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九一八事变87周年。87年来中国人提起这一天首先想到的两个字就是“国耻”，一个耻字概括了九一八事变的本质。900个日本步兵仅仅用8个小时就从拥有陆海空三军的20万东北军手中夺取了当时的东北首府沈阳，随即将拥有当时最先进武器装备的20万东北军赶入关内，占领中国东北全境，就此拉开了日本侵华14年的民族悲剧。
从北宋灭亡的“靖康耻”到九一八事变的“国耻日”，中华民族的千年苦难都可以用这一个耻字来概括。这是其他国家和民族历史上十分罕见的现象。古今中外其他所有国家和民族的悲剧，都是由国家弱小，武器落后，战力不足造成的，唯独中国是在人口远远超过对手，经济规模远远超过对手，军事力量远远超过对手的情况下，被打败被占领被屠杀被殖民的。中国人才用一个耻字描述自己的千年苦难。
当时如果不是东北军有一个王铁汉团长违背政治纪律，违抗国民党中央的不抵抗命令命令，拒绝与当时的中央保持一致，率领手下士兵打响了抗战第一枪，当时的日本兵甚至连开枪都是多余，仅仅用刺刀就能够解决占领北大营的战斗。20多年前苏联没放一枪一弹就亡党亡国，就是因为全体党员全体国民，没有一个人违背政治纪律，全都与苏共中央保持一致，结果就是3000万党员“宁无一人是男儿”，连一个像王铁汉这样敢于拒绝执行苏共中央命令的人都没有，结果就是在全党保持高度一致的情况下，主动接受了亡党亡国的现实。如果当时能有一个党员具有毛主席所提倡的那种“造反精神”，敢于违反政治纪律，公开站出来反对，苏联的历史有可能就会改写。
九一八事变900多个日本步兵打败20万中国陆海空三军，苏联抱着原子弹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充分证明了多年来我们那个基本观点，这就是决定国家安危和命运的根本力量，决不是经济规模和军事力量，而是由公平和道义决定的国家内在力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民的主动牺牲精神和主动担当精神。如果当年东北军有1/10甚至1%的官兵有这种主动的牺牲精神和担当精神，那就绝不会是900个日本兵六个小时占领北大营，而是不到六个小时就会把这900个日本兵消灭干净。同样，如果当年苏共有1/10甚至1%的党员具有担当精神和牺牲精神，苏联也决不会亡党亡国。一个国家的军民一旦失去了担当和牺牲精神，因为拥有多少先进武器，也都是一堆废铁；无论军队规模多么庞大，也都是一群能喘气的活靶子。这就是九一八事变给我们留下的最重要历史教训。
要让老百姓具有担当精神和牺牲精神，必须解决国内两极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和官民对立的矛盾，绝不能让老百姓感觉到这个国家只是富人的国家，只是官人的国家，否则老百姓就不可能具有担当精神和牺牲精神。况且在贫富两极分化和官民对立的情况下，政府也根本没有外战能力。
张学良不是没有担当精神，不是不敢违背中央的不抵抗政策，后来的西安事变就是证明，而是他知道中国老百姓已经被整的麻木了，已经完全变成了行尸走肉，他根本没有能力把这样一群老百姓组织起来进行抗战，所以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了蒋介石身上。这是当时张学良自己讲的。蒋介石也不是不想抗战，而是当时中国的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已经把老百姓逼上了不造反就只能死的道路，而作为大地主大买办大资产阶级代表的蒋介石，又不可能给老百姓一条活路，他只能选择通过杀戮和镇压，先把老百姓制服再说。而要对内镇压和制服老百姓，就只能对外妥协，对日本采取投降主义政策。这也是南宋以来中国历代投降主义共同采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目前我们之所以呼吁中国尽快解决贫富两极分化问题，解决官民对立的矛盾，解决社会信仰撕裂的问题，就是因为世界正在进入新一轮大洗牌的过程，新一轮大洗牌必然会造成世界各国利益的再分配，形成新的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只有通过谈判和战争来解决，目前谈判解决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战争解决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晚清和民国两个时期中国的悲剧，就是世界大洗牌的结果，只是当时世界大洗牌的规模比现在要小得多。中国要想成为新一轮世界大洗牌的胜出者，而不再是被宰杀的羔羊。就必须做好应付最坏情况的战争准备，把中国百姓训练成为虎狼，而不是驯化成为牛羊。而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官民对立问题、信仰撕裂问题，就是把国民变成虎狼的根本条件。
所以中国左翼一直建议，要把政治纪律与政治信仰相结合，政治纪律要服从于政治信仰；要把组织服从与政治服从相结合，组织服从要服从于政治服从；要把发展经济与公平正义相结合，经济发展要服从于公平正义；要把法律与道德相结合，法律服从道德，道德支配法律；最后也是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人民的信仰。以色列信仰没有撕裂，就能够以一敌百，以一抵千，以一抵万；伊斯兰信仰撕裂了，结果就是万不敌一，十几亿人口不敌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小小以色列。
总之，把国民变成虎狼还是变成牛羊，将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会不会再有九一八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