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爱情
玛丽·埃文斯/文
王立秋/译
在吉莲·萝丝(Gillian Rose)最后引人注目的一本书《爱的工作》(Love’s Work)中，谈到了现代性的世界，她说，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对自己无限感伤，却系统地对他人无情。”
我们为这种感伤辩护的一种方式是我们错误地使用了“爱”这个词，如今，这个词被滥用得太过，以至像陌生人之间的邮件中的亲吻一样，变得毫无意义。
关于新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常规叙述，都把这些世界的理想公民描绘为自主的、自我定义的、和独立的个体：那种自立的、为自己工作、不需要他人来照顾的人。考虑到人的境况，这样的人是荒谬的：因为从出生起，到青年，到工作，到为人父母再到老年，我们都需要关怀。但提供这种关怀，却是一个引起激烈政治辩论的问题：那些要缩小政权责任的人，如饥似渴地把关怀的许多方面——如果还不是全部的话——推到个体那里去。
就此而言，关于“爱”的观念不可避免地变得混乱而又让人混乱，特别是因为，在这些病态而非健康的情景中，个体应该做的事、想做的事和必须做的事，都被混到了一起。在英国，婚姻，一般是通过两种契约缔结：个体为自己缔结的浪漫契约，和宗教与政权强加给他们的，相互支持与负责的契约。
不过，在这个世界还有一个第三方，那套本质上支持人人为己世界观的新自由主义预期。同时，浪漫也已失去它之前的许多成分，如追求、和解和妥协(这些都是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的大多数英语正典虚构文学中常见的，爱情进步的可能性)而变成了某种形式的自我满足，变成了一个深受个人口味和倾向(就像，可以说，个人的冰淇淋或新鞋子的口味一样)影响的选择。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个体所认为的爱情，已经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消费：在爱情消失的时候，另觅新欢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这种对爱情的态度，据说，不必然是每个人的看法，许多人依然认为爱情是共同生活的起点，爱就意味着你不得不学习(或忍受)许多东西，这样的预期，一直是明显的。
所以，这不是一种关于今天爱情的意义，与那些在过去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的态度相反的论证：我们没法知道，过去人们彼此是多么地相爱(或不相爱)。但我们的确知道，新自由主义政策正在使做一些爱情涉及的事情变得几乎不可能。
比如说，许多人会想去关怀没法自立的父母或儿童或朋友，但这样的关怀，在很大程度上，是得不到政权有意义的支持。在这里，“有意义”这个词是重要的：这不包括给那些需要在暖气或食物或交通或别的什么之间做出选择的看护者的好处。
在新自由主义的残酷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关怀和被关怀的情感需要很难得到满足)，许多人转而追求新自由主义硬蛋糕上的人造奶油：名人文化的奶油。在一个具化了雇佣工作、赚钱、独立的语境中，利他工作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尽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对许多人来说，利他的工作，恰恰是他们最珍重、最享受的工作。
新自由主义的情感贫瘠，是它最残酷的特征之一：而这个世界提供的补偿，不过是每天参与关于他人情感生活，各种形式的供你窥视的景观，无聊且无意义的活动而已。这些著名和声名狼藉的他人，提供了某种形式的安慰和这样的保障：人们还在恋爱，还在组建家庭，以及还有情感的生活可过。
而这些名人生活中的一些，是为卖电影、旺事业和维持公众形象而冷血地建构出来，却很少是显然的：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给我们的，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可用的(而且，剧情比任何肥皂剧都要发展得快的)，对于爱情的滑稽模仿，这些情感也因此而经常与改变的消费主义幻想相关。有高媒体曝光度的情侣们又分手了，又“在一起”了，又从沙发上跳起来表达他们新发现的爱情，或又接着，为了展示本不应该需要展示的东西——那就是，人可以得到和失去爱情——而表演“一人我饮酒醉”了。
在这个谁爱谁的混乱中，这样一个出自十九世纪晚期，关于同性恋的表达——“不敢说出名字的爱”——看起来很适合，尽管在这里，语境完全不一样。要避免当前“爱”这个词背负的包袱是很难的。
也许，不用这个词，不说这个词，不想听到这个词，才能让感情和责任的紧密关系的表象和是在看起来更像回事。在一个连短信和邮购的商品都要“爱你”的世界里，也许，爱这个词的缺席，才更能指示爱的在场。
英语有许多表达对他人的正面感情的词汇：尊重、钦佩、钟爱、喜欢和愉快。单是想想所有这些可能性，就允许我们想到许多壮丽的东西，使我们能够远离爱这个被贫瘠化、被用烂了的词了。
译自Mary Evans, “Love in a time of neo-liberalism”,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transformation/mary-evans/love-in-time-of-neo-liberal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