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徐乾昂】2017年1月10日，北京教育考试院首次将《红楼梦》、《平凡的世界》等六部名著纳入高考必考范围。原本不少人以为，这又是一道背诵作者、年代就能过关的“送分题”。然而当年的高考语文考试，要求考生从名著中“选择一个既可悲又可叹的人物，简述人物形象”。如果没有真正读完原著，学生答题几乎无从入手。
这可能是最能体现如今各地语文教育改革趋势的一个例子了——对学生的阅读量“疼爱有加”，但并不要求其死记硬背。
而这股趋势将在明年秋季最终成型。由教育部统一组织新编的语文教材在2012年启动编写，于去年9月试点，并将在明年覆盖全国义务教育所有年级。届时，小学、初中阶段语文教材将收编124篇古诗文；高中语文则将推荐背诵的古诗文从14篇增加至72篇，增幅多达五倍。
语文考试的难度系数看似增加了，课改也将“部编版”语文教材总主编儒敏教授推上风口浪尖。后者近期还因一句“语文高考最后要实现让15%的人做不完”，引发外界对课改逻辑的热议。7月23日，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程世和教授在微信发表万字长文，三问温儒敏“你是否还记得鲁迅先生‘救救孩子’的呐喊？”，将这波热议推到了高潮。
有三问，当然也有三答。温儒敏本人已于30日在博客上回应。
关注基础教育多年：“学好语文”显然比“考好语文”更重要
那究竟是自喻“心系万亿学子”的程世和在理，还是“崇尚大语文”的统编课改遭到了误解？在此之前，不妨来看下“部编版”语文教材总主编温儒敏的观点。他到底想要什么？
作为此次统编语文教材的总主编，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获教育部聘请，但他本身还是一名学者。关注语文基础教育多年，在他眼里，“学好语文”显然比“考好语文”更重要。
温儒敏
温儒敏教授在去年9月30日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国语文教育的主要问题是学语文不读书，读书少。语文的功能，不光是提高读写能力，最基本的是培养读书的习惯。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在方法上做点改进，希望能有些平衡。既让学生考得好，又不把脑子搞死，那才叫水平。”
以“考好语文”为目的，多年来很多老师、学生在“阅读”上强调死记硬背，很难在这个过程中体味到阅读的乐趣，更别说提高阅读的效率。为了让中国语文教育“重回正轨”，温儒敏教授引入了“牵住牛鼻子”的概念，以阅读兴趣作为切入点，引导学生由浅入深地体会阅读乐趣、掌握阅读方法、提高阅读水平，从而达到享受阅读的体验。
而这一切在温儒敏眼里，是“基本功”，是“朴素语文”。他曾在今年1月接受上观新闻采访，给出一个非常微妙的比喻：“最佳的阅读状态，是打着手电筒窝在被窝里看书。因为那种状态下的阅读是充满兴趣的，学生不会感觉到累，不然负担再轻，学生都要喊累。”
一步到位，“专治不读书”
这种衡量学生阅读状态的例子很感性，甚至有些“浪漫”。先不说每个人的心态不同，也不是所有人都希望达到温儒敏眼中的心无旁骛的“大师级阅读境界”，认为能轻松应付考试足矣。
在7月14日的一场读书活动中，温儒敏教授对这种说法做出反驳：“上大学以后，学生不光读文学著作，还会涉猎品类庞杂的书籍。如果他们此前具备的阅读方法太少，就不足以应付各式各样的阅读需求。”
言下之意，要想做到“无师自通”，“独当一面”，阅读能力还得通过系统性的训练提高。新教材课文的数量比以往有所减少，但读书内容增加了。这要求老师教会学生不同的读书方法——泛读、浏览、跳读、猜读、群读、非连续文本阅读等；语文课型对此也进行了区分：教读课是举例子给方法，自读课就让学生自主阅读，体验和试用教读课上学习的方法。
对于低、中、高三个学段的语文教学，新课改也有细分。
新课改要求增加古诗文篇幅。对此，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和教材编写的多名专家在今年2月介绍，低年级安排的古诗只要求巩固识字、写字，最重要的是能背诵、积累，做到‘囫囵吞枣’即可。中年级要求了解古诗句的意思，到了高年级，才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初步领会诗人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从小学开始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用温儒敏的话来讲，这套系统性语文课改“专治学生不读书的问题”。
2017年8月31日，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康庄中心小学一年级新生展示统编版语文新教材 @视觉中国
此外，阅读能力的提高，也可以改变过去热衷“搬弄套路”的写作风格。温儒敏教授表示，自己曾苦口婆心劝学生们“少看微信多读书“，语文教学要尽量往阅读和写作方向转一转，以此来激活我们的写作教学。
和阅读一样，温儒敏教授注重的是“写作的过程”。他表示，高中语文老师将精力用在总结应对高考作文的技巧上，只讲怎么对付考试。比如，有老师总结出15种写法：怎么用爱因斯坦的名言，怎么套入自己的经历和想法，怎么联系新闻，诸如此类。
他举了个例子。有一次作文比赛决赛，主办方邀请了300位老师和学生同题竞赛。相比学生，老师们阅历更加丰富、掌握更多写作技巧，但有些人由于不自觉地照搬套路，带着固化的思维去写作。结果阅卷完发现，学生总体写得更好。
这个观点得到过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曹文轩的认可。他指出，中国作家输给世界上其他一些作家，就输在读书上。“阅读和写作的关系，就是弓和箭的关系。”
三问：“你听到鲁迅“救救孩子”的呐喊了吗？”
140余名编者耗时5年，此次国家统编义务教育教材改革被一些网友称为“很有野心”。然而，教参无论如何改，都绕不开中国教育中的“考试”这道关。如何通过考试来衡量学生的阅读水平，恐怕还得上“硬指标”。而在这个问题上，温儒敏教授的回应也很硬气：
“考试倒逼你读书”；“在语文教材编排中下猛药”；“语文高考最后要实现让15%的人做不完”；“考试将对只爱看小清新、小文艺的女生不利”；“数学突击一个月可能提10分，语文突击一个月搞不好减5分！”
这些言论也引起了了不少学者、教育界人士的不满。有人认为他“听上去像个领导”；有人觉得他“毫无人文关怀”；有人讽刺这“读读读”到头来还不是为了“考考考”；有人则觉得，新课改已经不是在给学生减负了，是在“增负”。
7月23日，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程世和教授在微信发表万字长文，试问温儒敏“还记得鲁迅先生‘救救孩子’的呐喊吗？”，将这波质疑推到了高潮。和标题一样，文章开头也很“走心”：
“最近见朋友圈疯传《改革|语文新改革,让人冒冷汗》一文，打开看了看，一身冷汗：现在孩子太可怜太不幸，几个专家学者坐一起，就可以决定他们的命运了！为了数以亿计孩子们的命运，本人忍着酷暑，从早晨写到深夜，写出以下文字...”
自喻“心系亿万学子”的程世和教授随后开始“三问温儒敏”：面对教改愈改学生负担愈重的现实，您在脑海中是否回荡起鲁迅先生“救救孩子”的呐喊？一味给孩子“下猛药”是否违背“减负”要务？盲目扩充阅读量难道不会败坏孩子阅读兴趣吗？高中必背古诗文从14篇增加到72篇，是否有悖于“仁者爱人”的儒者情怀以及春风化雨的中国人文主义精神？
程世和
尤其是最后一问，程世和教授称自己作为一个从事古典文学教学达30年之久的高校教师，“我都无法背下这72篇”。程世和随后反问温儒敏：请问，你背的下来吗？
文章还列举温儒敏教授在朋友圈发布的“争议金句”，称这些话“比标题党还恐怖”：这些“疯狂金句”没有学者该有的人文情怀，像是一位面对严峻治安形势而主持“严打”或“专项治理”工作的领导讲话。
虽然程世和教授和温儒敏教授都认为，当今中国学生的阅读量不足，但前者更有不同看法。他认为，用“考试倒逼孩子读书”，是一种不体恤孩子疾苦、缺乏人文关怀的“暴政”。要提高阅读量，就得给孩子课余时间，把教材厚度与难度减下来，把过多课程压下来；应该理性思考“什么是真正意义的阅读”和“应该怎样阅读”，在此基础上“制定中小学阅读教学规划以及考试方案”。
有问必答
温儒敏教授于7月30日在自己的博客上，转发了广东中山市教研室郭跃辉老师的文章，题目是《质疑程世和教授——必背古诗文到底怎么回事》，称“自己还没有直接回应，但读到一些讨论的文章，觉得比较实在”。文章在开头回应程世和教授的“第一问”：有很多问题属于“复杂性问题”，不是凭借一些感性判断和道德呐喊就能解决。
针对“第二问”，文章写到：能够感觉到程教授作为文学研究专家对语文教育的关心，也能感觉到老先生的古道热肠，特别是对“什么是真正意义的阅读”的理解，确实击中了“海量阅读”的部分要害。程教授提出的在语文课单设一门阅读课程，每周开设一两节，让孩子们无功利自由阅读一两个或两三个小时，这个建议虽有理想主义的成分，但也是建设性的思路。
文章对于“第三问”的反驳最为精彩。
首先，“课程”与“教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高中必背古诗文从14篇增加到72篇，这不是一个“教材话题”，而是一个“课程话题”，是2017年版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确定的古诗文篇目。课标团队的负责人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宁教授，温儒敏教授属于教材编写团队。必备古诗文的增加，应该是一个由王宁教授来回答的问题。文章称，实际上王宁教授在很多场合和文章已经提到过这个问题。
其次，“14篇”是个说法，官方来源则是2003年版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经验中的高中语文，怎么可能只需要学生背诵这区区14篇作品呢？”
2003年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原文
除此之外，所谓“猛增72篇”的问题也并不存在。2000年1月31日，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加快普通高中课程改革的步伐，教育部颁布了《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在这个教学大纲的“附录二”中，明确规定了古诗文背诵篇目为70篇，其中古文20篇，诗词曲50首。当时这个数字与2017年的72首基本持平。
最后，“背诵推荐篇目”并不是“必背古诗文”。通俗地讲，课标中提出的72篇古诗文，未必都会选入教材，更不一定会作为考试大纲的“必考篇目”成为强制性背诵的篇目。而且，高中学生的背诵任务不是依据“课程标准”而是“考试大纲”，今年的考纲规定的背诵篇目是64篇，包括初中背诵篇目。单纯从考试的意义上讲，高中学生的背诵任务并不重。
但如果正要背起来，“程教授从事古典文学教学30年，真的背不下来72篇吗？”“如果说要求学生背诵的篇目越少越能体现仁者情怀和春风化雨的人文精神的话，那干脆不要让学生背诵了。”
“大语文”是下一个奥数吗？
无论如何，语文课改已经势在必行，谁也拦不住。
在界面新闻2日的报道中，不少在今年夏天经历高考的考生已经感觉“语文卷子厚得像本书”，“根本做不完”。随着语文考试难度系数的增加，曾经的“砍分专项”数理化似乎也得让位，“得语文者得天下”的说法呼之欲出。
另一方面，为对接语文新课改，一些学校的语文老师已经在改变机械的语文教学方式，试图让语文课灵活、有趣。
报道称，来自上海的语文教师袁东浩“很少布置背诵、默写作业”。他说：“老师没有必要把70%的时间用在30%的考试内容上。”另一位化名涛涛的小学生“更喜欢大语文课”，喜欢听苏轼、科举制度、英国大笨钟等等故事。
2017年9月1日，太原，小学生们翻看新版统编教材 @视觉中国
嗅觉灵敏的私人教育机构也已经开始行动，在奥数培训遭禁之后，除了传统的应试类语文培训，素质类的“大语文”培训成为新兴的培训品种。不少机构已经在今年暑假开办相关课程。某机构甚至还做出“年内实现净利润6000万”的承诺。
但并不是所有学生都能遇上像袁东浩这样的老师。一些学生在学校提不起对语文学习的兴趣，家长将他们送到课外补习班；而上了1对1语文辅导后，这些学生反而更不喜欢语文了。
这种语文培训到底有没有效果？不少家长、老师都提出了疑虑。界面新闻援引一位无锡语文老师的观点，对方表示语文这门学科本身的学习规律就要求从小长期积累，一时的培训带来的提升效果必然有限。
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王本中认为，大语文为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提供了新内容。而在语文教学、考试改革的背景下，王本中建议大语文培训和校内的语文教学结合起来，大语文为学校内语文教师的研修、培训提供新的体系，拓展语文教学更多种可能。
“还是先培养爱好吧，”一位家长说道，“不爱好语文，孩子根本学不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