院教授顾正桂合作开发项目，但项目打了水漂，正当陈保清犯愁之时，却发现顾正桂利用该项目申报国家科技部、省教育厅、南京市多项科技资金，共计147万元。
……
第一个项目是2010年6月，国家科技部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无偿资助项目，资助70万元。同时江苏省科技厅配套立项资助45万元。当时该项目合同中设立的考核指标是，销售收入800万元，累计缴税156.7万元，累计净利润273.1万元，同时要获得国家相关行业许可证。该项目是否通过了验收，记者试图联系科技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管理中心，但未联系上。
第二个项目是2010年11月，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合同书，属于市级创新基金，由南京市科委和财政局拨款20万元给沿江化工。快报记者从南京市科委高新处了解到，这一合同已经到期，但目前对方迟迟拖着不验收。
第三个项目是2010年度高校科研成果产业化推进工程项目合同，名称是“反应精馏耦合高效萃取制备99.7%甲缩醛的工业化研究”，10月份由省教育厅和南师大签订，承担单位为沿江化工，资助金额12万元。这一项目已经在2012年5月份验收通过。
……
那么(申请项目的)沿江化工到底是什么样的公司?据陈保清称，其实这个公司只有四五个人，规模很小。该公司办公室位于紫金(化工园)科技创业特别社区内，现代快报记者赶到该公司，却发现偌大的办公区内，找不到该公司值班人员。】
前几天，“网易数读”整理了一篇报道《批量生产的中国专利，大多是垃圾》。
文章揭示：
【在中国，有大量白菜价的劣质专利，正在批量生产，批量死亡。
单从专利的数量上看，作为后起之秀的中国可谓来势汹汹。
2017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针对工业产权进行了全球范围的统计，其最新发布的《专利事实与数据报告2017》(IP Facts and Figures 2017)显示，中国在工业产权方面的发明专利、商标专利、工业设计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等四种专利的申请量中均占绝对优势，数量比美国、日本、韩国、欧洲专利申请数量之和还要高出许多。
在这四种专利类型中，最为特殊的是“实用新型”专利。实际上，多数“实用新型”专利既不“实用”，也不“求新”，多被用来授予对现有发明做出微小改进的次要发明，含金量低，创新水平差，且审查宽松。
而在全球155万件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中，中国独占鳌头。2016年，中国以30.9%的超高增速、创下了148万件的申请量记录，占世界总量的95%。
2012年至今，实用新型专利与外观设计专利授权的占比从未低于75%。发明专利授权在2015年才首次超过20%。
专利申请与维持并不是零成本。实际上，中国对专利收取的申请费、维持费、审查费、复审费和年费与国外相比已经算高昂。
在低质低效、侵权案件高发、年费成本高昂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出现了中国专利中颇为壮观的“昙花一现，批量死亡”场面。
为了激发专利创造的热情、减轻专利研发成本，政府以财政拨款的方式对专利申请和维护费用进行减免或定额补贴。
这本来是好事。但财政资源是有限的，大量低质低效的专利项目势必会分流一大部分财政资金，而真正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专利研发项目却可能因资金短缺而夭折。】
国有企业才是我国科技创新的主力军
虽说现在“中国自主创新”的成色很有问题，但即便是“矮子里面选将军”，“民营企业是创新主力”的说法也很难站住脚。《现代国企研究》2017年第2期的文章指出：
【目前按，中央企业拥有的科技人员是157万，研发人员77万，高级技工技师244万，工程院院士182人。截至2015年末。中央企业有国家级研发平台596个，其中国家重点实验室90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95个，国家工程实验室55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54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302个。
截至2015年末中央企业累计拥有有效专利40.4万项，占全国4%，其中有效发明专利13.2万项占全国9%(这才是真金白银)……2015年国家科技发明奖一等奖全部是中央企业获得的，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也全部是中央企业获得的。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16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认为，国有企业创新东西指数57.19，非国有企业指数为54.41%，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高2.78%。这里面也包括华为、京东这样民营经济创新的代表。】
“万众创新”是个世纪笑话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被视作中国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双引擎”之一。
在“大众创业”的口号下雨后春笋般出现了一大批“微商”，从在家带小孩的全职妈妈到退休的大妈纷纷加入了这个领域，朋友圈里充斥着“不是你销我就是我销你”的场面。与此同时也滋养了一大批“加盟开店”的母公司——交一定数额的加盟费，就可以空挂一个网店拿提成;拉到朋友开网店，还能按比例提成加盟费——这不就是赤裸裸的传x销吗?然而，在这个时代却堂而皇之地大量涌向出来。
在“万众创新”口号激励下，近几年我国专利申请数量呈爆炸式增长。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自2011年起连续6年位居世界第一，2016年中国的受理量(133.9万件)更是超过了美国(60.6万件)、日本(31.8万件)、韩国(20.9万件)和欧洲专利局(15.9万件)四方受理量的总和(129.2万件)，占全球总量的42.8%;2016年中国受理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分别占全球总量的95.0%和52.4%。
在全国各种名目专利排名的压力下，不少地方政府明确提出增加专利数量的种种“计划”。如广西的“发明专利倍增计划”等，致使专利数量暴涨。2016年,江西省专利申请受理总量同比增长65.9%，广东省广州市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同比增长163.6%，广东省珠海市2016年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是2011年的5.1倍，重庆市“十二五”期间专利申请量增长近4倍。
为了激励专利申请，各地政府甚至不惜配套专项资金，用于补贴或奖励专利申请，这就给某些民营企业空手套白狼、骗取政府项目补贴打开了方便之门。
“万众创新”与现代科研体系的特点格格不入
今天，人类社会的科技水平已经高度发展，每一项真正的科研创新，都意味着要“站到巨人的肩膀上”，绝非那么容易的事情。鼓励“万众创新”，想法是好的，现实可行吗?
在以前的文章《这项“封锁”美国15年的技术也是诞生于毛泽东时代! 》中，笔者曾经指出，“科学实验活动再不是科学家个人的活动，也不是少数专业门类的小集体活动，而是千军万马的大兵团作战。”笔者在以前一篇谈运十的文章中曾经总结了现代科研体系的几个特点：
高度综合性：高度综合是建立在高度分化基础之上的，据不完全统计，到上世纪末，全世界已分化出2600多个学科;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的一切大型项目，无一不是高度综合性项目，高度综合性根本改变了以往的科研组织形式。
协作面广：现代大型项目协作面之宽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有些项目甚至需要举全国之力，有些则需要国际间的合作，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动员了40多万人、约两万家公司和研究机构、120所大学，耗费了250亿美元。
研发周期长、费用巨大：科研设施和仪器设备的费用之大远超出了企业或集团的承受力，重大项目研制费用更达到了天文数字般的高度。目前一种新的干线机至少要20亿美元，用于新机设计、试验和原型机的制造、试飞取证以及制造工装和启动试产，这要花费10年以上的时间，并要300架以上的销售额才能达到盈亏平衡点，“空中客车”上马20多年后才开始赚钱。
唯一性和系统性：所谓唯一性就是指无论采用何种技术路线，也无论何时何地，所取得的科研成果都是唯一的。唯一性决定了在正常情况下，科学研究应力避重复，既可以减少浪费(一些现代大型项目的科研条件都是倾全国之力建成的，重复更是不可思议的)，更主要的是最大限度地集中力量，组织起最精干的队伍，以加快科研进度。所谓系统性是强调沿学科纵深发展方向开展长期系统的跟踪研究活动。坚持系统性是以专业骨干力量的稳定性为前提条件的，没有这种稳定性就难以实现接力和继承，就很难系统地开展本学科的研究工作。
然而，现代科技创新所需要的多学科综合、广泛协作面等条件绝不是哪一家中小型民营企业所具备的;研发周期长、费用巨大更不是以“营利”为第一目的的民营企业愿意投入的。即便是华为这样的以科技创新为称民企巨头，他所研发的华为手机也是直接采取了发达国家的A-A架构，即芯片购买arm的架构，进一步开发，然后找台积电流片;操作系统是直接对谷歌的Android系统进行UI设计，所谓的自主研发是要大打折扣的。一旦遇到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或禁运，很快将面临夭折的危险。而真要从头设计，不是华为所能承受的，也不是它愿意承受的。
指望民营企业千军万马搞真正的科技创新，完全是开玩笑。
“万众创新”历史上有没有呢?也是有的，例如毛泽东时代的杂交水稻培育，见《当代中国的农业》一书的记载：
【1964年，湖南省黔阳农校教师袁隆平，首先开始了利用不育系进行水稻杂交优势利用的研究。他与其他科技人员一起，年复一年，先后用了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个组合，进行了多方面的艰苦探索，经过六年的努力，进展都不很大。通过深入细致的总结，他发现所用材料亲缘关系太近，不育特性难以保持。于是，他决心用野生稻进行研究。
1970年，一个新的转折出现了：袁隆平带着他的助手李必湖等人，风尘仆仆地来到海南岛，寻找野生稻。他们在农村四处调查，当年10月23日，李必湖来到荔枝沟，终于在一片沼泽地里，发现了一株奇异的稻子。为应用“三系”(雄性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配套选育杂交水稻的成功，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1971年春天，湖南杂交水稻协作组根据上级的指示，把“野败”材料分别送给10个省、市、自治区20多个单位进行研究。农林部和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先后把杂交水稻列入重大科研项目;中国农林科学院召开协作会，成立协作组，与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共同组织这项研究。从此，一个以“野败”为主要材料，培育“三系”的协作攻关，有计划、有领导地在中国南方10个省、市、自治区蓬勃展开。几十个科研单位，使用上千个品种，做了上万个杂交组合，与“野败”进行回交转育。
1972年，袁隆平和江西省萍乡市农业科学研究所颜龙安等科技工作者分别育成了第一批水稻雄性不育系和保持系，但是仍然找不到恢复系，“三系”仍然不能配套，不能用于生产，试验遇到了困难。
就在这时，中国农林科学院又召开了全国水稻协作会议，总结经验，肯定成绩，加强组织，扩大研究材料，选用了长江流域、华南、东南亚、非洲、欧洲等地的1000多个品种进行测交、筛选，找到100多个有恢复能力的品种，1973年，广西农学院的教师张先程等和湖南省的科技人员，先后在东南亚的品种里找到一批花药发达、花粉量大、恢复率在90%以上强优势的恢复系，籼型杂交水稻的“三系”配套成功了!
在南方杂交水稻取得重大进展的时候，从1971年开始，北方稻区以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杨振玉等人为主，连续进行了六年粳稻杂交优势利用的试验，于1975年选育出黎优57，一九八五年在辽宁、北京、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市示范推广10.67万公顷，比常规稻增产15—20%，显示了北方杂交粳稻的优势。
经过广大农业科研人员和农民群众的共同努力，杂交水稻得到迅速推广，从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五年，十年累计种植面积达5066.7万公顷，这在中国水稻良种推广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这次“万众创新”是在以举国之力，通过“几十个科研单位，无数科研人员，使用上千个品种，做了上万个杂交组合”完成的，这才是真正的科学研究走群众路线的“万众创新”。
面对现代科研体系的特点，社会主义制度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是有着巨大优势的。美国人从原子弹爆炸成功到氢弹爆炸成功用了7年零3个月;苏联的原子弹晚美国四年爆炸，而氢弹却赶上了美国;而中国靠自己的力量这个过程只用了2年零8个月。为了应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威胁，1957年10月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美国国会批准了“国防框架内发展政策”，正式授权国防部在国防一揽子计划内，享有超出市场规则限制的广泛权力，这完全是违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则的做法。
今天，我们指望民企去搞“万众创新”，把民企当作科技创新的主力军，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