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我讲了一路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
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我
还讲了一路的大联合，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
话说毛泽东在去武汉的途中交代杨成武说：
“这次要在武汉住几天。还住东湖梅岭1号。”
杨成武说：
“可以，政治形势已经基本稳定了。”
“我就怕4方面军出问题，结果还是出来个陈再道。你认识不认识曾思玉？”
“认识。”
“怎么认识的？”
“他原来在我们3团当青年干事，以后到1军团当侦察参谋，那时我们就相识。抗战时，他在晋察冀4纵队当副司令员。司令是陈正湘，政委是胡耀邦，副政委是王昭。那时我们已经熟悉。”
“这个人怎么样？”
“这位同志很好。打起仗来不怕他不勇敢，就怕他太勇敢。有机会消灭敌人一个连一个营，他就决不放过，一心要打。我打仗时，最担心他太勇敢暴露了我整个的战役意图。”
“哈哈，讲得好。”
“工作起来不怕他不积极，就怕他太积极。一个窗户、沙发、桌子、茶杯他也管，管得太细太多，下面有反映。”
毛泽东笑着说：
“行啦，我了解这个人了。”
1967年9月19日凌晨，专列进入武汉，毛泽东换乘吉普车要看武汉三镇的市容和大字报专栏。军区领导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希望他晚上去看。毛泽东坚持白天看，他说坏人总是极少数。他访问了工人，进行了调查研究。之后，毛泽东住进了东湖宾馆梅岭1号。他在住处与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谈到了正在考虑的下一步部署，他说：
“要开一次‘九大’，准备在明年秋季，至少在后年1月召开。”“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一批干部，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中央委员会要扩大。怎样扩大？中央委员会要选些新鲜血液，代表里要有新鲜血液。”“要不要开人民代表大会？什么时候开人民代表大会？”“党的机构、政府机构都应大大缩小。”
9月20日晚上，毛泽东接见了武汉军区新的领导班子和警备司令部负责人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他问曾思玉、刘丰说：
“形势怎么样啊？”
曾思玉汇报了武汉的情况后，毛泽东说：
“对‘百万雄师’怎么样？整得太厉害了，这样不好。坏的只是一小撮头头，大多数都要让他们自己教育自己。要给犯错误的人一条出路，包括陈再道。独立师的干部不要去揪，不要搞苦了。前一次王力他们解决‘百万雄师’就是不听我的话，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捅了一个马蜂窝，着急。王力他们搞得太凶了。”
毛泽东问刘丰：
“不是有人要打倒你吗？”
刘丰说：
“打倒没关系。今天有人写信给我，要为‘百万雄师’翻案，不翻案就没有好下场。署名‘狂人’。”
毛泽东说：
“坏人总是极少数，好人总是大多数，广大群众是好的。”
关于体罚问题，他说：
“体罚，我最反感。你们是不是把我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土豪的办法拿到文化大革命来了，这怎么行？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那样搞会脱离群众的。‘降落伞’是武汉的特产，‘燕飞’是王光美在桃园搞的那一套。”
毛泽东又说：
“文革搞一年多了，大概春节以前，全国基本上解决问题。明年的春天一定要结束，接着我们开‘九大’。我看明年秋季9月份开，至少后年一月份开。‘九大’，那些老同志老党员都要当代表。贺龙、邓小平、乌兰夫等人都要当中央委员。贺龙，在延安我就讲过，他是2方面军的一面旗帜，要保护他。邓小平是不是要保？一个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党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
他指指杨成武，嘱咐道：
“你要把这个话报告给总理。”
毛泽东顿了一下，突然说：
“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4个官衔，讨嫌。谁封我4个官呀？什么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你们不要宣传这个，要宣传马克思主义万岁，宣传马列主义万岁，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
他见大家都非常严肃，不说话，就望着曾思玉说：
“曾思玉同志，你知道你的老首长怎么说你吗？他说你呀，不怕你打仗不勇敢，就怕你太勇敢；不怕你工作不积极，就怕你太积极。所以我讲了不少，叫你不要太积极，影响了整个战略意图。”
曾思玉嘿嘿笑笑。杨成武插话说：
“曾思玉同志，我跟主席说过，你想从东北调批干部到武汉。你刚到武汉，对武汉干部情况不了解，调些人来是需要的，但调人多了，恐怕就会有副作用。你已经调好几个人来了，行了，不要多调了。虽然用着随手，不一定好。”
毛泽东说：
“你的意见好，不调不行，调多也不行，副作用大。”
曾思玉说：
“武汉现在还有人打枪。”
杨成武说：
“除北京、上海没发生抢枪，还有内蒙、河北、山东、山西、甘肃、青海基本上没有抢枪，其它地方程度不同的发生抢枪。还有打枪问题，听说重庆打了1万多发炮弹，开始也不大相信，以后听梁兴初同志讲为什么打，怎么打的，都报告了主席。主席说好，这是个训练，战备演习。拿了枪炮，不打不过瘾。”
曾思玉说：
“在武汉有个造反派有几百条枪，白天晚上总打，天天打，打得人心不安。我们采取了一个办法，叫他们不要乱打了，把他们带去靶场，每个人打一次靶，回来后，他们就再不打了。”
毛泽东说：
“湖南也是这样，这是个好经验。拿了枪不让打还行？打完了靶再上交。总之，干部问题，主要是用教育的方法，解放一批干部。干部有些是政治历史上有问题，如自首分子，投敌、脱党分子，叛变分子，三反分子，除了这些人以外，对广大干部要加以教育，组织他们集训，然后有的在这个地方不行，可以调到另一个地方去工作。不可不教而诛，当然教过之后就更不可诛。”
9月21日上午8时，毛泽东对杨成武说：
“7、8、9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就解决了。准备返京，部署工作，加速文化大革命的进程，解脱老干部。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
“什么时候走？”
“明天。在郑州停一天。”
9月22日凌晨，毛泽东的专列离开了武汉。
9月22日上午，河南省和省军区主要负责人刘建勋、纪登奎、王新奉召来到停在郑州火车站一段道岔上的专列旁。刘建勋是摇摇晃晃、拖拖拉拉地登上专列，满不在乎地走进客厅，随随便便同毛泽东握一下手，不等让座，也没有客气寒暄，便大喇喇地朝毛泽东身旁的沙发上靠下去，两只脚互相帮忙，漫不经意地脱下那双圆口黑布鞋，两只手捋起裤腿，露出毛茸茸的两条腿，身体一仰，两脚两腿都上了沙发，像北方老太太一样，盘腿坐到沙发上。车厢里毛泽东的那些随员们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毛泽东对刘建勋这种农民习惯似乎是司空见惯了，笑微微地问道：
“河南形势怎么样啊？”
刘建勋一边用手搓着脚上的泥，一边说：
“我们搞大联合，下边搞武斗，武斗搞得厉害。”
杨成武看着刘建勋实在不像个样子，想给他提个醒，可当着毛泽东的面又无法说出口。刘建勋在汇报到开封东郊的情况时说：
“我们主张不打，加强政治攻势。”
毛泽东说：
“不讲俘虏政策不好，要给‘824’做工作。我赞成你们的意见。”
刘建勋说：
“康生和江青讲话，提出一个‘文攻武卫’，打起来就分不清是谁攻谁卫了，都说是武卫。”
毛泽东脸上的笑容不见了，他微微皱着眉，吸着烟，问杨成武：
“她那个讲话录音调来了吗？”
“调来了。”
“放一遍，你们都听听。”
这是江青在9月5日接见安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时的讲话录音，只听她说道：
“同志们会说，江青同志，你讲的倒容易，我们在那里斗得可厉害啦！同志们！我们也斗得挺厉害的，只是没有武斗就是了。不过我声明，谁要跟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我一定还击！
（暴风雨一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也高呼：‘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
同志们，我不是提倡武斗，你们不要以为我提倡武斗，我是坚决反对武斗的，我是坚决拥护毛主席提出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方针。我说的是，当阶级敌人来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呢？”“要有人民解放军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逐步成立地方上的革命委员会，实行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这样才能够进行斗、批、改，才能够保证全国范围的革命的大批判运动。”“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你不要光看我们有的老干部犯了错误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打起仗来他们可很勇敢，很可靠啊！”“有的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跟不上形势，说错些话，做错些事。只要他想改正，作自我批评，就好嘛。应该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嘛，应该遵照主席的教导，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国防前线，现在要下一道死命令，严禁夺枪，如果有人硬要夺，解放军战士有权自卫还击。中央已经通过了命令。我要是警卫战士，谁要夺我的枪，我一定还击。因为我不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录音放完了，大家都不做声。毛泽东吸着烟，慢慢地说：
“‘文攻武卫’不能这么提。我讲了一路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我还讲了一路的大联合，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现在讲‘文攻武卫’，就是唱反调嘛！双方都搞起‘武卫’来，戴上柳条帽，拿起长矛来，还怎么联合？这个提法不行。”
刘建勋盘腿哈腰插上一句：
“有的小报还登主席到过什么武斗现场。”
毛泽东说：
“屁话！我住虹桥宾馆，大门也没出过，成武知道。”
杨成武说：
“根本不可能的事，主席从没出过宾馆的大门。”
毛泽东接着说：
“我已经讲了一路，南京军区不能倒，许世友不能倒。南京军区是个标志，南京军区一倒，其他军区都要受影响。我讲了一路文化革命不能搞下去了，明年春天一定要结束，然后开‘九大’。有人就是不听招呼。王力就是不听招呼！”
他站起身，又说：
“我知道，有些人是不会听招呼的，他还要搞下去。谁要搞谁就搞去，我是不要搞了。有些话我不在这里讲了，我回北京再讲。”
专列离开郑州后，毛泽东对杨成武说：
“回去就搞个机构，你来负责，任务就是解放老干部。你再抓个训练班，不但党政群干部要集训，红卫兵小将的头头也要集训，训练时间不一定长，至多2个月。北京搞，各省各大区也搞。都说林彪同志是黄埔军校毕业，什么毕业？他在黄埔军校不过4个月，那就是个训练班嘛！现在的学校一搞就是几年，这不好，要改。”
9月23日上午，毛泽东的专列进入北京。
9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经过毛泽东批准的《关于在外地串联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本单位的紧急通知》。
9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报道了毛泽东南巡视察的消息。
9月26日晚，毛泽东到京西宾馆看望参加集训会议的人民解放军三军全体成员。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先后登上主席台，会场里900多名部队干部全体起立，鼓掌声、欢呼声如雷震耳。毛泽东频频招手，等众人稍一安静下来，他突然问道：
“陈再道来了没有？”
台下应声立起一人，大声报告：
“主席，我是陈再道，我来了。”
毛泽东朝着陈再道一摆手，说：
“好，好，来了就好，你坐下吧。”
会场里不少人悄悄议论：
“这是怎么回事？”
“乱了半天，原来主席是保陈再道的？”
“陈大麻子这回腰杆硬了！”
陈再道后来在回忆中说：“现在我要老老实实地承认，有人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个人品德方面的问题，完全是胡说八道，我自己的许多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嘛！我至死不能攻击和反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确是一个无私的伟大领袖，他的每一个行动不管现在看来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不是从他的个人利益而出发的，都是出自一种伟大的理想和追求。他是为了主义而得罪一些人的，包括我，而绝对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这正是伟大和渺小的根本区别所在。我还记得林彪摔死后的一次会议上，我再次见到了毛主席，他对我说：‘过去的东西不要忘记，忘记了不好。那次事件，有人要往你头上栽，我就看出他们居心不良。不到一个月，那些要将你致死的人倒台了。我是杀鸡给猴看，不这样，那股风刹不住。但是你不吃点苦也不好呢。太顺利了不好，自己应该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群众，认识文化大革命。不要老是有怨气，不好。’这些话都是语重心长呀！可惜，毛主席离开了我们，他终于走了，而我们还在。我们总想选择一个类似毛主席那样的领袖。”
后来，毛泽东也没有忘记陈再道。1971年“913”事件后，经毛泽东批准，陈再道担任了福州军区副司令员职务。
再说在9月底，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等人开会，召来傅崇碧，追查各地走资派大员的住处。
据《戚本禹回忆录》记载：“傅崇碧回忆说，‘720事件’之后，总理命令他把李井泉、江渭清、王任重等三十几个老干部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保护起来。傅崇碧说的这个情况我清楚，在武汉‘720事件’以后，有学生要揪斗各个大区和省、市的‘陈再道’，他们到处找这些人，却找不到他们。学生们就来问中央文革，可中央文革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为这件事当时我们还在中央文革的‘简报’上登了，说文革办公室要送群众写的‘批判材料’给这些人，但却到处找不到他们。总理看了这个‘简报’以后，就说，你们把材料给我，我去转交给他们。江青不高兴了，她对此很有意见。所以，在开中央文革小组会议的时候，就把傅崇碧找来问。当时的情形我还记得很清楚。可能是康生先问傅崇碧，你把这些人弄到哪里去了？傅崇碧支支吾吾不肯说。于是又有人追问他，是谁让他这么做的？傅崇碧也没有说是谁，而是用手指指上面，说，上面。这下把江青、陈伯达、康生都激怒了，一定要他说出到底是谁的命令。可傅崇碧就是不肯说。等到第二次开会，又要追问傅崇碧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那里来了电话，说主席要傅崇碧马上过去。我估计这很可能是总理事先安排好的。”“据傅崇碧说，毛主席这次在自己住处的休息室见了他，和他谈了两个多小时。”
董保存在1987年12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杨余傅事件真相》一书中，记载了傅崇碧提供的关于毛泽东此次找他谈话的回忆材料，抄录如下：
老人家操着湖南腔问：
“崇碧同志，吃饭没得？”
“吃过了，主席。”
“坐下，坐下。今天找你来，是想问一问北京的情况。武斗制止了没有？”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慢慢吸着、吐着。傅崇碧说：
“北京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两派还在打，制止不了。”
毛泽东又问：
“朱德同志的大字报还有没有？”
傅崇碧答道：
“有，还有人要打倒朱总司令。”
毛泽东说：
“这不好。朱毛，朱毛，朱德和毛泽东是分不开的嘛！”
毛泽东看到傅崇碧手里拿着一卷东西，问道：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是刚出的漫画，今天下午他们才送给我的。”
“给我看看行吗？”
傅崇碧把彩色的“百丑图”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展开漫画，见上面画了一顶轿子，刘少奇、邓小平坐在上面，下面抬轿子的谭震林双手沾满了鲜血，罗瑞卿口里叼着一把刀子……
毛泽东看着看着神情严肃起来，他把烟按灭，愤怒地说：
“胡来，这是丑化共产党的！”
他侧过身子，对秘书说：
“你马上打电话给陈伯达，告诉他，这个‘百丑图’是骂我们的，不能搞，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
秘书去后，毛泽东继续问傅崇碧：
“红卫兵还斗干部吗？”
“斗得厉害。”
“怎么个厉害法？”
傅崇碧猫着腰，两只胳膊向后举着，学着“喷气式”的样子，说道：
“就这样，有的还在脖子上挂一个牌子，写上他们的姓名，还打了个。”
毛泽东皱着眉头，又问：
“当年你们打土豪，开斗争会，也是这个样子吗？”
“那个时候没有搞‘喷气式’，顶多戴一顶高帽子游街。”
“就是嘛。这样搞，不好！好人搞坏了，病人搞死了。”
见毛泽东这样讲，傅崇碧才明白，这些情况，毛泽东并不知道。看来，他是不同意这种搞法的。他大胆地向毛泽东反映了许多情况：陈毅的夫人张茜正在生病，被造反派抓来游街，团中央的“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也被造反派组织揪到大会上批斗……
毛泽东听得很认真。他随口问了几个省委书记、部长的名字，又说：
“他们怎么样？”
傅崇碧趁机把周恩来命令他转移老干部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毫不迟疑地表态说：
“好！总理安排得好！你们做得好！”
听到毛泽东这两句话，他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
“主席呀，要是不把他们保护起来，红卫兵会把他们斗死的！”
“你们做得对！”
毛泽东又重复了一句；转身对秘书说：
“告诉文革小组，不能把人往死里整！”
傅崇碧赶忙说：
“主席，可不能说是我说的。”
“你怕什么？”
他有些委屈地告诉毛泽东：
“为转移老同志的事，我挨批挨得够呛。”
“谁批你？”
傅崇碧的嘴巴张了张，差点说出江青的名字，话到嘴边还是咽下去了。江青和毛泽东是夫妻呀。他改口说：
“戚本禹他们都批过我。”
“不要怕他们。”
毛泽东说完，准备去工作了。傅崇碧忙问：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你今天反映的情况很好，很好。”
“我走了。”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傅崇碧回忆中所说的许多事情，并非中央文革所为。比如‘百丑图’的事，斗争张茜的事，我们就一无所知。那时外交部的运动，江青叮嘱过，一切听总理的，我们不要去插手。总理要陈伯达或者其他人去讲个话，也得征询江青的意见。只是我一直都不知道，傅崇碧竟能在主席面前张冠李戴地把我给端了出来。傅崇碧跟我的关系一直都很好。在文革中，我在工作上帮他办了不少事，解决了很多难题。不然他也不会向江青提出，要我去北京卫戍区当政委的。我想，他也不是故意要害我，他也是没有办法。自从王力、关锋被审查后，我做事就一直很谨慎，很低调。所以我不可能像他所说，在追查各地走资派大员住处的会上去批评他的。批评他的是江青、康生，他却把这些问题全栽到我的头上。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没讲过一句话。后来傅崇碧在秦城监狱对我那么客气，恐怕也与他亏心地向主席反映情况时拿我来顶替江青、康生有关系。”
再说在国庆节前夕，江青提议由张春桥替林彪起草讲话稿。后来周恩来看了张春桥起草初稿，他对张春桥说：
“是否把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最新指示，通过林彪同志的讲话传达出去。这是一个重要的节日啊！”
张春桥说：
“那就突出主席讲的‘斗私批修’。这是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的总纲。我陪主席视察中，主席多次讲了这几个字的含义。”
周恩来同意后，张春桥在林彪的讲话稿里加上了这样一段话：
“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斗私批修。斗私，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批修，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反对修正主义，去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这两件事情是互相联系的，只有很好地斗掉了‘私’字，才能更好地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
毛泽东看了张春桥写的这篇讲话稿，很高兴，他批示道：
“此件很好，气势磅礴，又扎实，不浮夸。是一篇一年斗争的总结文章。”
9月30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中国的事情有一部分干得还可以，有一部分干得不好。如果统统干得好，还搞文化大革命干什么？正是有个黑暗面，要改变。”“在去年夏季赞成我们这一道理的，赞成文化大革命的，占少数。那时，工人还没有起来，学生受压迫，左派站不起来，红卫兵刚刚冲破这个压迫。现在来看，情况就不同了，工人起来了，革命派占了多数。现在可以说，多数省革命派占了多数。”“去年上半年到今年2月，我把形势估计得严重一点，我说我们这场斗争的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第二个可能性是胜利。”“现在可以看出一个眉目来了，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
1967年10月1日，首都5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周年大会。毛泽东、林彪出席了大会。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毛泽东、党中央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由无产阶级自己发动的大革命。”“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斗私批修。……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用斗私批修这4个字为纲，加强对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的思想教育。要开办各种学习班，中央办，地方办，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也可以办，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这一天，张治中也被邀请到天安门城楼主席台参加观礼。此时的张治中，已经是久病缠身，体力不支，由儿子张一纯用轮椅把他送上了天安门城楼。毛泽东主动来到张治中身边，与他亲切握手。张治中直言不讳地对毛泽东说：
“毛主席啊，您的步子走得太快了，我跟不上了。我一向认为，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好的，怎么一下子这么多干部都变成‘走资派’了？现在被打倒的干部不止5%了吧？”
毛泽东微微一笑，说道：
“文白兄，你放心吧，我们可以甄别嘛。”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保护下，张治中在文革中没有受到政治风暴的影响，他非常感激毛泽东。1969年4月6日，张治中逝世于北京。他在临终前，写了一份遗嘱，对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后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关怀，表示真诚的感谢，并“祝愿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10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毛主席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度国庆》的消息。报道中说，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宋庆龄、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谢富治、江青……”
国庆节过后，《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为《“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的社论。社论中写道：
“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在哪里？最本质的是旧在一个‘私’字上，就是从为自己、为‘私’的观点来看世界。剥削阶级的利己主义，是滋长资本主义的天然土壤，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大因素，是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毒菌。”
“我们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每一个革命同志，既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动力，又应当把自己看做革命的对象；既要做批修的先锋，又要做斗私的闯将。如果不斗私，不革自己的命，那么，批修也是搞不好的，而且可能会被修正主义的东西所蒙蔽，甚至跌入修正主义的泥坑。”
10月3日，毛泽东会见刚果（布）总理驽马扎莱，他在谈起文化大革命时说：
“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的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我只要求你（指国内干部——笔者注）一条，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可以解释嘛，有道理为什么要骂人？”“这样不行，老百姓不同意，也要批评你，当然不会因为这些打倒你。这次一年多的一个大批判运动，可把这些干部吓一跳。”
他还说：
“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有那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我们就可以教育。”
驽马扎莱插话说：
“外国人讲中国乱得很。”
毛泽东说：
“乱了一会儿就不乱了，请他乱，他也不乱了，他闹够了，不闹够不行。学生、工人、农民都起来闹，这个时候差不多了。”“一个工厂为什么要分成两派，而且打得那么凶？这没有道理。他打够了，就不想打了，下面不打了，工人不想打了，群众不想打了，上面头子孤立起来了。中央讲几句话，就是给他一个下台阶的机会，讲早了不行。”“现在没有危险了，我已经走过了。打够了，不愿再打了，问题已解决了。好像身上长了一身脓疮，把脓挤出来，身体更健康了。”
10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整理好的《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记录稿。中共中央的转发通知及记录稿的全文如下：
现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记录稿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组织群众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为武器，总结前一阶段运动的经验教训，制定贯彻执行的具体措施，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毛主席的谈话内容主要有：
1、关于形势：
7、8、9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有一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2、关于大联合：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革命的红卫兵、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都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3、关于对待干部：
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评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巩固革命的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
4、关于红卫兵：
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了。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欲知毛泽东的南巡指示宣传和贯彻的结果怎样？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不仅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后期战略部署的总纲，而且也是后人认知这场史无前例的、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重要文献。关于“乱”的问题，毛泽东说：“有一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事实的确如此。大凡亲历文革的人都知道，在那3年期间，社会上既没有匪盗劫掠，也没有坑蒙拐骗，更没有黄赌毒害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产不但没有被破坏，而且日益发展，蒸蒸日上。谨以湖南为例，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说：“农民照样种田。今年可产粮250亿到260亿斤，去年产230亿斤。今年棉花可产180万担，去年是150万担（见上一章。）”农业是这样，工商业也是这样。只有那些当时被“乱”的人，才称文革是动乱，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兜售他们的私货，都是经不起一驳的谎言。
另外：关于“文攻武卫”的口号究竟是何人提出来的？与江青又有何关系？研究文革史有必要搞清楚。在李素立采访并整理的《郑州文革武斗和“文攻武卫”口号——原河南二七公社“火指”负责人袁庾华专访》一文中，有一段对话是这样写的：
“袁：7月22日中午，农学院大门口贴出了当日凌晨江青‘要发动群众制止武斗’的讲话，江青说：‘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的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作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李注：《河南省大事记》P202记载：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北京接见河南赴京谈判各方代表时，做此‘文攻武卫’的讲话，次日，‘文攻武卫’口号在《文汇报》上公开发表）。
李：这是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
袁：是我提出来、江青肯定的。她‘722’讲话中不是说的很清楚么，‘河南一个革命组织’就是‘二七公社’，再具体点，在‘二七公社’内，不就是我‘531’（指5月31日在火线指挥部紧急会议上——笔者注）提出来的？文革20周年官方出版的由严家其和高皋所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文革30周年官方出版的由席萱、金春明所著《文化大革命简史》，包括百度百科等，都说是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是‘栽赃’嘛！”
这就是真实的历史！袁庾华因为参加文革曾4次入狱，累计被囚十数年，而今为正视听，挺身而出，着实令人可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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